17岁的郑宏杰飞快地在电脑上敲击着。他不断地输入代码、名称和密码，让屏幕上的窗口以1秒钟左右的速度切换，出现了Windows、AD CS、Active Directory等外人不太熟知的界面，像极了一个熟练的IT工程师。

郑宏杰是深圳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以下简称“深一职”）一名计算机专业的学生，今年高三，留着一个浓密的前盖长碎刘海头，戴圆框眼镜，看起来稚气未脱。在技术上，他已接近一个中级网络工程师水平，如今能自由地在网络上接单。接单平台是深圳市最火的平台之一，针对当前IT服务需求与资源的不均衡情况而建立，一些中小企业可在上面发布需求，灵活招揽有经验的工程师帮他们完成企业网络搭建和BUG处理。郑宏杰接的这单，是来自广州某中小企业的交换机安装调试需求。“我还会写无人机代码，让他们编队飞行。”郑宏杰说。

这样的单子，郑宏杰每月能接2〜3单，能赚几百至几千元。对一个高三学生来说，足够覆盖掉生活费。他的指导老师也支持他在网上接单，以此增加他的实践能力，有时候还帮他和同学介绍一些单子。“我是希望他们能有一些职业的体验。”指导老师潘涛说。

潘涛今年35岁，寸头，搭配着一件深色Polo衫，一副标准的理工男打扮。他是深一职计算机专业科组长，曾带领学生在省级、全国技能大赛中多次斩获金牌，是一名“金牌教练”。但获奖愈多，他对技能大赛的培养模式就产生愈多思考：从某种意义上讲，技能大赛集训队是一种精英教育，那如何让更多学生从此中获益？

为此，学校开办了“技能学堂”社团。学堂中，学生能学到集训队的前沿知识，获奖队员会给他们上课，老师则介绍相应实操项目和实训。郑宏杰去年获得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等奖，被保送到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之后，他也会给学弟学妹们讲授常规课堂外的知识。地处深圳的区位优势，给了这一社团难得的锻炼机会。郑宏杰的一些学长，甚至包揽下了深圳国际创新中心的部分计算机维修和数据恢复工作。

潘涛说，学校之所以想要做技能学堂，也是考虑到深圳中职教育这些年出现的趋势：升学率逐步走高，逼近100%，“现在中职学生直接就业很少”，这种情况下，应更多让学生在校获得一种体验，寻找自己未来的兴趣方向，到了高职院校可继续深造。学校与腾讯正式开展了校企战略合作，争取能让这些学生去腾讯实习。“他们现在的水平还进不了腾讯，但是去与腾讯合作的伙伴公司实习是没问题的。”潘涛说。

潘涛是计算机专业一名金牌教练，他曾去德国考察职业教育，对于技能大赛如何惠及更多学生，他有自己的思考和实践。

职业的体验，是潘涛着重强调的现阶段中职教育应有的内容。2018年深圳在全市职校内选派了15位老师参加“海培计划”，到德国考察和体验当地的职业教育，潘涛是其中一员。德国是世界上职业教育做得最好的国家之一，潘涛的视野被完全打开，“体验到真正的职业教育应该是什么样的”。

德国的职业教育以双元制闻名，即课堂学习和工作实践紧密结合，学校为“一元”，企业为“一元”，其成功关键在于早期对学生进行分流。潘涛在德国看到，当地几乎每个地区都有一个职业教育中心，13〜14岁的孩子们只要感兴趣，就可去中心体验。德国一共近350多种技能主导的职业，都被写进职教中心目录。孩子如果对某职业感兴趣，可选择在中心进行为期两周的体验。

“在职教中心里，孩子们的体验质量很高，各种材料非常齐全，原材料、说明书、图纸什么的都给你准备好了。”潘涛说，假如你想做一个手机壳，可从职教中心里找原材料，自己按照说明书加热、定型再打磨。他当时花了大概一周时间，在职教中心体验了一把做木匠的感觉。他拿着中心提供的工具，从树上一根根把木头砍下来，按照图纸打磨，最后做出了一个精美的风车。

“体验好的话，学生就能往这条路上走，体验不好也可以再次选择。”潘涛说，体验之后，孩子可在14岁时签下一份双元制的意向合同，签订主体是当地商会或企业，后者承担了德国职教大部分的技能培训职责，培养周期长。中国国情不同，职责落在职业学校，培养周期短。“现在中职教育三年，学不了太深技能，所以我主要就是推行一个体验。三年后随着学生认知的提高，如果他体验好，完全可以在高职深造。”

潘涛最早是在企业和部队工作，后来做了职校老师。刚开始上课时，他发现自己讲的很多东西，职校学生听不懂，从德国回来后，他逐步转变教学方式。“比如我讲网络技术这门课，不会上来就噼里啪啦把理论体系讲了。我会让他们先做一些好玩的事。”潘涛让学生打开谷歌地球，一点点缩小范围，找到自家所在位置。“通过这个让他们发现很多网络体系的架构，比如谷歌地球上家的位置，就是他们家小区节点或交换机的位置，从而延伸出这些概念。”

这种教学方式，让学生郑宏杰印象很深。他中学时偏科严重，英语和语文都不好。到了职校后，他发现计算机学起来也不容易。他记得，潘老师上课最初讲到了TCP/IP协议，他一脸懵懂：“什么是协议？”这个问题困扰很多同学。潘涛后来举例说：“红绿灯就是协议，什么时候通行，什么时候不能通行。”经过这一提点，郑宏杰就理解了。

深一职的地理位置极好，它坐落在福田区，紧邻28万平方米的深圳国际创新中心，属于深圳中心区CBD的东门户，不远处就是华强北。校园面积紧凑，教学楼修得高密，挂满了红色喜报，中间空出大片场地做高标准运动场。课间时分，学生们会在几十层高的写字楼幕墙的反射与遮蔽下，奔跑跳跃。

深一职地处深圳福田区核心地带，那里用地紧张，站在体育场就能看见附近高楼

在人地资源紧张的深圳，位置好，说明学校建校早。深一职创建于1983年，前身为深圳电子技术学校，这是深圳市第一所中等职业学校。“上世纪80年代，深圳电子企业发展迅猛，但深圳的教育体系里还没有职业教育，所以就办了这么一所学校，想要为深圳的产业发展输送职业技术人才。”校长黄建行说，后来随着深圳产业更新换代，学校专业不断调整，就改名为深圳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深一职在很多方面领先，录取分数常年在全市前列，是首批国家重点职业高中、首批国家中职教育改革发展示范校。潘涛所在的计算机应用专业更是有首批国家级重点专业、深圳市品牌专业等荣誉。今年中考录取时，该专业位于第一批次，能与普通高中同一批次录取学生，507的录取分数线比很多普高还高一截，生源和专业建设都属前列。2010〜2013年，学校申报国家级示范校时有3年建设期，专业建设是重中之重，计算机专业由时任科组长的吴彦主要负责。“申报有各项软硬件的要求，包括人才培养模式及课程体系改革、师资队伍建设、校企合作及工学结合运行机制建设三大部分，细分包括建设怎样的课程体系，课程、实训室、教师能力及学生素养能力达到什么程度等。”吴彦说，虽然申报成功，但她还是觉得有遗憾——校企合作这块不是很理想，“这块是最难的”。

作为职业教育体系中的“二元”，校企合作占有重要地位，学生如今最少都要去企业实习半年，是毕业的必要条件。“职业教育最大的特点，一定是要跟产业对接，它的根和魂就在于产教融合，主要就是靠校企合作。”校长黄建行说。深圳市在全国率先探索“政府出补贴、企业出场地、校企共建共享”建设模式，累计投入资金超4亿元，建成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实训基地219个。

不过这过程中，有参与其中的老师深感产教融合之难，哪怕是在深圳这样的地方。“因为找合适的企业不容易，企业是做生产的，有效率和利润要求，而我们的学生跟深圳一些优秀企业的要求还是有一定差距。”吴彦说，申报示范校那会儿他们主要就是给学生去企业找实习、或请企业工程师给学生做培训，还做不到全方位与企业深度合作。

吴彦是前计算机专业的科组长，负责过多次校企合作，她认为校企合作成功的关键之一在于课程

当时，深一职找到长城计算机进行合作，长城是国内知名的应用解决方案供应商和系统集成服务商，主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长城对这次校企合作很重视，学生能去参观学习，但无法去实习，“他们需要的都是高素质的技能人才，比如开发人员，我们的学生暂时还达不到。做基础生产线的工人，学生又不愿意去，个别学生能承担一下维修维护、系统调试岗位。”吴彦说。

长城工程师也会来学校上课。2013年，长城和学校达成一项合作，要在学校内建一个云计算实训室，吴彦当时定的目标是学生经过学习后，能够做云计算的系统维护。长城帮助学校建立了云计算实训室，配备了工程师前来上课，学校则拿了一个计算机班的学生来做项目试点，主要学习网络及云计算基础及相关实训，将来服务于云计算系统的基础安装运维。

“项目的规划想法本来特别好。”吴彦说。只是随着时间推移，校企之间的差异开始显现。在当时，云计算还比较超前，但这种单一项目实训则尚未融入到整个职校课程体系。“好比这只是一个领先突出的点，它融入不了整个中职课程大集体中。”吴彦说，中职学校课程更基础，校企双方课程衔接没做好。并且当时，很多企业工程师来学校讲课，没能很好把握中职学生的特点，对于学生是否接受和消化，也没有老师那样敏感。做了一两届后，作为专业带头人的吴彦身兼数职，精力有限，项目就停掉了。吴彦至今觉得遗憾，“如果当时坚持下去了，学校现在的云计算肯定是中职里很顶尖的”。

潘涛也参与了那个项目。他从另一个角度解释说，早期的校企合作还不够深入，是因为主要局限在场地使用，设备使用等硬件设施的合作，而计算机设备更新换代速度极快，对学校来说吃不消。“企业喜欢从设备上面来合作，这是一种销售模式，相当于把工厂的东西直接搬到学校，学校来学这个产品。这只是一个叫产教的模式，是一时的。”潘涛认为，最好的方式是，企业推出一套岗位技能的能力标准，建立课程体系，中职学校与之合作，能得到其软硬件教学方案。“比如现在腾讯华为推出了一些1+X等级证书，学校可以学你企业制定的这些内容。学生可以学习企业制定的技能课程，让学生了解企业用人的岗位标准。”

潘涛在德国考察时，看到德国有一款全球有名的海德堡打印机，其每出一款新产品都会最先送到学校，后者有相应的课程体系做衔接和过渡。“德国的学校是来培养最前沿技术人才的地方，整个课程体系和产业结合特别好。”

于是，在这次校企合作后，计算机专业部分老师们做了经验反思，他们决定从课程标准入手做校企合作。他们最初是从两门基本的网页制作课、网络搭建课程开始，找到企业合作。学校专门拿出了一定经费，请企业共同参与制定课程，老师提需求，企业定方案、做培训。“以前我们老师可能会教网页制作，但对于一个网站真正的维护其实是不太了解的。”吴彦说。企业都是项目主导，一个项目从立项到落地，企业拥有全部的经验和人才，这恰好是过去很多职校教师的短板。

在网页制作这门课上，学校和企业花了半年多制作课程方案、计划和资源，后半年正式进入课堂。第一课堂上，企业工程师给学生布置了一个任务：要为学校的跳蚤市场制作一个网页，并展现出效果图。很多学生看到图后有点不敢相信：我们能做出来这么漂亮的网页吗？看着跟那些专业网页一模一样。

企业的工程师从如何把一个网页项目落地开始授课：申请服务器域名、如何架构、如何设计等流程从头到尾一一传授。每一节课会按项目进度拆分成小项目，学生分组完成，最后落地为一个大项目。有时候，企业的人不能到场，双方就共建一个资源共享平台，由企业的人录制讲课视频，老师在课堂播放，带着学生实操。最后，当跳蚤市场活动日即将到来的一天，学生们真的做出来了相关网页，可通过域名直接访问。机房里的屏幕投出落地的网页效果时，一些学生兴奋得叫出来。

吴彦和同事一起，将网页制作、网络设备等两门课都申请了深圳市的精品课。“我当时就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职业教育。”

新一届集训队的同学正在进行技能实训，为技能大赛做准备

不过，即使有了课程指导的校企合作，想要再往深进行产教融合，仍有一定难度。全国中职学校均采用“2.5+0.5”模式，在高三上职校春季高考结束之后，学生会有半年实习期，而以前是一年。“现在中职学生高考提前，专业课受到不小的影响，技能相对弱了，这样一来合适的企业更不容易找了。”吴彦说。

为了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教育部在2014年推出了现代学徒制，作为一项新的校企合作育人机制。现代学徒制度以技能培养为主，要求教师和企业联合传授技能。“为什么要搞学徒制？因为我们的职业教育中学校和社会是脱节的，而全球很多国家都是综合高中，没有职业高中和普通高中的分别。现代学徒制是德国双元制的灵感，学生是学生，但也是学徒，能更快掌握一门技能。到企业可以直接上手。”副校长卢曙红说。

深一职是2015年第一批获教育部批准进行现代学徒制试点的学校，也是全广东省唯一的试点学校。从那一年开始，学校在机电专业、物流专业与企业展开合作，双方共同开发课程，企业工程师来学校上课。项目同时采用“1+1+1”模式，一年级去企业感受一星期，二年级一个月，三年级一整年到企业跟岗实习。“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实际上水平是很高的。”卢曙红说，第一届学生有100多人，但这项目办了1〜2届之后，就办不下去了。

原因在于，学校当时在深圳采用自主招生，按就业导向培养，但这批学生临近毕业时，几乎都不愿意直接去企业就业。“当时招进来的都是深圳长大的孩子，他们想升学，拿更高的文凭，所以最后到企业去的人几乎没有，都去职高院校了。”卢曙红说。

《8英里》剧照

2017年现任校长黄建行调任深一职。面对这个推行困难的项目，黄建行想到把扶贫结合起来：把招生目光投向内陆贫困地区去，让愿意早就业的孩子上。2019年，他们与中国500强企业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到广西百色、江西寻乌两个县招生，在当地的中职学校里选拔、面试有意向的生源，一共招到15名学生，均来自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家庭。

当年15岁的吴有曾来自广西百色。2019年他在职校读书时，听说有深圳学校来招人，他就去听。宣讲中，他只记得老师说会报销路费、解决住宿，每人每月还有800元补助。“这样能为家里减轻不少负担。”吴有曾听完后，马上给家里打电话，家人起初不同意，但他成功说服家人，经面试等选拔环节，人生中第一次来到深圳。

对于吴有曾这批学生，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更加注重企业“学徒”的技能。吴有曾每周一至周四在欣旺达跟岗学习4天，周五回校上一天文化课并过周末，欣旺达根据产线（产品）设备不同，将课程体系分为了4个模块，定期轮换学习，学生要完成不同设备的实操，并在最后一个学期跟着企业顶尖技术人员实习。校企合作开发了“机电控制技术与应用”等9门课程19本教材，结合企业生产实际，通过案例式教学，将理论知识融入到工作实践中。

在当下我国技术人才难寻的情况下，这种传帮带式的师徒制培养，也为企业解决了一定的用人痛点。“公司对技术员的需求大，在市场上挖人成本高，本土培养周期长。但是试点班的学生非常年轻，我们从学生阶段就对其进行培养，会让他们对企业的认同度高。这样下来，人才在公司发展的空间大，保留率就高，相当于我们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嫡系部队。”欣旺达总裁助理尹庆玲说，这是他们参与的主因。

《八小时不是一日》剧照

一周4天时间，给了学生们充足的实训机会。吴有曾还记得，他第一次进入企业车间时，被其自动化程度震惊了，“那么大的车间，一个车间有6〜7条生产线，每条有30多米，但维护人员才1〜2人。我在老家中职学习时，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大的车间，也没有学过这些知识”。企业“师傅”也异常负责，每早8点到车间时，师傅会让吴有曾回忆前一天教的内容，有什么问题提出来，待问题悉数解答完后，再布置当天任务。一些师傅还会做PPT在办公室先讲，讲完了立刻带去车间实操。“这样学肯定都会出成果，毕业时至少是一个中级工程师水平。”卢曙红说。

不过，现代学徒制在执行过程中也一样需要解决困难。对这批孩子，学校和企业各配一位班主任。校方班主任何伟宁告诉我，很多孩子刚来深圳时很想家，有学生家里还发生着家暴问题，“经常有情绪”，这是老师要特别关注的。“孩子们心理或多或少有些自卑，对他们说话不能太重，甚至声音都不能太大。”他带着他们去逛了深圳华侨城、深圳湾等地标建筑，经常嘘寒问暖。学生往返校企，都是专车接送。

校企之间也要不断磨合。企业讲究效率、利润，赏罚分明，而学校教书育人，允许学生试错，二者之间会冲突。何伟宁记得，有一次一位学生在企业实训期间，不小心弄坏了设备。企业非常生气，当即表示要开除他。校方和企业紧急沟通，最后保住了这位学生继续学习的机会。

2021年7月，这第一批学徒制学生正式毕业。按照之前的意向，他们左手接过校方的毕业证，右手就能和欣旺达签订就业合同。此前企业就找到学校，想要把现代学徒班规模扩大，最好增加几十人甚至100多人。校方深思熟虑后，暂未采纳这一计划，“规模肯定会扩大，但扩不了太多”。卢曙红说，第二期学徒制试点班只增加到19名，一是因为学校地处市中心，场地有限，老师平日教学任务也重，二是因为培养这些孩子的成本并不低。

毕业那天，学生们统一身着正装与企业签订合同。多数学生毕业后进入企业的基础技师岗位，做诸如设备维修等工种，一月能有7000多元工资，对于家境贫寒的他们来说算不错，而且以后还有深造机会。只是，原来入学的那15位同学中有一位缺席了——他选择回老家，继续升学。

《沉默警报》剧照

如今，升学已是深圳各职校的主要特点。深一职紧凑的校园里，有一栋教学楼很特殊，它独立于实训基地和综合楼之外，紧挨深圳国际创新中心。傍晚时分，学生都在埋头苦读。他们是深一职中的综合高中实验班，全寄宿在校内，最后参加夏日高考。

为何一所中职学校里会有综合高中班？黄建行解释，这是2014年经市教育局批准开办综合高中部，推行的综合高中试点，业内称为“职普融通”，深一职是深圳市唯一试点单位。“因为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属于两个体系，在我国目前还是没有打通的，而实际上随着社会发展，我们更需要一些综合性人才。”黄建行说，办这个班，也是为了学生能够双向流通，“给学生一个再次选择的机会”。

不过这种模式中的学生目前不过160多人，依然是少数。黄建行认为，职业教育的另一大关键在于纵向贯通。在升本科渠道受限之下，大多数学生只有选择升学高职院校这一条路，参加职校春季高考。2019年教育部宣布重启高职扩招，2020年高职扩招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未来高职院校将迎来更多学生。这就要求，中职和高职之间需要更好的衔接。

深一职在此之前也有过尝试。扩招之前，学校就和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下称“深信息”）进行中职衔接合作，主要是在深一职办了两届中高职衔接班，学制采用“3+2”的形式，3年在深一职，2年在深信息。双方老师共同讨论课程内容，以做好衔接。“我们教的可能是同一门课，但是重点不同，大家就把整个一门课的体系弄得更完整。”吴彦说。学校老师会去高职取经，每学期考试内容也由双方共同商定。

衔接班在学校受到一些学生的青睐。直到几年前，深圳高职院校都倾向招深圳户口的学生，而职校学生大部分为非深圳户口。通过中职衔接班，他们只要通过转段考试，就能顺利去深圳高职院校。“这对很多非深户学生来说很有吸引力。”吴彦说，衔接班是单独招生，也是入校后由学生自愿报名。

不过具体执行起来，仍有不小困难。一方面，“3+2”学制中，一个年级有两个班，每个班20多人，深一职承担了大部分教学任务，“开的课程跟平常班级完全不一样”，学校要拿出很多本就紧张的师资，来把关衔接班的教学内容。另一方面，高职院校后来觉得，学生在高职只待两年有点短。“他们自己招生的是3年，我们的学生去了上两年，他们当然会觉得两年学制太短，没有什么实习时间，学习效果和3年毕竟也会有差别。”吴彦说。

后来，深信息提出，能否把衔接班改为“2+3”，2年中职、3年高职。吴彦和学校表示同意——中职学生第三年本来也是实习为主，但是方案最后没有获批。“因为这个涉及学制学年的改变了，中职学校属于高中系列，学制不能随便改，实习期也不能随便砍，职校还是得有其特点和特色。”吴彦说。

于是，双方老师们商量着：能否把高职部分课程提前放到中职来？但执行起来发现，“有的课程是放不进来的，因为课程都是有衔接的，前边没有基础，后边上不去的。”吴彦觉得，在这方面目前中高职的衔接还是要加强，尤其是课程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