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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5日，韩国总统尹锡悦，在距离韩国大学学生能力测试（CSAT）（类似中国高考）前150天，突然宣布取消饱受公众诟病“杀手题”，也就是试图减轻考试难度，减少学生课外补习的压力。
但对不少韩国普通家庭来说，这并非一条喜讯，因为在韩国顶尖高校生源已经高度固化的背景下，取消“杀手题”可能意味着，普通家庭的孩子机会变得更少。
韩国的补习班文化，已经让韩国变成了全世界家庭教育成本最高的国家。而学历上的内卷，根本原因是，韩国的财阀企业或公务员、国企以及事业单位工作，在待遇上远高于中小企业或劳务派遣、打零工等非正规雇佣工作，且不同职业之间，流动性极其有限。
记者 | 印柏同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国会教育委员会国民力量籍干事，在今年6月19日向媒体表示：为确保高考公平公正，决定取消高考中长期存在的“杀手题”。
所谓杀手题，是指韩国高考中，超出公立教育体系范畴的题目。这些题目所涉学科范围广，难度高，例如，需要考生回答股权资本和风险加权、银行资产相关的问题。
《垫底辣妹》剧照
因为这样的考试内容远超出高中公立教育知识体系，长期以来也广受诟病。一些韩国教育专家认为，很多“杀手题”是大学教育的内容，就算做出来，也不代表学生的创造力。韩国西江大学经济学教授金光斗，曾在社交网站上表示：“我感到惊讶与气愤。如果没有课外补习班顶级老师的帮助，有高中生能做出这些难题吗？”而韩国的课外补习班，早已形成一项“产业”。即便受新冠疫情影响，韩国经济下行，但根据韩国官方统计，2022年韩国学生课外补习率仍高达78.3%，韩国家庭在补习班上的花费接近26万亿韩元（约1300亿人民币），比2021年增加了10%，已经相当于冰岛的GDP。
而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很多低收入家庭，花在孩子初高中课外的补习费用，已经相当于饮食和物业花费的总和。正因为高额的补习费用，韩国被认为是世界上教育成本最高的国家。而在尹锡悦看来，韩国高考中的“杀手题”，是造成学生过度补习的主要原因。因此，早在6月15日，在听取韩国副总理，也是教育部长官的李周浩汇报时，尹锡悦就提到，应当将“杀手题”排除在高考范围外。随后，韩国教育部主管高考的局长李圭民，在6月份的一次模拟考试后，主动辞职，原因是没能切实履行“考试不应出现教科书范围外的考题”。
根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首尔25个行政区内，补习班总数已达到2.42万家，首尔便利店的近3倍。家住首尔学院区的黄菲是首尔科学综合大学院大学的主任教授，她定居韩国已经20年。黄菲告诉本刊，她家门口附近就有“补习一条街”，每天晚上10点至11点堵车很严重，因为家长要来接补课结束的孩子们。在黄菲看来，取消杀手题，对韩国补习文化的影响并不大。因为孩子们选择补习，也不全是为了冲刺“杀手题”。为了考上好大学，尤其是韩国最著名的三所大学“SKY”(被称为“天空之城”)——首尔大学（S），高丽大学（K），延世大学（Y），一个韩国高中生从高一就要开始冲刺。《天空之城》剧照
不同于中国的“一考定调”，韩国高中生进入大学的考试，除了学业准备，还包括很多课外综合素质类项目。黄菲说，在韩国，相当于高考的学术水平测试考好了，学生只能拿到一张大学入学券，而大部分大学的大部分专业，还要进行自主面试，看学生的高中平时成绩，社会活动实践、学科比赛成绩等，“综合素质也过关后，才能真正被大学录取。而具体的规则，就算同一所大学，不同的专业也不一样。”黄菲告诉本刊。
因此，韩国还有一个专门为家长提供考试咨询服务的行业。主要就是帮助高中生规划，如果想考取某个大学的某个专业，高中三年，平时成绩要考到什么分数，需要拿到哪些社会活动实践的记录，需要参加什么学科竞赛等等。黄菲还提到，“韩国的补习班，有一个特点是特别细化，一个班通常只有10人左右，只针对孩子的某个特定需求补课。”例如补习英语，有专门补写作的、补论述的、补阅读的，补听力的等。而针对学生的不同水平，还可以细分。韩国的高中考试不出分，只打等级，不同学科每个等级的学生，也有相应补习班。正因为补习班非常多，家长容易挑花眼。“在韩国，有一个职业叫‘猪妈妈’，就像猪妈妈能抚养多个小猪仔一样。她们是情报能力特别强的家庭主妇，知道一个高中片区里，哪个学科的补习班最好，师资最棒。她们甚至能靠这个能力赚钱。因为几乎所有的妈妈们都想通过她们，打听到最适合孩子的补习班。”黄菲说。尹锡悦政府这次对高考的“改革”，看似减轻了学生的学业压力负担，但不少家长和学生表示不满。家住京畿道的高三学生金某曾对媒体称，“对高考的不确定性越大，对补习班的依赖度反而会越高”。那些成绩排名靠前的学生以及家长也对此不满，担心“有可能成为没有区分度的高考”。韩国正义党政策委员宋庆元则表示：“即使学生数量减少，补习班也会争先恐后地推出不同的产品，比如为进入外国语高中、科技高中等特长高中做准备的，还可能推出帮助学生进行超前学习、高考复读、医科大学班等应试商品。补习班的核心理念，是让学生挤进排名靠前的大学，如果政府不能出台对策，缓解‘唯学历是尊’的内卷社会氛围，课外培训市场只会持续火热。《请回答1988》剧照
而实际上，根据《朝鲜日报》发布的统计数据，2021年，韩国高中毕业生的大学升学率为73.7%。在经合组织国家之中，这一比例远高于美国（51%）、英国（57%）等其他一些发达国家。
不过另一方面，这些学生中，只有2%进入了名牌大学。而对于韩国年轻人来说，只有考上三大顶尖高校，人生才有希望，就算没能进“SKY”，也要尽可能考到首尔的大学。而韩国年轻人之所以如此看重高学历，是因为韩国劳动力市场存在严重的二元结构问题，大企业高度集中在首都圈。在韩国，财阀企业或公务员、国企以及事业单位工作，主导了第一劳动力市场，中小企业或劳务派遣、打零工等非正规雇佣工作，构成了第二劳动力市场，两者之间的流动性极其有限，在工资待遇与发展前景上存在巨大差距。因为根据相关数据，韩国前十大财阀企业的收入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近60%，成为年轻人拼命想要挤入的赛道，与此同时，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22年出具的报告，韩国小企业却存在严重的用工短缺问题。这也导致，韩国年轻人的就业率，远低于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针对这一现象，有韩国大学教授对媒体表示，在韩国国内存在一种看法，除了一些令人羡慕的职业群体之外，其他人都是“失败者”。“可以看到一个现象，现在韩国的年轻人不愿意去做焊接工当蓝领，像蔚山科技大学、浦项科技大学等工科很强的大学，招生都遇到困难。他们只想来到首都圈找工作，否则宁可选择啃老躺平。”黄菲说道。因此黄菲赞同，在现行大学录取的规则下，取消“杀手题”会让高考变得没有区分度。能否考上大学，只能更多低向“综合素质能力”这部分倾斜，“这会让有钱人更容易通过关系和金钱，通过各种社会活动、比赛来包装自家的孩子”，反而让更多普通家庭的孩子更难进入“SKY”。《非常律师禹英禑》剧照
事实上，目前能够进入首尔三所顶尖大学的学生生源，已经出现了严重不平等。
黄菲告诉本刊，韩国媒体对首尔大学去年的新生生源做过分析，发现30%来自首尔的江南三区（瑞草区、江南区和松坡区），90%左右来自首尔地区的首都圈。只有不到10%的生源来自非首都圈地区，这些孩子中，还不乏复读一次或多次的学生。生源地理上的分布不均衡，背后是教育资源，尤其是补习班资源分布不均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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