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争鸣】宋萑：我国师范类专业认证实践的麦当劳化倾向及超越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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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萑，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从事教师教育、课程与教学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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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

宋萑，袁培丽. 我国师范类专业认证实践的麦当劳化倾向及超越路径[J]. 高校教育管理, 2023, 17(5)：99-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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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为了更好地提升教师教育质量，我国全面开展了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并出台了相关政策，然而在实施过程中受多种因素影响出现了政策目标偏离的问题，造成了一定的政策风险，麦当劳化理论为相关风险的廓清和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适切的分析视角和框架。具体而言，当前我国参与师范类专业认证的部分行动者在认证筹备过程中存在工具性和功利性倾向，在专业建设过程中迷恋可量化的指标，过分追求人才培养和认证结果的可预测性。剖析行动者在认证实践中呈现的效率至上、数字崇拜、追求可控性倾向有利于我们省思其给职前教师培养带来的“理性的非理性”风险：对绩效的追捧及历史惯性易引发对认证政策的认同障碍；对可量化数据的依赖易导致专业建设的碎片化和师范生培养目标的约化；对确定性的过分追求易引发师范生培养的同质化风险。在此基础上，我们要进一步探寻在师范类专业认证实践中打破麦当劳化牢笼的可能路径：警惕对科学主义的迷信，基于育人逻辑参与和开展认证实践；深化对认证理念的理解，突破对前置评价政策的路径依赖；优化师范类专业认证制度设计，提升师范类专业认证政策的专业性；调动利益相关者的参与积极性，加强对师范类专业认证过程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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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师范类专业认证；教师教育；麦当劳化；评价政策；专业建设；师范生培养

一

引言

一个国家的教育质量有赖于一个国家的教师质量，一个国家的教师质量有赖于一个国家的教师教育质量。教师教育作为教育事业的工作母机，是我国教师队伍建设的源头活水。当前，如何保障a与提升教师教育质量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教师教育改革的核心议题。事实上，伴随着教师教育体系开放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职前教师培养机构的类型不断丰富、数量和规模迅速扩大，逐步建立起以师范院校为主体、高水平综合院校共同参与的教师教育体系，但由于缺乏完善的专门针对教师教育质量的评估标准与监管制度，培养的师范生质量良莠不齐。在这种背景下，我国于2014年启动了师范类专业认证的试点工作，2017年出台《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暂行)》，并于2018年全面开展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师范类专业认证是指由专门的机构(或行业协会)组织专业人员按照一定的标准对自愿接受认证的高校师范类专业进行考察并对其是否符合相应等级的标准进行判断和认定。师范类专业认证的目的是规范和引导师范类专业建设，保障和提高职前教师培养质量，其对调控教师培养机构的布局、完善教师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以及全面深化教师教育综合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师范类专业认证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学者们围绕认证背景下教师教育的课程建设与改革、人才培养方案改革、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展开了研究和探索，相较而言，对师范类专业认证政策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关注较少。作为教师教育领域的一项新政策，师范类专业认证在实施过程中因受多种因素影响出现了偏离政策目标的问题，造成了一定的政策风险。教育政策风险会影响政策的目标达成度、政策生命周期和效能，因此我们需要正视和分析政策实践中的“阴暗面”，尽可能规避政策风险。我国师范类专业认证的对象是教育部正式备案的普通高校师范类本科专业和经教育部审批的普通高校国控教育类专科专业，在这些开办师范类专业的院校中办学水平较低的行动者占比不小，而他们也是未来一段时间内接受二级认证的主要对象。在当前“新师范”教育体系建设背景下，提升师范教育质量、夯实师范教育在整个教师教育体系中主导地位的任务十分艰巨，因此正视并剖析师范类专业认证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对于缩短改革“阵痛期”十分必要。

事实上，师范类专业认证在实践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根源于现代性。现代性特指西方理性启蒙运动和现代化历程所形成的文化模式和社会运行机理，它是人类社会从自然的地域性关联中“脱域”出来后形成的一种新的“人为的”理性化运行机制和运行规则。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指出，现代性引发的后果已经呈现激进化、普遍化态势，当今的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与现代性问题构成深刻关联。马克思·韦伯（Max Weber）将现代社会合理化精神区分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与现代性在精神维度的理性化特征直接相关。美国学者乔治·瑞泽尔(George Ritzer)等以马克思·韦伯的合理化等相关理论为依托，提出了麦当劳化（McDonaldization）理论，用以阐释以麦当劳经营模式为典型的文化被全社会所接纳的现象，是分析被现代性裹挟的社会各个领域现象和问题的重要理论。瑞泽尔以麦当劳化为切入点，将麦当劳化作为全球化的亚型来分析现代性统摄下社会的特征及其带来的影响。麦当劳化揭示了受经济效益、文化推崇和适应性社会变迁等多重因素影响，人们展现出的对高效率、可控制性、可计算性以及可预测性的极致追求，其在便利人们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了相应的危害和代价，瑞泽尔将这些危害和代价概括为“理性的非理性”风险。瑞泽尔业已分析了美国社会包括高等教育在内各个领域的麦当劳化倾向，不少学者也借鉴麦当劳化理论框架分析了学生评价、高校管理、高校德育、课堂教学、慕课教学等教育系统内不同侧面的问题。总之，麦当劳化理论对于我们剖析现代性统摄下的教育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其为廓清师范类专业认证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而探求解决路径提供了适切的分析思路。

本研究借鉴麦当劳化理论框架，将我国师范类专业认证实践中呈现出来的纷繁复杂的问题抽象化与概念化，旨在探明师范类专业认证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反思和预测这些问题带来的“理性的非理性”风险，并提出打破麦当劳化困境的可能路径，以期能够对今后师范类专业认证政策的有效实施有所裨益，同时为后续开展相关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提供观照。

二

师范类专业认证实践的

麦当劳化表征

麦当劳的经营模式所仰仗的标准化的产品、高效率的生产过程以及简洁的服务模式符合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的需求，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因而快速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着人们的行动选择。师范类专业认证以专业为认证的基本单位，其核心理念是“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即通过产出导向的理念倒逼师范类专业改革，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内涵式发展，最终目的是促进师范生培养质量的持续提升。师范类专业认证在实践中的核心要素是证据与标准，认证专家委员会通过对专业提供的证据进行审查，并成立现场专家考察组进行实地考察，综合判断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是否符合专业设定的毕业要求以及专业建设是否达到相应等级的认证标准，进而决定是否通过相应等级的认证。在这一过程中，部分行动者即接受师范类专业认证的各行动主体表现出对高效率、确定性和可控性的追求，体现出麦当劳化的核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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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至上：认证筹备过程中的工具性和功利性倾向

对高效率的极致追求是麦当劳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麦当劳经营模式尤为重视效率，其采用简洁高效的方式提供产品和服务以提高运营效益，为消费者提供了“从饥饿到吃饱”的最佳途径。这种对高效率的过分追求也体现在部分行动者的认证筹备过程中。师范生培养是一项具有长期性、复杂性的活动，拟参与认证的专业需要结合师范类专业认证标准提供的规范路径参考调动各方人员参与师范类专业建设的系统改革，完善相应的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等一系列师范生培养制度。但在认证筹备过程中，不少行动者出现功利化地参与认证的倾向，“尽快达标”成为各个接受认证的专业努力的最终目标，“通过认证”成为院校或专业招生等工作中可以标榜和宣传的手段。很多院校将手段异化为目的，盲目追求认证筹备工作的效率，将重心放在认证材料的准备上。在准备自评材料的过程中，部分行动者为了尽快参与和通过认证选择“临时抱佛脚”，出现了“为做材料而做材料”“做材料与专业建设两张皮”的现象。事实上，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大学职能的丰富，越来越多的院校受到“以科研为主导”理念的影响，逐渐弱化甚至忽视了对课堂教育教学质量的关注，很多院校在课程设置、教学管理和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完善的地方，而根据师范类专业认证的要求进行改革则需要一定的周期，部分行动者出于对高效率的过分追求显然忽视了这一客观规律。例如有院校根据认证标准的要求组织了专门的教师团队创办“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但这一机构事实上是被架空的，并没有开展常态化的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工作，出现了“一时认证，长时瘫痪”等问题；为了高效完成各类认证材料的准备工作，部分行动者大量占用教师节假日及个人时间，要求其快速准备好认证所需的材料，教师在完成既定教学科研任务后疲于填写各类表格和材料，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类形式主义的案头材料，这同时也大大挤占了教师的教学科研时间，影响教师在师范生培养上的精力投入，无益于师范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总之，效率至上统摄下的认证筹备过程使得认证被工具化，影响了认证理念的有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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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崇拜：专业建设过程中对可量化指标的迷恋

可计算性是麦当劳化理论的重要维度。麦当劳文化更多地强调工作的量而非质。人们追求以客观、清晰、可量化的方式对事物进行测量与评价，企图通过数字化和公式化的手段将主观事物客观化。当前我国师范类专业认证的程序是“三评”，即专业自评、专家初评、现场考评。在提交认证申请后，拟参与认证的专业首先需要进行自评。自评过程中院校需要根据师范生培养情况填报一系列相关证据，说明师范生培养的方案、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等。虽然《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指南（试行）》并没有强制要求证据要采用量化的呈现方式，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出现了追求每个环节可测可评的倾向。部分行动者出于方便专家评审等目的，将专业建设的重心放在建立严格的毕业要求与课程体系、课程目标间的对应关系矩阵，以及量化所开展的各项活动对达到师范生毕业要求的支撑强度和权重上，呈现对可量化指标的过度迷恋。部分行动者在自评材料报告中详细说明每一条课程大纲回应的是对毕业标准中的哪一条的达成，且达成的程度也呈现为明确的数字或百分比。而师范生毕业要求中的师德规范、教育情怀、国际视野以及对院校的社会声誉和对师范生的持续支持等难以有效外显化的维度则被边缘化。对数字化证据的追求还使得不少院校将师范生培养的重心放在师范生教师资格证的取得率和就业达成率的提高等能够被指标化的数字所呈现上面，忽略了师范生的全面发展。此外，随着教师教育培养的数字化转型，数字算法在教育中的应用使得对量化数据的监测更具有实时性和完整性。部分行动者在推进师范类专业建设的过程中过分依赖数字算法开展监测和评价。这些现象都从侧面反映出部分教师培养机构在参与师范类专业认证过程中对量化数据的过分崇拜，教师教育的功能性和有用性取向被强化和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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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控性执念：对人才培养和认证结果可预测性的过分追求

在麦当劳的经营模式下，员工被一套完备的规则所监控和规训，公司会不断借助技术手段不断提升对员工控制的公开度和精确度，产品质量也被流水线生产模式所确保，这使得所有分店得以实现产品的标准化和服务的统一化，降低了“出错”的风险。师范类专业认证中一级认证是针对师范类专业基本的办学要求，全国所有的师范类专业都必须符合一级认证的标准。二级认证和三级认证遵循以专业为单位的自愿申报原则，但在实践过程中被部分行动者扭曲为行政认证，原则上的自愿变为实质上的强制。部分行动者在推进师范类专业建设过程中表现出对认证过程与结果可预测和可控性的过分追求。一方面，部分院校和专业在参与认证过程中将标准奉为圭臬，忽视自身办学的实际情况与特色，将标准中培养目标留有的自主发展空间形式化处理，将关注点集中在认证标准的共性约束上，依照标准削足适履，仅仅遵循认证指标开展教育教学工作，将师范生培养的动态过程简化为静态目标的达成，以期排除一切师范生培养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另一方面，随着认证工作的开展，通过二级认证的师范类专业数量逐渐增多，院校间、专业间相互“照抄”的情况也开始出现。部分行动者出于便利性原则，忽视不同院校以及不同专业人才培养要求与模式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和自身办学定位的特殊性，通过各种手段寻求已经通过二级或三级认证专业的认证材料进行模仿。综上，在师范类专业认证实践过程中，部分行动者已经表现出了对师范生培养过程与结果不确定性的排除以及对认证结果可预测性和可控性的追求。

三

师范类专业认证实践

“理性的非理性”风险的省思

瑞泽尔指出，麦当劳化倾向既是“使能性的”，又是“制约性的”。高效、可预测性、可控性不仅被视为理性系统的基本要素，也被视为理性系统的强大优势。然而，任何一个理性系统都不可避免地会再生出非理性，现代性统摄下的社会麦当劳化倾向本身暗含着“理性的非理性”后果，即看似理性的手段和方式却造成了诸多非理性的风险和问题。师范类专业认证政策的出台指向师范类专业的内涵式发展和师范生培养质量的提升，但是认证在实践过程中却出现了诸多与政策目标和理念相背离的现象与问题，这些问题可以被概念化为麦当劳化倾向，而造成师范类专业认证实践麦当劳化倾向的具体原因是复杂多面的。当前不少师范类专业正处于认证的“入轨”阶段，对师范类专业认证实践麦当劳化倾向的具体原因及其可能带来的风险和后果进行省思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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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绩效的追捧及历史惯性易引发对认证政策的认同障碍

政策认同是政策执行过程中行动者对所实施政策的一种心理态度和评价，包含对政策文本本身以及政策执行过程的认同。认同障碍是指人们对某一政策所持的一种消极的主观评价和行为意向。师范类专业认证实践中对绩效的过分追求，加之前置性评价政策导致的历史惯性容易引发相关主体对认证政策的认同障碍。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新自由主义和新管理主义对教育领域产生重要影响，二者合流出现了教育评价等方面对绩效主义的追求。绩效主义以追求成绩和效率为核心，通过层层分解指标和任务的方式，配合严密的量化考核杠杆和经济奖惩手段实现对企业或机构的管理。师范类专业认证实践中的绩效主义主要表现为追求效率、强调责任追究和指标达成等，这会助长教育过程中工具理性的泛滥。当前师范类专业认证过程中部分参与认证的师范类专业受绩效主义的影响，将参与和通过认证扭曲为院校或专业“自我标榜”的手段和急功近利的“评价快餐”，旨在高效率地“生产”出符合“可测量”标准的师范生，这容易引发各方参与者的消极情绪，进而导致其产生政策认同障碍。另外，经过30多年的探索，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不断完善，以往对院校或专业的评价往往侧重于各种条件、资源、学术成就与荣誉等方面，这使得开设师范类专业的院校也在长期运行的行政主导的评价制度框架下形成一种强有力的历史惯性，产生了较强的适应性。尤其是部分办学层次和水平比较低的地方院校在参与师范类专业认证的过程中，容易按照以往参与本科教学评估等的行政工作逻辑参与认证，更关注的是通过认证后政府资源倾斜等问题，这种历史惯性容易导致相关利益群体对师范类专业认证政策产生认同障碍。此外，部分行动者将对高效率的追求与“痕迹管理”这一新兴的管理方式紧密结合，不仅大大增加了教师的工作负担，而且容易引发教师对认证工作的排斥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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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可量化数据的依赖易导致专业建设的碎片化和师范生培养目标的约化

工业革命催生出了标准化生产模式，即按照既定的程序输入固定的原料就会得到相同的产品输出，尽可能保证中间环节不会出现任何偏差或波动，呈现对“确定性”的极致追求。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指出，现代风险社会中由于责任的缺失产生了总体的共谋，把对确定性的追求带进了各个系统中，在风险社会中人们把能感受到的证据视作可靠的信息，然而可感知或者说可量化的证据从原则上是很值得怀疑的，它不能为知识断言提供确实可靠的基础。在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部分行动者对可量化数据的推崇呈现激进态势。在师范类认证实践过程中，行动者一旦将人才培养的重心放在可以用数字呈现的方面，就会使动态、连续的师范生培养过程被简化为一个个可测量指标的达成过程，这种倾向容易导致对师范生培养过程艺术性和生成性的忽视，约化师范生作为主体人的全面发展的培养目标，造成师范类专业建设的碎片化。师范类专业认证政策指出，认证将为政策制定、资源配置、经费投入、用人单位招聘、高考志愿填报等提供服务和决策参考；通过二级认证专业的师范毕业生，可由高校自行组织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工作；通过三级认证专业的师范毕业生，可由高校自行组织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和面试工作。在认证结果与专业发展利益高度相关的背景下，部分行动者并没有深刻把握认证的基本理念和逻辑，只看到认证结果带来的“优惠”，为了追求认证之后的“福利”而参与认证。认证的底层逻辑在于评审专家对师范类专业进行达标判断，行动者在认证过程中的错误理念与行为实际上与评审专家团队的素质具有直接关系。专家评审团队在认证过程中的行为选择与表现会直接影响教师培养机构对师范类专业认证政策的理解程度。认证专家在进校评审时对可测量及可视化数据的过分强调会强化行动者对可量化指标达成度的重视，加剧行动者对认证理念的错误理解，使得认证在实践中被进一步工具化。行动者为“迎合”认证专家的偏好，容易选择弱化师生情感价值与精神修养等不可测或不便于测量的部分，导致培养过程中对师范生能力与素质的要求被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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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确定性的过分追求易引发师范生培养的同质化风险

我国高等教育呈现分类分层的发展样态，不同院校、不同师范类专业之间的差异较大。在师范类专业建设过程中不同院校和专业间出现的“舞弊行为”会阻碍师范生培养模式的创新和“因地制宜”的师范类专业建设的探索，引发师范生培养的同质化风险。史蒂文·阿伯雷齐特（W. Steve Albrech）提出的舞弊三角理论指出，舞弊行为的产生是压力、机会和借口三个相互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舞弊行为的发生一般根源于行动者受到特定压力的影响，当受到大压力影响时，行动者会伺机寻找舞弊的机会。而舞弊机会的产生一般是由于制度本身存在缺陷或执行效率低下，给舞弊者提供了“漏洞”。行动者的舞弊行为不易被发现且揭露后的处罚力度较低，难以产生震慑作用；在具备“机会”后，行动者一般会采用各种各样的“借口”使得舞弊行为自我合理化。

在师范类专业认证过程中，行动者需要根据认证标准，结合自身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调整和完善培养方案、课程设置、资源投入等，进而提高师范生培养质量，而这种改革和调整必然需要经历“阵痛”。迫于问责主义下的行政“压力”，部分行动者选择“模仿”已经通过二级认证的专业来进行自身的专业建设，以追求师范生培养和认证结果的可预测性。加之当前师范类专业认证在具体开展过程中内部和外部的监督机制尚不健全，为部分院校和专业的舞弊行为提供了机会；同时，这部分院校和专业往往会以自身缺乏经验和资源等为借口将认证过程中的“生搬硬套”美化为“模仿”和“借鉴”。总之，在压力、机会和借口三重作用下行动者在认证过程中选择了舞弊行为。而压力、机会和借口的出现根源于行动者对师范类专业认证政策的认知偏差以及缺乏对师范类专业认证过程的有效监督。舞弊行为也使得师范生培养受自我强化机制限制而产生锁定效应，导致不同院校和专业的师范生培养理念和模式沿着固定或相似的模式发展，容易呈现顽强的保守性，影响不同师范类专业的特色化发展。

四

师范类专业认证实践

麦当劳化困境的超越路径

师范类专业认证实践中出现的麦当劳化倾向实际上反映了在社会理性化的浸染下，政府及相关主体对提升教师教育质量有效手段的急切探寻，而这种倾向给师范生培养带来了诸多“理性的非理性”风险。瑞泽尔指出虽然麦当劳化“即使不是一种愈发强大的力量，也是一种持续存在的力量”，但同时社会的“去麦当劳化”（即麦当劳化的力量与影响日益衰落）在具体领域具有实现的可能性。本研究试图从造成认证实践麦当劳化倾向的具体原因出发，探寻在师范类专业认证实践中打破麦当劳化牢笼的可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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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对科学主义的迷信，基于育人逻辑参与和开展认证实践

对应原理指出，经济生活中的强大逻辑在其产生之后将逐渐超出自身的经济范畴，并转化为一种巨大的形而上的变革力，对教育系统造成影响。师范类专业认证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麦当劳化倾向实质上是在经济领域蔓延的理性主义与科学主义渗透到教师教育领域的重要体现，这与育人逻辑背道而驰。格特·比斯塔（Gert Biesta）指出，教育的不确定和风险不是由于教师不够负责或没有准备好，亦不是由于学生不够努力或缺乏主动性，而是教育本身就含有的。在教师教育过程中，教师教育者面对的是活生生的充满生命力的师范生个体，具有多样的可能性和生成性。因此，在师范类专业认证实践过程中，从政策制定者到专家评审团队再到院校和专业内部的相关主体，都必须警惕过度依赖科学主义造成的师范生培养模式僵化问题，从理念上破除对高效率的盲目追求和对标准与数据的迷信。此外，在借助信息技术等手段监测和评价师范生的同时，我们应把握好信息技术融入师范生培养的度，从伦理层面思考大数据等在师范类专业建设过程中的应用风险，厘清风险的生成机理、表现形式，要坚决防止师生的相关数据被商业化地使用等。总之，当前行动者必须在理念和认知层面警惕用工作逻辑或行政逻辑取代育人逻辑的现象，拥抱师范生培养的“美丽风险”，注重师范生作为“主体人”的全面发展，打破对科学实证主义的过分依赖。政府应基于这一理念不断完善师范类专业认证政策，相关院校和专业也应守住育人的本真来加强师范类专业建设，参与师范类专业认证。

02

深化对认证理念的理解，突破对前置评价政策的路径依赖

师范类专业认证的基本理念没有得到行动者的充分理解和把握，导致其对政策的认知出现偏差，这是认证实践过程中出现麦当劳化倾向的重要因素之一。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出发，路径依赖的显著特点是前一阶段发生的事情会影响到后一阶段所出现的一系列事件和结果。对前置相关评价政策的路径依赖是造成行动者对认证理念的理解出现偏差的重要原因。当前我国应加强对师范类专业认证政策理念的宣传，使行动者认识到师范类专业认证与以往行政主导的诊断性评价之间存在的根本区别。在我国师范类专业认证实践中，教育评估院受中央部门的委托对提出申请专业认证的院校提供相应的技术指导，主要包括认证理念的解读、认证方法与技术层面的辅导等。今后，教育评估院应优化培训和讲解方式，使行动者深化对认证理念的理解，明确把握“学生中心”和“产出导向”的意涵，强化高校在师范类专业建设中的主体责任，引导专业在通过认证后关注师范生毕业后的发展状况和专家评审后提出的改进建议，切实落实“持续改进”的理念。同时，教师培养机构及师范类专业内部也应引导教师教育者转变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在课堂中落实以师范生为中心的理念，增强师生对专业认证的“期待感”和“认同感”，守好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确保在专业内部建立良好的培养生态和长效的教师教育质量提升机制，推进师范类专业的内涵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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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师范类专业认证制度设计，提升师范类专业认证政策的专业性

在现代性条件下，人们生活在脱嵌制度所构成的制度环境中，对抽象体系产生了强大的信任。信任机制的建立不仅与非专业人士与专业人士之间的联系相关，也与抽象系统内部人员的活动相关。在这种背景下，人们的行为活动往往建立在对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尤其是专业人士的信任之上，开展师范类专业认证的底层逻辑亦是如此。因而，标准在专业人士与非专业人士的交互中至关重要，可依赖性的证据必须得到仔细的保护和拟定。师范类专业认证不同于以往的行政认证，应积极借鉴国际教师教育质量保障的有益经验，结合我国师范类专业发展和管理的具体实际，突出其专业性。首先，提升专业性要求重视认证标准的研究，这是认证工作科学性的关键。师范类专业认证的标准反映了政府对教师教育活动的认知和研究的深度与水平。许多关于质量的定义是基于主观的判断，而这些主观判断通常会伪装成客观的评估准则。在优化标准时，相关部门必须明确对高质量教师教育和高质量师范毕业生的内涵要求，在追求指导作用的同时注意给培养机构留有充分的自主发挥空间。在保证基本的质量要求的基础上，其还应充分考虑到不同院校、不同专业之间的差异。其次，提升专业性需要关注多样化认证工具的开发。我国应加强对包括文本内容分析工具、教学档案分析工具、教学表现视频分析工具等在内的多元评价工具的研究与开发，设计和研制更加有效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价工具。最后，提升专业性还应加强认证专业评审团队的建设，提高认证专家的素养。美国的教师教育项目认证一直有与专业协会(Specialized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PA)协作的传统，我国师范类专业认证秉持省部协同原则，即教育部与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协作，委托教育评估机构开展具体的认证工作，由认证专家组织进行一系列专业评估活动。因此，我国应通过完善认证专家遴选标准、定期对认证专家团队展开培训等方式来确保认证专家团队的专业性、相对独立性和客观性，进而充分发挥专业化教育评估机构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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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动利益相关者的参与积极性，加强对师范类专业认证过程的监管

教育政策问题不仅关乎决策者和研究者，而且涉及各方政策相关者的切身利益，因此教育政策的制定和研究必须关切政策利益相关者。教师教育治理离不开政府、市场、社会、公民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受前置高等教育质量评估政策的影响，师范类专业认证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具有强烈的管理主义倾向，相关利益群体在认证过程中的参与程度不足是导致麦当劳化倾向的重要因素。美国教师教育项目认证在标准开发和应用阶段突出强调多方参与原则，尤其是突出一线教师的广泛参与，使利益群体在参与过程中建立起强烈的认同感与责任感。我国的师范类专业认证强调专业自身在专业建设和师范生培养等方面的主体责任，认证的筹备过程需要依靠专业内部多个行政部门的主动支持和师生的共同努力；同时，专业建设和师范生实践过程也离不开用人单位提供实践基地等。因此，教师教育者、师范生、家长、用人单位、政府等主体都在认证结果带来的利益框架之内。政府应充分调动师范类专业认证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使其能深度参与认证标准和方法的完善过程，并积极推动认证工作的有效开展。除此之外，政府还应加快完善对认证过程的监督，建立内外部相结合的认证过程监督体系。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教育部门应统一领导，组织广大教育理论和实践工作者以及热心教育事业的各方人士组成的社会团体来承担对认证过程的监督和审查工作，以减少认证实践中的舞弊行为，保障认证结果的有效性，促进师范生培养多元化发展。

五

结语

教育是党之大计、国之大计；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教师队伍建设明确提出“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的要求。师范类专业认证政策作为新时期全面深化教师队伍改革、提升师范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与教师队伍质量的重要抓手，自实施以来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借助麦当劳化理论框架将专业认证实践过程中纷繁复杂的问题进行概念化和抽象化，并对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可能带来的风险与后果进行前瞻性思考，对推动我国师范类专业认证的顺利推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应认识到，教育活动产生的社会效益具有延时性和延展性，在衡量教育政策效果时，既不能单纯看短期内的教育产出，也不能简单地计算其社会价值。任何一项政策与制度的有效实施和落地都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理论和实践的反复磨合。师范类专业认证政策的完善和优化不是一蹴而就的，今后在师范类专业认证实践中应将高校举证与专家查证、常态化监测与周期性认证、在线监测与专家团队进校实地考察、定量分析与定性判断相结合等原则进一步落实，注重采用多方法、多维度、多视角来监测与评价师范类专业教学质量状况，不断完善师范类专业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探索建立师范类专业质量持续改进机制。各方主体必须从理念上警惕理性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局限性，在参与认证的过程中要突破历史惯性和路径依赖，基于育人的逻辑开展认证工作；在优化师范类专业认证政策的同时，政府需积极调动多方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完善认证过程的监督机制，切实落实以认证促建、促改、促强的目标，防止师范类专业认证陷入跃进式或走过场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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