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日“屈原否定论”及其批判
在二十世纪的楚辞学繁荣昌炽的发展进程中，有关楚辞主体作者之归属问题一直是一个聚讼纷纭，争议激烈的热点论题。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乃是以否定屈原存在的真实性及其著作权为特点的“屈原否定论”。这种观点最早由学问一生多变，见解离奇古怪的四川经学家廖季平（注：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三，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十四章，小岛祐马《廖平见解》和《六变廖平学说》（收入《中国社会思想》），小野川季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第三章等。），于二十世纪初提出。以他在《楚辞讲义》中几句粗糙断语为发端，掀起了二千多年来楚辞学史上均未见过，且蔓延近一个世纪的“屈原否定论”学术思潮，引起了一大批中日学者卷入这场旷日持久的激剧争论（注：常振国、绛云：《屈原研究动态》，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126期，1984年8月1日（称台湾有一本以“有无屈原其人”为专题的论文集，反响甚大）。）。本文以“屈原否定论”及其批判为主题线索，探讨近一个世纪这种楚辞学学术对话的基本论点、主要人物及其最终结论，这对于楚辞学基础层面的考索工作无疑富有重要意义。
“屈原否定论”：廖季平 胡适 何天行 朱东润 铃木修次 冈村繁 白川静等
作为国学根柢颇为深厚的经常家，廖季平的楚辞学研究最有影响、引起经久震动的是他首倡“屈原否定论”。这集中见于其所著的《楚辞讲义》之中：
《秦本记》始皇三十六年，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即《楚辞》。《楚辞》即《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大招》诸篇。著录多人，故词重意复，工拙不一，知非屈子一人所作。当日始皇有博士七十人，命题之后，各有呈撰，年湮岁远，遗佚姓氏。……
旧说以楚辞为屈原作。予则以为秦博士作，文见《始皇本纪》三十六年。（《楚辞》为词章之祖。汉人恶秦，因托之屈子。《屈原列传》多驳文不可通，后人删补，非原文。）
秦博士借屈子之名，以明《易》“咸或”之义。文非屈子作。凡古人文中人名，皆属寓言，且二义相反，如水火，如冰炭。一人行事不能如此相反。
《招魂》一博士作，《大招》又一博士作。
《大言赋》（《中庸》语大，天下莫能载焉。博士以此赋解之。）《小言赋》（《中庸》语小，天下莫能有破焉。博士以赋解之。）
《楚辞》之最不可解者，莫过于词意重犯，一意演为数十篇。自来说者皆不能解此大惑。今定为秦始使博士作，如学校中国文，一题而缴数十卷，以其同题，词意自不免于重犯。如《九章》乃九人各作一篇，故篇末有“乱曰”者与“曰”者。尚有六篇可考。
《楚世家》首此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故人以为楚事。《秦世家》亦首此句，今故改为秦事。其实皆非本义。
今故据《秦本纪》，以为始皇博士作。皆言求仙魂游事；又博士七十余人，各有撰述，题目则同，所以如此重犯。汇集诸博士之作成此一书。如学堂课卷，则不厌雷同。（汉初人恶其出于秦，乃以有屈子名，遂归之屈。其实不然。）
廖季平这些零乱松散，既无逻辑秩序，更缺乏科学的文献考据的片言只语，所依托的事实基础仅仅有两个：一个是向史学经典《史记》中的有关记载发难，另一个是从楚辞作品文本中的多篇语义重复现象出发，认定楚辞作品是秦始皇让廿十余名博士所作的命题作文。这种并未建立在严格的历史考据上的臆测，其虚构性和非真理性因素自不待言，不攻自破。然而，正是这些散乱无序的无根之言，却构成了“屈原否定论”的基本内容和论证方式，而且对后起的“屈原否定论”者发生了根本性影响，波及了近一个世纪的楚辞学进程。
胡适是“否定论”后继者中最为知名的一个。1921年6月，胡适被一个“读书会”请去演讲，后经整理于1922年9月发表在《努力周刊》增刊《读书杂志》第一期上，这就是著名的《读楚辞》。此文分四个方面：屈原是谁？《楚辞》是什么？《楚辞》的注家，《楚辞》的价值。在史实的发难方式上，胡适与廖季平极为相似，他列举了怀疑屈原存在的理由为：“第一，《史记》本来不可靠，而《屈原贾生列传》尤其不可靠……；第二，传说的屈原，若真有其人，必不会生在秦汉以前……”；“依我看来，屈原是一种复合物，是一种‘箭垛式’的人物，与黄帝、周公同类，与希腊的荷马同类……”。这种否证历史的方式，因缺乏严密的史料基础而迹近随意猜度，与廖季平不谋而合。而对《楚辞》二十五篇的考察，亦与廖季平对楚辞价值的非议与对屈原作者权的否定如出一辙。
在“否定论”诸论文中，最系统周密、最得当推何天行《楚辞新考》（注：何天行：《楚辞新考》，吴越史地研究会刊《楚辞研究》，1937年。），后改题《楚辞作于汉代考》（注：此书由中华书局印成单行本发行，1958年。）。在此文中，何认为，屈原这个人物实际不存在，前汉时代涉及屈原的文献（贾谊《惜誓》、《吊屈原赋》，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等），均系前汉末之伪托或实际与屈原毫不相关。作为重要资料的《史记·屈原列传》，又如历来所指出的那样，有种种不完备之处；这并不是后人增补生误，而是表明了《屈原列传》本身全篇都是后人所写。《屈原列传》的作者大有可能是刘向或刘歆，而定名“楚辞”也是从刘向开始的（注：据王逸：《楚辞章句》目录中的“汉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集”。）。《离骚》的作者本是淮南王刘安，一则因刘向父子憎恶刘安，二则因刘向要发泄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因而虚构一个理想的忠臣“屈原”为《离骚》的作者。何天行并提出了淮南王刘安为《离骚》作者的史证和内证。史证为班固《汉书·淮南王安传》、高诱《〈淮南子〉叙》，苟悦《汉纪·孝武帝纪》等记载；内证为《离骚》本身的十四点证据。何天行在前人“否定论”基础上，从形式论证方面进行了一些完善性的工作，虽较廖季平、胡适论述周密系统，但仍然存在逻辑空白和轻率判断，这也是其无法走向真实结论的原因所在。
在五十年代初，朱东润亦曾为“屈原否定论”者。其论作均发表在《光明日报》“学术”栏（注：朱东润：《离骚及楚辞——楚辞探故之一》，《光明日报》，1951年5月17日。
朱东润：《离骚底作者——楚辞探故之二》，《光明日报》，1951年3月31日。
朱东润：《淮南王安及其作品——楚辞探故之三》，《光明日报》，1951年4月28日。
朱东润：《离骚以外的“屈赋”——楚辞探故之四》，《光明日报》，1951年5月12日。）。朱东润认为，屈原在历史上可能是存在的，但与楚辞作品与传说均无关系，同样否认了屈原之著作权。朱东润后来修正了这种观点，在《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承认《离骚》、《九歌》、《九章》等作品为屈原的作品，把著作权归还给了屈原。
与中国楚辞学界相反，正当“屈原否定论”在大陆渐趋式微并最终绝迹的时候，作为海外楚辞学研究最为深入的日本，一种接续和承绪大陆二十世纪上半期蔓延不断的“屈原否定论”却在兴起。最为主要的代表性人物和论作有铃木修次《〈楚辞〉与屈原传说》（注：见铃木修次、高木正一、前野直彬主编：《中国文学史》。）、三泽玲尔《屈原问题考辨》（注：日本《八代学院大学纪要》第21号。）、冈村繁《〈楚辞〉与屈原——关于主人公与作者的区别》（注：《日本中国学会报》第18集。）、白川静《〈楚辞〉文学》（注：《中国古代文学——从神话到楚辞》，1976年4月25日，日本中央公论社出版。）、稻畑耕一郎《屈原否定论系谱》（注：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研究》第3期，1977年12月。）等。
铃木修次认为楚辞作者不是屈原，而是以屈原名义传下来的，它本质上和《诗经》一样属“无名氏”之作。“且无须说《九歌》、《九章》不能看作屈原个人之作，就连与屈原关系最密切的《离骚》是否像传说的那样是屈原个人的创作，也还是有问题的”（注：见铃木修次、高木正一、前野直彬主编：《中国文学史》。）。屈原是一个传说，而非历史人物。三泽玲尔采取考证方式，也是从历史文献和楚辞内证的角度否认屈原的存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归纳和参考了中国大陆的“屈原否定论”的部分观点方法，确认“中国古代诗人屈原也和世界文学史上的人物，如古代希腊的著名诗人荷马和伊索，印度笈多王朝时代的迦犁陀娑，伊郎迦色尼王朝时代的菲尔杜西，我国的小野小町以及英国的莎士比亚等等一样，是生前详细事迹不明的‘想象中的作家’”（注：日本《八代学院大学纪要》第21号，《屈原问题考辩》。）。论者涉及大量文史典籍，以较为细密严谨的求证务实风格，去讨论楚辞作者问题，但可惜其前提之不确当，论点更有谬误。冈村繁《〈楚辞〉与屈原——关于主人公与作者的区别》一文，整体上具有方法论的突破性意义，大胆地吸取和采用中国同行对于《史记·屈原列传》等的质疑性分析，超越考证之拘泥局限，把重点放在思辨性阐述上，区分了楚辞主人公和作者这一在一般视野中同一的问题。认为屈原仅仅是楚辞作品文本世界的主人公，尤其在《离骚》和《九章》中则更为明显，由诗作之中洋溢的真情实感很容易把屈原看成是楚辞作者。冈村繁又依据竹治贞夫的《楚辞索引》选择出《离骚》、《九章》、《九辩》诸诗作中的大量语式相似意义相近的诗行，认为三部诗章具有某种同族关系，并由三篇作品之间的类似句，揭示出自《离骚》到《九章》，由《九章》到《九辩》之间的接受关系或曰影响关系。这种使廖季平在世纪之初即已提出的楚辞文本的“重复性”问题，在具体的逻辑分析中得到周密的清理厘定，使原来的模糊的印象式结论落实到实证透视的层面，而且由此清理出一个内部顺序。或许，这种阐释方法，比论证屈原非楚辞作者具有更大的价值。
与这种方法相类似的，是白川静的《〈楚辞〉文学》。在这一论文里，白川静侧重于楚辞文学与巫祝民风的内在联系，讨论《九歌》、《离骚》、《九章》的巫风仪典基础，把著作权问题悬置起来不予理论，在具象的艺术解析过程中，把著作权给予了楚国“巫祝集团”。这篇论文透视了楚辞文学与原始宗教的本源性关系，对一向为人们所忽略的楚辞文学的文化背景进行了强调，在很大程度上起着弥补空缺的作用。而他将楚辞的产生归结为一种群体性的自发的文化生成，则同样是立足于“屈原否定论”的基本立场。
稻畑耕一郎《屈原否定论系谱》则对二十世纪楚辞学界“屈原否定论”的发生问题进行了理性归结，这种论述超越了楚辞学争议的主观性局限，而从学术演进史的客观角度，审视了源自中国大陆的长达半个世纪的楚辞著作权争端。这对推进问题的深入讨论有极大的促进意义。
“屈原否定论”批判：谢无量 朱维之 鲁迅 闻一多 郭沫若 黄中模等
“屈原否定论”虽然在二十世纪的楚辞学史上延绵悠长，影响较大，留下了难以抹去的痕迹，但是实际上它自诞生之初，便遭到各种更为严谨缜密的学术批判。尤其是在廖季平、胡适的“否定论”面世之后，从20年代到40年代，楚辞学界的批判性论证则更是连绵不断，规模空前。1923年5月谢无量出版《楚辞新论》，从考据角度指出《史记·屈原传》中写的“屈原为楚同姓”、“屈平曾仕于怀王被谗见疏”、“屈原曾参与当时外交事务，并曾使齐”、“怀王入秦，屈原曾经谏阻”、“屈原至襄王时再被放逐，发愤投江”等五项基本事实是“可信的”；至于其中“不应说到孝昭，又不应于孝文之后接说武帝这段话，自然是后人所加删正，错在流传的过失了”。“我们不能因为这篇列传的叙事不明，就对屈原本身存在的问题也起了疑惑”。1925年朱维之刊发了“楚辞的研究”论文（注：朱维之：《楚辞的研究》，1925年《青年进步》，第82期。），批判胡适观点：“屈原的身世，从来没有人发生过疑问。近年有人说，天下没有屈原这么一个人，因为司马迁的《史记·屈原列传》文义不连属，传中的事实前后矛盾，所以不能说古时有个屈原等话。这种疑问似乎很厉害，其实不是。司马迁断不能造这种奇妙的谣言。这篇传记也不是后人假造的。因他不但于这传中说起屈原，在《报任少卿书》里提及，在《自序》里也提及，《楚世家》里提及，《张仪传》里又提及。而且除了司马迁的记传外，还有《新序·节士》篇里也有他的事迹。况且在司马迁之前已有贾谊的《吊屈原赋》和庄忌的《哀时命》，难道他们都是伪造不成？“像胡适之先生等人，用考证的功夫太多了”，但“识者定不为他们所欺”。1926年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仍引用《史记·屈原传》，确认司马迁历史记叙的真实性。1944年，闻一多《廖季平论离骚》（注：见闻一多：《神话与诗》，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三联书店出版《闻一多全集》。）针对廖指出《史记·屈原传》为“史公杜撰”，是“新奇得出人意表”的否定论，明确论证道：“至于《史记》的‘文义不属，前后矛盾’，却是无可讳言的，自宋以来便不断有人怀疑。但《史记》全书中同类情形甚多，若凭此而一一否认其人物的真实性，恐决无此理。其实，‘文义不属，前后矛盾’，也不过是廖氏的借口而已。”“根本无成立的必要”。
郭沫若作为兼文史哲于一身的国学大师，对“否定论”的批判最为系统彻底。他的《屈原》、《屈原考》诸文，以事证论，批驳廖季平楚辞“是秦博士作”之说。郭沫若认为“中国古代好些民族，他们的祖先是共同的。秦的先祖是高阳氏，楚的先祖也是高阳氏，秦不能独占”，“廖先生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是专指秦之祖先实不可靠。”其次，“始皇名政，别人一定要避讳”。秦始皇时，“正月已改为端月”，秦博士岂敢冒犯君之威？“廖先生说，‘名予曰正则’是点出始皇的名讳也不可靠”。最后，郭老以秦时石刻《石鼓文》是四字句，三句一韵的特点来反证了“《离骚》非秦文”，说明了“像《楚辞》这样的作品，在秦代文学中找不到”。通过对廖季平三个重要论点的批驳，而还历史的真面目。这种严实细密的论证方式，充分显示了郭沫若深厚的文史根基和准确简明的阐述风格。在郭沫若对胡适的批判上，这种逐一分析、有的放矢的解剖则表现得更加充分彻底。胡适怀疑《史记·屈原传》的理由之一，是传末尾“有云：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把孝景皇帝丢开了，因此此传不可靠。郭沫若指出这是“前人早已指出”的毛病，是二千多年流传过程，几经辗转抄印，难免的“窜改或错误”，但不能因“这点错误，就说这篇传不可靠；更不能因为这篇传不可靠，便根本否定屈原的存在”。另外，胡适提出《史记·屈原传》五大可疑，郭沫若认为，胡适“提出的疑问”，骤看都觉得很犀利，然而仔细研究“却一项也不能成立”。例如，《屈原传》说屈原“既疏”了即不在位了，又“使于齐”，又谏重大的事，胡适说这是“一大可疑”。郭沫若认为屈原不在位而谏大事是可能的。“如想到现在的一些要人下野出洋且发抒伟论的近事，便可以不费笔墨地得到了解”。又如胡适说《屈原传》中有“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之语，“依《楚世家》是昭睢谏的话”，因此本传可疑。郭沫若说“那两句话，本来是很平常的话，昭睢可以说，屈原也可以说，就如现在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三尺童子都可以喊一样，那是毫不足怪的”。胡适的另一疑问是一地理问题：“怀王拿来换张仪的地，此传说是‘秦割汉中地’，《张义传》说是‘秦欲得黔中地’，《楚世家》说是‘秦分汉中之半’”。究竟是汉中，是黔中？郭沫若《屈原》一著作了明确回答：“第四大疑问中的黔中和汉中，是胡适太着急，把原书看脱了一半。《张仪传》说‘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关外易之’。黔中是楚地，到了顷襄王二十二年，才为秦所取。‘武关外’便是指的汉中，三篇文章并没有冲突，只是《张仪传》多提出了‘秦欲得黔中地’的事实，后来楚也没有给它，不用说武关外的汉中也没有到楚国手里。”郭沫若的批驳，反映了胡适实证思维指导下的“小心求证”的机械盲目，使考证走入误区。因此，“胡适对于《屈原传》所发出的疑问均不能成立”。郭沫若还对朱东润1951年在《光明日报》上刊发的否认屈原著作权的观点进行了颇有理据的辨正。
黄中模是当代楚辞学史的著名专家学者，他对何天行《楚辞新考》的批判可谓具有填补空缺的巨大作用。何天行的观点较之他人有更详尽的考证论据，其《楚辞新考》在“否定论”的诸文中最周密最系统（注：稻畑一郎：《屈原否定论系谱》，《重庆师院学报》1983年第4期为中文译文。原文载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研究》第3期，1977年12月。）。这部论著也是从内证和外证这个角度去否定屈原的著作权和其存在的真实性。内证方面，何天行说“桂及菌桂”之类植物皆“汉武帝平定西南夷”之后，才“传入”中国。楚辞多言桂，必为汉代以后作品，而不是先秦所作。黄中模考诸史料，指出这为谬说。《山海经》中的《南山经》、《大荒西经》均有桂的记载。先秦著作亦有记载。如《庄子·内篇·人间世》：“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战国策·楚策》：“楚国之食贵于玉、薪贵于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楚人有卖其珠子郑者，为木兰之柜，熏以桂椒。”另外，何说楚辞“常见的凤凰、苍龙”等物，“都是秦汉以来在大一统的政治形状之下，象征国力四披的表现”，这些均成为“刘安作《离骚》”的内证。黄中模认为“他对古籍中记载许多龙、凤的事实，采取故意歪曲的态度”。列举多重论据，《论语·子罕》有“凤鸟不至，河图不出，吾已矣夫”之语，亦有“凤兮风兮，何德之衰”之叹；《易·乾文言》曰“云从龙，凤从虎”。指出龙凤二物为先秦图腾，不必到秦汉才有。第三，何说《离骚》“虽体解吾犹未变兮”中的“体解”是“秦代独创的刑法，到汉文帝时方才废除”。“《离骚》中既经说到体解，当然不是秦以前的作品了”。何天行亦将“体解”一词作为否定论的一个重要内证。黄中模指出“体解”之刑非秦独有，较为普遍，且先秦亦有。《战国策·秦策》“齐君归还，惠王车袭之，而秦人不怜”。《战国策·楚策》“齐王大怒，车袭苏秦于节”。《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夫罪，莫重辜磔于市，犹不止者，不必得也”。《荀子·宥生》“吴子胥不姑苏东门外乎？”杨倞注：“磔，车袭也。”外证方面，何天行推翻《史记·屈原列传》作为史源的真实性，说“且屈传所说‘屈原’，那种地位和怀抱，为什么更重要的《史记·楚世家》内不提到‘屈原’呢？”（注：何天行：《楚辞新考》，第12页，吴越史地研究会刊《楚辞研究》，1937年。）并将《战国策》中的《秦策》、《楚策》和《屈原列传》作对比，说明《屈原列传》为抄袭前者。“《战国策》记载秦楚的交涉虽则详密，却没有提到什么‘屈原’！他说到张仪，说到楚王，说到陈轸，说到靳尚，更说到怀王的宠姬郑袖，但明明没有说到‘屈原’”。由此认为《屈原列传》“当然不是太史公的手笔了”，而疑为刘向所作。黄中模查证史实，结果发现《楚世家》提到了屈原：“张仪已去，屈原使从齐来，谏王曰：‘何不诛张仪？’怀王悔，使人追仪，弗及。是岁，秦惠王卒”。至于《战国策》未载屈原事迹，黄中模指出“此书并非出于一人之手，而是人们从秦始皇的火劫余烬中，寻找来的残篇断简，经过刘向整理而成的”。不载屈原自为情理中事。因此，并不能把《战国策》作为否定《屈原列传》乃至屈原存在的历史真实性的证据。
黄中模的另一楚辞学贡献，是他与日本楚辞学界中“屈原否定论”者的批判性对话。日本楚辞学否定论无论从其历史的先后时序还是从其观点倾向上看，均发端和承绪着大陆诸种否定论学说。应该说，诞生于半个世纪之后的日本“屈原否定论”，对中国的否定论有着深入细致的研究探析（注：其中稻倞耕一郎的《屈原否定论系谱》可视为一个显著例证。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研究》第3期，1977年12月。），并在此基础上有所侧重地从方法论层面完善了“否定论”的阐释形式，从而摆脱了“否定论”对史料考证的过分依赖状况。这样一方面造成了日本“否定论”的论证叙述方面的某种超越性进步；另一方面因考证之薄弱甚至远在中国“屈原否定论”之下，因此使日本“屈原否定论”更缺乏论据基础。他们更多地是在中国“屈原否定论”的结论之上，进行自己的观点叙述。铃木修次把屈原视为历史传说，三泽玲尔则指认“屈原只不过是一个传说中的主人公”（注：《重庆师院学报》1983年第4期。《八代学院大学纪经》21期，1981年12月。），而把《楚辞》作为“民族歌谣”（注：铃木修次：《中国文学史·导论》。）、“楚巫集团”所作的“巫祝者的文学”（注：白川静：《中国古代文学——从神话到〈楚辞〉》，1976年4月25日，日本中央公论社出版发行。）。冈村繁在《〈楚辞〉与屈原——关于主人公与作者的区别》（注：见《日本学者中国文学研究译丛》第一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年5月。）中，虽然承认屈原的历史存在，但“仅止于是一位忠臣”，一位被楚辞文学作为反映和歌咏对象的历史人物，却并不是楚辞作品的作者。这种将主人公与作者的分离方式，同样剥夺了屈原的著作权。黄中模对日本“屈原否定论”的对话侧重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对史源的考证厘定，对中国屈原否定论的剖析，这样从基础层面推翻了“否定论”的阐述工作。其二，是对日本“屈原否定论”诸种论点的逐一批驳。黄中模认为屈原传说其实来源于屈原这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不能因为屈原传说的普遍存在（如应劭的《风俗通义》、葛洪的《枕中书》、王嘉的《拾遗记》、吴均的《续齐谐记》、沈亚之的《屈原外传》等，还有“汩罗遗风”端午节，把“屈原当作神祭祀”等）而否定屈原的历史真实性，不能混淆乃至颠倒这种“源”与“流”的关系。由此，黄中模论证了楚辞并非“楚巫集团”“巫祝者的文学”，楚辞文本的巫风意象和原始浪漫主义仅仅是人云亦云的楚国巫风文化的一种反映，而并不能由这些巫风艺术符码论断楚辞是巫风集团的集体产物。真正的著作权仍然归属于屈原，他只不过运用了早期原始巫风的意象形式来抒写自己的悲剧境遇而已。对冈村繁把楚辞著作权给予刘安，认为刘安奉“汉武帝敕命而作的文章”这种看法，黄中模发现冈村繁之所以把楚辞主人公与作者分开，其中主要依据是把楚辞作品以及受楚辞作品影响而产生的汉辞赋作品均作为对古代忠臣屈原形象的歌咏，从而黄中横区分了楚辞与汉代辞赋作品的基本区别，以史实证明刘安和司马迁、东方朔等均坚信屈原是《楚辞》的伟大作家。至于《七谏》中之“念女嬃之婵媛兮”、“怨灵修之浩荡兮”、“固时俗之工巧兮，灭规矩而改错”、“不量凿而正枘兮，恐榘
中日“屈原否定论”及其论争批判，是二十世纪楚辞学的一项重要内容。无庸置疑，屈原作为浪漫诗人和不屈的爱国志士的不朽形象是无法湮灭的，不容否定的；但是屈原问题之作为学术探讨对象还会有连续不断争鸣发生，而并不会伴随二十世纪的结束而走向终结。这种争鸣与对话，不仅不会掩盖历史真实存在，相反更会从正反两个方面不断地澄清历史的重重雾障，越来越清晰地呈示出一个本源性的屈原形象。这对楚辞学的深入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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