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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兴杰:现代社会为何敌视糖

陈兴杰 人文学会 2020-03-14

作者:陈兴杰

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

新加坡地处热带,民众常年饮用汽水或碳酸饮料,这导致新加坡成为亚洲糖尿病问题最严重的国家。新加坡560多万人口,据说七分之一人血糖超标,政府对此忧心忡忡。2017年李显龙总理就表示,要对糖尿病宣战。
 
最近,这场「对糖战争」有了新进展:该国将禁止高糖饮料在媒体上做广告。此外含糖饮料的外包装将以颜色区分标示。标示分为5档,分别指出饮料是健康、中性还是不健康。牛奶健康,部分果汁中性,可口可乐这样的「快乐肥宅水」,显然是被抵制的「不健康饮料」。
 
新加坡是首个禁止高糖广告的国家,而对糖的特意征税,很多国家早已推行。英国、法国、挪威、墨西哥等许多国家和美国的部分城市,都有专门的「糖税」。糖厂和食品工业者痛恨此税,但他们的力量在式微,舆论在妥协,不断推出「低糖饮料」来迎合政治正确。
 
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是「糖税」的力挺者。他们主张对蔗糖、果糖、糖浆这类「游离糖」严格限制,高征税,首先是基于健康理由。
 
游离糖以快速消化的方式提供能量,几乎不提供其他营养。除了「甜」和「爽」,游离糖在日常生活里可以说一无是处。常常摄入这种糖,会导致龋齿、肥胖、厌食等病症。堪比烟草和酒精的堕落东西,当然要限制啦。
 
糖对健康的危害,带来另一层忧虑。糖如此廉价易得,有诱惑力,人们总倾向于多吃。尤其自制力差的穷人,他们暴饮暴食,大量吃糖,把身体搞得一团糟,却无法负担医疗费用。糖的销量越好,医疗体系就不堪重负。因此有必要禁糖,挽救穷人健康和公共医疗体系。
 
基于这两种理由,糖成了「万恶之源」。在科普和政府宣传推动下,「糖税」可能是继「烟草税」和「酒精税」后,又一个世界性的「堕落税」。
 
在一片对糖的咒骂和对「糖税」欢呼声中,有必要倾听不一样的声音。这种声音包含诸多严肃命题:政府的行为边界在哪里,谁为个人健康负责,如何正确解决公共医疗体系困境。
 
首先要澄清的是,糖虽然不是健康食品,但也不是毒品。大部分人「馋」糖,却没人真正对糖「上瘾」。糖不像海洛因、可卡因那样带来神经系统快感,进而产生依赖性,过量食糖最多属于行为成瘾,而非精神品成瘾。
 
很多医生推荐用糖果辅助戒烟,正是基于这一点。严肃的神经生物学研究结论,并不支持极端「反糖者」对糖的妖魔化宣传。极端反糖者主张将糖和酒精、烟草同等对待,征收高额甚至更高的税收,完全是不讲道理。
 
其次,「糖税」是否具有正当性。很多人吃糖过量,不是不知道糖的危害,而是有自己的权衡:宁要短期的愉悦,不妨牺牲长期的健康。这样的权衡在日常生活里,非常普遍。肥胖者沉迷于美味佳肴,戒酒者难免小酌三杯。喜爱甜食者,同样也是如此。
 
世界参差多态,个人自由选择,这本来是常态。政府有没权力制定国民的健康生活规范呢?我想,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不难得出答案。倘若政府有权以健康之名,规定国民该多吃什么,少吃什么,那么它就有权规定,国民应该几点熄灯就寝,几点起床晨练。这样的生活,真值得追求吗?
 
很多人觉得危言耸听:征收糖税,最多是对制糖和饮料工业加一点税收,调节一下消费量,与国民大众有什么关系?然而,任何税收都要讲政治伦理,强调为公众服务。至少在「为大众谋健康」这一点上,就很难站得住脚。
 
有感于此,「糖税」的鼓吹者通常强调另一点:公共福利。为挽救公共医疗体系,有必要通过税收控制一些不负责任的消费行为,以免公共医疗资源无谓支出。
 
必须承认,这样的理由非常有力。公共福利体系下,任何个人行为都不再单纯,很多后果都要他人承担。何止过度吃糖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懒惰、熬夜、暴饮暴食,冒险作死,都是浪费公共资源。福利主义不是免费,其背后是个人自由牺牲,无论是道理上,还是法律上。
 
在传统自负其责的医疗体系下,每个人生病都是自己的事情,对他人谈不上负担不负担。每个人选择属于的生活方式,哪怕是不健康或堕落的,都无需承担道德压力,国家都没有正当理由干预。而在医疗服务公共化的现代,这种自由消失了。对于珍视个人自由的人来说,未免令人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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