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丨戏如人生黄会林
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以“青春激情、学术品位、文化意识”为宗旨。以“大学生办、大学生看、大学生评”为特色。其权威性受到电影界人士普遍认同，被誉为中国电影界具有国际水准的大奖。
大学生电影节幕起幕落间，闪转出人生的多种可能，恰似它的创始人——黄会林。
冬日里，散漫的阳光斜斜穿过向南的窗子，洒落在胡桃色的家具上，轻轻地抹上一层柔和的颜色。靠墙的书柜里，珍藏着她参加过的大学生电影节的照片。那一张张或发黄、或鲜艳的照片，浓缩着北京大学生电影节1993年初创以来的23年风雨路程。
这是黄会林的家。如此静谧。
4月里，中国电影资料馆内，一条长长的“人龙”从放映厅排到了院子里，一张张青春面庞难掩兴奋之色，大厅里更是人头涌动，有学生在四处询问“有多余的票转让吗？”这是大学生电影节期间最常见的场景，持续了一个月的大学生电影节，如此激情。
静谧和激情，恰似舞台上幕起幕落间的转换，都属于81岁的、北师大资深教授黄会林——大学生电影节的创始人。
她为年轻人打开了一个艺术世界，这个世界奇幻、斑斓，洋溢着青春的激情，而她自己的人生就像一台耐人琢磨的戏剧，长度也许有限，但幕幕厚重又奇异，远在你的想象之外。
1954年，黄会林从朝鲜战争前线凯旋归国。
黄会林出生在天津的一个大户人家。她高祖是颇具名望的清翰林殿阁大学士黄赞汤，祖母孙氏是京师大学堂创办人孙家鼐的女儿。因此，黄会林经常被人说出身名门，但她总是纠正：“祖上是耕读世家，如今是戏剧之家”。
这句话是有特殊意义的，黄会林的确与戏剧有着不解之缘。
上世纪初，天津是中国北方文化艺术的先锋城市、戏剧的福地。黄会林五六岁时，父亲黄梅轩在天津明星影院做经理，后又担任南北剧社社长。影院是中旅剧社（中国话剧史上第一个职业剧团）的演出基地，名重一时的唐槐秋父女、林默涵、周刍等常在那演出。
黄会林的父亲与许多剧社的导演、编剧、演员有密切接触。他们经常聚在家中谈论剧本、演出，幼小的黄会林不知道大人们在讲什么，但觉得他们讲的东西很美妙，因此在心中埋下了一枚种子——长大了，我也要做这些有趣的事。
这枚种子在黄会林看来是“冥冥注定”。
黄会林第一次对电影有深刻记忆是1940年在上海，她跟着家人去看电影，“日子虽然过得很苦，但大家看电影时还是很快乐的”。那时，她认为电影是个很神奇的东西，人们可以在电影中获得快乐，忘记悲伤。
1948年，14岁的黄会林进入苏州最好的振华女中读书。在振华女中，黄会林开始接触进步思想。她不但经常参加一些爱国演讲会、辩论会，还经常进行爱国演出。不仅打小爱戏剧，黄会林的一生也像戏剧。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还在中学读书的黄会林报名参加了志愿军，那年她只有16岁。
“现在回想起来，一个弱小的女孩儿是怎样扛起120斤重的弹药箱送上阵地的？真是不可思议。”黄会林回忆到，“保卫清川江”战役打了整整七天七夜，团里牺牲了100多位战士。黄会林奉命掩埋了牺牲的战友。那些年轻的战友们，脸庞上沾满了血迹，甚至身首异处。黄会林和战友们将烈士们的血迹擦干，就地掩埋。“当时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难过，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这段经历深深影响了她一生。很多人问黄会林，为什么你总是精神很好？“我想，就一个原因，我个人的生存指标比较低，他们就问我你的生存指标是什么？我就说两个字‘活着’，人活着就得干活，他说你再多说两个字，我说‘活着干，死了算’。”
黄会林（后排左三）与《梅岭星火》剧组在夏衍家。
演出后，积水太深，三个人只好扛着自行车回家，大家热烈谈论学生的表演，高呼“中国话剧不会灭亡”。
活着干，死了算，这句话充满了黄会林才有的味道：大胆、洒脱、投入，甚至带有那么点悲壮。这个“梳着两条辫子，文文弱弱，实在看不出是打完仗回来的”黄会林，在今后的岁月里，创造了带有鲜明个性烙印的戏剧人生。
1982年，一部反映“文革”中被批判对象陈毅将军的电影《梅岭星火》成功上映，给刚刚从十年浩劫中转过神来的老百姓带来了一阵清风。黄会林和爱人绍武正是这部具有轰动影响电影的编剧。
也正是《梅岭星火》让黄会林结识了戏剧界的泰斗夏衍。当时，夏衍从另一位文学史大师唐弢手中得到了电影《梅岭星火》的剧本。看完剧本后，夏衍立即给绍武和黄会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这个剧作是我最近看到的十几个本子中较好的一个，写陈毅同志的形象、气质、风采都很精彩”。
这封信如今依然完好地保存在黄会林家中。对于黄会林而言，夏衍的肯定让她充满了创作的力量。此后，黄会林的创作一发不可收拾。上世纪80年代，《故都春晓》、《彭德怀在西线》、《爱的牺牲》等一批话剧、电影剧本先后问世。
1985年，黄会林在北师大中文系主讲一门课——“现代戏剧研究”，“戏剧不能停留在舞台上”，老伴绍武偶然的一句话开启了这门课的教学改革。到戏剧课后半期，黄会林布置了考试题：考试时可以答题，也可以交一个原创剧作。不到100人的课堂，创作热情很快被点燃了。
学生最终交上了70个剧本。这个时候，黄会林又有了新的想法：“我们为什么不能自己排、自己导，把同学们的作品搬上舞台？”
当时经济困难，学校更没有钱。黄会林只好用8分钱一张的白纸，糊起来就变成了一面墙，画出小院、家庭，最后选择考试周中间的周六开演。正式演出了四部戏，同学们问：“有人看吗？”黄会林说：“一个人看也算演了！”
“上世纪80年代的大环境都说中国戏剧要灭亡。没想到500座的演出教室爆满。走道里都是人，还有人和我们吵架说，为什么不给我票！”黄会林谈起那场演出记忆犹新。
“演出开始前，天公不作美，空气异常闷热，室内温度眼看逼近40度。”黄会林担心很多邀请的戏剧专家可能来不了。出乎意料，专家们齐刷刷地到了。演出结束后，下了场大雨，校园里积水太深，三位冒雨前来观看表演的戏剧专家只好扛着自行车回家。他们与黄会林热烈地谈论着大学生们的表演，大家激动不已，其中一位甚至高呼出“中国话剧不会灭亡”的口号，他们连夜赶写了《中国话剧不会灭亡》的文章。第二天，这篇文章刊登在了报纸上。
碰巧当时中国将在1986年举办“国际莎士比亚戏剧节”，全国的专业院团纷纷排演莎剧。当时中国戏剧家协会的专家向黄会林提议：“是不是能让学生们排个片段？”黄会林则说：“要演就演全剧！”最终剧协同意让他们试试。
北国剧社成立大会是在1986年1月10日晚上，当时北京人艺、青年艺术剧院、中国戏剧家协会的专家都来了。著名艺术家黄宗江迟到了，一进门就问“剧协改在这开主席团会呢？”大家哄笑了。
当时的戏剧泰斗曹禺为北国剧社亲笔题写了社训“大道本无我，青春长与君”。著名剧作家吴祖光也送了“点燃世界，美化生活”八个字鼓励北国剧社。
就这样，北国剧社，第一个写进中国话剧百年史的当代学生业余演剧社团诞生了。
成立之初，黄会林从物色演员、组织创作和演出，到跑经费、忙剧务、请导演，事无巨细，什么都干。连她的研究生都说：“跟着黄老师，忙得团团转。”
付出总有回报。剧社成立当年，因莎翁之作《第十二夜》、《雅典的泰门》的出色演出，成为当年戏剧节上的一匹“黑马”，轰动了京城。“你们怎么可以演得这么好呢!”曹禺看完演出后对学生们说。北国剧社的4张莎剧演出照还被作为政府礼物送给了英国女王。
北国剧社因为“成立早、起点高”、“戏剧实践趋于多种样式的表现形式”等特点，逐渐成为了业界公认的高校戏剧的“第一举旗手”。
在黄会林的指导下，北国剧社的“标兵”地位一直延续到现在。2006年排演的话剧《枣树》再获“五个一工程”奖，就连专业话剧导演孟京辉也惊讶于北国剧社的表演。2011年排演的《最后的小丑》获北京市第三届大学生戏剧节最佳剧目奖。
“不了解黄会林的人，起初可能对她有些误解，但真正了解了她，就懂得她心中注满了
一股‘傻劲’，一种热忱。她给人的印象总是忙。但是，她万‘忙’不离其宗，大都同戏剧有关。我还没看到过哪位大学教授像她一样，如此全身心地投入戏剧的。”中国话剧历史与理论研究会会长田本相曾这么评价黄会林。
黄会林总是认为，话剧艺术这朵奇葩有过含苞，有过绽放，有过凋零，却从未枯萎。她说，校园对于话剧乃至整个中国戏剧都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甚至可以说，校园是中国戏剧复兴的地方，“校园戏剧的存在意义和价值无可替代，它是承载学子青春活力和创造梦想的最佳载体”。
黄会林参加第13届大学生电影节
正当北国剧社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时，黄会林又面临一次重要的人生选择。1992年，学校任命黄会林担任艺术系系主任。而此时的黄会林已经58岁，还有3年就退休了。是安适终老，还是迎接新的挑战？
“其实我当时心里很嘀咕，真没有底。” 黄会林当时还跟校长开玩笑说，你要是10年前发现我，48岁的我二话不说，马上就去！现在我都58了，该退了。最后校长说，不商量了，这就是指令！就这样，黄会林只有赴任了，“我觉得自己有一个特点，就是干什么事情，我都会拼命的”。
初创时期，整个艺术系加上她这个系主任，也只有5名教师，就连基本的办学条件都十分简陋。师大北校辅仁大学旧址后院的一个化学药品小仓库是建系时的“大本营”。
“那个地方下雨天上课是要拿脸盆接水的”，1994年，影视学科开始招收本科生。但是黄会林认为，影视学科仅仅有教学，没有实践是远远不够的。
就在这个时候，创办一个大学生自己的电影节——这个创意在黄会林和影视学科的教师们心中萌发了。但是对于刚刚成立的北师大艺术系来说，举办电影节似乎有些异想天开。为了寻找赞助单位，59岁的老太太到处碰壁。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素不相识的姑娘帮了她一个大忙。她帮忙找到了第一笔赞助款项15万元。正是这15万元，催生了北京大学生电影节。
有了钱还不行，还要有电影和观众。
于是，一帮年轻人在黄会林的带领下，开始奔波于北京各大高校和电影公司。他们费尽心力邀请那些遥不可及的导演和明星；他们说服导演，借他们的威望去拉免费的拷贝。
最初的艰难不得而知，但让黄会林始料不及的是，凭着自己的“傻劲”和“执拗”，她成功了。这一心血来潮迅速得到了全国大学生们的热烈响应。数以万计的大学生们开始重新涌进学校的大礼堂，甚至在露天操场上重温儿时看电影的幸福时光。
大学生电影节的影响力还让黄会林收获了意外之喜。1995年，北师大艺术系建立了我国高校第一个影视学博士点，她也成为全国高校影视学专业的第一位博士生导师。
到目前为止，大学生电影节已经举办了23届，影片的来源也从国内逐渐走向国际。第23届电影节为期一个多月的华语电影展映吸引了千万名大学生参与，电影制作商、发行商们竞相送来他们最新的影片拷贝，参赛影片近200部，几乎涵盖了上年度所有影片，拷贝投放量也超过1500个。
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又恢复了进电影院的热情，他们中的很多人说，自己对电影的喜爱是源于学生时代的大学生电影节。与此同时，更多崭露头角的中国新锐电影人，如张建亚、霍建起、李少红、张扬、宁浩等一批导演，都曾说对自己作品的第一次肯定来自大学生电影节，大学生电影节对于中国电影来说是一块试金石。
黄会林说，曾经有一次颁奖仪式，导演冯小刚委婉地告诫那些因故不能出席的获奖者：“只要大学生邀请，就应该无条件地来。”这是电影业界对大学生电影节的莫大嘉许，他们意识到了大学生电影节授予的并非只是一座专业奖杯，而是代表了一个年轻的、活跃的文化知识群体对中国电影和电影人的关注与评价。
“世界上有百个电影节，每个电影节几乎都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它们的特点，如戛纳阳春白雪，奥斯卡通俗精美，百花大众关注。那么，大学生电影节的风格是什么? 青春激情、学术品位、文化意识这就是它的风格。”一说起大学生电影节，黄会林就会显得异常兴奋。
谈起已过“成人礼”的电影节，黄会林坦言：“电影节可以说如我的孩子一般，如今她已经成人了。在成长过程中，她曾经很窘迫，举步维艰，也曾经被电影圈的光怪陆离迷离了双眼，如今她更是面临着中国电影亟需走出国门的期盼。成人了，更需要成熟的思考，思考自己未来的路该如何走。”
1986年，创立北国剧社，曹禺手书北国剧社社训。
细心的人会发现，只要黄会林出席公开场合，必定会穿着中式服装。
她有很多中式服装，其中以旗袍为她最爱。她的旗袍有色彩绚丽的绿底红花丝绸长旗袍，也有如意开襟、高领长袖的手绘中国水墨画花卉图案旗袍，还有许多款式别致，配以传统中国纹饰牡丹花、梅花等图案的旗袍式上衣。
在她看来，她自己就是一个中国“符号”，这是在传播中国文化。
黄会林的眼界不局限于国内，她心中有个更大的梦想，就是中国文化应该走出去，可以成为、更应该成为世界文化的一极。
中国电影是她熟悉的领域，她看准了电影能成为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最好“放大镜”。
然而，情况并不那么乐观。今年年初，黄会林针对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所作的“2011中国电影国际影响力全球调研”显示，“有超过1/3的外国观众一点也不了解中国电影，一半的人多少有一点了解，只有1/5的被调查者较为关注，而较为关注的多是日语、韩语和德语观众”，“最受欢迎的中国电影类型是功夫片和动作冒险”……
尽管之前有心理准备，当看到全部统计结果时，黄会林还是觉得很惊讶，没想到中国电影在国外的“能见度”如此之低。
“中国电影基本还是在家门口徘徊，海外市场式微。”在国人沉迷于中国电影频频现身海外各电影节喜不自胜时，黄会林，这位将近耄耋之年的老人却始终冷静地观察着戏剧、电影这两朵艺术之花。
“不要被几个奖项迷昏了头。有中国电影获奖，只能说明我们的电影开始同世界接轨和接近，但说明不了中国影片真正走向了世界。”黄会林如此告诫电影人，同时她也意识到，电影作为中国文化国际传播最生动的媒介都如此“黯淡”，其他传播途径更让人不容乐观。
实际上，黄会林对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思考早在上世纪末就开始了。早在1999年，黄会林就在业界呼吁“中国文化进入了复兴时代，希望能早日汇成一股澎湃的春潮，引发全民族的文化自觉”。
从那以后，黄会林每逢公开场合都会不遗余力地宣扬“保护文化传统，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主张。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对黄会林的这个“毛病”深有体会，“只要和老太太一起开会，她准提这事儿”。
直到2009年，黄会林和老伴绍武在家中谈论时局，谈到如何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纵观中国文化，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多元化是世界文化格局的总特征，其主流大体有三种——欧洲文化、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
黄会林目睹了中国当代文化缺乏足够的定力，模仿、照搬之风盛行所带来的一系列乱象。那时，她深刻意识到中国文化找不着北了。随着讨论的深入，一个大胆的想法冒了出来，何不正视各种文化乱象，唤醒人们的文化自觉呢？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中国文化重新定一个坐标！这是黄会林头脑风暴的产物。很快，一个崭新的概念被提了出来——第三极文化。
何谓第三极文化？“我们提出的‘第三极’，取其‘端’、‘顶’之含义。如果认为欧洲文化、美国文化为世界文化之两极，则中国文化可称为世界文化之‘第三极’。”黄会林如此解释。
而彼时，与中央发布《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相隔一年多。黄会林再一次把握了时代的脉搏，找到了今后人生的“发力点”。
“中国文化不能随大流，不能东施效颦，东施再努力也只能是东施。”黄会林鲜明的观点和犀利的语言再一次让业界人士见识了这位优雅老人背后的深刻和执著。
她的想法也得到了许多国外文化界的回应。美国前总统卡特、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泰瑞、法国电影学院院长亚丁先后来到北京，都与黄会林交流过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他们还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2013年，黄会林捐资发起成立“会林文化基金”，2015年首届“会林文化奖”颁发。会林文化奖是面向国际的学院奖，旨在表彰为中国文化国际传播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外人士。首届会林文化奖由瑞典汉学家罗多弼、著名艺术家韩美林获得。
2015年1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题为“深化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亚洲美好家园”的重要演讲，提到了由北师大发起并组织的“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该计划即由黄会林发起创立，已连续举办五届。这一民间学术文化交流活动面向全球招募外国青年，拍摄中国主题短片，旨在促进中外青年文化交流，加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
黄会林总说，她要走的路还很远，需要做的事还很多。中国文化的复兴亦是如此。
从教50年庆典，与爱人绍武合影。
●文化共性是中国电影走出国门的“敲门砖”，也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引路石”。通过寻求文化共性，把个体层面的情感转化到集体层面，才能真正被世界所认可和接受。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思路有问题，这简直是舍本逐末。
●回想这些年来，一方面，中国的影视作品以一种近乎焦灼的心态渴望着世界的目光，虽则有过几次被西方吹捧的热潮，但事实并不是如此。另一方面，我们在影视艺术创作中所取得的富有价值的探索，大多时候并没有引起自身足够的重视。这也是提出“民族文化自觉”的关键。
●我最大的财富就是学生，最大的遗产就是书。本来一个人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我走的那一天，有这样两个“最大”，我就非常满足了。
●我对学生有三条要求：第一，受不了严格要求的可以另投名师；第二，做学生的一定要超过老师；第三条，要比尊重我还要尊重我老伴儿。
●今天的文化艺术创造者如果不能深入中国的土壤，开出的花朵就不会是本土的颜色；倘若不能把握中国的灵魂，就不能成为真正的文化主流。
●文化缺失和精神缺钙是当今社会发展将面临的危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