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奎松（历史学者）

相信今人都不大了解中共最早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和中共“一大”的《中国共产党纲领》的内容，但如果提到中共“二大”的宣言、议决案的主要内容，或许熟悉的会多一点。这多半是中学历史教科书引导的结果。因为在中学历史教科书里，对于中共最早发布的《宣言》只字未提，对中共“一大”纲领的内容只简要说明它规定了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共产主义奋斗目标，教师解读时还有批评。

为什么还要批评呢？教学参考书里的说法是：因为当时中共“还未完全认清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规定的纲领不适合中国实际。中共何时开始意识到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呢？是“二大”。因而教科书会特别强调，到中共“二大”召开，党才正确规定了中国革命现阶段的任务还是民主主义的革命。

为什么中共成立前后还不能完全认清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二大”就能正确认识了呢？比较权威的解释可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里面是这样说明的：中共成立前后，“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对在中国这种带有很大特殊性的社会条件下，是否能够立即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要经过什么步骤才能最后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重大问题，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还不可能认识清楚，需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继续探索来解决。”

中共成立前后，经过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继续探索花了多长时间呢？八九个月时间。因为，假定中共“一大”纲领具体形成于1921年8月初，中共开始正确表述中国革命必须“两步走”，即要先进行民主革命，再进行社会革命的主张，则是1922年五六月的事情。若说对于如此重大的政治方针问题，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继续探索只花了八九个月就解决了，显然是解释不通的。实际上，中共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看法，所以会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发生了如此大的转变，是得益于列宁和共产国际具体指导和推动的结果。

有关早期中共与莫斯科关系的史实，已有大量史料公开出来，国内外史学界的研究也已相当深入具体，无须赘述。这里要说明的，倒是1920至1921年中国那些早期共产主义者，为什么看不出“中国这种带有很大特殊性的社会条件”，以至于建党之初竟陷入到“空想”中去了呢？

说中共“一大”前后的宣言和纲领“是空想”，可见于毛泽东晚年的批语。他读到1920年11月形成的《宣言》文本时，直截了当地批了一句话，即：“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提社会主义的革命，是空想。”

《中国共产党宣言》制定者当时的理由和逻辑是怎样的呢？它写道：“全世界可视为一个资本家的机关，所以一国的阶级争斗可使其他国家受同一的影响。”“因为我们从生产和分配的方法上看起来，这些国家都是一样的——都是资本主义式的。”必须要等到全世界的资本家的势力都消灭了，生产事业也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开始活动了，那时候人类社会才能真正造出一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因此，“当着各国的无产阶级还在和资本主义争斗，还没有得到胜利的时候，我们设想俄罗斯在她领土之内，单独可以造成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这是大错而特错的。”俄国革命所经历的一切，“并不是俄罗斯历史发展的特征，也是全世界历史发展的特征，而且这种阶级争斗的状态，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得要经过的。”

对于这一理由，也许还是当时中央书记陈独秀的解释读着更浅显、更透彻些。

早在1920年秋，即《中国共产党宣言》形成前，他就接连发表文章，解释过他所以会转去相信俄国式共产主义革命的理由。

他写道：“我以为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一是资本家的国家；一是劳动者的国家。但是现在除俄罗斯外，劳动者的国家都还压在资本家的国家底下，所有的国家都是资本家的国家，我们[对此]似乎不必妄生分别。各国内只有阶级，阶级内复有党派，我以为‘国民’不过是一个空名，并没有实际的存在。有许多人喜欢拿国民的名义来号召，实在是自欺欺人。无论国会也好，国民大会也好，俄罗斯的苏维埃也好，都只是一阶级一党派势力的集中，不是国民总意底表现；因为各阶级各党派的利害、希望各不相同，他们的总意不但没有方法表现，而且并没有实际底存在。”

陈独秀真的主张一步走到共产主义，反对革命“两步走”吗？未必。中共“一大”党纲固然强调的是“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废除资本私有制”，但多数中共成员却并非完全不了解中国社会的特殊条件及其基本性质。

仍以陈独秀为例。他对此就讲得很清楚：中国的共和革命未必不好，“在社会党的立法和劳动者的国家未成立以前，资本阶级内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会进化上决不是毫无意义；所以吾党遇着资本阶级民主派和君主派战争的时候，应该帮助前者攻击后者。”他不主张继续在共和政治的条件下变革的理由，是资本阶级民主派造成的民主共和政治归根结蒂还是少数资本家把持下的“金力政治”，“共和的自由幸福多数人是没有分的”。如“中国表面上共和革命已告实现，实际上却沦为少数封建武人官僚资本的统治”，不仅“外国资本压迫我们一天紧迫似一天”，而且封建主义全面复辟，民主革命基本流产。

至于为什么不应继续民主革命，而要改行共产主义革命，他的解释是：第一，“现代多数人都渐渐明白起来要求自己的自由和幸福了”，知道要靠共和政治“来造成多数幸福，简直是妄想”。“主张实际的多数幸福，只有社会主义的政治。”第二，“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这是社会进化的一定轨道”，“按诸新陈代谢底公例，都是不可逃的运命。”第三，由封建而共和和由共和而社会主义，并不必须要经过若干岁月才可以改变方向。西方因代议政制历史悠久，共和政治或“比较的容易支持”。东方各国情形不同，“所以俄罗斯共和推倒了封建半年便被社会主义代替了。”“封建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必经过长久的岁月，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作为和俄罗斯社会性质更接近的东方国家，中国为何不走俄国直接谋多数人幸福的路，而非要再去经历一番只会给少数人幸福的“金力政治”阶段，再去谋多数人幸福的革命呢？

由上不难看出，陈独秀以及当年中共参加者主张共产革命的基本逻辑和理由，是建立两种基本判断之上的。一是相信当代世界已经资本主义化，任何国家都逃不脱被资本家阶级统治的命运，因而劳动阶级受资本的压迫剥削是无例外的；一是用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看一切，并自认为无产阶级或劳动阶级的代言人。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不仅对俄罗斯式的反资本主义制度的共产革命充满期望，而且毫不犹豫地接受俄国人的帮助，创立俄共式的共产党，并自宣告建党的同时，即宣布服从莫斯科领导的“世界共产党”，即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的领导，明文规定：“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

作为世界共产党的下级支部，中共“一大”虽规定党名为“中国共产党”，其纲领中却明文规定：“凡接受我党的纲领和政策，愿意忠于党，不分性别、国籍，经过一名党员介绍，均可成为我们的同志。”一年后，中共“二大”召开，明确承认中国革命必须依据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实行“两步走”策略，但它通过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章程》的第一条，却更鲜明地强调了其国际组织的这一特性。称：“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宣言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均得为本党党员。”

此后中共“三大”“四大”“五大”修订章程，此条内容及位置，均未改变。这也就难怪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时，面对国民党内要求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退出共产党或解散共产党的呼声，李大钊会代表中共郑重告诉国民党人说：中共并非中国人自己的组织，而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支部，其党员可以用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不能解散这一国际的组织。很难简单地认为李大钊的表态纯粹只是中共应对国民党人质疑的一种搪塞的手法，中共当年的阶级观点及其组织定位，显然对党员的思想和心理都有重要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当1928年共产国际明确提出“保卫苏联已成为目前各国党的中心任务”之后，中共和红军会毫不犹豫地打出“武装保卫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的政治旗号，并把标语、传单贴得到处都是。

显然，当中共党人都像陈独秀那样认定“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一是资本家的国家；一是劳动者的国家”后，从阶级的观点看问题，苏联自然也就合乎逻辑地成了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国无产阶级及其劳动者的“祖国”了。而这实际上也是符合马克思的观点的。

马克思在共产党人的“圣经”——《共产党宣言》中这样写道：有人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要取消祖国，取消民族”。他的答复很简单：“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固然，无产阶级需要“取得政治统治”，需要在民族的基础上“把自己组织成为民族”，但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就是要打破国家民族的界限，实现各文明国家无产阶级的联合行动；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结果之一，也是要通过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和压迫，以使世界上形形色色的民族国家“更快地消失”。

由此可知，在马克思看来，如果说工人有祖国，那只不过是他们取得政权，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那一段“革命的过渡时期”而已。在此之前，国家不是他们的，他们还必须要打破民族的界限；在此之后，国家和民族都将不复存在。

相比较而言，陈独秀在这一点上从一开始就多少有所保留。他在1920年底曾经写道：我“绝对厌恶”资产阶级拿国家的名义做那些相侵相夺、相杀相害、嫉妒仇恨的事情，但“普通的国家制度，不过是言语相同的，或是历史、宗教、利害相同的一种或数种民族共同生活底政治组织”。这种组织成立在自然的障碍基础上，“根深柢固”，“是不容易消灭的”。若只是取消了“国家”这个名义，人类语言、利害等种种障碍依然存在，“因为自然的障碍而发生的民族的冲突，就是在无国家无政府时代也是不能免的。”用他的话来说，要等到理性充分发展能抑制人的本能，尚“不知在何时代”。

这大概也是为什么，陈独秀始终相信需要把阶级斗争与民族革命的口号结合起来。比如，即使在1920-1921年，他也没有忘记要照顾到中国多数民众的心理，故专门提出过：“中国劳动（农工）团体为反抗资本家资本主义而战，就是为保全中国独立而战。”

只不过，在1922-1927年中共奉行统一战线政策期间，这样主张还没什么。等到1928年莫斯科明确规定各国党要把“保卫苏联”当成自己的“中心任务”之后，仍旧这样看问题，就行不通了。

1929年，已经下台的了陈独秀只是建议中共中央在宣传“拥护苏联”的时候，要照顾到中国大多数民众的落后心理，不要“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马上就被开除出党了。(来源：财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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