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真实”在中国的意义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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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界对新闻真实性的既有研究较少聚焦于这一核心概念在中国社会不同时期多重因素动态博弈中逐步确立、并由不同行动者在实践中合力塑造的过程。本研究考察新闻真实性话语引入中国后的言说主体、修辞策略、话语组成、叙事的主题模式以及相关新闻生产实践，并由此讨论它是如何在特定历史和社会情境中被不断再生产意义。研究发现，百年前，结合了舶来新闻观与传统史学观的新闻真实性寄托了清末民初知识分子介入国是、共御外侮的现代性理想；到延安时期，这一概念在“全党办报”的原则下突出了“为人民服务”的“群众性”特征；改革开放后，新闻真实性摆脱了为“真理”代言的沉重枷锁，成为传媒市场化改革的正当性基础；而进入数字时代后，它的核心地位受到了政治、文化、技术与市场多重机制的强有力挑战，但也涌现出重焕生机，与流量共存和博弈的可能。

近年来，随着“后真相”、“反转新闻”等说法的兴起，新闻真实性这一在新闻学中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信念和实操守则，再度成为新闻学研究的核心议题。

从讨论范畴的角度梳理这些文献，可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强调从认识论或价值论角度重新定义和阐释新闻真实性，使之适应数字时代的社会变迁（杨保军，2014；潘忠党，2018；虞鑫，2018）；第二类将更多经验现象纳入分析，在媒介技术变革、传受格局再造等背景下提供新闻真实性观念的新解读（王敏，2020；杨奇光，周楚珺，2021；金圣钧，2021）；第三类则经由对新闻真实性的辨析与强调，给予从业者规范性或操作性建议，呼吁他们在秉持专业素养的同时积极适应新的传播环境，努力捍卫新闻真实性（彭兰，2017；孙婷，2021；王辰瑶，2021）。

上述研究对于理解新闻真实性具有重要价值，不过，很容易注意到，部分文献预设了新闻真实性是一个先在的、不言自明的价值标准或操作准绳，却忽略了它是在不同时代多重因素的动态博弈中逐步确立，并由不同行动者在实践中合力塑造的过程；另一些文献虽然关注了新闻真实性的话语实践与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和技术语境之间的密切关系，但难掩“新闻真实性重要与否”的价值判断，因而经验层面的分析往往注重基于这一判断的自证其说，对新闻真实性在二百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结构性作用着墨不多。

要深入理解新闻真实性的价值所在，研究者首先需要从应然层面的价值论辩转向实然层面的经验研究（於红梅，潘忠党，2021）。事实上，一种观念以及与它相关的话语成为相关领域的基本理念、伦理守则和实践导引，并非天经地义，观念的形成和意义的传播是一个社会过程，在某些时候，它还可能成为“制度的正当性基础以及指导社会行动的纲领”（金观涛，刘青峰，2008：2）。从另一方面看，历史变迁中可以把握的重要表征之一，恰恰就是承载这些观念的大量新词语及其意义的持续建构。在新闻领域，“新闻真实”同样如此：被视为核心理念且被世界各国新闻业付诸实践的新闻真实性，是一个与清末民初的系列现代观念一同进入中国，又与传统思想及具体社会情境不断互动、反复重构的过程。在新闻业界和学界，这一观念的推行建立了一整套排他性实践，其作用是在虚假与真实的新闻叙述间建立区分，被确定为“真实”的新闻获得传播的正当性，并成为社会知识的一部分，而那些被归为“虚假”的新闻则被视为对社会秩序的扰乱和对公共利益的危害，受到唾弃和指责。

如福柯所指出的，在知识体系及其相关社会实践中确立何为“真理”，何为“谬误”，形塑一套话语秩序并督导人们的行动，对任何社会的运作都至为关键（福柯，2001：5）。具体到本研究聚焦的问题，“真实的”新闻是由在新闻领域具权威性的人士做出并为社会所接受的新闻叙述类型，它们通过一系列不同的实践，从“虚假的”新闻叙述中区分出来。在现代社会，它们被作为可靠信息进行传播，也由此成为公共讨论的事实基础乃至个体或组织决策的依据。因此，观察是谁在何种社会语境中、以及如何争夺对“新闻真实”的定义和解释权，并由此推广和让社会接受它，继之，围绕“新闻真实”又产生了什么样的社会实践，就具有重要价值——简言之，新闻真实性在何时成为一个问题，又如何在今天重新成为一个问题？这一追问当然可以上溯到世界新闻业的草创之初，不过，限于篇幅，本文仅将考察的重点集中于该理念在中国的意义旅行。

萨义德（2009：416，420）指出，某种程度上理论“是对某一特定历史和社会情境的反应”，即“理论从某一情境中破壳而出开始，被人们运用、开始旅行并得到广泛接受的过程”。不过，本文虽然借用了这一直观的比喻，但更认可刘禾（2014：37）就此与萨义德的理论对话——理论在时空中的移动并不仅仅是一个接受的过程，而应该被视为一系列相关话语和文本意义转译的历史事件：从清末民初开始，一系列西方观念通过语词的再造被引入中国，并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中被不断转译，也指导和引领相关的社会实践，由此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社会。刘禾（2014：37）指出，一系列新词语及其所承载的观念，通过阅读、书写以及其他文学实践，在中国人的国族及现代性想象的建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新闻真实”的相关理论阐释及其实践，也是这一“理论旅行”过程的一部分。舒德森（2010：223）指出，新闻从业的普遍标准通常被看作新闻研究起始假设的一个要点，但关于真实性这一核心理念和操作标准在中国社会中的历史考察，则似乎并未得到充分讨论。本文将考察新闻真实性话语引入中国后的言说主体、修辞策略、话语组成、叙事的主题模式，以及相关新闻生产实践，由此追问新闻真实性话语是如何在特定历史和社会情境中被不断再生产意义，并在百余年来中国的剧烈社会变迁中扮演了何种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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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求其真实无妄”：

20世纪初前后的新闻真实性话语

“真实”和“真实性”在中国新闻界最早出现于《申报》1872年发刊时的《本馆告白》，它明确指出，自己的属性是自西方而来的“新闻纸”，也因此具有西方报纸的核心特征：一为“新人听闻”，即时效性；二则是“真实无妄”，即真实性（胡太春，1998：203）。它也同时将“据事直书”作为用稿的标准。从上述表述中可以看到，这两条标准既来自其创办者所秉承的西方商业报纸传统，同时也呼应着华人编辑理解的“秉笔直书”、“其文直，其事核”的中国传统史学观。

不过，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中国，报业虽然快速发展，但它更多寄托了以舆论开民智、御外侮的重任，“同人办报”理念下的报人也因此更注重意见而非事实的表达。由于对新闻真实性的看法不一，当时报刊的状况是“议论与事实不相分离”，“以主观之见解，混淆客观之事实”（吴天生，1930：9-20）。部分知识分子虽主张“据事直书”、“忠实报闻”，但其目标是为了发动舆论推动社会变革，而非准确呈现事实本身。辛亥革命前，媒体更是各政治派别激烈争夺舆论场的手段。无论是寄望于开明专制制度的主理《时报》的梁启超，还是主张彻底推翻清政府的孙中山，都把舆论看成是发动民众的核心环节（梁启超，1999：2211；孙中山，1981：337，356）。如此一来，正确的事实承载的正确舆论就成为“真理”的代言。

1912年辛亥革命之后，利用舆论引领政体革命这一阶段性任务暂时告一段落，“新闻纸”本身的真实性问题逐渐得到报人和学界的重视，这和国外新闻学著作的引入有很大关系。

中国第一部新闻学著作是热衷参与政治的日本人松本君平1909年所著《新闻学》（宁树藩，2018：152-153；陈立新，2011），但该书强调报纸引导全国思想之进步的强大力量，认为它“矫正今日之社会，大有可为”（松本君平，2018：148），而未对新闻的真实性问题作详细讨论。

1913年翻译出版的美国人休曼所著《实用新闻学》是国内目前可考的第二部新闻学专论。作为报人之作，《实用新闻学》注重对记者实操技能的介绍。其中，“访事人之十诫”部分从第二条到第五条，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如何报道新闻事实，如表达应明晰、公平报道，避免在事实表述中掺杂记者自己的意见等。特别是第四条“忽遽及不足征信之言，皆宜戒之。谗谤之语，尤所禁忌”，第五条“新闻务求其信。戒捏饰，疑则别采之。报纸多传闻失实者，以访事人徒听一面之辞也”，更是明确要求记者通过事实核查和准确描述来保证报道准确可靠（休曼，2018：63）。

这两部译著分别来自日本和美国，可说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当时新闻界吸收新闻理念的主要渠道。这一时期，大量西方观念通过新兴媒介如报纸、刊物等涌入中国。新闻真实性的相关观念本是源自西方现代新闻业的产物，又与中国传统史学的观念形成呼应和共振。

1919年，中国第一部新闻学著作《新闻学》出版。作者徐宝璜坦言此书对美国新闻学的著作多有借鉴。他强调供给新闻首先要“求正确”，“以正确为标准”，并细化为“不可以讹传讹，以致失事实之真相”、“不可推测为事实”、“不能颠倒事实”、“求完全”等具体的操作原则。从对“审理部”（Bureau of Accuracy and Fair Play）之重要性的强调，可以看到，徐宝璜的“真实”概念，清晰地与“正确”（accuracy）等一系列操作性原则紧密关联（徐宝璜，1994：11，97，110）。

徐宝璜试图通过引入西方新闻理论和教学体系，“改造并重新构建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黄旦，2003）。这一努力当然并非他一人独力所倡。当时的知识分子普遍认为，报纸是促进现代化的利器（张咏，李金铨，2008：300）。要让中国早日现代化，必先有良好报业启迪民智。在这个过程中，新闻业积极介入政治领域，实现了“职业的政治嵌入”（Michelson， 2007，转引自Liu， 2013）。原有黄色小报和党派报纸的理念均无法满足知识分子的要求，因此，美国的新闻教育模式也就成为中国新闻界学习的目标。

1908年创办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第一任院长瓦尔特·威廉（Walter Williams）于1914年发布《报人信条》（“Creed of Journalism”，以下简称《信条》）。其中，第三条“accuracy and fairness are fundamental to good journalism”和第四条“a journalist should write what he holds in his heart to be true”，分别从客观评价的标准与记者的秉持理念上表述了新闻真实性这一概念（Farrar， 1998：202-203）。威廉特别重视在中国推广其新闻教育理念，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为本国新闻业提供了一个空前的机会，做公共服务与无私的指引”（张咏，李金铨，2008：291）。1919年2月，威廉第二次来中国，接受多家报纸访问，对《信条》均有述及。2月12日，《民国日报》更刊登《信条》全文，涉及上述新闻真实性的部分被译述为：“我信清白之思想，与清白之宣述，一切大公无私，为良好新闻主义之基础”、“我信惟应写述心中所认为真实无妄者”。当时的《益世报》等也对《信条》有所介绍。

1921年10月，在有50多个国家2300余名代表参加的第二届“世界报界大会”上，《新闻记者信条》获得通过，成为国际新闻界的伦理信条和实践标准。此次会议对中国新闻界意义重大：密苏里新闻学院毕业的董显光、黄宪昭等四人被选为会章、会务诸委员会委员，并在大会上将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归咎于西方新闻记者在中国报道中歪曲事实（张咏，2013：290-295）。由此来看，中国新闻业此一时期对真实性的强调，亦与“抵御外侮”的民族责任感密切相关，用新闻真实性来批评西方媒体的歪曲报道，保护国家利益。

两个月后，威廉三访中国，先后在北京、上海两地多所大学、协会和报馆演讲、座谈，《申报》、《民国日报》等也再次刊登了《信条》的内容。燕京大学新闻系1932年出版的《新闻学研究》亦全文刊载《信条》。与前述译文稍有不同的是，它将第三条中的accuracy译为“正确”，第四条则译为“持以为真”（威廉，1932），比较准确地传达了“新闻真实”并非绝对的“真理”或“真相”，而是努力追求真实的理念。

从1903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国内共有约30余部新闻学相关的专著、译著出版（芮必峰，2018：13），比较完整地向国内新闻界和学术界介绍了新闻学的基本原则、理念和实操守则。值得注意的是，著者和译者多同时在业界主理报馆，集新闻实践、新闻教育和新闻研究于一身，因此论述中对新闻真实性多有基于实践经验的讨论。以密苏里新闻学院为代表的西方新闻业界、学界所确立的新闻真实性理念与实践标准，遂逐渐在中国新闻界得以推广。这显示出现代新闻业不仅在清末民初的中国迅速成型，还逐渐成为一个学术领域，承担着将报人这一职业合法化的功能。它将新闻业的职能同更大范围内的文化核心价值如民主、自由、进步等关联起来，从而逐渐确立了新闻业在当时中国的文化权威，并为这一行业提供了应该做什么以及如何做的正当性依据。这种合法化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确保该职业所取得的成果是“在文化上有价值的成果”；其二，则是证明这些职业成果是“按照文化认可的方式取得的”（安德鲁·阿伯特，2016：268-269）。中国的现代新闻业作为一种职业领域，相关著述的学术化，不仅在学术界和业界统一和确认了新闻业的从业规范，也将其与新文化运动中急剧变迁的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新旧文化剧烈冲撞最终所重构的价值观念相联系（金观涛，刘青峰，2008：8）。此外，追求并声称新闻真实、准确，还能够规避法律风险、争取读者的信任、扩大市场份额。报纸应该准确报道新闻事实，追求“真实无妄”的理念也逐渐深入人心。

以“准确”为度量，以“正确”为鹄的，“真实”既呼应中国“文直事核”的传统史学观念，同时又切合了西方新闻业的价值观，同时，它还赋予了知识分子介入国是、共抵外侮，建设现代化中国的正当性，由此，这一观念很快在中国当时的新闻业界产生了广泛呼应。

2

为人民服务：

延安时期党报的新闻真实观

1943年9月1日第十届“九一”记者节，担任《解放日报》总编辑刚刚一年余的陆定一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系统地表述自己的马列主义新闻学观念和操作原则。在文中，陆定一明确地提出“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新闻是事实的报道，……无论在采访中，在编辑中，都要力求尊重客观的事实”。由此，“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成为党报此后长期使用的新闻定义，《观点》一文也被视为党报新闻学中最为经典的理论文献之一（陆定一，1992：322）。

陆定一的观点并非独创，此刻它的发表亦有弦外之音——如果回到整风运动的语境尤其是一年多前的《解放日报》改版事件，此时讨论“新闻真实”的深层意涵便得以清晰显现。

1942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发文件《为改造党报的通知》。“改造”二字，清晰显示出形势峻急：党的报刊必须由党掌管，而且只能传达党的声音。作为被毛泽东“点将”前往《解放日报》进行整顿的陆定一（刘明钢，2006），负有将《解放日报》从“不完全党报”改造为“完全党报”的重要任务，以配合“整风运动”的顺利推进。随即，《解放日报》改版工作启动。

改版直观体现为对版面内容的调整，但背后则是干部整风运动和对马列主义思想的阐释权之争。毛泽东一向重视“用事实说话”的宣传工作方法，早在20世纪20年代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在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为《政治周报》所撰发刊词就一再强调，要“忠实的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政治周报》的体裁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反革命宣传的辩论”（毛泽东，2014：1-3）。但《解放日报》创刊后，主编博古、杨松等人则更重视对共产国际领导人意图的贯彻，国际新闻在《解放日报》中因此占有重要的地位，相对而言，反映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生产生活的内容反而较少，难以起到鼓励和发动群众的作用。因此，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再三强调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毛泽东，1970：169），以此消解有留苏经历的其他中共领导人如王明、博古等对马列主义的理论阐释权威，并将报道边区事务、发动边区民众上升到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高度来看待。

《观点》一文，既是对《解放日报》阶段性改版任务的总结，也承载了在中国语境中重新定义马列主义新闻观的使命。陆定一首先比较了资产阶级新闻观和马列主义新闻观中真实性的区别，指出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也讲到真实报道的一些具体要求，比如必须有5个W才算是新闻、实地踏看以及通过摄影报道来证实记者的描述等，但是他也强调指出，这些都只是“形式”，“如果以为这便是一切，乃是大错的”。那么，如何达到“新闻真实”呢？陆定一明确指出：“只有为人民服务的报纸、与人民有密切联系的报纸，才能得到真实的新闻”，“不仅应该有自己专业的记者，还要有广大的与人民血肉相连的非专业的记者……积极地为报纸工作，向报纸报道他自己亲身参与的事实，因为他们亲身参与这些事实，而且与人民血肉相连，因此他们会报道真实的新闻”。同时，这些非专业记者还能够教育专业的记者“做人民的公仆”，“专业记者应该向他们去请教事实的真相……来检查新闻的真实性”，由此可见，“真实性”实际上是报纸与人民密切结合起来的结果。这条路线，这个方针，就是《解放日报》的建设报纸的路线和方针，这条路线“比只讲求新闻五要素，记者亲自踏看的重要好多倍”（陆定一，1992：326-328）。

上述论述清晰地展现出，陆定一认为资产阶级新闻学与中国共产党党报之间对“真实”理念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通过实操技术来达到形式化或曰程序上的“新闻真实”，党报则要求与人民密切结合，走群众路线，达到真正的亦即实质上的“新闻真实”。

此后，其他共产党报人也就新闻真实性与群众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多次阐释。比如邓拓在1944年4月28日在晋察冀边区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通讯的价值在其“最真实的群众性”，体现在：1.群众内容；2.群众形式；3.群众写作（邓拓，1986：260-262）。恽逸群则在被视为共产党第一部系统性新闻理论论述的《新闻学讲话》中指出，大众性是衡量新闻价值的首要标准（恽逸群，1947：2）。如此，与旨在整顿党风、发动群众的思想整风运动和大众文化运动继替呼应，党报的新闻真实性观念遂自资产阶级新闻学的价值观和操作理念被嵌入到完全党报之党性原则之中，保持了“群众性”的鲜明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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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真理”回归“真实”：

媒体的市场化探索

1949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方方面面以苏为师，新闻宣传工作也不例外。1954年，国内新闻工作者和苏联报刊工作者组团互访，《人民日报》多次刊发相关文章并集结为单行本刊行（方汉奇，1999：166；《人民日报》总编辑室编印，1955），苏联式新闻体系得以在国内全面推行。它强调党报所代表的是“真理”（彼得·库尔科夫，1955：8），新闻报道要无条件配合和服从党的中心任务，“纯业务性的倾向”受到批评，“用事实说话”的观点也退居次要的位置。尽管在1956年的《人民日报》改版中，这一倾向得到部分纠正（钱江，1988），但整体而言，1949年以后的40年间，苏式新闻观的“本质真实论”在国内新闻学理论中占有绝对优势。其主要论点包括：1.现象可能是虚假的，只有本质才是真实的；2.真实性与无产阶级党性是一致的（陈力丹，1988：7）。而1962年杭州大学新闻系编印的《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新闻事业史》、1966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新闻史教研室编印的《中国新闻事业史讲义》，以及复旦大学新闻系1978年编印的《中国新闻事业史讲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三部教材均未提及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滕育栋，2012）。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展开，新闻界也对新闻真实性内涵展开讨论。围绕“本质真实论”、“宏观真实”与“微观真实”系列论争文章的发表，反映出这一时期新闻观念的激烈交锋。1993年由甘惜分主持编撰的《新闻学大词典》中对“真实性”词条的相关论述也展现出试图在不同论点之间进行调和的意图：

对真实性的要求应该分为三个层次：1.对每一事实的反映是准确可靠的，每一细节都经得起检验与推敲；2.从整体上反映时代的真实；3.反映了事件的本质和时代的本质（甘惜分，1993：13）。

这一时期，陆定一的《观点》一文及其承载的新闻观念在新闻改革叙事结构的框架下逐渐回归到新闻学教材的表述中。对《观点》一文的再发现，寄托了当时研究者对新闻改革的理想和憧憬（滕育栋，2012）。

1986年之后，新华出版社、中国新闻出版社、华夏出版社等相继出版了一系列西方新闻学教材，以密苏里新闻体系为代表的西方新闻观念在1949年之后重新进入中国新闻教育和实践领域。

随着晚报、都市报、电视台城市频道等市场化媒体的兴起，争夺方兴未艾的新闻市场份额成了从业者的当务之急。与百余年前的中国报人类似，重新确立以“真实性”为旗帜的一系列专业标准成为媒体市场化的重要手段。新闻真实性成为大众传媒内容产业运作的核心。对彼时受众而言，影响他们购买意愿的首要标准是报道的可信度（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1995）。通过在不透明的编辑室内部（夏倩芳，王艳，2016）确立可信度的评价标准和操作程序，新闻业内的文化精英建立起了新闻真实性的垄断权威，竞相强调自身报道的新闻真实性以获得受众青睐，继而彰显其影响力并以此获得广告收入，再通过对新闻内容生产的重金投入完成商业闭环，最终确立了“新闻真实→发行量→影响力→广告收入→新闻真实”的商业模式。

与“用事实说话”以彰显党报群众性相比，新闻真实性话语此刻的目标是有效嵌入大众传媒的市场化过程。与之相应，新闻真实判断标准的变化也不同程度地体现在与内容生产、职业组织及其边界、技术体制和文化权威相关的新闻实践中：

1.在操作程序上，强调客观和准确反映新闻事件，因此，对记者在报道中的技术操作，如事实与意见分离、信源具名、交叉质证、证据链的环环相扣、报道禁忌等，都出现了日益细致的规范性要求，如直接观察、使用权威可靠的消息来源、反复核实、精确描述、警惕二手信源，以及及时更正、完整和公正的事实选择标准等，都体现出对真实和准确的强调。

2.在报道内容上，以舆论监督为突破口，突破现有题材禁区，强调要反映包括负面信息在内的、社会生活真实的方方面面。舆论监督栏目不仅受到国家级媒体的重视，也在地方各级媒体遍地开花，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国家领导人和民众对于舆论监督的积极态度，使得记者对新闻真实性的追求获得了来自最高层和民众的支持，与社会改革等议题紧密相连。舆论监督“加强了党和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使人民的参政议政权利得到了充分的实现”，在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王强华，魏永征，2000：56）。

3.真实性原则成为市场化媒体规避法律和伦理风险的重要手段。21世纪初，随着舆论监督和调查性报道的兴起，隐性采访在记者进行的调查中被普遍使用。但记者偷拍偷录的内容是否能够被法庭接受为证据，各界的观点并不一致。而在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之后，在使用合法器材和不违反国家法律的前提下，记者调查性报道中所获得的真实内容被法庭甄别为证据（曾励，2002）。这一司法解释使得新闻业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只要获得了准确可靠的证据证明新闻的真实性，舆论监督和调查性报道就能够获得法律的保护。

从2000年前后开始，媒体逐渐开始聘用法律顾问来甄别报道中的证据是否能够应对法庭诉讼的要求，高校新闻专业也普遍开设了新闻伦理与法规类的课程，将新闻真实性作为中国新闻业的基本伦理和法律准则而非仅仅是实务规范来看待，真实性原则在新闻纠纷中的法律边界得以进一步清晰。

4.呼吁信息公开，推动公共政策的讨论和参与。新闻业要做到准确透明的信息披露，实现“新闻真实”，需要报道者进行详细的资料搜集，这就将真实性原则与信息公开联系起来。2003年非典事件让公众深刻地认识到了信息公开对于社会的巨大意义，在此事件中，新闻业界和学界普遍对于公共卫生报道的信息公开进行了反思，呼吁政府机构和媒体要及时进行信息公开，以阻止疫情的扩散（杜骏飞，2003）。而在禽流感的疫情中，《人民日报》时评也指出：“唯有及时准确的信息公开，才能抚慰公众的焦灼无助。”文章强调，准确、透明的信息披露可以阻止谣言的流布，稳定局势、凝聚人心，并使疫情传播得到有效遏制。

5.市场化语境中重建专业新闻的文化权威。把自己的工作视为“探求真相”，追求客观深入准确，这反映出新闻工作者试图通过新闻实操建立文化权威，介入社会生活的强烈愿望。这一愿望也得到了从上到下社会各界的回应——无论是非典疫情中对公共卫生信息公开的呼吁，还是在鲁能改制过程中对于国有企业资产流失的讨论，都反映出民众对大众媒介探求事实、公开信息的期待。20世纪90年代末，时任国家总理朱镕基破例为《焦点访谈》题词“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赞扬其报道“没有夸大，没有失实，是根据事实讲话，没有任何推论”，显示出国家领导支持依靠真实可靠的新闻来进行舆论监督的正面态度。另一方面，民众也给予反映社会真实的新闻机构很高的期待。梁建增曾经提及，央视门前一度排着两条长队，一条是来反映情况的，一条则是来“说情”的（梁建增，2002：84-87）。这两条队伍的对照，反映出了世纪之交前后社会对媒体文化权威的正面评价。

6.通过新闻工作的职业组织化确立职业边界。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新闻专业进行了大规模扩招，在新闻实务界和教育界的共同努力下，完整的教育体系、细分的岗位设置渐趋确立，标志着新闻业成为一个高度职业化和组织化的行业。与此同时，以新闻真实性为核心的工作流程和职业道德观念也在职业新闻业内部确立、扩散并形成共识。不仅如此，职业组织化还保证了新闻产自于高度规范的科层制生产流程中。“岗位结构的排他性构造了清晰的组织边界，也形成了传统组织的参与者特征”（邱泽奇，2021），这意味着新闻媒体可以通过“边界工作”（boundary work）的方式（Gieryn， 1983），以新闻真实性为核心标准在内部完成对从业者的职业化程度评估，在外部有效阻挡其他试图干涉新闻生产的力量。新闻业由此建立起对新闻知识的专业管辖权，也强化了新闻真实性的核心地位。

除此之外，新闻真实性的文化权威还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新闻理想”叙事。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中国式的“新闻理想”既包含隐藏在新闻真实背后的民主、自由、公正等现代价值观，也掺杂着中国传统儒家士大夫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秉笔直书、针砭时弊的抱负（陆晔，潘忠党，2002）。由此，新闻真实性获得了文化观念上的认可，其维护和运转进一步得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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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流量博弈：

数字时代的新闻真实性话语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数据显示，2012年手机首次超越台式电脑成为中国网民第一大上网终端，标志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对新闻业而言，这意味着社交媒体逐步取代大众传媒成为新闻流通的主要渠道。新闻的大众化（王辰瑶，2016）和社交性趋势不可逆转。由此，新闻的关注度取代可信度成为数字时代新闻使用者的选择标准，并被垄断传播权的平台企业（白红义，2018）转译为流量指标——一则新闻的流量越高，表明其关注度越高，其内容生产机构的影响力越强。不仅如此，为了进一步提高新闻传播的变现效率，平台企业引入算法推荐机制，宣称可以洞察新闻使用者的偏好进行精准推送，以实现用户留存。在此基础上，平台企业面向广告主构造出一套名为“转化率”的指标，使广告投放的效果直观可感，加速夺取大众传媒的广告收入。“流量为王”的大旗之下，平台企业与内容生产者双向奔赴，形成数字时代内容产业“流量→影响力/转化率→广告收入→流量”的新型商业闭环。

在这一新型商业闭环中，新闻真实性的核心地位被流量取而代之，但流量要真正获得文化上的正当性，还需要在职业组织的内部和外部同时获得认可，确立文化权威。由此，数字时代内容产业从业者们也展开了为流量争夺正当性的一系列话语实践：

首先，平台企业致力于祛除自身的媒体属性，强调作为企业，其天职是尽可能聚合内容以供用户自主选择，进而兑换流量并创造商业价值，以此回避新闻真实性这一大众传媒业的核心理念。不仅如此，平台企业还将其社会责任建构为通过技术创新缩小“数字鸿沟”（白红义，李拓，2019）和为普通人提供表达机会，从而建构流量权威的合法性。

其次，平台企业宣称算法可以学习真实丰富的“原始数据”（即流量）来判断用户特征并精准推荐，以此实现数字时代信息的个性化，从而推动新闻业的革新（白红义，李拓，2019）。同时，平台企业还大力宣扬“科技创新”、“技术中立”等话语，强调将所有问题归咎于“价值无涉”的算法是不公允的。与回避自身媒体属性的修辞策略类似，平台企业在建构算法的传播权威时，同样对如何维系新闻真实性这一大众传媒时代新闻传播的基石避而不谈。

再次，与强调新闻真实性的文化精英相对，平台企业主导的反精英主义修辞有意识地回避“新闻”的概念，代之以“内容产品”，并鼓吹应专注迎合使用者偏好，生产定制化内容产品，从而提高流量转化的能力。如今日头条在初创阶段宣称“你关心的，才是头条”，网易新闻则以“各有态度”作为其产品价值观——这些宣传口号不约而同地强调使用者在内容价值判断中的重要性，以彰显流量的权威性。由于平台企业强大的影响力，反精英主义修辞也在内容生产端获得大量拥趸，草根网红“流量致富”的传奇叙事甚嚣尘上，进一步强化了流量在内容产业中的核心地位。

在技术体制和商业逻辑的冲击下，新闻真实性在生产实践中同样面临多重因素的挑战：

1.原有强调客观准确的新闻生产流程难以继续成为行业共识。如前文所述，新闻真实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新闻报道中记者统一、规范的技术操作，这需要内容生产流程的科层化控制和生产者观念的内化机制所形成的双重制度保障。然而在数字时代，一方面平台制取代科层制成为内容生产的主导形制：在岗位结构上以科层化的平台企业为核心，由其联结起若干内容生产者，共同组成关系网络；在行动结构上，内容生产者和使用者需要在平台企业的约束下进行内容交易，生产者尤其依赖平台企业提供的数据来调整和优化内容产品。在这样的组织结构下，核心部分（即平台企业）由技术精英和商业精英组成，他们致力于传播效率和商业价值的最大化，更青睐可以兑换出高流量的内容产品；凭借对流量分发的垄断，平台企业有效地规训了外围内容生产者，以满足推荐算法的需要。另一方面，“内容定制化”话语和“流量致富”叙事的渲染催生了内容从业人员价值观念、操作流程及评价标准的分化，导致大众传媒时代建立起的教育体系和从业规范受到质疑，加剧了内容生产者观念内化机制的瓦解。

2.通过强调新闻真实来规避法律与伦理压力的意义被弱化。移动互联网平台用户生成海量内容的生产形式意味着内容生产的去中心化，也使得制造和传播假新闻的法律、政治和伦理风险被明显稀释，新闻真实性作为风险规避手段的必要性被大大消解。

3.新闻真实性的文化权威遭到动摇。福柯指出，“承担着直言真相职责的人的社会地位”对于“真相体制”（regime of truth）的维系意义重大（Foucault， 1980：131，转引自潘忠党，2018），对新闻真实性而言亦如是。在大众传媒时代，新闻工作者将新闻真实性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任务相关联，并结合新闻理想叙事建构起新闻真实性的文化权威。然而，2013年以来部分记者“新闻寻租”现象的曝光热议，使得职业新闻业享有的文化权威被极大动摇。

诸多学者的考察表明，围绕真实性为核心的，包括技术在内的一系列传媒新闻业实践，将曾经沙龙式公共领域的范围扩展至更广阔的大众，成为塑造“想象的共同体”的核心要件，但也使得原有的公共性被弱化（哈贝马斯，1999：195；本尼迪克特·安德森，2016：43）。今天，以流量为核心的“诸众之域”的兴起则使得公共讨论更难有效聚焦，未经辨别的虚假信息增加了公共讨论中的不确定性，也增加了证伪成本，延迟和扰乱了人们的判断，更增强了决策时的焦虑感，这些现象都迫使人们在发表意见时后退至“小圈子”等更有信任感的亲密群体，甚至保持沉默，而非迈向更大范围的公共讨论。对于这一点，哈贝马斯在他后续的再思考中已经指出：“公共领域的基本结构的特征是大众通过电子传媒相互交往遇到了越来越强大的选择强制”（哈贝马斯，1999：32）。这正是目前数字时代传播的吊诡局面：社交媒体上的众声喧哗绝大部分是紧密嵌入商品化产制中的展演行动，传播压缩而非扩展了思辨性公共讨论的空间。

由此看来，一味以受众偏好为中心，强调“技术赋权”，固然可以扩展内容生产的主体范围，但却难以替代真实性在公共讨论中的价值。潘忠党指出：“共享事实性信息，共享用以判断事实真伪的基本逻辑，需要认可展开这判断所需要的程序，我们也因此需要社会分工体系中继续有处理共享社会知识的职业生产者、扩散者和修正者”（潘忠党，2018）。面对流量的强势挑战，坚信新闻真实性之价值的行动者们通过多种形式的话语实践和生产实践，与流量展开持续博弈：

1.通过“以付费换取高质量新闻”的话语策略，在实践中推广用户付费订阅，在“流量为王”的生态圈中细分出一个以新闻真实性为核心的优质付费内容生产模式，并逐渐获得国内用户的认可。这些秉持真实性的内容生产机构以“付费墙”（paywall）、“新闻简报”（newsletter）等方式形成“新闻真实→订阅量→影响力→更多订阅收入和广告收入→新闻真实”的商业闭环，一方面减少日常状态下流量逻辑的干扰，让新闻真实性稳定居于内容生产的核心；另一方面可以在遇到重大紧急公共事件时暂时取消内容付费，在保障公众知情权的同时赢得更多关注，也借此再度凸显新闻真实性的文化权威。

2.通过事实核查实践鼓励使用者共同探索事实。通过核查社会热点事件中一些“可验证的事实性宣称”，事实核查一方面促进人们认识新闻真实性的价值，重建其文化权威；另一方面通过遵循透明性原则进一步激发公众的求知欲和理性，从而在流量主导的“诸众之域”中拓展公共讨论的空间（郑佳雯，2020）。

3.吸收反精英主义修辞中的合理成分并结合“新闻理想”叙事，鼓励公众参与基于自身经历的非虚构写作，以联结意义的方式“走向公共”（陆晔，潘忠党，2017）。在数字时代，新闻编辑室的运作过程被迫向新闻使用者开放，记者已很难采用不容置喙的上帝视角报道新闻事件，并回避其中无法根除的主观判断（夏倩芳，王艳，2016）。部分新闻工作者转而主动承认写作时的主体性，在非虚构写作中“呈现而不是隐藏自己基于个体经验而形塑的主观视角、情感感知和价值判断”；但与此同时保持着对事实的敬意，采用“容忍不确定但坚持探索事实的思考模式”，如此，共同参与到特定议题写作中的行动者们“可以就同一现实基础进行对话、讨论和行动，重建社会个体之间意义生产的框架”（周海燕，2021），创造更多公共讨论的可能。

4.在特定时刻或事件中抓住机会，以“新闻真实攸关生命安全”的修辞策略，推动舆论监督和信息公开。实证研究揭示，当信息与生产生活需要即时相关，或对当前困境有重要意义时，公众往往会对信息的真实性有极强的需求（Margert E. Roberts， 2018：31-32）。凭借准确深入的报道，新闻业抓住机遇凸显新闻真实性的价值，试图重建文化权威。例如，2016年举国震动的“魏则西”事件引发了关于互联网广告竞价排名机制与真实性保证的广泛报道，并促成了几个月后国家《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的出台；而新冠疫情也使得信息公开在非典之后再度成为民众关注的议题。多家党媒阐发了信息公开对于抗击疫情的重要性；市场化媒体如财新也通过深入的调查报道收获了广泛好评。

上述分析表明，新闻真实性正在逐渐探索一系列可以嵌入流量逻辑、并在一定条件下重夺“文化领导权”（葛兰西，2000：201）的话语策略与实践手段，它与流量的博弈远非胜负已分，而是一个仍将持续的社会过程。

5

结论与讨论

从中国现代新闻业草创至今，新闻真实性已历经长达一百余年的意义旅行。百年前，结合了舶来新闻观与传统史学观的新闻真实性寄托了清末民初知识分子介入国是、共御外侮的现代性理想；到延安时期，新闻真实性受到马列主义新闻观的洗礼，被改造为“全党办报”下的完全党报之党性原则的一部分，突出“为人民服务”的“群众性”特征；改革开放后，新闻真实性摆脱了为“真理”代言的沉重枷锁，成为传媒市场化改革的正当性基础；而进入数字时代后，它的核心地位受到了政治、文化、技术与市场多重机制的强有力挑战，但也涌现出重焕生机，与流量共存和博弈的可能。

每一次新闻真实性问题成为焦点的时刻，都是社会在诸多方面发生变革的重要时刻。考察新闻真实性在传媒业中的体制化运作，并不意味着对这一理念的认识虚无化，而是要分析新闻真实性话语在特定历史和社会情境中所扮演的角色。本文的历时性分析旨在表明，在其意义旅行的每一个阶段，新闻真实性都曾被转译以呼应时代的需要，也都在社会中扮演过不同的重要角色。正因如此，我们才有理由认为：在数字时代，新闻真实性既不应该被视为天经地义、一成不变的准则，也不会如悲观者所言终将消亡（胡翼青，2017）。多方行动者的实践合力决定了新闻真实性的走向：它始终因应时代变迁，不断被各方行动者转译和整合进当时的社会实践之中。同样，在未来的数字社会，围绕它的意义再生产也会产生出新的话语和实践——新闻真实性的意义旅行仍然在路上。

（周海燕 张舜杰：《“新闻真实”在中国的意义旅行》，2022年第6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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