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1月17日，7岁的英国女孩艾达（Ada Darwin）头痛欲裂，被母亲放到床上。那时，艾达与母亲，还有四个兄弟姐妹住在曼彻斯特的一处房子里。就在几天以前，德国刚刚宣布投降，在第五个年头结束了惨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另一场与病魔的世界性战争正进行到白热化阶段——“大流感”。

1918年，美国堪萨斯州一家应急医院中的流感病患

  艾达的母亲是家里第二个病倒的人，在之后是弟弟妹妹。全家都病了。11月20日，母亲去世。三天之后，艾达4岁的弟弟去世。11月25日，艾达得到消息，她在英国皇家陆军医院工作的父亲也死于病魔之手。葬礼以全套军礼举行，黑马、米字旗和三副棺材，对2005年的艾达来说，这一场景仍像电影般在她脑中回放。

  “我祖母告诉我，我妈妈去了天国，但是我说，‘天堂人已经够多了，我要我的妈妈’。”艾达说。

2005年的艾达

  1918年席卷全球的瘟疫究竟夺走了多少性命？至今没有一个准确数字。早期的保守估算为二千万人以上，最新的估计在五千万到一个亿，超过当时全球人口的3%。仅印度的死亡人数，便超过一千万。从欧洲到亚洲，从人口密集的美国城市到偏远的太平洋小岛，病魔所到之处，死神挥动镰刀。非洲冈比亚的一些村落荒败，从地平面消失，北美最北端因纽特人成户成户地死亡，留下无人喂养的家犬相互撕咬。

  到1920年，大流感带走的生命已远超过中世纪黑死病致死人数的总和。也许病魔认为是时候功成身退了，它悄然离开，留下幸存者们心有余悸地思考这场瘟疫究竟源于何方。近一个世纪后，人们仍在探索这个问题的答案。

  历史留下了一些线索，人们根据时间线反推源头，却发现病魔接近时的脚步悄无声息：也许它已经虎视眈眈人类很久了，但人类错过了一次又一次察觉的机会。

  1918~1919年大流感由三波疫情组成：1918年春夏，1918年秋冬，1919年初。其中，第一波较为温和，第二波最为凶残，第三波致命性下降但影响范围更广。

  2005年，美国分子病理学家杰弗瑞·陶本伯格（Jeffrey Taubenberger）公布了1918年流感病毒的RNA测序。病毒基因与禽流感病毒很像。陶本伯格认为，病毒可能是1918年早些时候从鸟类传到人身上的，也可能早至1916年就出现了。

来自1918年的新兵营？

  美国历史学家约翰·巴里（John Barry）认为，病毒来源于1918年初的美国堪萨斯州农村。当年冬天，一场高致死率流感侵袭了该地。同年，美国决定向欧洲战场派兵增援英法，大量青年应招入伍，流感病毒很可能进入军营。3月4日，堪萨斯州福斯顿军营（Camp Funston）一个后勤人员发烧了，几周内，超过千人送医治疗，超过200人出现肺炎（流感的主要致死并发症，当时距弗莱明发现青霉素还有整整10年），38人死亡。从死亡率看，疫情仍像是温和的。与此同时，成千上万来自福斯顿军营的士兵被送往欧洲。

  4月初，位于法国西部布雷斯特的法国海军司令部因流感瘫痪。那里是美军登陆的地点。

一战中身患流感的美军士兵，摄于法国美军医院，1918年

  4月10日，法军出现了第一个病例。疫情向巴黎进发，同时波及意大利。到了下旬，德国军队出现流感，影响战事。差不多同一时间，在法务工的西班牙人坐火车南下把病毒带回祖国。5月，作为一战中立国的西班牙对国内疫情如实报道，一场温和传染病从月初开始出现。“西班牙流感”之名由此而来，因为交战国出于战时审查不会报道任何有损士气的新闻——比如流感。

被忽视的第一波疫情

  不管是西班牙还是交战国，都未对这次流感予以特别重视。1918年是一战的  第五年，枪炮、化学武器、营养不良，每天都在消磨生命。斑疹伤寒出现过了，霍乱出现过了，这次可能不过是普通的季节性流感。

  然而人们却忽视了低致死率外的异常数据。美军报告中记录了爆发性的肺炎，患病24至48小时内死亡。而肺炎导致的快速死亡并不常见。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些统计结果中，青壮年在死亡人数中占有很高的比例，而普通流感通常对幼儿和老人更为致命。对20~40岁人群的高致命性，是1918年流感的一大特点。

1918年，美国华盛顿的红十字会救助流感患者

  1918年春夏，第一波疫情在西班牙造成的死亡率在0.04~0.65每千人之间。几个月后，变异的病原让后两波疫情更为凶狠。最终，大流感在发达国家导致的人口死亡达到2%，在印度是6%，在埃及是10%，在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是22%——接近四分之一的人口消失了。对于美国，有统计约67.5万人口死于大流感，而一战战死的总人数不到12万。

  如果在疫情第一阶段进行干预，是否上千万的生命将免于死亡的厄运？

疫情可能埋伏得比想象中更早

  英国病毒学家约翰·奥斯福德（John Oxford）认为，早在1916年，大流感已经摩拳擦掌了。

  与历史学家巴里的推测不同，奥斯福德相信流感病毒源自1916年英军驻地的动物。当时，英军在法国埃塔普勒（Etaples）有一处大型军营，每天约10万名士兵在附近移动，大部分军队将开往战场西线。当地有大量迁徙的鸟类，还有鸡和猪，与密不透风的营房相隔极近。1916年末，驻地病理学家观察到一种传染病可能在军队里蔓延。索姆河战役后，几十个士兵出现身体疼痛和气短，致死率高达40%。部分患病者的面部呈现浅紫色，而这正是1918年大流感的症状之一。

  对奥斯福德来说，不到100人死亡的小范围流行，也许是1918年全球大流感的最初爆发。“如果你回过头去，告诉1917年埃塔普勒的人们说‘五十个士兵死了，你说明年会不会死五千万人？’他们会认为你完全疯了。”

  大规模爆发是从小规模流行开始的，奥斯福德这样想。大流感夺去了接近25万英国人的生命，对已经在战争中丧失数百万青年的国家分外残酷。

来自大洋彼岸？

   对于疫情的源头，还有第三种观点推测来自中国北方。1917年，中国北方出现流感。当时，英国和法国共招募了超过9万名中国劳工。其中一条交通线要先经太平洋到达加拿大温哥华，乘火车横穿加拿大后再坐船到英国或法国。

  加拿大历史学家马克·汉弗莱斯（Mark Humphries）推测，当时恶劣的车厢环境可能加剧了流感在劳工间传播。根据医疗记录，穿越加拿大的2.5万名工人中，有超过3000人被医疗隔离，其中很多人都出现了类似流感的症状。这些劳工没有得到很好的救治，病毒可能随之在1918年初进入欧洲。

  至今，分子病理学家陶本伯格已经对数十具大流感死难者进行尸检，最早的遇难者死于1918年5月。如果没有更早的样本来比对病原，大流感的源头依然像一个谜。

哪里都可能是疫情的源头

  今天，世界卫生组织仍把流感至于主要致死传染病列表里，但我们要比1918年的人安全许多。更频繁的交通往来有助于完善免疫功能，抗病毒药物、抗生素以及疫苗对流感及并发症实现有效防治。2009年猪流感与1918年的病原同属甲型H1N1流感病毒，最终的疫情规模小于预期。在与病原突变的赛跑中，科学联手公共卫生机构，也许让人类暂时跑赢了一小步。

2010年发现的一种甲型H1N1流感病毒

  赛跑还在继续。作为一种持续变异的病原，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在现有的知识和技术条件下，不可能完全预防或消灭流感病毒。

  飞机可以在几小时内带病毒跨越大洋，病原体扩散不受国境线限制。现在，公共卫生机构仍面临加强国际合作与资源调配的挑战。在应对全球大流行上，最重要的是确保所有国家都拥有响应能力，包括专业医务人员、卫生设施、能够快速诊断的实验室、疫苗和上报追踪系统，特别是那些资源最稀缺、最可能爆发下次大流行的地区。世界各国需要像团队一样抗击共同的敌人。

  “根本上，我认为疫情是哪里出现的不重要，”美国历史学家巴里说，“最重要的是，哪里都可能是疫情的源头。”

  也许我们会觉得，一百年过去了，医疗技术进步这么多，下一次大流感应该不会这么惨烈。

  然而，模拟测试发现，如果1918流感重来一次，因为史无前例的全球化，传播速度反而会快得多——

  除非我们能做到百年前未曾做到之事：掐断它的源头。

  这在发达地区是有可能的，但偏远、闭塞和战乱地区面临的场景和百年前相比并无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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