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村孩子眼中的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运动少了乡民们的声音不公平

作为中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个政治事件，上山下乡运动发生至今已经超过52年了。在这半个多世纪里，关于上山下乡运动，各种言说可谓汗牛充栋，评价也是形形色色。

不过我发觉，在那些言说中，基本上都是当年的知青们从他们的角度立场和价值观说的。至于上山下乡承接者乡民们的说法则极少。这大概是因为乡民们会舞文弄墨或者是愿意诉说的少，以至于他们的声音没有发出来，或者是因太少太弱而被淹没忽视了。

我1965年出生在湖北北部一个山村里，曾有知青和下乡插队者落户我们村，我与他们共同生活过，有过亲密接触。我可以说是上山下乡运动的在场者见证者。

作为一名在场者见证者，每当我看到上山下乡运动的相关文字，尤其是涉及到对农村农民的看法，知青们的那种俯视角度，那种优越感，让我觉得既不客观也不公平。我觉得我有责任也有义务把我一个农村孩子眼中的上山下乡运动说一说，也算是另一个侧面角度，让人们对上山下乡运动，可以有更全面准确的认识和了解。

我之所以把知青和下乡插队落户者分开来，是因为这两种人不仅是上山下乡运动不同形式和阶段，也是因为我对他们的认知和评价截然不同。

我眼中的知青:祸害二流子

我不知道我们那儿到底何时开始有了上山下乡的知青们的，我只记得从我记事起，知青们就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特别的一部分。

当时那些知青们并没有跟我们村民一起住，而是集中居住在生产大队一个养猪场里。那是我们生产大队为数不多的集体性物业，有为养猪配套的公共建筑，刚好可以腾出来集中安置他们。

至于那批知青们有多少人，我并不是很清楚，估计是有几十上百人。主要是来自武汉孝感等大中城市，也有小部分是我们县城的。年龄基本上都是在20岁左右，很多都是十几岁的大娃娃。

因为他们居住的地方跟我们村子有段距离，所以刚开始，我们几乎没有交集。但当时还是不时听大人们气愤填膺议论说，今天知青们又干了什么什么坏事。大人们也总是提醒我们小孩子别去那个知青点，他们很坏很坏，要离他们远远的。所以，从一开始我就对知青们没有好印象。

及至我慢慢地一天天长大，活动区域也在扩大，跟知青们的交集也难免多了起来。我发觉他们的确是好坏好坏，让我吃够了苦头。

那时那些知青们无论是打扮，还是谈吐，作派，都是跟我们乡民们非常不同。他们中不少人留着长发，穿着奇形怪状的服装，说着武汉话，孝感话，或者普通话，男的大多嘴里叼着烟，有时喝酒喝得醉醺醺的，手里捏着个酒瓶子到处乱转，见了人就是一副挑衅傲慢无礼的样子，粗口粗语，流里流气。跟我们素朴乡民们格格不入。

在我们那儿，是把不好好干活，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吊儿郎当，惹事生非的人，称为二流子的。而那些知青们，尤其是男知青们，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开荒建果园和养猪，但听说没人管得了他们，很多年了，那荒山还是荒的，果园也没建成，猪听说也养死了)，所以，村民们私底下都称他们为二流子。

因为我们的小学校，跟那个知青点紧邻，我们上下学的路上，难免会遇到他们。他们见了我们这些小孩子，往往是故意高声恐赫吓唬，或者是作势要来追打，让我们吓到惊慌失措，甚至哭泣流泪，四处逃散。他们则哈哈大笑，以此为乐。

更坏的，有时还有人故意拦住我们，让我们喊他们爸爸，或者是让我们从他们裆下钻过，以羞辱我们取乐。所以，那时，我们只要是上放学路过知青点，或者是在路上见到他们，我们都会尽可能逃得远远的，或者躲起来，生怕被他们看见或抓住。

但有些事情是无法避开的。比如说看电影。我们村离我们镇比较近，那时难得镇里有电影放，我们当然不能错过，只要是有放，无论是看过没看过，或者是看过了多少回，都会挤进去看。那时放电影是在乡中学露天操场上，由于场地有限，看的人多，放影场里挤得很。

那些知青们也是逢影必到，不过，大多数时候他们并非是为了看电影，而是去故意捣乱的。或制造混乱，好趁浑水摸鱼，偷老乡们的钱包，或者是对姑娘们上下其手刷流氓，甚至就是单纯为了搞乱秩序取乐。

那时那个放影场只有一个大门，人一多，进出挤得非常厉害，尤其是在电影结束后，人们争相退场，蜂拥挤向大门，秩序本来就容易乱，而知青们还仗着年轻力大，人多势众，故意堵在门口，或者是在人群中逆行乱挤，阻止人们退场，造成混乱，多次发生踩踏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因此，每次看电影，我都很害怕退不了场，往往是提前退场，连电影结尾都舍了。那时心里真恨死了他们。

而那时，我还常常听到大人们说，某某家的鸡呀，狗呀，菜园子的瓜果不见了，他们都说是那些知青们干的。后来甚至听说有耕牛被人偷卖掉了。耕牛在那个时可是重要生产工具，此事惊动了大队民兵和县里的公安，作为破坏农业生产反革命案件来处理。后来查实果真是一群知青干的，他们牛牵到另一个乡里，以极低的价钱卖掉了。结果，都被抓了，为首的还被判了刑。

令乡民们不满不安的是，知青们混乱的生活作风，男女关系，给乡民们本分平静的生活带来的巨大冲击。

那时，不时听说有被溺毙在公厕的死婴，或被扔在山间路边的弃婴，听说大多数都是知青们干的。在我们那还比较遵循男女大防，甚至是男女授受不亲的乡村，男女知青们公开搂搂抱抱，亲吻拥抱，说黄话打情骂俏，无所顾忌，这让我们那些村民非常看不惯，也非常生气。

更令乡民们愤怒的是，不时发生男知青诱奸勾引女乡民，或者是对女村民刷流氓的，每次都几乎造成暴力冲突。因为这种事是最让村民们无法容忍的，一旦知晓了，就想殴打教训他们一顿。但是知青们本就唯恐天下不乱，以打架为乐，每次的冲突都几乎演变为集体械斗。乡民和知青们的关系就紧绷到几乎水火不容的地步。

当时，知青们还流行私传各种手抄本，有些当然还是很不错的，比如说《第二次握手》。也有些是很有问题的，比如说《少女之心》，那是一本充满着赤裸裸性描写典型的黄色书籍。我那时已经上小学二年级了，会看书识字，有天从我姐姐床头上看到这本书，就翻着看了，看完后对我产生巨大冲击，很久很久都魂不守舍，无法自拔。我那时还不到十岁。

后来听说，我们县里不少人受知青们手抄本影响，难以自持，发生多起暴力强奸，甚至兽奸行为，造成严重社会问题，县里因此还把此事列为重大案件，展开了专项打击行动，抓了不少人。其中有些人被判了重刑，人生一辈子都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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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知青们在我们村民中的印象就是祸害，二流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巴不得把他们赶走。所以，到七五年左右，知青们开始返城，很快走的一个不剩，村民们恨不得放鞭炮庆祝。

下乡插队落户知青:可怜可恨的抢食者

大概是在一九七一年，我家的隔壁突然来了一家下乡插队落户者，听说是从县城来的。当时看他们来时，一箱又一箱的东西，真是给惊到了，城里人的东西真多啊。

不过，他们很快就遇到了窘境。因为当时村民们住房非常紧张，生产小队也没有多余的公共房产。为了安置他们，是把我家隔壁一个粮仓腾出来的。虽然说那间房子也不算小，但毕竟只是一间房，而他们一家共有七口人，计两位老人，一对年轻夫妻和一个刚满一岁的孩子，还有一个十六七岁小姑子，十一二岁小叔子。别说是那些东西，就是这几个人如何安置都很为难。

当时，看着他们一家人愁眉苦脸地呆坐在室外一大堆家私上，一筹莫展，真是好可怜，好让人同情。我父母都是心地善良的人，见他们那个惨样，就主动上去跟他们搭讪。在了解到他们一家人忙着搬家，一整天没有吃饭，而新安置的房子里也没有灶台无法做饭后，主动邀请他们到我家，先用我家的厨房做顿饭吃。我父亲是个业余砌匠，会打造灶台，也跟他们说，会帮他们把灶台搭好，好有饭吃。

他们一家人见我父母这么对待他们，当然非常感激。

随后几天，他们家一直在我们家做饭，待我父亲帮他们把灶台建好了，可以用了，他们才自己开伙。我父母当然也指点他们在哪儿挑井水，砍柴，买油盐酱醋等生活用品，以及如何出工做事等。终于帮他们度过了刚落户时的茫然无措，混乱无序状态，可以应付生活了。我们两家也由此建立起非常特别的情谊。

当时，农村是实施人民公社制，土地公有，村民们都是集体出工挣工分，年底按工分分配。一个男壮劳力，一天可挣十分，青壮年妇女八分，未成年人三至五分不等。他们一家，两个老人根本干不了农活，姑叔俩年龄小，也不会做农活，挣不了工分。只有那两口子(他们管我父母叫大哥大姐，所以我喊他们韩叔，景姨)能挣工分。但韩叔据说在县里木材厂上班时出过事故，腰伤过，整天要用两块夹板护腰，干不了重活，只能是发挥木工特长，干点木匠活。这样是拿不到十分工钱的。唯有景姨，她原本是城郊农民，嫁入县城韩家，农活会干。一家人挣工分基本靠她。

但她再能干，也只是一个人，最多一天挣8个工分。其他六个人都基本上挣不了工分，又做不了其他事情。所以在村民眼中，他们一家就是一群没用的废人，却又要跟我们一起分粮分物。本来粮食都很紧缺，大家平时分配都不够，再多了他们一家人来分食，大家心里就都不高兴，认为他们是抢饭来的，对他们一家人很不友好，平常冷言冷语打击挖苦不说，在干活安排上有时故意为难他们，给他们派最重最苦最难的活。景姨常常为此累到哭。

景姨不仅要应付乡民们的敌意恶意，还得尽力维持一家人的生活。那时农村生活，除了如何精打细算安排少得可怜的食物，避免一家人挨饿外，要应对的困难多的是。

那时没电没煤更没气，做饭用的柴草，靠自己去山间田野去弄。那时，山上田里都是公产，不准私人动。但村民们不管，私下里去偷砍。景姨他们哪儿有胆像村民那样去偷柴呢？所以他们常常连做饭的柴火都没有，有时一整天开不了灶。景姨就只好腆着脸到我家求柴，我母亲心软，能帮则尽可能帮她。为此，景姨不知私底下哭过多少回。

另外，村民吃菜都是靠自己种，村里给每家分了菜地。景姨家人都不大会弄，菜园子差不多都荒着，以至他们家常常没菜吃。我父母见他们可怜，每次都让他们在我家菜地摘菜。后来，我父亲干脆帮他们把菜园一起种了，他们家才有菜吃。

还有放牛，那时牛是公家的，轮流派到各家放养。每次派到景姨家，她家就会乱了套。一家人只有景姨会放牛，其他人见了牛都怕，根本放不了。但景姨还要出工，又要照顾家庭以及她那才一岁多的儿子。分身乏术，在家里急得直哭。我的姐姐们见状，常常帮她放牛。

后来，景姨又生了一个女儿，而她公婆却在下乡仅一年多时得病去世了。而她公公和小叔子都在农村呆不住，找理由逃回县城了，她两个孩子没人帮忙带，也是让景姨为难死了。我们全家人包括我都参与帮她带孩子。因为我们见她实在太可怜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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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时虽然只有七八岁，只要不用上学做事，就被父母要求帮她带孩子，有时一带就是一整天，不仅人被困住没得玩，还得把家里原本不多的食物分他们。那时真是觉得他们两个小孩子好讨厌好可恨。

七五年，插队户和知青们终于可以返城了，他们一家人都高兴的哭了，送走他们后，我们一家人也松了一口气，终于不用帮他们，受他们拖累了！尽管，我们两家在患难中结成的友谊，此后一直维持了好多年，但当时，真是觉得他们插队落户我们村，对他们和村民都是磨难，是天大的错误，该早点结束，更不该发生。

现状:再来一次上山下乡根本不可能

近来，因为新冠疫情冲击带来的就业压力等因素，有人重提搞新的上山下乡运动，这是否可行呢？

为此，近日我特意找我那当过村长(他扔掉村长不干，跑到广东打工)的发小了解情况，他告诉我的情况是，这根本就不可行也不可能。

据他介绍，在我们那里，现在除了离镇比较近一点村子还有点人外，那些稍稍远点的，交通不便的村里，人都基本上跑光了。当年有五六百人的兴旺村，现在只剩下三个老人。

人都跑哪儿去了呢？年轻人都跑到外面打工了，有些人在外面賺钱了，就把全家人都迁走了。那些迁不走的，就村迁乡，乡迁镇，镇迁市，都想方设法离开乡村。

这有人往高处走的人性化因素，也是城镇化的必然结果。计划生育实施几十年后，农村小孩大幅度减少，很多村乡学校招不到学生，就被关停了，把学校集中到镇里，为了孩子们上学，村民们不得不到镇里租房或买房，以便照顾。这样更是像釜底抽薪般把乡村都抽空了。

村民们离开了，那些土地怎么办？要么低价转给愿意种田的人，要么干脆撂荒。农村撂荒地很多，即使政府有各种补助，也无济于事。现在种田太不合算，政府那点补贴，他们随便在外打几天零工就赚回来了。现在农民种田纯粹是应付，以前种三季稻还加一季麦子。现在，一年只种一季水稻，麦子不种了。现在时兴机械作业，村民们只需把田整理好，插上秧，成熟时，合伙雇台收割机很快就处理好了。

现在乡村农民一年中真正干农活也就那么几十天，除非是有自己种些经济作物或菜。平常都没有什么事做，一天到晚都是泡在镇里的老来乐或茶馆里搓牌打麻将，或者是你家我家吃吃喝喝。

所以，如果现在再搞上山下乡运动，知青和插队落户者，不仅会没地方安置(公共房产都已卖光了)，没田种(土地都已分配到户，也确权了)，也没事干，他们可能会饿死。因为村里基本上都空了，没有东西可分食了。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