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不做勇士，但也并非隐士，夹缝中求生存 | 二湘空间

《晚熟的人》是莫言诺奖之后的首部作品，是一部中短篇小说集，《红唇绿嘴》则是其中一部中篇。

之所以专门把《红唇绿嘴》拎出来，是因为莫言借女主之口说出的一句话：

这句话，让我一口茶水笑喷到了衣服上。

这相当于两头受气，却一直保持沉默的他，在暗戳戳回应两个极端：你们红唇绿嘴，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只当你们都是嫉妒我——颇有阿Q的韵味。

有人专门研究梳理过莫言的幽默，并概括出了莫式幽默的三种类型：黑色幽默、黄色幽默和灰色幽默。我不知道这句话应该算哪种，可能黑灰两色兼而有之？我甚至脑补出莫言写下这句话的时候，脸上那种狡黠地笑：不好意思，报个小仇。

这些年，骂莫言的声音，一点都不少。远的不说，就是周围，很多60岁以上的“读书人”，尤其喜欢写古风诗词的，对他简直可以用恨之入骨来形容。记得2021年底，中作协换届名单出来，有人发了链接到某“文友”群，立刻有一老者痛心疾首地说：莫言这样的汉奸卖国贼，怎么能当副主席呢？！另外一个心有戚戚，遂发出无力回天的感叹：算了，这事国家都眼睁睁看着不管，我们操心又有啥用？

当时我还纳闷，莫言2011年就已经是中作协副主席了啊，怎么现在才难过？又一想，莫言2012年获诺奖后，好多人才知道他，有没有可能这二位那时候根本不知道他是谁，或者说并没有读过他的书？后来，莫言获了大奖，舆论铺天盖地，批判的文章多起来，而某一类批判文字正契合他们的认知，于是他们跟着“痛心”起来？

也别怪我多想，这方面我是有点经验的。某次，在听到有人抨击前两年被置于风口浪尖的一位女作家的时候，我问：你读过她的书吗？对方说：看过一次，就看了个开头，看不下去，太负能量！这窥一斑而知全豹、处一隅而观全局的本领让我自愧弗如，因为这超出了我多年的阅读认知。也问过身边其他“批判者”，答案几乎惊人一致：没有读过这位女作家的书。不读作品，为批判而批判，除了被情绪裹挟，人云亦云，从众跟风，我想不出他们的结论还能从哪里来。

莫言获诺奖当年，我读了他的《蛙》。当时这样形容自己的心情：有种雾霾萦于胸的混沌感。是的，不痛快，不爽，这个作家胆小如鼠。但也是这一年，时评人宋石男写了一篇《莫言：沉默者的胜利》，让我羞愧于自己的肤浅。

宋石男这样评价莫言的胆小：

“莫言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讲过这么一个故事：‘歌德和贝多芬在路上并肩行走。突然，对面来了国王的仪仗队。贝多芬昂首挺胸，从仪仗队面前挺身而过。歌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在仪仗队面前恭敬肃立。年轻的时候，我也认为贝多芬了不起，歌德太不像话了。随着年龄增长，我慢慢意识到，在某种意义上，像贝多芬那样做也许并不困难，但像歌德那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尊重世俗，对着国王的仪仗队恭恭敬敬地行礼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气。’

莫言为什么会有这种看法？为什么对着国王的仪仗行礼反而需要勇气？也许因为在艰难时代长大的他，深知驯服中藏着牺牲与妥协的意味，而这同样需要勇气——战胜自己的骄傲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莫言像一颗种子从岩石缝里长出来，渐渐长成树，他不会让自己轻易跌下悬崖。”

回到《红唇绿嘴》，那句让我笑喷了的话，让我想起莫言与记者的问答：

“‘是内心深处的软弱，使我千方百计地避开一切争论’。他说自己甚至坐出租车都怕司机给他‘甩脸子’，因此加倍小心。记者问他，你对出租车司机都恐惧，怎会有勇气写出最残酷的社会现实，并呈现给读者最本真的东西？莫言回答说，在现实生活中越是懦弱、无用的人，越可以在文学作品里表现得特有本事。文学就是把生活中不敢做、做不到的事情，在作品里面做到了。”

于是，《红唇绿嘴》中，他借书中人物之口说出农村火化的荒诞：

“火化本来是为了节约土地，但现在流于形式，火化回来依然要装棺入殓，依然还开穴堆坟头，一点儿不少占地，而且还多出了火化费与骨灰匣的费用。”

他借书中人物之口这样定义坏人：

“真正可怕的坏人还不是那些知道自己坏的人，而是那些不知道自己坏反而认为自己很正确很好的人。”

这不能不让我想起季羡林对坏人的表述：

“根据我的观察，坏人，同一切有毒的动植物一样，是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是毒物的。”

经历过太多的世事，看到过太多的人心，只能说，莫言和季羡林对人性的洞察，是一致的。

宋石男这样给莫言定位：

是的，莫言不是“公知”。但“在莫言的小说中，充溢着对历史、对现实苦难的揭示”，而“极左”会认为这些都是“阴暗面”“负能量”，是以，他也不是“极左”。

他只是退缩在自己的文学王国里，书写一代又一代“高密东北乡”人的命运，不做勇士，但也并非隐士。

他说：“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属于人的文学，是描写人的感情，描写人的命运的。它应该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应该具有普世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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