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PSP：当我们所爱的人行为不端：探索亲密关系中的道德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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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小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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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针对论文《当所爱之人做了坏事：探索亲密关系中的道德评判（When the Ones We Love Misbehave: Exploring Moral Processes Within Intimate Bonds）》的一篇论文解析，该论文于2022年发表于《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该研究作者包括Rachel C. Forbes和Jennifer E. Stellar。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当朋友、恋人或家人行为不端时，我们会有怎样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可能会在坚持自己的道德价值观、与维护亲密关系之间产生冲突。因而，个体可能会经历复杂的矛盾反应。本文将对这些反应进行探讨：研究亲密他人（如：朋友、恋人、家人）的不道德行为，如何影响个体对亲密他人的看法、对个体与其之间亲密关系的看法、对自我的看法，以及影响这些看法的可能机制。

面对亲密他人做坏事，我们会更宽容吗？

对于做出越轨行为的陌生人，通常会受到观察者严苛的负面评价。陌生人做出越轨行为时，观察者会对其产生强烈的情感反应，如愤怒、厌恶和蔑视，进而放大对他们的负面道德评价。然而，如果做坏事的人是个体的亲密他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会如何改变个体的反应？人们可能会觉得，自己会对亲密他人的越轨行为更加敏感，会产生更多的责备。这是因为亲密关系建立在资源共享和大量投入的基础上，相比于陌生人，如果漠视亲密他人的道德品质，个体将会受到很大影响。此外，如果惩罚违反道德规范的人，是为了将个体团结凝聚于合作、有凝聚力的群体中，那么对于内群体的越轨者，他们的越轨行为对于个体而言可能更具有威胁性，会引发更为强烈的谴责，即害群之马效应（the black sheep effect），它指的是内群体成员的不道德行为会比外群体成员受到更严厉的评判。

然而，另一种观点认为，相比于陌生人或普通的熟人，个体对亲密他人会更加宽容。亲密关系服务于满足个体的关系需求，人们非常重视自身的亲密关系。人们通常会积极看待自己的亲密他人，并习惯性地避免对他们的负面评价，例如：避免对亲人、恋人和朋友进行下行社会比较。同时，人们也非常关心道德，内心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好人，且大多数人会避免与一个不道德的人接触和联系。因此，与一个行为不道德的人保持亲密关系，个体的关系目标和个人目标之间发生冲突，可能会让个体感到不安和不一致。解除这段亲密关系是解决这种不一致的方法之一，但这具有较高的代价，它剥夺了满足基本需求的机会，改变了个体的同一性。相比而言，即使是面对亲密他人的越轨行为，避免消极地看待亲密他人，这一方法明显代价要小得多，且相对更为可取。

两种策略会促成以上结果：一是关注于越轨行为，二是关注于越轨者。一在于，个体会将越轨行为的不道德性、有害性和不良后果最小化。二在于，个体会尝试将越轨行为从越轨者道德品质的整体印象中分离出来。类似于将越轨者的行为评判与对越轨者的道德评判相分离，考虑减轻行为的情节程度或为其寻求替代性解释。例如使用情境解释（如：出于社会压力）或责备他人（如：责备受害者），对于消除对越轨者行为的消极解释特别有效。为支持这一观点，过去研究发现，人们往往对亲密他人的越轨行为不予重视，并且拒绝更新对亲密他人的整体印象。以上这两种策略，可能发生在做出道德评价之前，或在道德评判之后，用于减少来自负面评判的不一致和不适感，保持对亲密他人道德品质整体的积极评价。因此，通过这种方式，个体可以继续积极地看待自己的亲密他人，维持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同时也不会影响到自身原本坚持的道德价值观。由上可知，①将越轨行为负面性最小化、②将越轨行为与越轨者整体道德品质相分离，两种方式都允许个体将亲密他人的越轨行为合理化。此外，有研究发现，当研究中操纵与陌生人之间的心理亲密度时，亲密度越高，人们会认为其越轨行为的不道德程度更低。并且，人们表示，如若亲密他人违法，相比于惩罚行为，他们更倾向于做出保护行为（例如：向警察说谎以保护犯罪者）。这些发现与害群之马效应相悖。基于以上结果和推论，本文预期，相比于陌生人和普通的熟人，看到越轨行为发生时，观察者对亲密他人的负面认知更少，与亲密他人之间的关系受到的影响也更小。

以上观点关注于陌生人与亲密他人间的亲密度的差异，然而可能还存在另一种关注点的解释，即相比于陌生人，对于亲密他人观察者拥有更多的背景信息。当亲密他人出现越轨行为时，这一信息就会被整合到与其不道德行为相冲突的其他正面信息当中。但近期研究并不支持这一关注点，研究发现亲密他人印象更新的减少与关系维护之间的关系，不受到个体认识亲密他人时间长度的影响。然而，本人进一步测试了这种替代性解释的可能性，通过比较亲密他人和熟人，个体都拥有两者的背景信息，检验是否关系的时间长度能够预测对越轨者越轨行为的宽容程度。

亲密他人做了坏事，我是否也有责任？

陌生人通常被认为与自我的目标和需求无关，他们的行为不太可能对个体身份的核心特征感知（如：自我道德感）产生影响。然而，个体的自我概念在一定程度上由个体所属的社会群体所定义，亲密他人与我们的自我意识紧密交织，他们的行为很可能会在我们身上得到反映。因此，相比于陌生人，亲密他人更有可能影响个体对自己的看法。当与个体有联系的人（如：朋友、家人或群体成员）发生越轨行为时，我们可能会产生集体自我意识的情绪（如：感到羞愧、内疚和尴尬）。与亲密他人的共享道德身份，会让个体为越轨者的越轨行为产生一种共同的责任感。例如，在一项研究中发现，对于青少年枪击事件，人们会认为犯罪青年的父母对犯罪青年的越轨行为负有责任，因为他们没能阻止枪击事件的发生。因此，尽管对于越轨行为的发生，相比于陌生人或者熟人，预期观察者会对亲密他人产生更少的负面看法，但本文同时预期观察者可能会对自己产生更多负面的看法。

本研究概述

总体而言，本文预期，得知他人做了越轨行为时，相比于陌生人或熟人，个体对亲密他人的负面情绪和负面评价会更少，即更少的批评情绪、更不严格的道德评价、更少的惩罚欲望。此外，相比陌生人和熟人，个体与亲密他人的关系受到较小的影响。另外，本文预期，得知亲密他人做了越轨行为，个体会有更多指向自我的负面情绪和负面评价，以及更多指向自我的严格道德评价。通过四项研究，本文将探讨当个体在得知一位亲密他人、陌生人或熟人的越轨行为后，对越轨者（做坏事的人）、对与越轨者的关系、以及对自我的看法。

研究1 

本研究使用想象情境向被试展示越轨行为。采用被试内设计，在想象情境中，对亲密他人（恋人、朋友）和陌生人的越轨行为进行了描述。然而，由于紧接着的自我道德评价可能会严重受到锚定效应的影响，因此本研究中没有对自我道德评价进行探讨。

方法

来自MTurk的207名被试，101名男性，106名女性，平均年龄33.85岁（SD=10.71）所有被试目前和恋人之间都有至少恋爱一年，和朋友之间也维持了至少一年的朋友关系，所有被试恋爱关系的平均持续时间为7.68年（SD=7.98），朋友关系的平均持续时间为11.64年（SD=8.37）。

研究采用3（越轨行为：偷窃财物/欺瞒账单/散播谣言）×3（越轨者：恋人/朋友/陌生人）被试内设计。对于越轨者的身份，在数据分析中，恋人条件和朋友条件两者测量结果的均值，用于代表亲密他人条件。收集人口统计信息后，将引导被试对他们的恋人、朋友进行想象，并提供他们的姓名首字母和性别。被试还需要表明，其是否与其恋人结婚或同居。此外，对于被试的恋人和朋友，还需要其完成相对应的、测量其人际亲密度的量表（IOS：Inclusion of Other in Self scale）。随后，被试还需要对他们的恋人、朋友的道德水平进行评价，此外还需要评价普通人（用于代表陌生人）的道德水平。接下来，我们将向被试以随机顺序呈现三个假设情境，并且将情境中的越轨者设置为被试的恋人、朋友或者他们不认识的陌生人。

情境1：一个人想要在超市里买一块糖，排队的时候突然发现钱包里没钱了，此时他距离银行也很远。随后，他注意到了一个捐钱箱，当收银员看向别处的时候，他从里面拿走了1美元，用这1美元买了糖。

情境2：一个人和朋友一起去酒店的酒吧点了三杯鸡尾酒，结账登记房间号的时候，他把费用记到了一个陌生人的酒店账单上。

情境3：一个人他特别不喜欢他的一个同事。自从这个同事来了之后，他们就一直相处不太好。有一天，这个人散布了这个同事的谣言，并且将谣言四处传播。

为了提高真实性，当越轨者为恋人或朋友时，呈现情境时，将其对应的姓名首字母和对应的性别设置到了情境中。若越轨者为陌生人，则研究中将对其性别进行随机设置，并称其为亚当或者爱丽丝。被试阅读完以上的情境材料后，需要对越轨者的道德进行评价，并报告发生该情境时被试自己的情绪（批评情绪：愤怒、厌恶、蔑视；自我意识情绪：羞耻、内疚、尴尬）。此外，研究中还让被试对情境中越轨行为的道德程度进行评价（以此测量两种越轨行为合理化的策略当中，“越轨行为负面性最小化”的程度），对越轨者产生的越轨行为进行归因（以此测量两种越轨行为合理化的策略当中，“将越轨行为与越轨者整体道德品质相分离”的程度）。

主要结果

（1）对越轨者有关的测量

将越轨行为前的道德水平评价作为控制变量，实验条件对越轨者的道德判断具有显著影响，F(2, 236.74) = 3.49, p = .03, R2 = .03，对批评情绪也有显著影响，F(2, 205.45) = 9.88, p < .001, R2 = .09。相比于陌生人，对亲密他人的评价更道德，t(282.11) = 2.60, p = .01，引起的批评情绪水平更低，t(205.14) = 2.94, p = .004。由上可知，当越轨者为亲密他人时，被试报告的负面反应更少，对他们产生更少的批评情绪，并认为亲密他人比陌生人更为道德。

此外，将IOS的基线测量作为控制变量，对于恋人和朋友两种不同的亲密他人条件、关系持续时间，无法显著预测对越轨者的道德判断，也无法预测对越轨者的批评情绪。控制了亲密度的基线测量后，亲密关系的持续时间并不能够预测对越轨者的任何测量指标，该结果表明，并非由于被试拥有更多对亲密他人的背景信息使得被试对他们更加宽容。

（2）对自我的有关测量

实验条件对自我意识的情绪具有显著影响, F(2, 204.84) = 75.66, p < .001, R2 = .42。相比于陌生人，被试对亲密他人的自我意识情绪水平更高，t(204.83) = 11.42, p < .001。由上可知，对于亲密他人，被试报告了更多对自己的负面反应，被试自己会感受到更多的羞耻、内疚和尴尬情绪，尽管他们自己并没有参与到越轨行为当中。

（3）两种越轨行为合理化的策略

实验条件对“越轨行为负面性最小化”程度（随后简称为“最小化程度”）的测量具有显著影响，F(2, 204.82) = 2.91, p = .06, R2 = .03；实验条件对“将越轨行为与越轨者整体道德品质相分离”程度（随后简称为“分离程度”）的测量也具有显著影响，F(2, 206.00) = 18.72, p < .001, R2 = .15。相比于陌生人，被试认为亲密他人的行为更道德，t(204.92) = 2.41, p = .02，并且认为越轨行为发生的原因更多是处于外部情境因素而非个人品质因素，t(206) = 6.00, p < .001。

通过蒙特卡洛模拟，检验最小化程度和分离程度两者对实验结果同时产生的中介效应。结果发现，对于批评情绪，最小化程度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95% CI [-.11, -.01])，分离程度也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95% CI [-.09, -.01])。对于越轨者越轨行为的道德评价，分离程度具有边缘显著的中介效应(95% CI [.00, .07])，但最小化程度的中介效应不显著。而对于自我意识情绪，最小化程度和分离程度两者都没有显著的中介效应。两种越轨行为合理化的策略，没能解释为什么亲密他人发生越轨行为时，个体会产生相对更高的自我意识情绪。

研究2

研究2目的是复制研究1中的效应。本研究还对家人的亲密关系进行了考虑。不像恋人和朋友，我们无法选择我们的家庭，研究效应是否仍然能够在这一亲密关系中出现，仍有待检验。此外，研究2增加了被试对自己道德水平的评价，以此检验除了自我意识情绪之外，对自我的其他影响。同时，本研究中对两种合理化策略进行了操纵，以此进一步探究它们在被试做出更为宽容的评判时所发挥的作用。

方法

来自Prolific Academic平台的434名被试，250名男性，179名女性，5名性别未知，平均年龄28.77岁（SD=10.72），所有被试恋爱关系的平均持续时间为6.44年（SD=6.72），朋友关系的平均持续时间为8.69年（SD=6.92）。

本研究为2（关系类型：亲密他人/陌生人）×2（指示：合理化策略/控制条件）被试间设计。收集人口统计学信息后，将随机分配被试去回忆他们曾目睹或听到的关于一位亲密他人或陌生人的越轨行为（该越轨行为不涉及到被试自己，例如：被试不是同谋）。实验中为被试提供了一些越轨行为的例子，如撒谎、对人刻薄、盗窃或犯罪。完成回忆任务后，向随机一半的被试提供了额外的指示（另一半被试为控制条件，没有额外的指示）：“当你回忆这个情境时，请尽力为这个人的越轨行为提供理由。请从下面列表中选择3个你认为最相关的原因，并根据所选的原因分别写一个句子。”研究中提供了6个可能原因，它们都属于两类合理化策略。完成以上任务后，被试需要用一个短语描述这一越轨行为（后续研究者将据此编码越轨行为的严重性），并报告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随后，被试需要对越轨者的道德、自己的道德、自己的情绪进行打分。最后，研究者将询问被试“你认为你能够成功地为这个人的行为提供理由吗？（是/否）”

主要结果

（1）对越轨者有关的测量

对于越轨者的道德评价，关系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1, 423) = 11.83, p = .001,ηp2 = .032，但指示的主效应不显著，二者的交互作用也不显著。对于批评情绪，关系类型的主效应显著，指示的主效应显著，但二者交互作用不显著。对于亲密他人内部的不同类型、关系持续时间并不能够预测对越轨者的道德评价，也不能预测批评情绪。

（2）对自我的有关测量

对于自我的道德评价，关系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1, 423) = 4.23, p = .04,ηp2 = .01，但指示的主效应不显著，二者的交互作用也不显著。对于自我意识情绪，关系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1, 423) = 5.32, p = .02,ηp2 = .01，指示的主效应边缘显著，F(1, 423) = 3.41, p = .07,ηp2 = .01，二者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本研究发现了关系类型的主效应，结果与研究1一致。这些效应在指示的控制条件（没有指示任何合理化策略）中同样也存在。同时，家人群体也遵循这一效应，说明与对恋人和朋友一样，对家人可能也遵循同样的心理机制。同样地，本研究结果也表明，对于亲密他人存在效应，并不仅仅因为对于他们被试拥有更多额外的背景信息。

然而在合理化策略方面，结果仍尚不清楚。本研究所得结果无法支持研究假设，即无法支持合理化策略作为中介因素，用于解释为何人们相比陌生人会对亲密他人做出更宽容的评判。本研究中没有出现显著效应的原因可能在于，通过实验操作的合理化，与被试自发进行的合理化是截然不同的。在一项探索性的比较中，被要求合理化的陌生人与没有被要求合理化的亲密他人，被试对越轨者表现出了同样宽容的评判，这一结果与“个体会对亲密他人自发进行合理化”的观点一致，陌生人只有在被要求合理化时才会出现类似的效应。但这并不能为本研究提出的合理化机制提供因果支持的证据。

研究3

研究3采用了更生态化的经验取样法（experience sampling），以捕捉日常生活中越轨行为的日常观察结果，该方法能够减少研究2中存在的回顾性偏差。本研究中，增加了“同事”作为本研究熟人关系的代表，以此作为额外的对照组，进一步检验对一个人先前信息的了解程度是否会影响人们对越轨行为的反应。研究2中未能发现显著的中介效应，研究3中进一步检验了人们自发产生的合理化策略是否在其中存在中介效应。

此外，本研究测量了两个新变量来进一步探究研究效应。首先，本研究对惩罚动机进行了测量，试图将当前已有的研究发现扩展到行为意图领域。另外，研究中对表征亲密关系的有关理论构念进行了评估：亲密、承诺、依赖。在越轨行为发生前，我们对亲密、承诺、以来的基线水平进行了测量，以此确保不同关系类型条件确实反映了亲密关系的潜在心理特征。在越轨行为发生后，再次测量了这些变量，以此探究发生越轨行为后它们会受到什么影响。由于与陌生人进行比较不存在意义，因此本研究关注于将同事与亲密他人之间进行比较。

方法

来自MTurk的113名被试，44名男性，68名女性，平均年龄38.65岁（SD=10.51）。所有被试恋爱关系的平均持续时间为13.23年（SD=8.59），朋友关系的平均持续时间为14.13年（SD=9.65），同事关系平均持续时间为7.09年（SD=5.62）。

研究采用经验取样设计。在15天的时间当中，被试需要报告他们是否亲眼目睹或得知了恋人、朋友、家人、同事和陌生人的越轨行为。对于被试所报告的对象，随后都完成了后续的有关问题。如果被试没能在某一天报告某一特定对象类型的越轨行为，被试需要填写填充问题用于平衡每日调查的长度。被试每天可以报告0-5次，每一对象类型最多报告1次越轨行为。

被试首先进行了一项基线调查，用于收集被试的人口统计学信息、对象的基线测量，并确保被试是否符合研究要求。随后，被试需要报告一下四个人的名字和名字的首字母：①恋人、②朋友、③家人、④和他们相处时间最长的同事（非亲密好友）。对于以上四人，被试需要报告他们相应的恋爱时长、友谊时长、认识时长。为了测量基线感知情况，被试随后还需要对以上四人的道德水平、普通人（用于陌生人条件）的道德水平、自己的道德水平进行打分评价。此外，被试还报告了对这些人的亲密、承诺、依赖感知。

随后15天，被试每天晚上都会收到邮件提醒，需要他们完成每日调查。在调查当中，被试会被问及当天是否亲眼目睹或得知自己的恋人、朋友、家人、同事或陌生人的越轨行为（被试自身不参与该越轨行为），并用短语或句子对其进行描述。对于每一行为，被试随后需要报告越轨者的道德水平、自己的道德水平、自己的批评情绪和自我意识情绪、想要惩罚或批评越轨者的意愿程度，此外被试还需要报告他们对越轨者的亲密、承诺、依赖的感知。另外，调查中还对两种合理化策略进行了测量，方法同研究1。

主要结果

（1）对越轨者有关的测量

与先前研究结果一致，控制了基线的道德水平后，关系类型对越轨者道德判断的效应显著，F(4, 85.37) = 10.94, p < .001, R2 = .34，对批评情绪的效应显著，F(4, 60.85) = 9.37, p < .001, R2 = .38，对惩罚或批评越轨者的意愿程度的效应也显著，F(4, 83.72) = 7.82, p < .001, R2 = .27。相比陌生人，亲密他人会获得更高的道德评价，t(174.32) = 6.40, p < .001，更低水平的批评情绪，t(139.22) = 6.06, p < .001，更少的惩罚批评意愿，t(145.73) = 5.55, p < .001。相比同事，亲密他人也会获得更高的道德评价，t(99.63) = 2.46, p = .02，更少的惩罚批评意愿，t(70.18) = 2.36, p = .02，但批评情绪的水平没有差异。由此可知，对于越轨行为，相比于陌生人，被试对亲密他人感到更少的愤怒、蔑视和厌恶，认为他们更道德，对他们的惩罚批评意愿更低。控制基线水平的亲密度（IOS），亲密他人和同事条件、关系时长并不能够预测对越轨者的道德判断、批评情绪和惩罚批评的意愿。

（2）对关系的有关测量

关系类型对越轨行为后测量的亲密、承诺、依赖具有显著影响，F(4, 73.62) = 25.39, p < .001, R2 = .58。控制基线水平的亲密、承诺、依赖后，相比于同事，被试对亲密他人报告了更高的亲密、承诺、依赖。由此可知，相比于同事，被试与亲密他人之间受到的人际影响也更少。控制基线的亲密度（IOS）后，亲密他人和同事条件、关系时长并不能够预测亲密、承诺、依赖。

（3）对自我的测量

控制基线的道德水平后，关系类型对被试自己的道德水平感知没有显著影响，但对于自我意识情绪存在边缘显著的影响，F(4, 69.65) = 2.14, p = .09, R2 = .11。相比于陌生人，被试对亲密他人报告了更高的自我意识情绪，t(130.80) = 2.46, p = .02，但对于同事则没有出现显著差异。

由于担心采用的被试内设计会使结果受到锚定效应影响（类似于我们在研究1中所担忧的），因此额外进行了探索性分析，即，选择了被试只目睹了一次越轨行为的日子进行分析。当被试每天只目睹一次越轨行为时，控制基线的道德水平和越轨行为严重程度后，关系类型对自身道德评价影响显著，F(4, 57.86) = 4.17, p = .005, R2 = .22。相比于陌生人而言显著，t(114.89) = 2.23, p = .03，但相比于同事而言不显著。

（4）两种越轨行为合理化的策略

关系类型对最小化程度有显著影响，F(4, 100.58) = 6.55, p < .001, R2 = .21，对分离程度也有显著影响，F(4, 99.33) = 2.84, p = .03, R2 = .71。相比陌生人，被试对亲密他人表现出更明显的最小化策略，t(150.12) = 4.42, p < .001，相比同事也同样如此，t (86.50) = 2.05, p = .04。然而，不同于之前的研究结果，关系类型对分离程度没有出现显著影响。

与研究1一样进一步进行了中介分析。除了用于比较亲密他人与熟人（同事）的关系变量，这里所有的中介模型关注于亲密他人与陌生人之间的比较。首先，当最小化程度作为中介变量时，结果发现，最小化程度对越轨者的道德判断有显著的中介效应(95% CI [.20, .70])，对于批评情绪(95% CI [-.45, -.16])、惩罚批评意愿(95% CI [ -.44, -.15])、自我意识情绪(95% CI [-.24, -.04])同样具有显著中介效应。但对于关系的测量、被试自身的道德水平没有显著效应。当分离程度作为中介变量时，对所有因变量均无显著效应。

由上可知，虽然被试再次出现了合理化策略，但本研究中只有最小化的合理化策略能够在此对效应进行解释。该结果表明，对越轨行为负面性最小化的策略可能在更宽容的道德判断当中发挥作用。

研究4

在本文的最后一项研究中，使用被试间设计。一对被试（一对恋人、一对亲密好友或一对陌生同学）将在实验室中学习新的、标准化的越轨信息，这让我们能够在被试接收到这些信息后对他们的反应进行收集。此时陌生同学间的关系类型，代表普通熟人间的关系。本研究有助于消除研究2和研究3中的一项潜在混淆，即在先前研究中可能存在选择偏见（selection bias），尽管被试目睹了亲密他人的越轨行为，但被试仍与他们保持亲密关系，被试可能更会对亲密他人表现宽容。

方法

271名大学生被试，其中72名男性，198名女性，平均年龄18.84岁（SD=1.74）。恋爱关系的平均持续时间为1.81年（SD=1.01），朋友关系的平均持续时间为3.39年（SD=3.08）。

实验开始时，被试将与一名自己的恋人/好友/陌生的同学来到实验室（只有恋爱关系/朋友关系时长超过1年才能纳入到本研究亲密关系的考虑）。被试被告知，本研究与印象形成有关，将进行多轮任务，任务内容涉及：①提供自己的信息；②阅读和回复伙伴提供的信息；③对于每个人分享的信息进行面对面讨论；④基于先前阅读和讨论的信息完成后续调查。同时，被试也被告知，他们在任务中所需要回答的问题，与他们的伙伴有所不同。

实验中，一对被试首先被分开到不同房间，被试需要报告他们对自己道德的基本感知，以及当前自身的情绪状态。随后，被试开始第一轮任务，任务中主试会对被试提问三个问题，本任务表面上的目的在于记录被试的个性特征（实际目的在于提高第二轮任务的真实性），主试将对被试的回答进行总结记录，随后将一对被试的回答进行交换供对方阅读。随后，被试需要报告他们伙伴的一些性格特征和情绪。完成以上步骤后，两人将被带到同一房间，对第一轮任务中的内容进行讨论，三分钟后回到自己的房间。随后，被试需要报告对伙伴的道德评价、亲密感知、承诺感知和依赖感知。接着，将进入本研究的第二轮任务，主试向被试展示了关于他们伙伴虚假的不道德信息。与第一轮任务一致，被试需要回答主试提出的问题，但随后主试实际上并没有交换他们的回答供对方阅读，而是给两名被试事先准备好的答案供其阅读（表面上表示是由伙伴回答的）。其中内容中表明，他们有过越轨行为（例如：撒谎、剽窃等）。被试阅读后，需要将其抄写到调查表当中，并回答后续的问题。此时，被试报告伙伴的道德评价、自身的道德评价、自身此时的批评情绪和自我意识情绪、对伙伴的亲密感知、承诺感知和依赖感知。随后不再有讨论环节，告知被试研究结束。

主要结果

（1）对越轨者有关的测量

控制基线水平的道德感知后，关系类型对越轨者的道德判断有显著影响，F(2, 109.44) = 12.30, p < .001, R2 = .18，对批评情绪有边缘显著的影响，F(2, 199.10) = 2.88, p = .06, R2 = .03。相比陌生同学，亲密他人获得了更高的道德评价，t(108.54) = 4.86, p < .001。然而，与先前研究结果相反，被试对亲密他人的批评情绪要显著高于陌生同学，t(123.39) = 2.36, p = .02。

本研究中，被试对亲密他人产生了更强烈的批评情绪，原因可能在于，他们的恋人和朋友在实验前并没有告知他们这些越轨行为，却在实验中先向研究主试分享了这些行为，因而产生了更高水平的批评情绪。

（2）对关系的有关测量

控制基线水平后，关系类型对亲密、承诺和依赖感知具有显著影响，F(2, 170.53) = 6.05, p = .003, R2 = .07。相比陌生同学，被试对亲密他人报告了更多的亲密、承诺和依赖感知，t(204.74) = 3.04, p = .003。

（3）对自我的测量

关系类型对自我意识情绪具有显著影响，F(2, 104.28) = 4.54, p = .01, R2 = .08，但对于自身的道德评价没有出现显著影响。在阅读了越轨行为有关的信息后，相比陌生同学，被试对亲密他人报告了更高水平的自我意识情绪，t(100.58) = 2.11, p = .04。

总讨论

研究结果揭示了当亲密他人做出越轨行为时人们的矛盾心理。与陌生人和普通的熟人相比，被试对亲密他人表现出了更低水平的批评情绪（研究4除外）、更宽容的道德评判、更低的惩罚意图。此外，相比于普通的熟人，被试与亲密他人间亲密、承诺和依赖感知受到的影响更小（研究3、研究4）。同时，尽管被试自己并没有参与到越轨行为当中，他们也会因亲密他人的越轨行为感受到更强烈的羞耻、内疚和尴尬，对于自己的道德评价也会因其受到影响。将亲密他人与熟人进行比较时，关系时长并不能预测在不同关系类型下个体是否会出现更宽容的反应。在合理化策略方面，研究1和研究3的结果表明，相比于陌生人和熟人，个体会对亲密他人的越轨行为自发进行合理化。然而，在研究2中，引导被试采用合理化策略并不会与关系类型产生交互作用以影响对越轨者的评判。以上差异出现的原因可能在于，自发的合理化与被外部引导的合理化有所不同。对此，对于该中介的探究，目前尚不能够得出确切结论，仍需要未来进一步的研究工作进行补充。

基于本研究的结果，我们应当思考：在人们会对亲密他人更宽容的情况下，人们应如何管理自身的道德规范？在这些情境下，亲密他人是否会使得越轨行为正常化？人们不太可能去惩罚或批评亲密他人，这可能会让人们忽视亲密他人的越轨行为，进而对社会道德规范的维护造成威胁。同时，亲密他人越轨行为对自我的影响也引出了一些重要问题。例如，人们可能会出现弥补亲密他人越轨行为的动机，这类似于在人际关系水平上出现的道德许可效应。以上问题都值得未来进一步探究。

结论

本研究结果揭示了当亲密他人犯错时个体的矛盾心理，为保护亲密他人，个体的自我会主动为亲密他人的越轨行为承担部分责任。

参考文献：

Forbes, R. C., & Stellar, J. E. (2022). When the ones we love misbehave: Exploring moral processes within intimate bond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22(1), 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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