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反抗绝望的文学"是通过对"希望的文学"的否定而确立自身的。在"胜利的哲学"蜕变为"乐观的文学"之时，"反抗绝望的文学"对"将令"的忠诚不但不会变成盲从的乐观主义，反而会从"无法全忘却"的梦中再度崛起而呐喊。我以为20世纪历史中几次对于鲁迅的重新发现就源自这一对初衷的"忠诚"。我们可以说：这是20世纪文学的自我否定，而这种自我否定正是这一革命世纪最宝贵的遗产。
我们今天阅读《<呐喊>自序》。在进入文本之前，我先简单回溯一下昨天读《破恶声论》时涉及的文本形式问题。《破恶声论》的文本形式内含了一种自我的颠覆性：它采用了一种既不同于文言也不同于白话的古文形式。从形式上看，这是一个与排满的民族主义革命有着密切关联的民族主义文本。革命，表现在它对文言及其体制的拒绝；民族主义，表现在它试图以语言形式追溯民族的文化之根，同时拒绝欧风美雨浸染下的白话。但文本的内容之一，是批判近代的民族主义思潮，文本的后半部分集中批评所谓"兽性爱国"和"崇侵略"的志士。他也批评了这个浪潮中的启蒙思想，将那些启蒙者看作"伪士"，与此相对应，他强调"迷信"的积极意义。文本的内容与形式之间构成了一种颠覆性的关系，但也因此，这个颠覆性不是一个简单的否定。鲁迅对民族主义的否定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通过这一否定，提出民族革命的真正使命到底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也正是通过这个批判，他成为一个比同时期的人更为深刻的民族主义者。他对启蒙的批判也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通过批判重建思想的地基，赋予这个思想的革命以真实的内容。他批判世界主义，否定无政府主义学说，但通过这个批判否定，他将自己转化为一个比所有人都更深沉的国际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这个自我颠覆性成为我们接近这个文本的契机。鲁迅的写作动力就来源于这种自我颠覆。古文的形式是一种自觉的形式化。理解这个文本本身的形式和内容之间的特殊关系，也是理解其颠覆性的通道。要理解《破恶声论》这个文本，就必须解读其形式和内容之间的特殊张力。鲁迅一生有过几次重要的再出发的契机， 1907年、1908年就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出发点或再出发点。就是在这个时刻，他突然展开了一套独特的、区别于这个时代的主要潮流的思想。
他的第二次再出发的秘密，就埋藏在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文本之中。这是一个与《破恶声论》截然不同的文本，无论是语言形式，还是叙事风格。《破恶声论》是一篇论文，有很鲜明的观点，我刚才说它是一个从形式到内容都具有自我颠覆性的文本，而《<呐喊>自序》是一篇回忆性的散文，也用了序文的形式。与《破恶声论》相比，这个文本看似平易了许多：前者以古文形式展开，我们需要从一系列深奥的观念或语词入手，逐层解开文章的论点及其复杂内含；而后者以白话形式追忆往昔，交代他孕育和写作《呐喊》、《彷徨》、《野草》并参与《新青年》的文化运动的动力和契机。构成这个追忆的是一系列的故事，一些独特的语词是镶嵌于故事和故事中的人的感受之中的。在1907年到1908年期间，鲁迅写作的一系列的文本，比如《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 秘密隐藏在"心声"、"内曜"、"人各有己"、"朕归于我"、"英雄"、"个人"等等一系列观念和语词之中，发自于内的自觉和精神性就是通过这些观念而成为作者论述的出发点。这些语词建立了一个自我，即便这个自我是建立在无之上，它也构成了批评当时各种社会思潮的绝对前提。除了上面提及的"兽性爱国"的民族主义之外，作者对民主、自由、平等等等观念也给予尖锐的批判。当然，作者批评这些观念，揭示其内外表里之间的矛盾，并不等同于单纯的否定。例如，他批评民主，并不等同于支持专制；他揭露平等，但不等同于赞成等级制。恰恰相反，通过这个否定，他自己变成一个反民主的民主主义者，反平等的平等主义者。这样一来，他所谓民主和平等便隐含了与欧洲资产阶级的民主和平等不同的内容。正是在这里，他找到了介入启蒙思潮的内在动力和契机。
在1907-1908年间，他比较多地受到西方的浪漫主义和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他的文本糅合了经过章太炎阐发的国粹思想与尼采主义。1918年，他发表《狂人日记》，从此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中的《呐喊》、《彷徨》时期。也就是在从辛亥革命前夕至参与《新青年》的文化运动这段时间里，鲁迅的写作似乎暂停了，用他的话说，是以沉默或蛰伏的方式沉入"国民"中、回到"古代"去。他的早期论文有非常强的自我批判、对时代思潮的抵抗，但这种自我否定实际上是一个主体建构的过程。他的"破恶声"的态势是非常强的，若没有一种主体性的确立，斗争、批判、介入都无从谈起。我们在这些文本中可以看到拜伦的浪漫、尼采的超人、卡莱尔的英雄、施蒂纳的唯一者、叔本华的精神、基尔凯廓尔的孤独个人，以及庄子的那种超然物外的自由。即便是否定，也是以一种自我扩张的姿态呈现的。但在他写作《呐喊》的时候，这个情绪完全消失了。换句话说，他的写作是在一个很特殊的氛围里完成的。写作的动力并不来自1907-1908年的那个激烈否定的主体或自我。"呐喊"源自某种主体沉没的状态，即鲁迅所说的"寂寞"。为什么要读《<呐喊>自序》这个文本？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理解鲁迅的文学是从哪里来的，鲁迅的文学根源是从哪里产生出来的。民国初年，鲁迅有过一段兴奋时期。他后来跟许广平两地通信，说到民元时候有一点希望，就是对民国的希望，但他提及这个希望的时候，已经是幻灭之时。他在信中说：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其实这也不是新添的坏，乃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了出来。使奴才主持家政，那里会有好样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2与其说是革命，毋宁说是幻灭，构成了《呐喊》、《彷徨》的调子。这两部小说集描写的是辛亥革命前后的变化，希望与失望是隐含其中的一个持续主题。《狂人日记》写狂人的"觉醒"，但小序中就说他最终"康复"而去"候补"了；《阿Q正传》写革命，写阿Q的革命，但最后发现革命之后，"内骨子是依旧的"，什么也没解决，什么也没有改变。《风波》写张勋复辟，也是这样。《头发的故事》写国庆的时候人们懒洋洋地出来挂旗。《祝福》、《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中出现了"新党"或新式知识分子，但最终发现所谓的"新"也只是幻觉。总之，革命之后，革命已经完完全全的消失了；在革命消失的地方，是不许革命或不能革命的状态。"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3因此，《呐喊》、《彷徨》虽然与早期的革命运动有关系，但并不是直接的关系。鲁迅并不是为革命而写作。毋宁说，这是一种否定性的关系。这个关系也投射在他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之中。鲁迅后来在新文化运动里面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但他介入新文化运动的方式是非常独特的。在新文化运动退潮之后，鲁迅说过一段很讽刺的话。他说：记得初提倡白话的时候，是得到各方面剧烈的攻击的。后来白话渐渐通行了，势不可遏，有些人便一转而因为自己之功，美其名曰"新文化运动"。又有些人便主张白话不妨作通俗之用；又有些人却道白话要做得好，仍须看古书。前一类早已二次转舵，又反过来嘲骂"新文化"了；后二类是不得已的调和派，只希图多留几天僵尸，到现在还不少。我曾在杂感上掊击过的。4哪有什么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多半是那些反对者骂出来的。那些人骂《新青年》搞的是新文化运动，所以就有了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在骂声中成立了。当新文化运动成了一个真正的潮流的时候，一些参与新文化运动的人或者后来与新文化有过一点皮毛关系的人，就开始讨论"新文化运动"的源起了。建立"源起"是将自己嵌入历史叙述的方式，这是反复发生的故事-任何一种思想成了潮流或标签，就会有人来认领了。这种自述"起源"的方式自古就有，现代以来的宗师之一是胡适之；至于"他述"，更是不胜枚举。本来也没有什么新文化运动，《青年杂志》创刊时是很寂寞的；胡适之写《文学改良刍议》的时候，也就是从美国寄了一篇文章回来，他也不知道有什么新文化运动，不知道这篇文章有什么作用。白话文并不是他的首创，晚清时代的白话运动已经很有规模。不过，"五四"运动爆发后，新文化运动退潮了，但一种新的文化正统渐渐确立起来。胡适之就开始写关于什么是新文化运动的文章了。对于这些追溯起源、竞相命名的方式，鲁迅始终抱持一种怀疑的态度。他的目光是冷嘲的。他知道新文化运动的成立先是由于那些诅咒和谩骂，后是由于新文化运动的衰落-自封的领袖们坐稳了领袖的地位，便可以从容挑剔这场运动，以便占据新的潮头了。在他的眼里，追溯起源、重新命名的时刻其实也就是这场文化运动衰落的时刻，就像民国成立的同时，民国也就衰落了。这种观察自身置身的运动的方式，其实源自鲁迅的历史观。正因为如此，怎样理解鲁迅文学的起源，成为一个复杂的问题。鲁迅的文学既非来源于他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激昂情绪，也不是因为他要发起一个什么新文化运动。他的文学的动力到底是什么呢？他是何以成为这样一个"五四"新文学的代表人物的呢？我们今天把他称为"新文学之父"，但都是从儿子的角度谈论父亲，而很少讨论在儿子诞生之前，父亲是如何存在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的文学的父亲是从哪儿产生出来的呢？若没有儿子的视角，父亲就只能从虚无中诞生了。鲁迅在这篇《<呐喊>自序》中对自己的文学的根源做了一个平易却并不容易解释的交代。《<呐喊>自序》是给一个小说集写的自序，时间是1922年，落款是12月3日。从文体上看，这是一个回忆性的散文。《呐喊》是1923年北新出版的，后来到1926年又随《乌合丛书》一起再版。在他写自序的时候，《呐喊》中的小说已经发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终于要结集出版了。这篇自序是要说明：我是怎么写起小说来的，这些小说是从哪里来的；自序用了一个讲故事的写法，就是讲自己的事情，从文体上说，就是一种纪实性的散文。自序，似乎是要自述源起，纪实性散文虽然是散文，但以纪实的方式展开，那我们是把它当成一个确凿的事实的交代呢，还是也把它当成一个故事来看待呢？这是一个文体的问题，也是一个阐释的问题。对于一个文学的文本来讲，无论它多么写实，我们都不能够把它当成写实来看待。这是一个追忆的文章，追忆就是重构，而重构也意味着省略、强化和其他新的要素。因此，我们需要在记忆与遗忘或追忆与省略之间去阅读这个文本-追忆就是从记忆的海洋中浮现出某些孤岛，而不能将全部的记忆和盘托出。记忆是和遗忘相伴随的，而遗忘包含了不自觉的成分，又包含了有意识的省略。人们喜欢强调记忆的重要性，但遗忘是人的生活中更为基本的方面，而省略则构成了心理机制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与凸显其实是相互支撑的。鲁迅一生当中写追忆的文章是最多的，他最好的文章、最漂亮的文章，也是最有味道的文章，差不多就是追忆的时候写的。比如说，他的很多集子的序和跋都写得特别漂亮。他给《坟》写的题记我们昨天已经读过，还有一篇更出名的是《写在<坟>后面》，那时候他已经远在厦门，韵味很深。对于这些文本，都存在着如何解读的问题：一方面，喜欢追忆的人也趋向于静而不是动，鲁迅不但是内敛的人，而且也被动型很强，他很少主动去发动什么伟大的运动。因此，如果要写一个关于鲁迅的小说恐怕不大好写，拍电影或排戏剧更难，因为少有戏剧化的情节与行动。对他的观察，要通过他所经历的种种事件，看他在遭遇每一事件时的态度、变化和坚守来进行。光说他年轻的时候骑过马、爬过竿，这样一点点事谁都可以做，不能作为英雄业绩来看待；但另一方面，内在性、被动型人格并不是缺乏戏剧性、缺乏行动，而是说这些戏剧和行动都发生在具体的情境中，发生在很难被察觉的内心转化里，不会即刻外化和呈现。就文本而言，这些戏剧性和行动的症候在哪里呢？就在他的叙述中的省略、强调或淡化之中。因此，我们在分析文本各要素的关系的同时，还要通过这个文本与其他文本的互文性分析，揭示这些省略、强调、淡化及其含义。过去中国有个文学批评家叫李长之，他在鲁迅逝世前夕曾评论说：鲁迅一生有很多变化，但这些变化大多非主动发生，而是对他偶然碰到了这件事或那件事的反应或回应。在考察了鲁迅一生的几次重要转折之后，他这么说：我们可以这样说，倘若不是陈独秀在那里办新青年，鲁迅是否献身于新文化运动是很不一定的；倘若不是女师大有风潮，鲁迅是否加入和'正人君子'的'新月派'的敌斗，也很不一定的；一九二六年假若他不出走，老住在北平，恐怕他不会和周作人的思想以及倾向有什么相远，他和南方的革命势力既无接触，恐怕也永久站在远处，取一个旁观、冷嘲的态度，是不会太向往，也不会太愤恨的；一九二七年假若他不是逃到上海，而是到了武汉，那么，也许入于郭沫若一流，到政治的漩涡里 去生活一下；一九二八年一直到一九三○年，假若他久住于北平，则也敢说他必受不到左翼作家的围剿，那末，他也决不会吸收新的理论，他一定止于是一个个人主义的不驯的战士而已，也不会有什么进步；--然而，这一切都不是的，事实乃是陈独秀办了《新青年》，女师大有了风潮，一九二六年他离开了北京，一九二七年从广州到了上海，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年他没有打算再久住北平，所以，他成就了现在的鲁迅。环境的力量有多大。5然而，我们更必须清楚，就是倘若不是鲁迅的话，他不会把环境这样选择着！不是鲁迅，不会在会馆里寂寞地抄古碑，已经作佥事了，他满可以心安理得地作官，然而他不，他感到寂寞，他偏驱除不净那些少年时受自农村社会的悲凉的回忆，他于是呐喊！不是鲁迅，他可以安稳地教书，学潮可以不理，然而因为是鲁迅，他又不耐了，绅士们的纸冠，他也必得戳一戳，结果被迫，结果得出走。随便逃走也就好了，但他还有新的梦想，要治两年的学，于是到了厦门，在厦门能耐的话，他可以像林语堂似的，在那儿停一停，然而他不，他终于是鲁迅，他痛恨于 "天下何其浅薄者之多"，他苦恼于一般人之"语言无味"，他以"离开了那些无聊人"，"心就安静得多了"，所以他就又被广州的情形所诱引，而到了广州。......求刺戟，要生气，这也只有鲁迅那样的人才如此，所以他终究久住于上海了，因此，他始终没脱离了作战士。一个人的性格，对于环境的选择又多末明显。6说鲁迅被动，似乎与我们通常的印象不一样。鲁迅的一生发表了很多跟别人论战、对骂的文章或集子，看起来很好斗。但是，鲁迅很少主动去骂人，大多是被别人骂了以后，或者是被别人的文字、行径刺激之后，他开始回骂或论战。许广平曾回忆说，鲁迅也是择其重要的而加以回击，许多事情他是不理的，并非锱铢必较。他虽然被动，但一旦卷入，却不依不饶，你骂我，我就陪你骂到底，大部分人熬不过他。他的一生与论战相伴随，一直到临死，他还说"一个都不宽恕"。但他的执着态度的起点却多是被动的。不仅是论战，就是其他的许多事情，从写作《呐喊》、《彷徨》，变成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个小说家的代表，到奔赴广东的革命策源地，再到上海时期加入"左联"，每一回都是被别人逼出来的。他从来没有准备发动文学运动，或宣称搞左翼文学运动。他不是一个组织者，也不是一个自己非得要做什么事的人。在"左联"的时代，别人把他拖出来做盟主，在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时期，也是别人把他拖出来写小说。他的文学写作有很强的被动性。他的第一部小说集题为《呐喊》，题目好像战士冲锋一样，但其实他的"呐喊"很勉强。从根本上说，他不想喊，认为喊亦无用，可是被别人一说或一刺激，就忍不住还得喊一声。结果他真的喊了一声，比别人声音都大，接着就不停顿地喊了好多声。这一连串的喊声就成了现代文学之父诞生时的标记。这里有一个理解鲁迅的大困难，就是他到底是怎么变的？是如何从觉得不必喊、喊亦无用转向连串呼唤？换句话说，鲁迅的动力到底是什么？他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动力的？因为他有这个被动性，他每一次都是花了好大的力气才想要去做一件事，而每一次起手做时又都旋即失败，所以等到过后他去回忆的时候，笔端都有点窝火的感觉。昨天讲《破恶声论》的时候说到文本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寂漠为政，天地闭矣"。这是一种很大的寂寞。年轻的时候爱说寂寞呀寂寞，整个宇宙都是寂寞，但不满之态溢于言表。等到中年的时候再说寂寞，鲁迅没有早年说寂寞时的那种浩叹的口气了，毋宁是说自己已经渐渐地安于寂寞了。寂寞不是宇宙和世界的状态，而是自我存在的状态。他的笔调写到这里，有沉痛，但没有激昂。在鲁迅的追忆文字里面，《纪念刘和珍君》很突出，那是一篇有非常大的沉痛压在里面的文章，你阅读时，仿佛感到那沉痛要穿破纸面喷薄而出，而作者却拼命地压抑着不让它冲将出来。文本因此而具备了沉甸甸的力量。这是鲁迅文字上的魅力所在。但《<呐喊>自序》不同于《纪念刘和珍君》那样的文字。在进入文本之前，我先简单地回顾一下鲁迅写作之前的一段背景。注意到鲁迅这个时期的重要性的，是前面提及的李长之，而对这个段落加以更深入阐释的，是日本学者竹内好。竹内好可以说是日本的鲁迅研究之父，也是现代日本思想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说过这么一句话："在鲁迅传记中，最弄不懂的部分是他发表《狂人日记》以前在北京的生活，即林语堂称作'第一个最质朴的时期'。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又接着解释说：我认为对鲁迅来说，这个时期是最重要的时期。他还没有开始文学生活。他还在会馆的一间"鬼的屋子里"头钞古碑。没有任何的动作显露于外，"喊"没有爆发为"呐喊"，只让人感受到正在酝酿着呐喊的凝重的沉默。我想象，鲁迅是否在这沉默中抓到了对他一生来说都具有决定意义，可以叫做回心的那种东西。7"回心"是一个特别的概念，我们后面分析"弃医从文"时还会专门讨论。竹内好说："我想象不出鲁迅的骨骼会在别的时期里形成。他此后的思想趋向，都是有迹可寻的，但是成为其根干的鲁迅本身，一种生命的、原理的鲁迅，却只能认为是形成在这个时期的黑暗里。"8所以他说，如果要理解鲁迅的话，就需要理解从1912年到1918年，也就是鲁迅写作《狂人日记》之前那几年的时间里，鲁迅的生活当中发生了什么。在这个时期，鲁迅做的事情非常有限，我们不妨做一个最简略的概括。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是教育总长，他邀请鲁迅-那时还只是周树人-去教育部工作。鲁迅因此从浙江跑到南京去做教育部的部员，然后没有几个月就随中央政府转到北京来了。这几年他一直在教育部工作，先做科长，后做佥事，相当于处长这样一个中低级官僚的位置。如果阅读他的年谱的话--年谱的写作是非常有趣的，因为做年谱的人，在把一个人的生平事迹写出来的同时，还会标注出这个时期发生了什么样的重大历史事件--你会发现，在那段时间里，那些民国初期的重大事件几乎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二次革命，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他都经历了，但从未卷入，我们只是在他后来的小说中发现这些事件的印迹，可以探知这些事件在他心里留下过深刻而长久的烙印。深刻而长久，却波澜不惊，如同什么也没有发生。在这些事件与文本的形成之间，没有戏剧性的故事，只有这些事件的烙印逐渐发酵、变异的心理过程；如果鲁迅后来没有加入《新青年》的运动，也不会成为文学家，这些痕迹也大概就像从未发生一般而彻底消失。每次重大事件爆发的时候，志士仁人们奔走南北，做着各种各样的努力，民国史的写作充斥了这些内容。但鲁迅似乎停在那儿，天天上班，下班回家以后躲在闹鬼的屋子里头钞古碑，要不然就跑到琉璃厂去找各种各样的旧书。他生活在与这些事变各不相关的世界里。这些工作与他受教育总长蔡元培委托担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有一定关系，因为他的职责是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事务，以具体推进"以美术代宗教"的方针，但他沉浸于古籍的状态恐怕并非工作所致。他的好朋友，曾经同住在绍兴会馆的老友许寿裳回忆说："自民二以后，我常常见鲁迅伏案校书，单是一部《嵇康集》，不知道校过多少遍，参照诸本，不厌精详，所以成为校勘最善之书。"他又"整理古碑，不但注意其文字，而且研究其图案，......也是考证精审，一无泛语"。9这种沉迷于"无意义"的事情而又极认真的状态，我们可以称之为颓废。我说"无意义"，或许有人会反对，毕竟校勘《嵇康集》还有些意义，但他校勘、抄录的精细，与他记录一文、一厘的方式也差不多，后者有什么意义呢？我们随便打开鲁迅日记，1913年年末，12月31日晚上，鲁迅在灯下仔细地录下了"癸丑书帐"，全部是古典文献，并在末尾记上"本年共购书三百十元又二角二分，每月平匀约二十五元八角五分，起孟及乔峰所买英文书籍尚不在内。去年每月可二十元五角五分，今年又加增五分之一矣。"10再看《甲寅日记》1914年4月4日，"晴，风。午后往留黎厂神州国光社买《古学汇刊》第八期一部，一元五分，校印已渐劣矣。又至直隶官书局买《两浙金石志》一部十二册，二元四角。"1118日，"晴。下午往有正书局买《选佛谱》一部，《三教平心论》、《法句经》、《释迦如来应化事迹》、《阅藏知津》各一部，共银三元四角七分二厘。次日"晴。星期休息，午后往有正书局买《华严经合论》三十册，《决疑论》二册，《维摩诘所说经注》二册，《宝藏论》一册，共银六元四角又九厘。晚宋子佩来。夜小风。写《沈下贤文集》卷七毕"。12鲁迅不但买书，而且记账准确到分和厘，对于印制的质量也很挑剔，这种沉迷于物的态度正是"遗忘"的准确注释。上面这段日记提及誊抄《沈下贤文集》，规模与他誊抄《嵇康集》相差不多，从甲寅四月六日"聊写《沈下贤文集》目录五纸"起，至5月24日止，陆续写下，誊抄完毕。1927年8月，他在《<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中说他最初所见版本为影钞小草斋本（小草斋为明代谢肇淛的书斋名），1912年6月9日，他从琉璃厂购得善化童氏刻本《沈下贤集》，1913年3月30日又收到周作人从绍兴老家寄给他的《沈下贤集》抄本二册。他用心于誊抄和校订古籍，对于版本和印制不厌其详，其他世事不入他的脑际，于此可见一斑。我们或者可以说这种沉迷于物的精细正是忘却或将自己疏离于自己曾经热衷的事务的方式。除了沉迷于"有"之外，他还沉迷于"无"，而沉迷的方式是一样的。许寿裳回忆说："民三以后，鲁迅开始看佛经，用功很猛，别人赶不上"。13这里的书目也正可为证。后来许广平有一个回忆，说他1928年到杭州去游西湖的时候，有个知客僧向鲁迅大谈佛学，结果被鲁迅说倒，发现鲁迅佛教修养太深，就借故离去了。14鲁迅后来还跑到"佛教经典流通处"捐了二十块钱。他做这样的事情，自然说明他沉浸之深。昨天说到1907年、1908年时，鲁迅在跟章太炎学习的期间，一边学小学也就是文字学，主要是《说文解字》，另一方面就是读佛经。那个时候章太炎研究佛教，倡导建立宗教，1908年，他发表《建立宗教论》，目的无他，是为了鼓动革命。所以章太炎的佛教是为了革命的，是以无为有或为有而无。他是个菩萨样的革命家，学佛也是革命的一部分，他主编的《民报》登了很多佛学论文，弄得他的许多革命同道大惑不解。鲁迅在那个时期开始念佛经，也是沿袭章太炎的路子。但是，在我们现在讨论的时期，他用功之猛，甚于早期，读了更多佛经，心无旁骛，真正浸淫其中。但鲁迅怎么跟别人说的呢？他尊释迦牟尼为大哲，但认为"佛教和孔教一样，都已经死亡，永不会复活了。"15这个调子与他在日本读佛经的味道大不一样，读佛并不是因为佛教多么重要。沉浸其中，而又并不稍带希望，这就是颓废。不是为了什么，而只是"念经"而已，或者说为念经而念经。他能把和尚驳倒，恰恰是因为无为而念，功夫精进了。要不然的话，不要说是他自己，就是他的老师章太炎，也曾被人批评不是真正的佛学者。他们学佛与时代之间的关系太密切了。在读佛之外，鲁迅还收集各种各样的古代小说和文学的资料，为他日后的文学史研究奠定了根基。我自己到鲁迅博物馆查过他在这个时期抄录的一些古碑的文字，除了前面提及的《沈下贤文集》外，最重要的就是他七次校勘《嵇康集》，全部是蝇头小楷。看到这些一丝不苟的文本时，我不由得想，一个人的心要静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这样誊抄呢。鲁迅还收集各种各样的汉魏拓片。那些拓片，大家也可以去鲁迅博物馆查，收藏量很大。他还有一些对美术的喜好，我们知道他收藏汉画像，由汉画像的收藏又开始去看西方的现代主义绘画。他的日记里面除了有关购买古籍的记录，也记载了他买高更的画，买了孟特的《心理学》，但都算是打发时光。1916年4月，他与陈师曾一起，从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的展品中，选出104种共125件，交给中国筹备巴拿马赛会事务管理局运往展出。总之，你读他这个时期的日记，会发现这个人完全地静下来了，他就在那个吊死过一个女人的院子里每天每天地钞古碑。他的文学的发源，他的忽然的"呐喊"，就是在这样一个情景里面发展出来的。所以，怎么理解他的第一声呐喊，呐喊是从哪来的？这是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注释：1、说明：本文根据在第一届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上的讲课记录（2007年7月30日下午）整理而成。2 、鲁迅：《两地书》（1925年3月31日），《鲁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下同），第33页。3 、鲁迅：《范爱农》，《鲁迅全集》第二卷，第324-325页。4 、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一卷，第301页。5、李长之：《鲁迅批判》，上海北新书局，1936年版，第57-58页。6、 同上，第59-60页。7、竹内好：《鲁迅》（李冬木译），见《近代的超克》，孙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5, 第45页。8、同上，第45-46页。9、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见《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第243页。10 、鲁迅：《鲁迅日记·癸丑书帐》，《鲁迅全集》第十五卷，第97-98页。11、 鲁迅：《鲁迅日记·甲寅日记》，同上，第112页。12 、同上，第114页。13、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见《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第247页。14、许广平：《鲁迅回忆录》，见《鲁迅回忆录》（专著，下册），第1121页。15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见《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第247页 本文原载于《人文与社会》，汪晖教授授权海螺发表。未经许可，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