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女性解放之路 ——论拉盖尔•德•盖洛斯的文学世界
巴西女作家拉盖尔·德·盖洛斯是一位改变了巴西文学图景的传奇作家，国内对她的介绍研究却几近于无。本文从她的生平、创作与接受三个方面入手，展开对盖洛斯文学世界的考察，并侧重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及相关主题的分析，评述她对于巴西文学尤其是巴西女性文学的开拓性意义。
拉盖尔·德·盖洛斯
20世纪30年代是巴西文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以这一时期为起点，“地域主义”成为了巴西文学的主流。一批出身于巴西东北部地区的优秀作家陆续为巴西文坛贡献大量以真实笔触描绘东北部地区自然风貌及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其中的代表作家包括巴伊亚州作家若热·亚马多（Jorge Amado），帕拉伊巴州的若泽·林斯·德·莱古（José Lins do Rego），阿拉戈斯州的格拉西里亚诺·拉莫斯（Graciliano Ramos）以及“伟大的赛阿拉夫人”——拉盖尔·德·盖洛斯（Rachel de Queiroz, 1910-2003）。
对于现当代巴西文学而言，拉盖尔·德·盖洛斯是一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家，享有崇高的文学地位。1977年，拉盖尔成功入选巴西文学院，成为该机构自建立以来的首位女性院士。1993年，拉盖尔成为首位获得卡蒙斯文学奖的女性作家。对于她的创作，巴西文学界泰斗级评论家阿尔弗莱德·博斯（Alfredo Bosi）曾总结道：“（拉盖尔·德·盖洛斯）以细致的心理描写来展现女性如何面对自身所处的依附与弱势地位。她的小说讲述了女人如何对抗在传统思想下将她们囚禁起来的家庭及社会大环境。”[1]
拉盖尔·德·盖洛斯出生在赛阿拉州首府福塔莱萨，其父丹尼尔· 德·盖洛斯是当地的一名法官，母亲克劳蒂·弗兰克林·德·盖洛斯与巴西十九世纪著名作家若泽·德·阿伦卡尔（José de Alencar）有亲属关系。拉盖尔5岁那年，包括赛阿拉州在内的巴西东北部内陆地区陷入严重旱情，拉盖尔一家于1917年被迫迁往里约热内卢，两年后返回。随后，拉盖尔在寄宿学校学习四年后获得教师资格。她返回父母的农庄，并在那里阅读了大量书籍，尤其是关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俄国革命的著作。1929年到1930年间，拉盖尔凭借童年记忆，以1915年发生的严重旱灾为素材，创作了第一部小说《一五》（O Quinze）。这部作品1930年在福塔莱萨出版，成为作家最重要的代表作。
《一五》的故事有两条主线，一条讲述放牛人西古·本托一家因干旱而被迫进行长途跋涉，经历饥饿与死亡；另一条讲述女主人公贡赛桑的成长过程，侧重于她对爱情和生活的把握与抉择。作家在小说中表达了她对于现实及女性处境的关注。她笔下的贡赛桑带有一定的自传性。和作者一样，在一所中学教书的贡赛桑也喜好阅读，博览有关女性解放以及社会主义思想的书籍，不想遵循社会对女性的期望而早早结婚生子。学校放假时，贡赛桑来到祖母的农场，在那里见识到了干旱对农民生活造成的巨大灾难。在个人感情方面，贡赛桑对表哥文森特抱有好感，但文森特是典型的腹地男人，两人之间的巨大差异使他们几乎无法沟通。贡赛桑最终放弃了这段感情，在旱情逐渐缓解之后，她决定继续独自在城市生活。
《一五》具有强烈的社会意识，批判了社会对于东北部难民这一弱势群体的不公正以及对女性的压迫，得到了众多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们的认可，并在1931年获得格拉萨·阿拉那基金会设立的文学奖。《一五》在收获赞赏与好评的同时，也受到过置疑。拉盖尔在传记回忆录《那么多年》中提到：“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一个人，一位作家、诗人，他很优秀，只是人品不太好，他在《一五》逐渐被认可之时写了一篇文章批评这本书，还以假名散布谣言说这本小说其实是由我父亲丹尼尔· 德·盖洛斯所著。”[2] 作为一位女作家，拉盖尔的语言风格并不具有明显的女性气质，这也许是令那位她不愿提及姓名的男作家产生置疑的原因之一。然而，拉盖尔的写作就是要突破这种男性垄断的局面，她曾在《克鲁塞罗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在巴西，人们认为女性参与写作是奇闻异事，是时候摒弃这种思想了。当谈到女性作家时，不要再不以为然地笑着耸肩，更不要把‘写得和男作家一样’这句话当成是对女性作家的赞赏。优秀的作品并不必须出自男人之手。女性文学已真实存在，有一批优秀的女作家正在书写着女人的故事。”[3] 拉盖尔自身便是这样一位优秀的女作家，她始终坚持以女性角色为中心，在描写东北部人民生活疾苦的同时，重点展现女性的社会生存状况以及女性为了自我实现而做出的尝试与努力，并尖锐批判了父权社会加之于女性的种种束缚。
《一五》葡语版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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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盖尔是积极的政治活动家。政治对她的生活与文学创作均造成了重要的影响。 《一五》出版同年，拉盖尔为领奖在里约停留了两个月，期间秘密加入巴西共产党。“东北部小说派”的几位代表作家都与共产党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拉盖尔更是接受里约党组织的任务，直接参与了在福塔莱萨建立工农联盟的活动，在这一段经历的影响下，她分别于1932年及1937年创作小说 《若昂·米盖尔》（João Miguel）和《石子路》（Caminho de Pedras）。一如“地域主义”的其他代表作家，拉盖尔的作品同样具有强烈的社会承诺特点。在《若昂· 米盖尔》中，穷人若昂·米盖尔因遭受不公正判决而入狱，失去了工作和恋人。作家以若昂的经历来抨击社会对于穷人的不公以及性别歧视等现象。作为资产阶级进步知识分子，拉盖尔对于穷人这一社会弱势群体有着同情与责任感，她认为知识分子应当与工人阶级和穷苦农民联合起来。而在这些弱势群体中，女性则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拉盖尔始终坚持女性应当不畏传统思想压迫，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发出自己的声音。小说《石子路》便清晰地反映了这一点。
《石子路》与巴西三十年代社会主义运动有着密切联系。拉盖尔把自己受命在福塔莱萨建立工农联盟的经历写进小说，展现出在革命组织中知识分子与激进工农群众之间的冲突。故事以里约记者罗贝托到达福塔莱萨为开场，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从当地的“革命同志”身上感受到了明显的敌意与排斥。若昂·亚格斯是当地一位已放弃革命的知识份子，而他的妻子——主人公奈奥米却仍在坚持。她认为女性应该有权利独立选择与决定自己的生活。奈奥米最终离开家庭，跟着罗贝托搞革命，她因此受到众人指责，失去了工作。在小说结尾，罗贝托入狱，已有身孕的奈奥米继续坚定地走在她所选择的“石子路”上，怀着新生命与新希望。奈奥米这个女性形象的独特性在于她要求思想解放，勇于追求自身幸福，充分体现了拉盖尔在社会主义理念与运动的影响下，更加深入地展开了对女性身份与地位的思考。
小说《若昂·米盖尔》（左）、《三个玛利亚》（中）以及《石子路》（右）封面，均为葡语版
《石子路》中罗贝托面临的种种尴尬局面正是拉盖尔在党组织中切身体会过的。1932年，党组织要求拉盖尔将《若昂·米盖尔》的文稿上交接受审核，通过之后才允许出版。由于不能认同审核小组提出的极端意识形态的修改意见，拉盖尔退出了党组织，但并未因此停止参与政治活动。1939年，作家因参与政治运动被捕入狱三个月，其后搬到里约热内卢，并在那里发表了小说《三个玛利亚》（As Três Marias），这是她最重要的作品。从这部小说开始，拉盖尔的叙述视角由外部转向内部，用第一人称进行叙述，开启了一个新的书写阶段。
《三个玛利亚》是作者最具有自传性的一部小说，讲述了三个名字都是玛利亚的女孩从学生时代到成年之后的故事。主人公玛利亚·奥古斯塔在寄宿学校遇到玛利亚·若泽和玛利亚·达·格洛丽亚，彼此成为好友。学校教育她们如何成为“守规矩的好女人”。毕业后，玛利亚·若泽和格洛丽亚分别选择了父权社会为女性规划的两条路：前者成为修女，后者嫁为人妇。向往自由生活的玛利亚·奥古斯塔则离开家到福塔莱萨找工作，生活的疲惫以及工作上的失意让她逐渐明白，女人若想实现自由与独立，定要承受巨大的社会压力。 奥古斯塔转而尝试在爱情中实现自我，但两段恋情均已失败告终。她在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挣扎，无法找到平衡，最终选择回家。拉盖尔在书中运用了大量心理描写来表现主人公对各种社会问题的思考，借由这本小说批判社会对女性强加的模式化教育。《三个玛利亚》被认为是拉盖尔的创作进入成熟阶段的标志。
《三个玛利亚》发表后，拉盖尔暂时停止小说创作，重新开始参加政治活动。1948年，作家发表短篇故事集《少女与老妇：故事及回忆》（A donzela e a moura torta）。两年后，拉盖尔在《克鲁塞罗》杂志上连载发表小说《金鸡》（O galo de ouro）。这是作者第一次不以福塔莱萨为创作背景，而是把笔尖指向当时的文化与政治中心——里约热内卢。故事讲述鳏夫马里亚诺在里约的一座岛上独自抚养女儿，后来他结识了向往城市灯红酒绿的女人娜扎莱。《金鸡》可以被定义为是一本“流行读物”，从文学性上来讲，确实低于作家的前三本小说。不过，它对于里约的腐败以及女性在贫苦环境中如何发展自身亦有所体现。直到1985年，《金鸡》才最终被整理出版为一本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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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五十年代，拉盖尔开始尝试不同的文学体裁，包括戏剧、故事以及儿童读物。1953年，她写就戏剧作品《兰比奥》（Lampião），讲述巴西东北部的传奇人物悍匪兰比奥及恋人玛利亚·布尼塔的故事。悍匪是极具巴西腹地区域特色的人物形象，也是腹地文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他们反对独裁政府的统治，并不仅仅是普通强盗。玛利亚·布尼塔这一女性人物抛弃了家庭，追随兰比奥及他的悍匪团在腹地游走，对抗政府军。《兰比奥》在里约、圣保罗以及福塔莱萨上演，好评如潮，被《圣保罗报》评为年度最佳戏剧作品。1957年，巴西文学院将马查多·德·阿西斯奖颁发给拉盖尔，以表彰她一直以来优秀的文学创作。第二年，拉盖尔从宗教故事和诗人曼努埃尔·班德拉的民谣中获取灵感，创作戏剧《修女玛利亚》（A beata Maria do Egito）。故事发生在赛阿拉州的北茹阿泽鲁，修女玛利亚帮助神父赛西路组织群众，反抗上校西古·劳佩斯在当地的统治，因此被捕入狱，为能给神父通风报信，她将身体献给看守她的中尉以求获得释放。与作家小说中的其他女主人公相比，修女玛利亚代表着重大突破。修女身份并未限制她为理想而奋斗，她在危急关头自我牺牲，实现了人生价值。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玛利亚为达目的毫不犹豫地以性为手段，不掺杂感情，而中尉却黯然神伤，这与传统两性关系中的男女处境正相反，是对传统的颠覆。
在距离《金鸡》连载过去二十几年后，拉盖尔于1975年出版了《朵拉·朵拉丽娜》（Dôra, Doralina），再次以小说形式回归对于女性自我实现这一主题的探索。小说由“夫人”、“戏剧团”和“指挥官”三部分组成。“夫人”这一部分讲述朵拉和母亲在庄园中的生活，母亲控制一切，朵拉出于占有欲与表兄劳林度成婚。母亲与表兄的背叛以及后者的死亡促使朵拉决定离开。她四处游荡，并在这一过程中寻找自我。第二部分“戏剧团”讲述朵拉进入剧团，化身为女演员奈丽· 索瑞，在舞台上褶褶生辉。这令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自身的价值。在与指挥官阿斯莫多相识后，朵拉离开剧团。第三部分主要描述朵拉的婚后生活，直到阿斯莫多病逝，朵拉重新回到庄园。此时她已变成一个成熟、独立的女人，懂得如何平衡理想与社会现实对于女性的要求。朵拉接手母亲的庄园，开启一个新的轮回。朵拉与《三个玛利亚》的女主人公都以回归家园为结局，但相比于玛利亚·奥古斯塔，朵拉的回归甚至可以用“凯旋”来形容。拉盖尔在《朵拉·朵拉丽娜》中塑造了一位更加具有现代女性风范的女主人公，将她的成长与转变细腻地展现给读者，在探讨女性应该如何寻找自我、实现自我的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电影《朵拉·朵拉丽娜》海报
作家笔下最具有突破性及进步性的女性人物是她最后一部长篇小说《玛利亚·莫拉回忆录》（Memorial de Maria Moura）（1992）中的女主人公——悍匪玛利亚·莫拉，这是一个真正获得自由与独立、生活在社会规定与法律之外的女性。作家以朵拉为雏形，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故事做基础，将时空定位于十九世纪的巴西东北部地区。年仅17岁的玛利亚·莫拉在经历家庭变故后离家出走，成为悍匪头领，领导一群男人在腹地边抢劫边向本该由她继承的土地进发。最终，她在应得的土地上建立起堡垒，并通过驯养牲口来稳定经济。玛利亚·莫拉是作家笔下唯一通过获取经济力量、占有土地来达到自我实现的角色。她不因自身欲望而感到羞耻，拒绝婚姻，拒绝做母亲，只想拥有权利，过自由的生活。如此独立的女性形象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下并不真实存在，只活在传说中，是一种极其强大的象征力量。《玛利亚·莫拉回忆录》受到评论界与普通读者们的一致好评，成为众多评论家和学者们的研究对象。巴西作家及评论家安东尼奥·霍阿伊斯（Antônio Houaiss）称这部作品展现了拉盖尔在语言运用及人物心理描写方面的大师级水平。[4] 学者弗朗西斯科·卡尔瓦留（Francisco Carvalho）认为玛利亚·莫拉这一人物在继承东北部文学作品中传统女悍匪形象同时又有所突破。[5]在《玛利亚·莫拉回忆录》发表后的第二年，拉盖尔荣获葡语文学届最具权威性的卡蒙斯奖，这一奖项再次证明了拉盖尔毕生的创作在葡语文学界所占据有的重要地位。2003年12月4日，拉盖尔·德·盖洛斯因病在位于里约热内卢的家中去世。
塞尔维亚2011年发行拉盖尔画像版纪念邮票
综上，从第一部小说《一五》开始，拉盖尔·德·盖洛斯一直致力于展现女性在父权社会下所面对的压力与挑战，尤其是在社会问题更加严峻的东北部地区。在拉盖尔的作品中，阻碍女性自身发展的社会因素反复出现，每一位不想被传统价值观所束缚的女主人公都在挣扎中寻找着自己的出路。贡赛桑不顾种种压力选择独自在城市生活，并且抚养难民的孩子。奈奥米在众人的指责中义无反顾的选择离开家庭献身革命。玛利亚·奥古斯塔因过于理想化而在出发之前缺乏准备，在寻求自我实现的过程中仍会被一些保守观念所扰，无法真正获得自由。朵拉努力在理想与社会现实中寻求平衡，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自我实现。玛利亚·莫拉游离于法律之外，获得经济独立，拒绝婚姻与生育，不因自身欲望而感到罪恶，象征着彻底的女性解放。由此可见，在拉盖尔的作品中，女性形象一直在发展、进步，逐渐变得更强大、更独立，她们面临着同样的社会压力，都经历过理智与情感的挣扎，有成功亦有失败，从自我意识的觉醒到付之行动，从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寻求平衡到不向一切妥协。这些女主人公都或多或少带有拉盖尔自己的影子，她一生致力于参与政治，不曾因任何困难而退缩。拉盖尔·德·盖洛斯对于东北部社会问题的展现以及对女性在社会中自我发展的深刻探索使她当之无愧地成为巴西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拉盖尔·德·盖洛斯的塑像
[1] Alfredo Bosi,História Concisa da Literatura Brasileira, São Paulo: Cultrix, 1995. p.272.
[2] Rachel de Queiroz, Maria Luísa de Queiroz,Tantos Anos. São Paulo: Arx, 2004. p.38.
[3] Rachel de Queiroz,“Uma romancista”,In O cruzeiro, Rio de Janeiro, ano XXVI, nº18, 13 fev. 1954.
[4] Antônio Housaiss. Memorial de Maria Moura. Jornal do Comércio, Rio de Janeiro, p. 4-6. 6 out. 1992.
[5] Francisco Carvalho. Textos e contextos. Fortaleza: Universidade Federal do Ceará; Casa de José de Alencar,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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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景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