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琦：2016年，我们一直在送别上个世纪的老人，卡斯特罗、陈映真、约翰·伯格、鲍曼等等，制造出一种终结的感觉，或者幻觉，背后好像是一场整体性的对20世纪的告别。20世纪也一直您研究中最重要的坐标之一，这些人物的去世，给您带来了怎样的震动？

戴锦华：坦率地说，痛，却不是震动。——是我开始变迟钝了吧，毕竟我已经开始送别同代人了。而对我自己，大概是五十岁时给自己定了个命题：“学会迎接死亡”。最早在村上春树的书中读到，不需要太年长，你就应该转换频道，开始学习迎接死亡。因为死亡是一件很难学习的事情，尤其是自己的死亡，也许是在这个意义上，死亡于我不再是一个突兀的题目。

      但如此多特别的、在20世纪独具意义的人物在相继离世，的确令人唏嘘，但我个人并没有体验到强烈的震撼感。至少你刚才提到的几位，卡斯特罗、陈映真和伯格，可能也包括鲍曼。对我，他们标识的时代已然结束，他们死在自己时代的终结之后。而他们可能呼唤的未来尚在远方。他们唤起的，是我们对他们标识的时代的哀悼的回声。他们的离去并非昔日那个大时代的落幕，那个时代在他们离去之前已然落幕了。卡斯特罗、约翰·伯格和陈映真，他们都曾在20世纪，也是在我个人生命中占据过特殊的位置，但他们的死对我构成的不是直接的冲击，而是追忆。我不是在说他们符号学的死亡先于生物学的死亡发生，而是相反，他们曾携带的符号学意义即使作为幽灵，也终将回返。他们在有生之年，都战斗到了生命最后一秒钟，他们身后，仍对今日主流社会传递着某种无名的威胁；但他们创造与标识的时代已消逝，或者说，早已遭到宣判甚至葬埋。

      因为关注他们的死讯，也间接地关注了世界的反应。哀悼者满怀悲情，哀悼中充满了某种泄露着无力感的愤懑，而欢呼者则集体表达了对历史、或现实的浅薄无知，他们中的多数事实上并不真的知道这些人是谁，他们曾经做过什么，他们的时代是怎样的时代，他们不知道，也不在乎。他们基本上是在20世纪最后胜利者的宣判书上获知这些名字的。是以宣判那个时代的立场来来认知这些人物。因此，我是这样理解你的问题：我们如何去记忆20世纪？如何记忆20世纪，始终是一个如何理解和想象21世纪、如何在21世纪生活和行动的问题。很有意思，这是一个关于过去的命题，却也是我们当下的命题，进而是一个未来的命题。

齐格蒙特·鲍曼

吴琦：那么，在您的划分中，对于20世纪的宣判，是在何时完成的？ 

戴锦华：20世纪是个“短世纪”。因为十九世纪绵延不休，“侵占”了20世纪最初的十年，而作为一个特殊的世纪、“极端的年代”，20世纪伴随1989-1990冷战终结，已然落幕。我可以知道宣判何时开始：1973年美国从越南撤军，围绕反战的全球社会运动退潮，宣判已在酝酿之中。而1980年，以里根、撒切尔开启全球新自由主义时代，审判已然开始。当年中国的“伤痕文学”不期然间成了审判者出示的证言。何时完成？我不以为他们真的可以“完成”。仍在进行中。对20世纪后半叶至今，我自己大致有一个分类法：分为“冷战”、“后冷战”和“后冷战之后”三个时期。冷战和后冷战的区隔，并不绝对以全球冷战终结——也就是1989年、1990年作为节点，比如对中国来说，我们实际上率先开启了后冷战时代，从改革开放开始，甚至再夸张一点，从1973年便已然开启——我个人认为，可以说“文革”终了于1973年，伴随中美联合声明发表而来的是事实上的“改革开放”，引进设备，整个中国社会开始秩序重建，各种“砸碎”、停滞的机器再次启动：大学局部恢复招生、各类期刊复刊、电影恢复生产……而1990全球冷战终结后，中国却仍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处于“全球后冷战的冷战情境”之中。因为是“冷”战，所以冷战时代最重要的社会文化特征是意识形态对抗；而后冷战的社会文化特征，并非是对这类意识形态对抗的消解，而是某种强化，通过审判失败者，令胜利者的意识形态获得普世价值。这才是所谓宣判20世纪的高潮。对我，后冷战时代有两个基本的特征：一是整个世界沿着冷战的地缘政治“边境”重绘地图，一是，胜利者将失败者妖魔化的同时，瓜分战利品。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苏联的解体——苏联成了“地图上消失的名字”，另一边则是欧洲的弥合与欧盟的出现。而欧盟的出现，准确地说，是欧元的发行，同时意味着欧美之间在冷战时期的战略同盟关系开始出现裂隙。

       而“后冷战之后”，整个冷战地缘政治格局完全改观，世界基本上是在金融资本的秩序之下重组，这中间最重要的一个变数是中国崛起。中国崛起，中美开始形成某种新的制衡关系，以及金融海啸的发生，不期然使得刚刚弥合的欧洲又开始呈现破裂趋势。“后冷战之后”另外一个重要特征是，“全球化”不再是一个修辞，它在金融资本和新技术的意义上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被整合在一起，此时，资本主义不再具有它的外部，而在资本主义内部，也不再有值得关注的差异。这种局面是在五百年的现代历史当中前所未有，“后冷战之后”，不论是思考世界还是思考中国，基本坐标都已改变了。

      这样，再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上。卡斯特罗、约翰·伯格基本上是冷战时代产生的标识性人物，而且他们代表的，却是一些冷战结构无法阐释的意义，比如古巴革命，它不是又一次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代表了一种苏联模式之外、亦不同于中国模式的革命可能性。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是所谓“20世纪的骑士”，象征着一种奇迹、精神、理想，或者说传奇。而约翰·伯格是非常典型的新左派美术史学家和艺术评论家，新左派原本就是冷战结构当中的第三种力量，他们曾经在冷战的整体结构之下代表着一种新的可能性和希望。但很有意思的是，冷战结构中的第三种力量，事实上，随着冷战终结他们同时丧失了活力，你不得不正视，这第三种力量正是依托冷战政治结构才能获得力量和意义。     

      而陈映真作为一位左翼作家，作为一位在台湾白色恐怖之下的左翼思想家，也是原初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挺身抗暴的人。他的特殊之处在于，一是他的基督教背景，二是后来浮现出来的在统/独关系中被显影的角色意义。伴随着整个台湾民主化进程的完成，始料未及地使台湾政治的掌控性力量变成了统/独政治，就是说民主化进程并没有使台湾的左翼力量得以浮现并且集结，相反，大部分为台独势力所吸纳。在这个意义上说，陈映真不论是作为左翼还是作为统派，很快遭到边缘化。这当然联系着中国经历的错位的后冷战境况。陈映真的角色和位置，也是为这一特定参数之所限定。他在北京离世，本身就是含有痛楚、辛酸的味道于其中。

陈映真

      联系着20世纪讨论鲍曼，对我，重要的参数，是大屠杀、法西斯主义，以及相关论述在整个冷战结构当中的位置。犹太大屠杀的符号化，恐怕要有另外一个庞大的思想、学术脉络，但显而易见，今天，关于犹太大屠杀的议题日渐固化，也日渐淡化。说“固化”是因为大屠杀被锁定为犹太大屠杀/种族灭绝。事实上，纳粹集中营的一千一百余万的死难者中，有六百万犹太人，而三百万苏军战俘，数百万欧洲共产党人（包括西班牙内战流亡的共和党人）、反法西斯战士、同性恋者、吉普赛人……，都淡去了，不再被提及、被讨论。这一事实联系一个关于20世纪的、非常重要的线索，即在20世纪前半叶，一战到二战之间，也是其后，最重要的世界性冲突是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对抗。抹除这一历史线索，同时成就了关于冷战时期“自由世界”的经典表述、而后冷战则形成了世界“知识”：将法西斯主义并列于共产主义，将其表述为20世纪的灾难之因。而今天，犹太大屠杀则为诸如巴以问题、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中国和以色列的外交等问题所侵染，其自身的色彩愈加含糊。否则很难去想象《朗读者》、《帝国的崩塌》这类的影片可以全球热映，而几乎未看到抵抗。如果说，仅只讨论大屠杀，那么鲍曼及其论述似乎已属于过去；但如果认真回溯他的命题与论述起点：“现代性与大屠杀”；再联系着他在中文世界引发关注的另一组命题：“工作、消费、新穷人”、“流动的世界”，那么他不仅属于当下，也属于未来。因为今天世界最突出的问题，正是右翼民粹主义的盛行，以及与其相隔一步之遥的法西斯主义的复活。而这背后，正是全球性的急剧的阶级分化与固化。当特朗普当选更新了右翼民粹领袖的名单，我们只能说，鲍曼的命题，不仅是当下的，而且是急迫的。因此，重复我的观察：进去离开我们的20世纪的思想者与行动，在其死亡之前便一遭宣判，而另一边，与他们的死讯相伴随的那种无知、轻薄的态度，本身已是清晰的现实预警。

《帝国的崩塌》电影海报

《朗读者》电影海报

吴琦：相比起冷战到后冷战的变化，“后冷战之后”这个阶段是一个时间和空间上都异常快速的过程，这可能也是我刚才说到那种震惊的来源之一。突然之间，此前的问题都失效了，都被刷新，被忘记。这种加速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戴锦华：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最大的结构性因素。另一个便是这一次的技术革命。后冷战之后，全球的非政治化过程，也被称为后意识形态时代，同时伴随着两件事，一是在快速发生并且完成的社会分化和阶级固化，全社会的上升空间整体封闭，而全球性的流动重合并含混了阶级与种族的议题；一是社会整体性地丧失了反抗、变革的动力。非常有意思的是，二战结束后，西方世界内部，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反抗资本主义的力量也日渐壮大；今天，资本主义陷于低靡，世界整体抗衡性的力量也大幅丧失活力。一个遇强则强的结构？

      我想，更大的原因在于，二战后的世界动荡和革命活力，不仅源自生机勃勃的资本主义给出了反抗争取变革的社会空间和可能，也是在于，那时的全球反抗在结构上依托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而20世纪终结，西方阵营不战而胜，人类经历了一次践行理想的大挫败。用德国导演施隆道夫的说法，冷战终结处，失败了的不仅是社会主义阵营，也是全球的抗衡力量或另类梦想。没有了阻力，资本的轮盘才旋转得如此高速。被抛出轮盘的人们甚至寂寂无声。

      另一个是新媒体。这无疑是本期文明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但问题是它完全为资本养育、为资本掌控，“天然”亲资本。于是，资本的无/跨国界流动，同时携带着它形构并不断变幻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与生活的内容。它在迅速地冲毁、重绘、变形的同时，封闭了抵抗或反思的可能。因此，这轮的技术革命快速重塑世界，却“全然未经讨论，几乎未遭抵抗”。陡然获得了“自由”与“自足”的宅男宅女们已前所未有的强度和密度被绑缚在、或自我绑缚在空前巨大的全球系统与网络之上——尽管人们未必不知道，这系统是何其脆弱而且充满漏洞。当然有更多、更复杂的因素，但资本巨大的、甚至无需人格化的力量的君临，而且看似不再有任何另类的出路与选择，无疑是其主要动因。

吴琦：面对这样一种局面，就像您说的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变局，您个人是怎么来应对的？表现在社会情绪上，我们会发现普遍蔓延的是种种的焦虑、无助和虚无。

戴锦华：可以说我没有在情绪层面上受到冲击，没有感受到个人情绪的低落或无力。尽管近20 年来，“愁城困守”是某种左派的自况，“忧郁症”正成为全球性的流行（精神）病——远不仅“左派”。但20年来，尽管经历震荡，经历精神危机、甚至崩溃，经历寻找新知识、新思想的挫败，但相反我开始尝试更积极的生命态度：我做，我心安。但近年来，我却开始体验着一种新的紧张。最强烈的感觉是，对当下，对世界，我们丧失了清晰的把握感。我当然不是在奢谈或相信自己可以在思想上把握世界格局，但此前，我会阶段性获得一种把握感，我会尝试建立自己思考的参数和坐标，形成自己的理解和预期。今天，这种清晰的丧失了把握感的认知，不是焦虑，而是一种不安。迄今为止，人们仍习惯与参照既有的历史来定位今天的现实。殊不知，一个如此真切的全球化的现实，一个不再尤其外部的世界结构，是没有任何先例可援引、可参照的。既有的坐标与参照大都老旧或失效。在没有坐标的图纸上，我们是否仍可能形绘、思考我们的世界？在这份不安深处，我无法肯定，自己所谓丧失把握感是否包含着某种自欺，是“没有把握”？还是希望暂时搁置或者延宕自己的忧虑和警觉。我希望自己是“没有把握”，而不是即刻对世界作出某种整体悲观的判断。悲观的判断，而不是悲观的情绪。某种渐渐清晰的认知不断扰动我：我们——整个世界，夸张点儿说是人类可能正面临着危机或一个极为艰难的时段，我甚至不知道我们能否整体地安度这次前所未有的挑战。当我说极为艰难的时候，我选用了我想到的用最温和的修辞。

      最近我会比较多地谈未来，谈技术，谈媒体。对我，这是尝试直面的方式，而不是继续规避。的确，新技术革命以鲜见的强度、深度地改变着人和人类社会。很久了，我们不再谈论人类，作为一个社群，而不仅是一个种群。因为，今天我们已然跨过了临界点的变化过程，关系着人类整体：人工智能或核能源、器官移植、人工器官或“上传大脑”。赛博格不再是科幻小说的想象，VR应用带来的不是“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庄生梦蝶，而是真与假的界限的融化……那么，何谓人？何谓人类？还是《美丽新世界》式的、被生物技术固化的阿尔法、贝塔、伽马？或是生命常驻、青春永在的赛博格与肉体凡胎、速生速死的“普通人”？但今天，我们却前所未有地难于谈论“人类”。尽管在全球化的现实中一切息息相关，尽管在紧密的链条上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当天绑缚在全球化系统中的人们，已经分化到了如此程度，几乎很难想象不同阶序上人们能有共鸣、同感或同理心。我总喜欢举这个例子：为苹果手机的全球生产链所串联起的非洲矿场当中的奴工、富士康流水线上的工人，和全球苹果手机最新型号的消费者。他们之间是否可能相互认同？更可悲的是，也许，非洲奴工最高的梦想是成为中国富士康流水线上的工人，而富士康的工人最高的梦想是跻身中产阶级，购买最新型的Iphone；而苹果手机的使用者，事实上可能正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中坚力量。在不同的阶序上，大家都处在某种困境或者绝望当中;但似乎，大家的只能将希望的目光朝向上一个阶序，而向上的阶梯不再为他打开。最近我谈得较多的另一个问题是郭台民、马云联手斥资研发自动化机器人，继而是富士康一次性裁员六万的新闻。富士康青年工人连环跳的难题一劳永逸地获得了解决。但从非人的流水线上“解放”出来的工人会到哪里去？社会安置、吸纳他们的空间在哪里？当新一轮全面自动化的技术进步开始，如何安置过剩劳动力？效率和效益进一步的增长是否注定伴随着新的、向下的排斥？依照老人、穷人、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残疾人或任何一种强势-弱势的阶序依次排除？在（新）穷人的问题之外，可能是日渐严重的弃民的问题。不仅关于富士康，也关于全世界。在发达国家，人工智能所制造的失业冲击，已大规模地波及白领阶层。

      有趣的是，这一话题在中国却始终围绕着棋类比赛，从年初的AlphaGo横扫国际象棋高手到年末的AlphaGo化名Master“碾压”围棋冠军。但真实的问题远不只发生在类似层面上。2016，作为媒体所谓的“人工智能元年”，远不只“人脑/机器脑”比拼，而是对全球产业结构、劳动的位置、就业市场的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改变。并不夸张地说，这不仅是现代文明面临临界点的问题，而是依然跨过了临界点的问题。马云、郭台民联手开发的机器人pepper（胡椒）即将投放市场是另一个显著的例子。我曾以 “未来已至”演讲，谈的是在很多意义上，我们已生活在科幻小说所想象的未来当中。然而，当我们欢呼想象变为现实的时候，人们似乎完全忘记了，20世纪的科幻写作大多不出两种惯例：一是类似高科技的未来，在科幻作家的笔下是梦魇，他们的未来图景同时是文明预警；而另外一种所谓乐观的“技术”笃信者，其叙事也大都包含着一个必须的预设：从今天到未来，人类难逃一场甚至不止一场大劫难，在那之后，人类才可能重建重新文明。其中最典型的解决方案无外乎现代主义逻辑的延伸：星际殖民主义，开发外太空、星际移民等等，即使在阿西莫夫开启的类似叙事中，地球大劫难也成为不可回避的“段落”，尽管类似叙事为现代资本主义赢回了它在地球上已然穷尽的、无穷的外部。

柯洁对阵Alpha Go

      我在讨论未来的时候，最重要的参数在于我们还有没有未来？我们正面临着新的“逐鹿环球”的世界格局，日本大地震引发的福岛危机明确昭示着能源危机与的核能隐患的深度，朝鲜半岛的紧张再度提示着战争、甚至是核战的威胁……如果说这有危言耸听之嫌，退后一步，看我们今天切近的现实。一边是严峻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固化，一边是新技术革命的自动化或曰智能化过程，急剧地形成并扩大了结构性的弃民群体，它使得这一全球性的问题再次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但在今天世界的基本政治结构下，类似矛盾却无从解决，甚至没有人尝试正视或解决；这便是右翼民粹主义开始逐步蔓延的原因，因为很容易形成一种暴力性、排斥性的社会动员结构。而右翼民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仅只一步之遥。我希望这一次我，我们怀抱的仅仅是忧患，我强烈地希望我的感知系统出错，我希望在今天的世界上已有不一样的社会政治结构在形成，已有别样的可能性在准备和实践之中，我将满怀欣喜地拥抱任何一种否定和笑骂。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极为强烈地寄希望于我们自己能够在中国文化、中国历史，包括20世纪的历史，当中发现某种别样的思路，最好是，获得别样的资源。以便我们去尝试引领或者开启别样的道路，尝试去化解灾难，将其延宕，无限期地延宕。不错这是一种“悲观”的判断，但我的“乐观”在于我强烈地渴望去战胜它，否定它。我想，这不是我在无病呻吟。早在1990年，乐黛云老师举办《独角兽与龙》——比较文学的大型国际研讨会，我最心仪的意大利作家翁贝托·埃科（也是2016年离开了我们）出席会议，应邀闭幕致辞，我记得很清楚，演讲时这样结束的，他说，全世界的统治者都弄错了，他们以为发生中的是全球移民，但事实上，这是个大迁徙的时代，它正引发着人类未曾遭遇的问题。天下大乱了，朋友们，这是我从欧洲带给你们的消息。

吴琦：这个故事您在课堂上也讲过。

戴锦华：是啊。最近再次忆起，是因为在阿苏拉·勒奎恩（Ursula K. LeGuin）——一位我最喜爱的美国科幻小说女作家，也是唯一一位被严肃文学界接受的科幻作家——的获奖仪式上再次听到了这个“坏消息”。还记得是尼尔·盖曼为她颁奖，后者也是我钟爱的作家之一。发表获奖演说时，勒奎恩说，朋友们，苦难的时代就要到来了。你们有准备吗？补充一句，勒奎恩是《道德经》的英译者，在她的小说中，你可以读到某种中国古典哲学的基调，和普通西方作家的思维结构颇为不同的。事实上，正是女性科学家、思想家唐娜·哈拉维推荐她的作品给我，以期“校正”我的“悲观”。但不只埃柯和勒奎恩。一个月以前，法国摄影师、导演贝特朗带着他的新片《人类》来北大。他是《鸟瞰地球》的摄影师，《家园》的导演、法兰西学院历史上第一位摄影师院士。在演讲结束的时候，他的结束语是如此相近，他说：苦难的日子近了，大家要有所准备。我们知道，他谈的是环境、能源、地球。也就是他新片的主题：人类。有趣的是，演讲结束后，回答同学提问时，他建议：找一个你们爱的工作，快乐地生活。他的重音放在爱上，你们爱的工作。在这个唯一信奉的价值是“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所谓“小时代”，甚至爱——爱好、热爱、快乐也成了华而不实的奢侈，人们求做房奴、求做车奴、求做孩奴，唯恐求而不得，为此预支、“售罄”了自己的生命和未来。——这是题外话了。不仅和贝特朗对话，看他的新片深深地震动了我，他和勒奎恩、哈拉维一起，再度提示我们一些简单的基础命题：人、人类。不仅是哲学的与科学的：何谓人？而且是社会与政治的：何为人？今日地球上的七十亿，有多少人有资格做人？有多少人过着人的生活？在“暂时坐稳的奴隶”、奴才，和“求做奴隶而不得”的选项之间，人的选择何在？问题老迈、在今日时尚中，十足矫情、情怀党……但也前所未有的真切。

      我们面临的世界命题是新的，坐标与参数必须更新或重设。因为今日中国在全球体系间是近乎唯一的变数，因为平行于欧洲的、连续的中国历史，因为这是唯一一个非西方的、为现代革命所造就的大国，因此我梦想，或者说热切地希望，在新坐标中，能够尝试把中国文化变为一种内在的结构性因素，而不是一个角色扮演或角色替代。

纪录片《家园》

吴琦：您谈到中国的崛起，以及重新从中国寻找资源。如果说中国在政治经济上的影响力已经开始显现，比如特朗普专门会见了马云，但文化上似乎还没有什么真正的表现。如果要讨论领导全球化进程的话，我们的可能性或者主张到底是什么？

戴锦华：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是否由中国人来领导的问题。这里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是我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的角度，它类似与女性参政是否一定不同于男性政治？太直接的例子是撒切尔夫人。对我，重要的不是是否有女性的政治领袖，而是她是否具有女性意识，而且从女性的生命史、被压抑的女性历史当中获得并携带着不同的资源，否则她的女性身份是没有意义的。世界的中国领袖亦如此。由此引出其二，我完全相信中国的年轻一代当中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不同领域中世界级人物，但他们准备好了吗？他们是否不同？他们准备用什么来引领世界？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艺术家、科学家获得国际大奖赢得世界性声誉，他们并非近年来才写成了这些作品、做出了这些成就，而是他们未有在中国获得了可见性，方才被世界看到。其中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屠呦呦的例子最有趣，令其的获奖的青蒿素的发现和提取，无疑出自20世纪60-70年代（基本重合于文革时期）国家的中西医结合的政策及其广泛实践。因此，对我说来，重要的不是中国产生了第一个诺贝尔医学奖得主，而是她让中医药体系得以显影。但这里的中医药已不是它原初的存在——作为古中国文化中一个结构性层面，而是经过了50到70年代历史，经由了那个时期的政治结构所产生的中医药体系的现代性转化，因此才能和西方现代医学发生接触和对话。

      中国人能否携带和现代西方文明不一样的资源、知识和想象进入世界，必然要求我们对中国文化的再度扣访。不要以为所谓中国思想资源是既存的、自在的历史知识，可以直接执行拿来主义。你可以伸手拿来，但如此获得的中国知识难免无效——还是借用福柯吧：在前现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文化间存在着知识型的区隔，这间或可以局部地解释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吁请了近百年，却仍只是一个愿望目标。中国传统、中国文化、未来的中国资源，也并非“儒释道”所能全面覆盖，绵长而连续的中国历史中包含了更为丰富也更为庞杂的思想与知识脉络。重启中国知识，不可能是信手拈来，不可能是充当时尚、流行的皮毛，更不是鬼魂西行、沉渣泛起。我们需要有高度的自觉和共识，这不仅是再度扣访、发掘、重组，而且必须去创造传统文化和现代社会对话、对接的平台。这是急迫的议题，却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便得以完成。

《三体》译者刘宇昆代表作者刘慈欣领取雨果奖

      到现在为止，整个中国经济起飞的奇迹，包括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来的中国业界、文化领袖，都不同程度地借重着这一因累积和偶然而造就的奇迹。如果我们在经历这一过程是不同时创造文化跃迁或新的累积，相反只是一味的挥霍和消耗，尤其是当这个奇迹时段已过，中国的发展不再能提供那么奇迹与契机，新一代起跳的踏板在哪里？我以为，现在已不再是去讨论中西文化异同的时候了，我们应该有余裕、有自信，在人类的维度上探讨中国文化对于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不仅是前现代中国，也是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我以为可能性确实存在，但类似可能性不能仅仅国别、国籍身份的层面上发生。如果意义仅仅建立在“中国人”的层面上，那么就可能出现女性史、女权史上悲剧回声：当年无数女性、主要是女工真的“抛头颅洒热血”去为妇女参政而斗争，最后成就的却是铁血首相撒切尔——新自由主义的始作俑者，20世纪最后一场宗主国捍卫殖民地的侵略战争的发动者与胜利者（马岛战争），民主、人权的践踏者（爱尔兰共和军的狱中绝食抗争）。对我，这是某种身份与政治的寓言。中国人，不该仅仅是一种身份，而应该是不同的文化、视野、价值与路径。

      我已经在许多场合、许多次谈过我的判断：我们正同时迎来了现代文明冲顶（数码转型与生物学革命）和文明见顶（能源危机和环境灾难）相遇的时刻；同时，在20世纪终结，马克思主义遭遇汉娜·阿伦特之后，汉娜·阿伦特遇到皮克提，全球性的核心问题由经济问题的政治解决是否是20世纪历史性的错误？转换为，无法经由经济手段解决的经济问题，已然成了全球性共同的政治问题。但面对如此变局，全球政治机构却大都麻木不仁或束手无策。事实上，这场新技术革命正整体冲击着、甚至威胁着既有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当我们开始享有简单的便利：手机支付的时候，我们大约不会想到我正参与着由中国引领的非货币化的过程；这一次，直接省略了信用经济、信用卡阶段，一部跨入了虚拟经济。资本流动和速率即时达到无时差状态。马云所标识的不仅是成功者神话，不仅是“中国梦的形象教材”，而且是金融资本、全球商业、贸易、物流系统的新形态。在新技术所负载的金融资本格局之下，经典的华尔街、证券交易所的场景大约已不必存在，资本的正以零时差、绝对数字的形态全球涌动。北京街头上，自动售货亭和卖烤白薯的大爷都接受手机二维码扫描付款。对甚至不拥有智能手机的小贩说来，非此，便不再有任何生计可言。我们正置身在这一过程中，巨大冲击是在文明层面上发生的，已不再是仅针对某个国家、某种体制、某一种生活生产方式而发生的。诸如3D打印到现在为止还只是一个噱头，但它在展示着可能性之一，资本、劳动、生产、消费都在急剧的改变中。然而，迄今为止，这变化除了飞速地加剧着贫富分化的速率，始终不曾为任何意义上的劳动者提供任何福利或红利。当公司白领已十足的布波族（“波尔乔亚-波西米亚”）的姿态，上午十一点端着咖啡、牵着狗走进公司大门，同时意味着意味着他可能夜里四点钟还聚在办公室里“头脑风暴”。极端讽刺的是，“骇客伦理”正作为资本主义精神之心焦伦理的最新版本：自我约束、自我奴役；自我雇佣，甚至无需体制为你支付社会保险的成本。而劳务公司的出现、劳务派遣制度，甚至“中介”了劳资关系，民工甚至无处讨薪，剥削已是冤无头债无主。持续了仅两个世纪的工运与共运、巴黎公社社员浴血斗争的成果：八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保障已在这一新结构面前丧失了意义。在世界范围内，工作时数甚至已经不再是劳动合同中必须的组成部分。

      我说自己没有受到情绪上的冲击，因为我拒绝陷于无力、无助，拒绝时代的流行病：犬儒。我自己的生命曾不断地、间歇性地陷于犬儒基调。在类似基调当中，最积极的态度也就是作壁上观，关我何事，我是观察者、描述者、记录者，最多思考者。但今天尝试做出更积极的回应，既然一切在变局中，各种可能性依然存在的。因此我高度评价《雪国列车》，更多不是在电影艺术上，而是在社会文化上。我影片的“老旧”结局，喜欢其中的一堆对白，大意是：这儿有一扇门，因从未不打开，你就以为它是墙。加上了我的理解，被墙围住的地方一定有门，不过门可能锁起来或被锈住了。甚至打破的墙便是门，就像划去镜子背面的涂料，它就会是窗。打破墙，你可以走出去，别人可以走进来；一扇窗便不是用来照见自己，而是可以望出去，与别人彼此看见。

电影《雪国列车》剧照   

本期编辑

张景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