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95年，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出版了李泽厚、刘再复对话录《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但该书与其说是这一宣言的发明，不如说是对长期以来早已弥漫、扩散在中国社会思想场域当中实际已成为主流的论调的回响。而“革命是不朽的！”是切·格瓦拉的最后遗言之一。在这部剧的结尾部分，剧作安排反面人物和代表格瓦拉不灭的精神存在的画外音分别说出了关于革命的毫不妥协截然对立的这两种断语。——见黄纪苏等：《切·格瓦拉》舞台演出剧本，见刘智峰编：《〈切·格瓦拉〉：反响与争鸣》，第65、6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2] 黄纪苏等：《切·格瓦拉》舞台演出剧本，刘智峰编：《〈切·格瓦拉〉：反响与争鸣》，第17页。

[3] 2001年“9·11事件”后，中国民主派知识精英400余人联署致信时任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今夜，我们都是美国人》。

[4] 刘小枫：《记恋冬妮娅》，载《读书》1996年第4期，第84~92页。

[5] 笔者对孟京辉的访谈，1998年11月27日。

[6] 而后来担任《切·格瓦拉》导演的张广天也作为歌曲作者参加了孟京辉这两部戏的演出。如果将这两首均由张广天谱曲的歌并列比较，将会显得非常有趣：“我多么孤单我多么勇敢/我是一只害相思的犀牛/我多么孤单我多么勇敢/我是一只恋爱中的犀牛”（《恋爱的犀牛》主题歌，廖一梅作词）；“在夜晚我不觉得孤独/在大地的黑暗里/我是人民 无数的人民/我的声音里有纯洁的力量”（《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插曲《诗篇》，张广天作词）。

[7] 例如一次演后谈中记录的这一幕就很有代表性：“一位中年人抢到话筒，跑到台前激动地讲话。‘我是一个党员，也是一个普通工人，我只想说世上有一百个格瓦拉，一千个格瓦拉，那么革命早就成功了。’他的发言赢得了观众热烈的鼓掌。”——《〈切·格瓦拉〉剧组与观众交流日记》，见刘智峰编：《〈切·格瓦拉〉：反响与争鸣》，第188页。

[8] 黄纪苏等：《切·格瓦拉》舞台演出剧本，刘智峰编：《〈切·格瓦拉〉：反响与争鸣》，第63页。

[9] 《切·格瓦拉》剧本对这封信的全文引述，见刘智峰编：《〈切·格瓦拉〉：反响与争鸣》，第48~49页。

[10] 黄纪苏等：《切·格瓦拉》舞台演出剧本，刘智峰编：《〈切·格瓦拉〉：反响与争鸣》，第21页。

[11] 剧组《给驻华美国大使的邀请信》和2000年5月8日的演出记录，见刘智峰编：《〈切·格瓦拉〉：反响与争鸣》，第107~108、196~197页。

[12] 编剧黄纪苏对这一点也并非完全没有意识，所以在上面引述的那段舞台提示之后，也就是说，在“中国学生在美国使馆前示威影像”稍后不久，他也特意安排了“美国签证处门前排起长队”的场景（黄纪苏等：《切·格瓦拉》舞台演出剧本，刘智峰编：《〈切·格瓦拉〉：反响与争鸣》，第21页）。而这不得不说是当年北京街头真实发生的最令人尴尬的社会景象，因为甚至存在这样的情况——很多游行示威者转天就出现在了等候签证的队伍中。

[13] 毛泽东在1964年12月28日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里有这样一段话：“有一本书，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五条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然后第八十七条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比如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的自由？”——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45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

[14] 帕萨·查特吉：《被治理者的政治：思索大部分世界的大众政治》，田立民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15] 1958年1月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标志着政府对人口自由流动实行严格管制，实际废黜了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迁徙自由的规定，而且初步确立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城乡二元划分结构。

[16] 例如，南斯拉夫作家密洛凡·德热拉斯的著作《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1963年作为内部参考书（陈逸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被翻译过来，到1967年最先经由能够接触到此书的高干子弟红卫兵阅读传播，后在不同派别的大、中学生红卫兵组织中广为流传，成为那一时期新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17] 可参考王绍光在以“70年代”为主题的第十届开放时代论坛上的发言《“文革”中的“新思潮”》，载《开放时代》2013年第1期，第6~14页；黄平：《〈今天〉的起源：北岛与20世纪60年代地下青年思想》，载《文艺争鸣》2017年第2期，第88~98页；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另外，有不少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研究都转向了人民群众自身的历史主体性，相关研究著作对这些历史事实的描述都极有价值，但是其作者从历史事实中抽绎出的政治理念却明显仍受限于“公民政治”或“市民社会”的理解。最具代表性的此类著作有：刘国凯：《人民文革论》，台北：博大国际文化，2006年；童小溪：《极端年代的公民政治——群众的文化大革命史》，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1年。

[18] 这一思想转移过程的一个颇为反讽的注脚，来自邓小平1985年《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篇讲话（见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3~1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他在这篇讲话中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直接关联在了一起，也就将作为“大民主”的人民民主和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直接关联在了一起。汪晖敏锐地发现了这篇文献所提示的政治思想义涵：“尽管在政治上对‘文革’进行了‘彻底否定’，80年代初期的以‘社会主义的自我修正’为宗旨的‘思想解放运动’与‘文革’的政治传统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理论连贯性。”——见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60年代的消逝》，收入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第4页注[3]，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

[19] 查尔斯·泰勒：《吁求市民社会》（1990年），宋伟杰译，收入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第186~187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20] 查尔斯·泰勒：《吁求市民社会》，收入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第189~190页。

[21] 查尔斯·泰勒：《公民与国家之间的距离》，李保宗译，最先发表于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1997年4月第四十期，收入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第205~206页。

[22] 于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

[23] 王绍光：《社会建设的方向：公民社会还是人民社会？》，载《开放时代》2014年第6期，第30页。

[24] 王绍光的另一篇文章《金钱与自主——市民社会面临的两难境地》（《开放时代》2002年第3期，第6~21页）更集中剖析了西方所谓“市民社会”特别是其中的“非政府组织”、“非利益组织”在资金来源上的依附性。

[25] 王绍光：《社会建设的方向：公民社会还是人民社会？》，载《开放时代》2014年第6期，第36页。

[26] 王绍光：《社会建设的方向：公民社会还是人民社会？》，载《开放时代》2014年第6期，第40页。

[27] 萧瀚也是前文提到的中国民主派知识精英致信美国总统布什《今夜，我们都是美国人》的联署人之一。

[28] 韩毓海：《New Beijing小剧场》，载《书城》2002年第6期，第61~63页。标题里作者有意识采用的“新北京”的英文形式，来自当时北京进入2008年奥运会准备周期使用的核心宣传语：“New Beijing, Great Olympic”。

[29] 韩毓海：《New Beijing小剧场》，《书城》2002年第6期，第61页。

[30] 韩毓海：《New Beijing小剧场》，《书城》2002年第6期，第63页。

[31] 韩毓海：《New Beijing小剧场》，《书城》2002年第6期，第62页。

[32] 黄纪苏在回顾《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时说：“这出戏暴露了我们跟孟京辉的分歧。”认为孟京辉只满足于“反叛姿态和游戏感”，但这种源自1980年代的反叛姿态已经不能适应1992年以后中国整体性的市场社会形势，故而希望他“能为反叛注入新的生命”。——黄纪苏：《水流云在回首时——我所参加过的几次戏剧活动、所接触过的几位朋友》，见刘智峰编：《〈切·格瓦拉〉：反响与争鸣》，第137页。

[33]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二版），第14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34]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

本文发表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3期。感谢公众号“文艺理论与批评”和作者授权海螺转载，剧照由摄影师李晏提供，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