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威 | 私人阅读与成长记忆
今天推送的是滕威老师应《中国教师报》的约稿而作的一篇读书记。在这篇回答“对自己影响最大的十本书”的文章中，她分享了自己的成长书单。她说，之所以列出这十本，“是因为我至今能清晰记得最初阅读它们时的感受，因为它们是我成长过程中的文化路标，影响了我日后的选择、立场和志向，塑造了我的三观、视野和个性。简单说，就是这些书塑造了我，我的优点，我的不足。但与这些书相遇，大多是机缘巧合，因此这是一份非常个人化的读书记录，而并非一份经典推荐书目或专业参考文献”。但我们还是可以从这份“私人书单”中看到时代的印记，希望此文能够引起70后的共鸣。
”私人阅读·成长记忆
滕威
01
作为老师，经常要给学生推荐书，也会应一些亲朋好友的要求给他们的孩子开书单。给前者推荐的多是专业的文学、历史或理论书籍，很多学生都是收藏了书单，但没有读过书。因为他们今天主要是通过屏幕而不是纸媒来获取知识和资讯。给孩子们推荐的书，也常常被冷落，因为孩子们要忙的事情太多，各种补习班、兴趣班，刷题练琴说英语，才是我国儿童生活的主旋律。在家长们为孩子安排得满满的日程里，阅读被排在可有可无的角落。尽管家长们现在都被灌输了很多强调阅读重要性的道理，但真正能每天坚持鼓励孩子甚至陪孩子阅读的人却少之又少。更何况，很多家长自己也是放不下手机，拿不起书本。学校里老师也鼓励孩子们阅读，“书香校园”建设如火如荼，各种形式的阅读抄作业——摘抄、导图、感想、手抄报，孩子们一想到阅读=作业，就心生厌烦。而且忙于批改作业、填写表格、开会学习的老师们自己有多久没完完整整地读过一本教参之外的书了？
我在很多读书会做过演讲，有的是书店主办的，有的是大学生社团的活动，每年四月读书月的时候，我都很忙。但我从来不是什么阅读推广人，我甚至在多个场合反对所谓的“推广”阅读，不能把阅读变成“道德绑架”，好像一个孩子爱阅读就是好孩子，不爱阅读就很差劲。那“阅读困难症”怎么办？一个孩子读书困难，但热爱绘画不可以吗？比如英国著名电影人Joe Wright，从小就有阅读障碍，但对影像却极其敏感。16岁就被迫退学的他，却将《傲慢与偏见》《安娜·卡列尼娜》《赎罪》等文学名著改编成了精致唯美的电影作品。所以，我常常说，读书是很个人的选择，不能强行推广。就像牛津大学教授约翰·凯里在《阅读的至乐》中所说，“阅读让人拥有一个内心的空间，这个空间虽然广阔无边，却难为徘徊迷惘的大众所拥有”。而且一旦我们要推广阅读，就难免要向人家“传教”，宣讲阅读的种种好处。那相信了“安利”的人，如果没有在阅读中获得那些“好处”，会不会很失望，于是反倒远离了阅读。正如赫尔曼·黑塞所说，“世界上任何书籍都不能给你带来好运”。也是呢，如果“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大家应该像炒房炒股票一样趋之若鹜才对，那还用得着“推广”。
所以，在我看来，读书始终是一件难以言传的事情。只有自己清楚，读书给自己带来了什么或带走了什么。“世界上任何书籍都不能给你带来好运，但它能让你悄悄变成自己”，黑塞的话这后半句更重要。
02
我是文革结束后出生的，童年正赶上全社会都在“拨乱反正”、“争分夺秒”，要建设四个现代化，要振兴中华。无论城市乡村，男女老师，普遍对知识充满渴求，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全民读书，新华书店比百货商店热闹，经常出现排队、抢购的景象。我们这批生于70后，长于80初的孩子，赶上了这最尊重知识、尊重文化、热爱文学的时代。那时候，有名的少儿类刊物，比如《儿童文学》《少儿文艺》都复刊了；孙敬修爷爷也又回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节目里继续讲故事；老版的那些连环画又再版重印了，比如《三国演义》，文革中被迫停更的《东周列国》也开始出新画集了……当然还有层出不穷的新杂志、新书，比如《故事大王》《童话大王》都是80年代创刊的，比如张天翼、任溶溶、陈伯吹、孙幼军、严文井等一批老作家为我们这代孩子留下了难以忘记的经典故事和人物，也有张之路、郑渊洁这些后起之秀给我们打开科技幻想之门。
那时候家里还没有电视，看书、听广播、看电影是爸妈休息的时候经常跟我一起做的事情。当爸妈上班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在家里乱翻书。作为第一代独生子女，6岁起我就常常白天自己在家。上学后，寒暑假也都是一个人在家写作业，看书，自言自语，自导自演。我可能是那时候奠定了“宅女”的基础。小时候读过的图画书、连环画、杂志、童话、小说太多了，而且很多都是反反复复、来来回回地读。因为年纪小，还没有什么文化自觉意识，所以多数书都是看热闹，觉得有趣而已。不过那时候的我已经显得比那些每日摔大泥巴、弹玻璃球的同龄孩子们懂得多、想得远。当邻居阿姨问大院里一堆小孩儿“长大了干什么”的时候，有的要当妈妈，有的要开车，有的要当售货员，有的要去打仗，只有我一本正经地宣称“我会成为科学家”，惹来一阵哄笑，可能大家觉得这个理想离我们这些工人子弟太远了。事实证明，确实也不近。
因为沉迷于书中世界，所以在同学眼里，我一直是“书呆子”。而且我是我们小学里最早戴近视镜的女生，这就好像把“书呆子”三个字写在了脸上。不过因为看起来很“渊博”，所以经常有同学来跟我问东问西，为了人设不崩，我也只好读更多书，迎接他们的问题大挑战。等到高中的时候，连班主任历史老师都来找我借书看，因为我对一些历史事件的描述经常震惊她，她很想知道我从哪里知道的。这就好像一个循环，人人都传说你读书多，你只好读更多书，然后更多传说，更多书……这个循环等到我上了北大之后，就停止了。毕竟放眼燕园，一草一木都有故事，何况那些聪明而勤奋的年轻人，在每个角落都留下了传说。虽然我已经“泯然众人”，但北大的“众人”大多是废寝忘食的读书狂人。所以北大十年，虽然没有了“偶像包袱”，但我每天都生活在“为什么他们谈论的书我不知道”“老师课上提到的那本书还能不能去图书馆抢先借到”的焦虑中。时间有限，只能取舍，于是很多书听说了没翻过，很多书翻过忘记了，越来越多地集中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阅读。直到写完博士论文、毕业工作、评职称，到今天才终于缓口气，又可以书海凭鱼跃或者说随性而读了。
现在，从儿童绘本到武器百科，从网络文学到地球简史，只要有兴趣我就会抓起来读。孩子在我的影响下，也是小书蠹。单论知识面的话，我可能要自愧弗如了；只能靠着博士学位，在专业性上略胜一筹。如今日新月异的数码产品越来越吸引人，还能保有从书本中获得知识的习惯的孩子越来越少。这也很正常，毕竟书籍这种媒介和影像媒介相比，具有不完美的缺陷。但正是因为它无法全方位地再现世界，才给我们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当我们不断用想象、经验去脑补出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纸外之景时，我们就培养出共情/思考、理解/质疑的习惯与能力。这会让我们拥有独立而有趣的灵魂。当然我相信音乐、艺术、搭乐高、打篮球也都可能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此描述的只是自己的经验，因为除了读书我也不擅长别的事情。
03
因为常年“囫囵吞书”，所以很多书都是过眼云烟。在众多书中，要挑出来十本“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书，实在是艰难的任务。我列出以下十本，是因为我至今能清晰记得最初阅读它们时的感受，因为它们是我成长过程中的文化路标，影响了我日后的选择、立场和志向，塑造了我的三观、视野和个性。简单说，就是这些书塑造了我，我的优点，我的不足。但与这些书相遇，大多是机缘巧合，因此这是一份非常个人化的读书记录，而并非一份经典推荐书目或专业参考文献。
1.《十万个为什么》
《十万个为什么》
这套书是我读三年级的时候爸爸带着我去新华书店寻获的。这套豪华盒装《十万个为什么》当时大约要50块钱，可以说相当于今天的家长送给小学生一个最新款Ipad pro，是很奢侈的礼物了。虽然小学的时候，爸妈给我买过很多套书，比如林汉达、曹余章的《上下五千年》，顾汉松等编著的《世界五千年》，东三省人民出版社合编的《小学生文库》，还有《天翻地覆三十年》……我都非常喜欢看，但最震撼我的还是《十万个为什么》。这套书最早是受到苏联作家米哈伊尔·伊林1929年出版的一本书《十万个为什么——室内旅行记》启发，但伊林的《十万个为什么》其实只有20多个“为什么”， 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编辑们决定组织科普作者们专门为中国孩子们编写一套真正的科学小百科。《十万个为什么》从1961年开始出版，共回答了1484个问题，据说都是向全国的孩子们征集的；1964年出版了新修订的第二版，文革中还出过工农兵版，1980年出版的是全新修订的第四版，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动物等14个分册。没有这套书之前，我就是个“小问号”，每天都问好多个“为什么”。“为什么公鸡会打鸣，母鸡不会？”“为什么要打闪电？”“为什么妈妈拨几个号码出去就能跟离得很远的爸爸说话？”“为什么糖和盐都是白色，但一个甜一个咸？”我得到最多的回答就是“不知道”。有了这套书，我困惑的问题以及从没想到过的问题大多都有了答案；还有很多我在生活中从来没见过的东西，也都成为了我的一部分知识，比如“蚂蟥身上放盐，它为什么会死去”、“煤气灯纱罩为什么烧不坏”……跟很多70后读了这套书之后就爱上了数理化不同，我反复翻看之后，觉得“世界真奇妙”，因而对未知性的敬畏进一步加深，决定以后更加崇拜那些探索未知，解决未解之谜的科学家们，但我自己再也没提过“成为科学家”的理想，我觉得自己能传播他们的伟大研究也是一项有意义的事业。所以我能背下来很多“为什么”的答案，然后去给同学们讲。可能我如今能以教书为业，就是那时候打下的基础。《十万个为什么》如今已经出到第六版了，回答了3400多个问题，老版中八成的内容都得到了更新。
2.《撒哈拉的故事》（三毛）
《撒哈拉的故事》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版）
我是初一才开始读三毛，尽管她的作品80年代中期就开始在大陆出版。当时的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引进出版了很多港台作家的作品，我看的比较早的是琼瑶。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在课上偷看《窗外》，被老师没收了书。后来又看了《在水一方》《一帘幽梦》《庭院深深》，然后就看不下去了，可能是觉得剧情太狗血太虐人，而且距离自己的生活太远，没有代入感，不过当时小，我还不能清晰地表达自己不喜欢的理由。后来买到了一本《撒哈拉的故事》，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的，红色封皮上就印了一行书名，今天看来是时尚的极简主义，但当时感受不到这些，觉得像本工具书。不过一开始读，就欲罢不能，第一遍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然后三毛就成了我人生第一个偶像。她因为无意翻阅《国家地理》杂志看到撒哈拉沙漠的介绍，就莫名其妙地激起了她强烈前往的念头。大家都笑话她，“除了我的父亲鼓励我之外，另外只有一个朋友，他不笑话我，也不阻止我，更不拖累我。他默默地收拾了行李，先去沙漠的磷矿公司找到了事，安定下来，等我单独去非洲时好照顾我”，“那个人就是我现在的丈夫荷西”。用今天的话说，这是什么神仙爱情！但是三毛没有像琼瑶那样写尽山盟海誓，浓浓情话，她写的是一个中国台湾人和一个西班牙人如何在异国他乡用了三个月时间填表格走程序才终于能结婚，如何在沙漠小镇上艰难地白手起家，写她想方设法做中餐的家居日常，写当地骚乱中沙伊达和巴西里的“倾城之恋”。三毛是第一个带我“万水千山走遍”的人，第一个让我体会到物质匮乏中也能有美好的人。荷西送给三毛的骆驼头骨，三毛戴在草帽上的香菜，穿着麻布衣服手拉手散步一般去结婚的小夫妻，这些可能是“虚构”的小细节，却在我心中埋下了名叫“向往”的种子。但随后就读到了荷西死后三毛出版的那本《梦里花落知多少》，我的悲恸可想而知，泪水打湿了半本书。然后1991年的某一天，我在报纸上读到三毛用丝袜在医院病床上自杀的消息，我人生第一个偶像就这么决绝地走了。我刚刚喜欢上她的一切，她的文字，她的直发，甚至她的英文名Echo。三毛与荷西可能只是1968年马德里叛逆的青年中很普通的两个，但是他们的故事给豆蔻年华的我烙下了一个深深的波西米亚式印记，自由自在、浪荡不羁、安贫乐道，对理想自我/爱人、爱情/人生的想象从那时起开始清晰起来。唯一发表过的一个短篇故事，毫不犹豫地给男主起名荷西，可能也是为了抓住少女情怀的小尾巴。当然今天看起来似乎可笑的矫情，不过我也不后悔。
3.《穆斯林的葬礼》（霍达）
《穆斯林的葬礼》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高中的时候，课业繁重，买书读书的时间少了很多，但还是看了不少“闲书”。90年代初，正赶上长篇小说热和文人下海热，所以文化出版市场热闹非凡。因为身边没有“导师”，所以我都是自己逛书店看到什么买什么，于是读了很多当年的“爆款”，比如《围城》（1991年版）《张爱玲传》（1993年）《文化苦旅》（1993年）《白鹿原》（1993年）甚至还有未成年不宜的《废都》（1993年）《廊桥遗梦》（1994年）。后来大学上现代文学课，有次课后抓住商金林老师讨论《废都》，我没觉得怎么不妥，老商满脸羞赧。尽管90年代初文化热点一波接一波，但真正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当时并不那么火爆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1993年版）。其实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楚小说中的大人们的爱恨情仇了，不过有一件事我非常笃定，就是如果没有读这本小说，我第一志愿可能不会报北大。书中的韩新月一门心思考北大西语系，因为她说，北大录取分数最高，最难考，要用高标准考验自己，而且为了不给自己留退路，她只报北大一个志愿。读到此处，心里涌起一股劲儿，对，要考就考最好的。还没去过北大的我，随着韩新月熟悉了燕园的各个园、斋，一塔湖图甚至包括食堂。尽管未名之恋结局那样惨烈，但楚雁潮与韩新月走过的燕园四季，谈论过的莎士比亚与杰克·伦敦，久久地停留在我的脑海里。虽然后来考入北大中文系，如愿以文学为业，但我从来没有专门阅读或研究过霍达。从专业的角度，《穆斯林的葬礼》肯定进入不到我的中国当代小说榜前十，但对我的成长而言，它的意义是独一无二的。
4.《浮出历史地表》（孟悦、戴锦华）
《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考入北大中文系之后，感觉自己大脑一片空白，好多好多书不仅没读过，甚至连听都没听过。尤其是因为从小都是自己乱读书，几乎没读过什么学术书。一开始上专业课，每个老师每节课都“随口”提到一堆书，忙不迭地记下来，下课就得赶紧跑去图书馆抢。更别提，老师们自己都是著作等身，那时候没有百度，想了解老师，只能去图书馆找他们的书来拜读。大一上洪子诚老师的《中国当代文学》的时候，他在提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时候，用很欣赏的口吻向我们推荐了《浮出历史地表》（1989年）。一向平铺直叙的洪老师的这点情绪起伏被我抓住了，心想这本书肯定不一般。而且当时读了非常多当代女作家的作品，方方池莉王安忆铁凝陈染林白赵玫……对女性文学正是兴趣浓厚的时候。但当我翻开这本书的时候，发现讲得都是现代女作家，而且除了冰心、张爱玲和我的老乡萧红之外，其他女作家我完全不熟悉。更加陌生的是，书中的语言。我把整本书画得红红绿绿，虽然很多术语和观点我当时都不能准确理解，但就是感觉每句话都振聋发聩，用今天的话说，“献上了我的膝盖”。在此之前，我从来不知道原来文学批评不都是分享审美经验，从阅读并尝试理解这本书的挫败之中，我才真正明白自己的专业是什么，才知道自己今后要走的路是什么。作品、历史、理论，太多课要补，太多书要读。还必须提的是，这本书向我打开了女性主义的大门。虽然从小一直有着朦胧的性别平等意识和独立自强的自我期许，但尚未获得理论觉醒。这本书启蒙了我，从此我开始期待女性主义有朝一日也能成为我的生命立场和研究立场。后来直到大三才终于有机会上戴锦华老师的课，才发现女性文学批评是她众多的研究兴趣之一，于是我更加坚定地要追随学术偶像，我像一个甩不掉的尾巴一样，追着上戴老师的所有课，读她的书，关注她的所有消息，直到有一天如愿考上她的博士，正式成为她的学生。
5.《卡夫卡短篇小说集》（卡夫卡）
《卡夫卡短篇小说集》
（宁夏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之前外国文学作品我读得不多，只读过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十日谈》等。尤其不喜欢读外国长篇小说，人物众多，光名字和关系就理不清。小时候除了《堂吉诃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好像就没读过别的了，整个十九世纪都被我忽略掉了。大三开始上《欧洲文学史》课，恶补了很多名著。那时候对现代主义还是更感兴趣，尤其是后来又上吴晓东老师的《20世纪外国现代主义小说》，从卡夫卡到昆德拉，读得每天都想“自闭”。虽然吴老师讲到的海明威、福克纳、加西亚·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卡尔维诺也都让我痴迷，但读后让我久久无法自愈的还是卡夫卡。且不说《变形记》《在流放地》《饥饿艺术家》，就是甚为短小的《骑桶者》也足以把人震成碎片。冷静、清晰、准确甚至幽默地描写噩梦，没有铺垫，不给缘由，跟着卡夫卡一步踏入名为荒诞实则现实的地狱。读过卡夫卡的人，再也无法跟世界和解。
6.《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加莱亚诺）
《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理想国译丛版）
加莱亚诺2015年逝世的时候，我曾经写文章悼念他。文章中说，当代有两个爱德华对我个人影响特别大。一个是用英语写作的爱德华·赛义德，一个是用西班牙语写作的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加莱亚诺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是改变了我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的著作，而赛义德的《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加深了这种改变。对于每个关注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而言，必然会在某一时刻邂逅加莱亚诺。而我是在大四的时候，因为偶然读到了索飒老师的《丰饶的苦难》，然后按图索骥知道了《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读硕士的时候我选择了西班牙语文学作为专业方向，开始系统地阅读西语世界的文学经典。在师母段若川教授的课堂上，她也曾带领学生边读边译这本书的一些章节。2011年此书第一个正式的中译本出版，终于读到了全貌。每个读过这本书的读者，都会发现自己眼中的世界版图变得完整起来。我也充分地理解了西方的现代化发展与第三世界的“落后”之间的“因果关系”。可以说，这本书坚定了我的学术选择和社会立场。
7.《佩德罗·巴拉莫》（胡安·鲁尔福）
《胡安·鲁尔弗中短篇小说集》
（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在北大外国语学院读硕士的时候，有次一个法语的同学很认真地问我：“西语除了《堂吉诃德》还有别的名著吗？”他一点歧视的意思都没有，就是虚心求教。于是我也很认真地想了一下，小心翼翼地说，《百年孤独》看过吗？他说，不知道。我就没再说了，因为这本没听说过的话，西语其他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估计更冷门，那就更别提那些没获过诺贝尔的经典了，比如《佩德罗·巴拉莫》。作者鲁尔福惜墨如金，一共就这一部中篇和一本短篇小说集《烈火平原》再加上几个剧本，但并不妨碍他被很多后代的小说家尊奉为“大师”。薄薄的《佩德罗·巴拉莫》被加西亚·马尔克斯评价为“像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一样浩瀚”。生于科马拉，死于科马拉，死后游荡于科马拉，《佩德罗·巴拉莫》中的人物似乎永远无法获得救赎。以家族命运隐喻国族历史，在拉美小说史中并不罕见，但他冷峻凝练的文字之中爆发出的力量无人能及。
8.《知识考古学》
《知识考古学》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福柯、拉康、德里达是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听得最多读得也最多的理论家。在我选修的那些专业课上，老师们推荐的书单里，他们几乎无处不在。尤其是本科撰写毕业论文的时候，苦于自己理论基础薄弱，向指导我的戴锦华老师求助，老师说先去读读特里·伊格尔顿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这两本书被我反反复复地读，从一开始完全像读天书一样懵懵懂懂，到后来一知半解，到再去找书中提到的理论家的著作以及研究他们的著作来补充学习，到脑海中当代理论图谱日渐清晰，期间真是经历了不短的岁月。但理解是一回事，能学以致用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当代理论尤其是后结构主义的理论中，真正影响到我的思考和写作的是福柯。福柯的《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词与物》《知识考古学》都是当年刻苦研读过的，也多次在写作中引用。尤其是其中最薄的一本《知识考古学》对我影响最大，当然也有人说这本书是福柯对自己的方法论的总结。知识考古学，并不是对知识进行考古的学问，而是研究“话语实践”的话语实践。在福柯看来，知识是人类按自己的主体性所具有的能力、自己的意愿发展出来的，知识即话语，话语即权力，我们看到的所谓历史，并非连续性的，而是驳杂的话语与错综的权力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尽管直到今天，我也不能说我读懂了这本书。而且福柯思想也受到包括萨特、佩里·安德森、理查德·罗蒂等很多著名思想家的批判，我自己如今再回头看，也对其局限性知晓一二。但这本书当年全盘颠覆了我对历史和知识的信仰。它使我的学术志趣从参与历史书写、生产专业知识转到了考察历史如何被书写，知识如何被生产。
9.《隐形书写》（戴锦华）
《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作为文革后出生的70后，我们这代人的成长离不开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勃兴，尤其是境外不同时期流行文化一股脑地涌入。录像厅里的港片、电视里的肥皂剧、书摊上的金庸古龙琼瑶岑凯伦，街边音像店循环播放的荷东的士高，家里墙上贴的明星海报，还有漫画、NBA、摇滚乐、游戏机……我一直以为这些是不能示人的“黑历史”，直到1997年有幸选修了戴锦华老师《9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彻底改变了我对大众文化的看法。1999年戴老师的《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出版，我得到了签名版。尽管这是老师第一次送给我亲笔签名书，但还是没能逃脱被我用各色荧光笔和签字笔勾画标注的命运。我开始明白，一代人的文化经验可以被问题化，可能是症候性的，也有待于理论化和历史化。尽管《隐形书写》以及同年出版的《犹在镜中——戴锦华访谈录》中所谈到的历史反思、新的阶级议题、权力与媒介的关系、城市空间的变迁等一系列重要文化议题，与我在九十年代的青春期文化消费经验并没有一一关联，在这两本书中我读到的戴老师在社会转型期的焦灼、挣扎与蜕变的心路历程唤起了我极大的认同，特别想选择跟她相同的社会立场，理论立场和学术道路。在戴老师的启蒙下，我才开始了解“文化研究”的理论脉络与现实意义，才去恶补“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葛兰西、阿尔都塞、杰姆逊、布迪厄、波德里亚……戴老师的书单没有ending，总在更新；戴老师的书单没有疆界，总在拓展。对文化研究而言，没有什么书是一定必读的，也没有什么书是一定无用的。作为一种试图打破学院与社会、高雅与大众以及各种学科界限的“激进”理论，文化研究关注变化，自身也应时而变，它在批判之中“寻找、创造、生产活的知识”。我之所以后来选择报考戴老师的博士，攻读文化研究方向的博士，就是希望自己的学术研究是能够直面当下的、有用的、有效的文化生产。
10.《蒙面骑士：墨西哥——副司令马科斯文集》（戴锦华编译）
《蒙面骑士：墨西哥——副司令马科斯文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005年夏天，我博士毕业。毕业前一周，跟世纪文景谈好了一本书的出版意向，这本书就是我的导师戴锦华教授编译的《蒙面骑士：墨西哥——副司令马科斯文集》。戴老师翻译编辑这本书已经有四五年的时间，2000年她从墨西哥回来之后就开始着手。那次墨西哥之旅，她了解到那里的知识分子都在谈论一个叫副司令马科斯的人，她读到很多世界知名思想家、文学家对马科斯的推崇。他是墨西哥原住民运动Zapatista的神秘“领袖”，有人说他原来是研究法国当代哲学的教授，后来深入丛林，学习原住民的语言，参与原住民的抗争。那时没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人们只能从在媒体上读到他从丛林深处代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向主流社会发出的“语词子弹”。但这些书写不是标语口号，它们是寓言，是故事，是诗。有人甚至赞誉他为当下拉美最优秀的作家。戴老师说，“他用一种文学的方式去书写政治、哲学、社会、历史，用一种文学的方式去打开理论已经完全无语的那些领域和空间”。阅读马科斯、了解萨帕塔的那段日子，我眼前打开了通向世界的一扇新的大门。理论无法阐释的，理论无法改变的，并不是现实太令人绝望，而是我们通往现实之路太狭窄了。马科斯笔下的枣红马开始在我们脑海中奔跑，一个故事中没有了枣红马，就去新的故事中寻找，就去创造新的故事让枣红马来主演，也许跑着跑着就跑出了路呢。2014年我开通了个人的微信公号，名字叫“海螺社区”，用的是萨帕塔运动的成果之一——原住民自治社区的名字，希望能分享一些独立的思考，非主流的世界图景，批判性的文化资源。某种意义上说，这仍是副司令的言与行留给我的“礼物”。
本文原载于《中国教师报》2020年5月11日第8版，感谢授权。图片来源于网络，如侵删。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 | 陆建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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