缴蕊丨《坠落的审判》：她山之镜 性别意识及其意义
白惠元：本期邀请缴蕊老师解读戛纳电影节金棕榈作品《坠落的审判》。作者指出：影片里的法庭辩论已经照进现实。无论是导演本人的获奖感言，还是本片中国之行所引发的长达一周的性别争论，都构成了对电影文本的延伸，甚至互文。如何在弥漫的厌女情绪中寻找真相？对此，围观辩论的观众将如电影中的孩子一般逐步建立自己的判断：父母是否相爱？母亲是否无辜？社会偏见如何将成功女性的公众形象扭曲？作为现场翻译，缴蕊老师见证了本片北大场的映后风暴。本文以“她山之镜”为题，旨在说明：性别意识可供镜鉴，且不容回避。
本期作者
缴蕊：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巴黎第三大学现代文艺研究所（THALIM）电影学博士，北京大学文学硕士。研究领域为欧洲电影、电影史论、文化研究。
Moive
《坠落的审判》
她山之镜：
性别意识及其意义
电影《坠落的审判》映后对谈
此时，无论是不善言辞的导演本人，还是更乐于沟通交流的制片人，都未曾想到在她们落地北京后的首场映后交流将在中文互联网上引发长达一周的广泛争论。导演本人坦言，中国年轻观众对于性别议题的高度关注是她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曾看到的。而这场多少出离了电影本身的讨论也在某种意义上重演了《坠落的审判》荣获金棕榈大奖的那个晚上，特里耶本人的发言在法国社会中引起的巨大反响，以及电影当中针对家庭争吵录音的那场法庭辩论。
要更深地了解在互联网争论中“隐身”的茹斯汀·特里耶，我们不妨来重温一下她作为史上第三位获得金棕榈大奖的女性导演所发表的获奖感言。在感谢了自己的生活伴侣兼合作编剧阿图尔·哈拉里和制片人等团队成员后，特里耶谈到了法国国内针对退休制度改革的大罢工，并直接把矛头指向了法国现任政府的强权政策。她认为，如果政府的新自由主义倾向继续不加遏制的发展下去，那么法国的“文化例外”政策，和这一政策保护下的电影工业也将受到威胁。未来的年轻导演们将无法继续享有她年轻时所拥有的创作自由。这一直白的发言为她赢得了全场掌声，但也在场外招致了争议。一些人指责她“忘恩负义”，对培养了她的法国电影体制毫无感恩之情。对此，特里耶澄清道：这段发言的本义在电视转播和视频二次传播中被扭曲了（déformé）。正因为感激她赖以生存的法国艺术电影扶植体系，她才特别呼吁要保护这一优良传统，让法国电影继续保持蓬勃的生命力。
这样的自我辩白不由得让人们想到影片中女主角桑德拉在法庭上听到丈夫的心理医生的指控之后作出的回应。丈夫或许曾经在心理治疗中对妻子作出过裹挟着强烈情绪和偏见的描述，但这远远不是生活的全部。在混乱的生活里，一对夫妇有时会一同迷失在纷繁复杂的情感和不可捉摸的真相中。外人只能看到他们想看到的冰山一角，而这建立在管中窥豹基础上的判断并不可靠。桑德拉固然在婚姻中有其过错，她冷漠又自我，但这并不能将她与杀人犯之间划上等号。特里耶在这场审判中尤其关注社会偏见对人物形象的扭曲。作为一个成功的外国女人，一个擅长混淆虚构和现实的作家，一个我行我素争取最大限度自由的女性，被告席上的桑德拉接受的不仅是关于谋杀的审判，更是道德上的全面质疑。似乎一次出轨，一次撒谎，便可以否决她的全部。无论是在审判现场还是场外的媒体报道中，民众情绪的升级将她的过错不断放大，而此时仍然坚持诚实地陈述则需要莫大的勇气。
显然，桑德拉面对的敌手不只是法官与检察官，还有整个社会中弥漫的厌女情绪。特里耶的性别意识在此处得到彰显。虽然电影的片名和部分情节受到奥托·普雷明格《桃色血案》（1959）的启发，但现代女性的处境显然在其中得到了更多呼应。特里耶提到，在安珀·希尔德与约翰尼·德普的离婚诉讼中，她看到了女性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的厌女环境比电影中更加糟糕。这样的表达十分容易在东亚社会中得到共鸣，折射出东亚文化语境中独特的性别矛盾。
此外，可以与影片中争吵片段对读的还有伯格曼1973年的电视剧《婚姻生活》中，男女主角在签署离婚协议时的那段争吵。两相对比，也可以看出同为杰出电影作者的两人在性别想象上的分野。对伯格曼的男主角来说，妻子的肉体出轨更像是对他的报复。而对特里耶的女主角来说，婚外性行为是特殊时期缓解压力的必要手段。因此，它无关情感，只涉及“个人卫生”。特里耶借女作家桑德拉之口说出了当代自由女性对身体和性的看法。这种发生在女性语言与思想场域内的解放，其震撼程度并不低于同年上映的《可怜的东西》中激进的身体展演。
左图为电影《桃色血案》海报；右图为电视剧《婚姻生活》剧照
而对围观这场辩论，乃至观看这部电影的观众而言，他们的身份将投射在丹尼尔的角色身上。特里耶谈到在创作这部电影时，她时年十岁的女儿成了她重要的灵感来源。十岁正是孩子开始建立自己观点和思考能力的年龄。而观众建立自己判断的过程，正如孩子试图探寻母亲与父亲之间真相的过程一样艰辛。在这一意义上，丹尼尔的眼盲暗喻着旁观者对于真相的盲目。但他必须根据自己掌握的少许线索构建出令自己信服的叙事，承担起决定家庭命运的责任。同时，他也是一个尚未被厌女意识浸染的儿童。在这个“没有闪回”的现实时空中，他用自己建构的叙事说服了自己，也拯救了母亲。
在中国，这部电影以引发社会性别批判的方式“照进现实”，与其说是电影情节的重演，不如说折射的是中国本土社会议题集中的焦点。事实上，由两性的对立再向前一步，《坠落的审判》中关于两性共同生活的表述或许才是特里耶在这部与生活伴侣合作的影片中更加重要的落脚点。虽然传统性别角色的“互换”在这对夫妇的生活中引发了种种麻烦，但不可忽视的是他们之间超越了性别角色的爱。如果说政治是共同生活的艺术，那么婚姻就是最小的政治单位，而这种联结恰恰正是由爱维系的。在儿子的事故给两人带来重大打击，婚姻出现裂痕的时候，并没有人选择一味指责对方，或一走了之。为了维系平等的共同生活，丈夫承担了更多的育儿职责，而妻子则通过写作和翻译负担家里的经济开支。即使是在最后的争吵当中，两人依然在努力理清矛盾的脉络，寻求有效的沟通。抛开法庭上的唇枪舌剑，或许这才是女主角无辜的最好明证。
当然，人们的讨论并不随着案件的结束而终止。特里耶笑称，自己仍然在不断回答着“桑德拉到底是否杀了丈夫”的问题，而她将在十年后向大家揭晓最终答案。同样，这部电影的全球历险也远未终结。它于2023年8月在法国上映后好评如潮，至今仍未下映。而它在中国观众中的旅程，才刚刚开始。
本文原载于公众号“ 北京文艺观察”，感谢作者授权海螺转载。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 | 石琢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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