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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丨被历史的幽灵所笼罩的未来：巴勒斯坦科幻小说《钥匙》中的政治隐喻与文化互文

海螺Caracoles
2024-09-09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外国文学动态研究 Author 孔雀


孔雀，博士，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博雅博士后，主要研究领域为阿拉伯现当代文学。近期发表的论文有《现实主义作品中的象征主义——论“鹬鸟声声”的创作手法》（收入《阿拉伯研究论丛》2018年第1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与西亚北非的文学艺术交流”（18JJD7500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内容提要 巴勒斯坦小说家安瓦尔·哈米德的科幻作品《钥匙》是一部关于巴勒斯坦历史与现实问题的政治寓言，充满政治隐喻和文化互文。在小说中，“钥匙”是巴勒斯坦抵抗文化的流行符号，象征以“纳克巴”事件为代表的巴勒斯坦历史以及巴勒斯坦人的回归权利；徘徊在以色列人门外的幽灵，喻指被遮蔽、隐藏、视而不见的巴勒斯坦人和巴勒斯坦问题；无形的“重力墙”则是影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地区无孔不入的封锁、隔离。通过科幻小说这一文学体裁，安瓦尔·哈米德延续了关怀家国命运的巴勒斯坦文学传统，探讨了造成巴以双方无法沟通的问题根源，试图唤起人们对巴勒斯坦难民困境的关注。

关键词 巴勒斯坦文学 “钥匙”符号 科幻小说 隐喻 互文 







《钥匙》（“The Key”）是巴勒斯坦小说家、评论家安瓦尔·哈米德（Anwar Hamed，1957—）使用阿拉伯语创作的短篇小说作品，但首次出版时，它是作为英译本收录于巴勒斯坦第一部英语科幻小说集《巴勒斯坦+100》（Palestine + 100，2019），该小说集曾入围当年的英国科幻协会奖。2021年，《钥匙》的阿拉伯语版本以附录的形式收录于安瓦尔·哈米德的小说《异乡人》（غريب）中。《钥匙》主要讲述了2048年以色列的一个普通人家发生的离奇事件。故事中如病毒般扩散的超自然现象形成了令人疑窦丛生的谜团，主要人物从正常、理智的人全部发展为行为癫狂，整篇作品充斥着惊悚、紧张的氛围。


《巴勒斯坦+100》，图片源自Yandex

在小说描述的2048年，以色列的犹太人在生活中几乎见不到任何巴勒斯坦人。这要“归功”于此前以色列犹太人成功研制出的一个被称为“重力墙”的装置，这个装置让以色列能够使用复杂的编码系统“调节、更新和控制”其边界，以色列政府通过植入新生儿体内的微芯片将以色列人与外界隔开，“国家想要的人会被允许进入，而它不需要的人会被拒之门外”。在重力墙的保护之下，以色列人摩西与妻子、女儿一直过着平静、祥和的生活，而在庆祝以色列建国100周年的当晚，他的家中发生了奇怪的事情。那天，摩西夫妇开心地参加了庆祝活动，回到家入睡一小时后，他们被五岁女儿埃迪娜的哭喊惊醒。摩西夫妇试着弄清女儿惊醒的原因，但年幼的小女孩无法清晰地表达自己哭喊的缘由：




“怎么了，亲爱的？发生了什么事？”我问她。


“门！”她说，指了指外面，越过她自己总是开着的卧室门指向门厅。


我们不明白她的意思，但无论我们怎么问，她的回答都是一样的：门。




摩西以为门外有人试图闯入，他拿着枪出门四处查看，但是并没有发现异常。第二天，几乎在同一时间，埃迪娜的哭喊声再一次将摩西夫妇惊醒，这一次两人终于明白女儿被吵醒的原因：埃迪娜说自己听到钥匙在锁里转动的声音，以为是有人试图打开房子的前门，因此吓得不断呼喊父亲。但摩西出门检查一番后，依然没有发现任何人。这样的事情连续发生多晚，摩西夫妇以为是埃迪娜的精神出了问题，于是让她服用了精神科医生开的镇定剂，在药物的作用下埃迪娜终于获得了安稳的睡眠。然而，三周之后的一天晚上，摩西的妻子埃尔扎突然像女儿一样也听到了钥匙开门的声音，但门外没有任何可疑的人，而且他们生活的大厦安保严密，没有人能随意进入。这一系列离奇的经历让摩西夫妇陷入惊恐的谜团之中。几天之后，摩西自己也开始听到门外有人用钥匙开门的声音，他从猫眼朝外开枪，并且报了警。警察来到他们家，但是并未找到任何他人试图闯入的迹象。在深夜钥匙声的折磨之下，摩西一家都开始去精神科医生那里治病，而他们的精神科医生不久之后也开始听到钥匙的声音。在恐慌中，精神科医生把所有子弹打进了钥匙孔，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我现在可以安静地睡觉了!已经没有锁了，入侵者还能把钥匙用在哪里呢？”

这篇小说情节简单，解读线索隐藏在文本之外。主人公一家平静生活的表面下涌动着紧张、惊悚的暗流，这暗含当时的巴以问题现实；而“钥匙”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则隐喻巴勒斯坦人的历史记忆与回归的权利。安瓦尔·哈米德试图用科幻小说这一对阿拉伯作家相对陌生的创作形式唤起人们对巴以问题的重新关注。


一



无法越过的历史：

“钥匙”的隐喻


《钥匙》的故事，如果被设置在其他国家，整个故事的意味都会显得含糊不清，因为“钥匙”这一元素在其他的文化语境中并没有发展出像其在巴勒斯坦文化中的特殊含义。解读这部小说的关键，是识别作为这篇小说核心意象的“钥匙”元素在巴勒斯坦-以色列乃至整个阿拉伯地区政治、文化语境中的独特象征意义。

“钥匙”这一文化符号的形成，与巴以问题的历史和巴勒斯坦人所说的“纳克巴”（ النكبة，阿拉伯语中“大灾难”的意思）事件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1947年1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宣布在巴勒斯坦的领土上建立阿拉伯国和犹太国两个国家。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独立建国，次日，埃及、叙利亚、约旦、黎巴嫩、伊拉克这些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宣战，派兵进入巴勒斯坦，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这场战争中，以色列最终取得了胜利，在巴勒斯坦人未寒的尸骨和巴勒斯坦城镇的废墟上建立了一个新国家，犹太民族结束了近两千年的流散状态，回到了他们的“应许之地”，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则成了被驱赶、被侵略、被迫流散的族群。在阿拉伯民族和犹太民族的武装冲突中，犹太武装对巴勒斯坦平民实施了一系列的驱逐和屠杀。犹太复国主义右翼恐怖组织“伊尔贡”和“莱希”攻击了耶路撒冷附近的代尔亚辛村，屠杀了包括妇孺在内的一百多个村民；以色列国防军前身“哈加纳”在吕大城实施大规模屠杀，这些事件引发了巴勒斯坦平民的极大恐慌。在这些事件之后发生了被称作“纳克巴”的民族劫难，在此劫难中约有80%的巴勒斯坦人（七十多万人）被迫离开故土，沦为难民。他们或是被安置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难民营中，或是背井离乡前往邻近的阿拉伯国家（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亦或是在现在被称为“以色列”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流离失所。这些巴勒斯坦人被战火驱离了家园，他们很多人本以为自己会很快返回，却从此远离故土，被迫漂泊。在匆匆离开家前，他们曾手握钥匙，在锁上家门时进行了最后一次转动。自此，“钥匙”符号一直与“纳克巴”联系在一起，象征着这段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充满伤痛和屈辱的历史。

巴勒斯坦人被迫离开故土后，他们留下的房屋及其他财产很快被以色列人“悉数瓜分”。以色列建国之初就制定了相关法律，否定了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要回财产的权利。在缺少法律文件支持其所有权的情况下，巴勒斯坦人只能通过物证表明他们是房屋的房主，钥匙作为巴勒斯坦人匆匆逃离时携带的少量物品之一，不仅是经历浩劫的难民与他们失去的家园之间唯一的物质联系，也是巴勒斯坦人曾经拥有家园房屋的证据。“尽管许多巴勒斯坦钥匙不再能打开现有的门，但巴勒斯坦难民仍然保留着他们的钥匙。拥有钥匙就像拥有一份无可辩驳的确认所有权的文件。”在新闻、回忆录和口头记述中，被迫流散他乡、失去故土的巴勒斯坦人会向所有愿意倾听的人展示自己家门的钥匙，钥匙成为一种难民述说自己对家园所有权的物证的代表。“许多难民仍然拥有他们在巴勒斯坦的房屋的钥匙。保留这些钥匙并将它们展示给访客和研究人员，表明了他们返回故土的希望。鉴于这种普遍的做法，这些钥匙以其独特的古旧外观，成为难民回归巴勒斯坦承诺的象征。在支持巴勒斯坦人的示威活动中，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巴勒斯坦人携带这些钥匙的放大版复制品，将个人物品变成集体符号。”

在“纳克巴”发生后的最初震荡中，在失去家园的满腔愤懑中，房门的钥匙作为一种能被人们立刻与“家”这个概念联系在一起的物质存在，成为巴勒斯坦人回家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的证明，因此也被人们称为“回归之匙”（ مفتاح العودة）。“没有家成了痛苦的源泉，房门钥匙成为家的最后象征，提醒人们，在‘纳克巴’之前，巴勒斯坦人过着一种不同的生活，在那种生活中，家是生活的中心，是人们可以返回的避风港。房门钥匙也是回归的象征——不仅回到被遗弃的房子，而且回归正常，回归充满尊严和温暖的生活。于是，钥匙就成了难民［祈盼回归］意愿的物质象征。”

“纳克巴”这一创伤性的经历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心中无法愈合的伤口。在“纳克巴”事件之后，巴勒斯坦历史呈现出一种巨大的裂痕，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站在被称为“纳克巴”的裂痕内侧，目之所及只有被毁坏的家园、被侵占的土地、被屠杀的同胞，“纳克巴”事件之前的生活已遥不可及，他们似乎永远被这无处不在的裂痕困在历史的废墟之中。而且，“纳克巴”并没有在1948年结束，而是成为一种绵延的、不断发展的现实。内盖夫地区的贝都因人被隔离到越来越小的贫民区，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在政治上进一步分离，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被迫处在越来越多的限制性、歧视性政策之下，诸如此类对巴勒斯坦人的系统性驱赶和侵略每天都在持续，难以一一详述。而这些变化都是始于1948年的进程的一部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与家园之间的裂隙越来越大，他们怀揣着钥匙和记忆，沿着无尽的裂隙寻找着回到从前家园的路径。当经历“纳克巴”的那一代人逐渐老去，他们将钥匙和记忆一并传给自己的后代，让新一代巴勒斯坦人代替他们延续这寻找家园的漫漫旅程。

“纳克巴”事件不仅影响了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也极大地影响了这一地区的文化。当巴勒斯坦人写作时，他们通过他们的现在，有意或无意地书写他们的过去。他们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寻找他们失去的遗产，以及试图保留、记录这段历史，努力使这种被伤害的记忆不至于随着时间消逝。在这个意义上，“过去”是巴勒斯坦作家的一切：只有它能够证明巴勒斯坦作家们的存在，也只有它能够解释他们身份。在巴勒斯坦作家的心中，“纳克巴”无疑是这段“过去”的核心。贾布拉·易卜拉欣·贾布拉（جبرا إبراهيم جبرا）的小说《长夜呐喊》（صراخ في ليل طويل）、《寻找瓦利德·马斯欧德》（البحث عن وليد مسعود），格桑·卡纳法尼（غسان كنفاني）的《阳光下的男人》（رجال في الشمس）、《重返海法》（عائد الى حيفا），萨哈尔·哈利法（سحر خليفة）的《热泉》（ربيع حار），苏珊·阿布哈瓦（سوزان أبو الهوى）的《当世界沉睡时》（بينما ينام العالم）、《杰宁之晨》（الصباح في جنين）以及马哈茂德·达尔维什（محمود درويش）等人的诗歌等作品都曾或迂回或直接地描写“纳克巴”的历史记忆与巴勒斯坦人对这段历史记忆的传承。“钥匙”元素则因为指涉“纳克巴”的象征意义，被频繁地使用、演绎、重现。在此之后的几十年里，随着巴勒斯坦问题的延绵，“钥匙”逐步变成一个更加抽象的符号，其含义也从私人的、狭义的对“家”的所有权扩展到广义的对“国”的回归权利，频繁出现在文学、艺术作品中。

贾布拉·易卜拉欣·贾布拉与格桑·卡纳法尼
图片源自Yandex

巴勒斯坦诗人马哈茂德·达尔维什在著名的组诗《你为何将马儿独自留下》（لماذا تركت الحصان وحيدًا）中描写了一个巴勒斯坦父亲带着儿子离开家园逃离战火时的对话，诗人形容钥匙就像巴勒斯坦人“身体的一部分”，这显示出巴勒斯坦人对家园、祖国的珍视之情，也表达了巴勒斯坦人绝无可能割舍的与祖国的联系和回家的坚定决心：



父亲，你要带我去哪里？


向着风，我的儿子……


……他摩挲着钥匙，就好像抚摸着


他身体的一部分，他放下心来。




在代表全体巴勒斯坦人写就、纪念“纳克巴”53周年的信件《巴勒斯坦人民的信》中，达尔维什提到：“我们没有忘记起点，没有忘记家的钥匙，没有忘记那些用我们的鲜血点燃的路灯，没有忘记那些为土地、人民和历史而牺牲的烈士，也没有忘记那些出生在道路中的生灵，只要祖国的精神还存在于我们的内心，灵魂就能引向故乡。”“没有忘记家的钥匙”意味着巴勒斯坦人没有忘记他们回归家园的权利。在作家们的频繁使用中，“钥匙”的象征意义得到进一步的确认和引申，逐渐成为巴勒斯坦文化中最为重要、最为著名的符号之一。

漫画角色汉达拉，图片源自Yandex

“钥匙”的符号不仅频繁出现在文学文本中，也在艺术领域有所表现。巴勒斯坦漫画家纳吉·阿里（ناجي العلي）在1969年创造出的著名漫画角色汉达拉（حنظلة）就曾以手握钥匙的形象出现。汉达拉这个角色是一个衣衫褴褛、赤着双脚的巴勒斯坦小男孩，他在10岁时被赶出了自己的祖国，从此不再长大，只有回到祖国才会继续成长。这个漫画形象是巴勒斯坦难民的象征，他手中的钥匙无疑是对巴勒斯坦人回归祖国权利的表达。除了政治漫画之外，艺术家们每年为“纳克巴”纪念日创作的海报，也几乎都会使用钥匙作为表现元素。这种对“钥匙”象征意义的吸收和强化也发生在雕塑艺术领域。2008年，在巴勒斯坦人流亡60周年之际，伯利恒市的阿伊达难民营建立起一座巨大的钥匙雕塑。几名工匠花费数周时间，铸造了一把将近一吨重的巨大钥匙，将其放置在阿伊达难民营的入口顶端。钥匙上用阿拉伯语写着“非卖品”等字样，暗示着拒绝以色列以经济利益换取巴勒斯坦政治妥协的态度。阿伊达难民营的这座钥匙雕塑在当时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钥匙”，但世界各地声援巴勒斯坦的雕塑不断刷新这一记录。2016年，卡塔尔的一家巴勒斯坦餐厅建造了一个长度超七米、宽度超过三米的巨型钥匙雕塑，创造了当时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揭幕仪式的组织者称：“我们有无数的符号，而钥匙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希望钥匙能够引发人们的思考——启发人们回顾过去，对以往的叙事发出疑问，同时也是为了让人们记住那些努力保留着钥匙并将其作为祖国象征的巴勒斯坦人。”

在《钥匙》这篇小说中，主人公摩西的叙述透露出几代以色列人对钥匙及其代表的“纳克巴”历史和巴勒斯坦人合法权利的忌惮、焦虑和担忧。在小说中，“重力墙”项目就是来源于摩西祖父这样的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难民及其回归意愿的恐惧。小说提到，摩西的祖父作为“重力墙”项目的最初推动人之一，“比起担心邻国签署的任何武器交易合作，更担心那些拿着钥匙的人的照片”。这种恐惧促使第一代以色列人建立起“重力墙”。两代人之后，在重力墙的保护之下，新一代以色列人摩西似乎不再担忧、恐惧。然而，白天一切正常，到了夜晚，摩西和他的妻子、孩子却频频被钥匙在门锁上刮擦的声音折磨。而在新一代以色列人摩西的门外拿着钥匙的，很可能不再是他祖父收集的照片中拿着钥匙的老巴勒斯坦人，而是继承了钥匙和祖辈的遗志、再一次试图回归自己家园的新巴勒斯坦人。小说中，只有开门声却看不到任何人，这种令人疑窦丛生的惊悚情节令读者产生无限遐想：或许门外并没有任何人，只是文中写到的“重力墙”测试阶段技术人员发现的“轻微的时间反馈”（minor temporal feedback）作祟，以色列人听到的是曾经的巴勒斯坦人回家的声音；又或许这一切是长时间恐惧的折磨给以摩西一家为代表的新以色列人带来的偏执、疯狂的幻觉。作者始终并未给出明确的线索揭示门外钥匙开门声音的来源，这种悬疑的阅读体验更容易将读者带入摩西等以色列人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的视角之中。

另外一方面，小说中令人惊惧不已的开门声似乎呼应着巴勒斯坦的现实。英国记者罗伯特·费斯克曾在报道中写到，他多次造访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在那里认识了一些依然保存着自己旧宅钥匙的巴勒斯坦人，他曾拿着巴勒斯坦人的钥匙造访他们的旧居住地：“我多次回到他们父母的‘巴勒斯坦’，带着一些旧钥匙去了以色列——当然，锁已经换了——敲了敲那些仍然屹立在原处的阿拉伯房屋的正门，并与现在居住在其中的以色列犹太人交谈。其中一位表达了他对前巴勒斯坦主人的悲伤，并要求我将他的感受转达给他，我照做了。”依据这位记者的描述，他所见到的多位以色列犹太人中，只有“其中一位”表达出某种同情之意。人类学家、第二代巴勒斯坦难民雷玛·哈马米也曾记录她回到祖父曾经生活的城市海法、探访祖父故居时的遭遇，当她进入那栋房子，一位以色列女性接待了她：




她问我有什么事，我回答说这是我祖父的房子，我只是想看看。她的反应是紧张和激动，不知为什么，我对她的反应感到惊讶。她变得非常慌张，并用不同的方式说我一定是弄错了，这不可能是真的，而且我怎么知道这是我祖父的房子？我回答说，我的姑姑曾在这个家里长大，她就在外面的车里。那女人告诉我，在我进行更多的观察活动之前，她必须先请示经理。




经理接待了雷玛·哈马米，“他指了指屋里墙上一幅色彩奇特的画。他让我仔细观察，然后似乎很高兴地解释说，这幅画描绘的是犹太人重返以色列土地和建立犹太国家的情景。最后，他为犹太复国主义梦想的成功唱起了赞歌”。这两个真实事件与小说形成了一种奇妙的互文，新闻报道是现实中“钥匙”回归家园的情形，雷玛·哈马米记录的则是巴勒斯坦人后裔重新造访故居的场景，而小说似乎是在此基础上重新叙述了故事，进一步想象了未来的场景，后者的虚构延续了前两者纪实作品中的故事底色：以色列人面对巴勒斯坦人悲惨境遇的冷漠和无动于衷。作者从以色列人的角度叙述故事，但表达的却是巴勒斯坦人被推到绝望境地之后的希冀：即使巴勒斯坦人在国界、法律、军队和科学技术阻挡之下再也难以接近曾经的家园，历史、记忆也会像幽灵般的钥匙一样造访故土，拷问以色列人的心灵。


二



难以驱散的幽灵：

“不可见”的巴勒斯坦人


除了“钥匙”这个关键词之外，小说的另一隐含关键词是“不可见”。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在互相为敌、世代仇恨的斗争里，都陷入了某种“不可见”之中。主人公摩西一家从头到尾都惊惧于某种不可见的东西，摩西和精神病医生的子弹射向的也是这种不可见的事物。这种拿着钥匙的“不可见的存在”，指向的是与巴勒斯坦有关的人物和历史，而小说中另一个“不可见”的东西，正是“巴勒斯坦”这个词。

尽管巴勒斯坦和巴勒斯坦人所形成的阴翳，就像徘徊在主人公家门口的幽灵一样，充斥着整篇小说的叙述，但全文从未提及“巴勒斯坦”一词，当主人公在叙述中提到巴勒斯坦人时，全部以“他们”代替。摩西在回忆过去时引述了他祖父的观点：



他们想回到已经不存在的城镇和村庄。他们梦想着一个不再存在、无法恢复的世界，即使我们原则上同意他们的想法。而且即使他们返回，也无法找到他们所寻找的东西。但他们的固执是无法被消灭的——他们会把这种固执传给他们的子孙。




摩西自己的叙述也同样延续了这种隐晦风格：“我的祖父收集了他们的照片，手里攥着不再存在的房子的生锈的钥匙。但他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嘲笑他们。他对他们感到一种模糊的焦虑，尽管他意识到自己对此无能为力。”

作者在这篇以巴勒斯坦问题为题材创作的小说中回避这头“房间里的大象”，其实正是意在强调这种“不可见”的异常之处，提示读者这种不可见的状态是非正常的。在被驱逐出自己的国家之后，巴勒斯坦人曾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指代，他们被称为“在场的缺席者”（present absentee）。这个名称来自以色列1950年开始施行的一项旨在剥夺巴勒斯坦人土地和财产的法律《缺席者财产法》（Absentees’ Property Law），该法律创建了一个新的法律主体类别——“缺席者”（英语：absentee，希伯来语：nifkad）。如果一个人从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之日）到1948年5月19日（以色列宣布建国之日）期间是黎巴嫩、埃及、叙利亚、沙特阿拉伯、约旦、伊拉克、也门等国公民；或曾生活在以上国家或以色列地区以外的巴勒斯坦地区；或作为巴勒斯坦公民离开了其常住地，则可以被裁定为“缺席者”。一旦被裁定为“缺席者”，其财产可能被国家没收。根据该法律，“缺席者”的概念不仅仅包括那些事实上放弃土地、作为难民逃过边境并留在其他国家的人，而且实际上覆盖了几乎所有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许多仍然留在以色列境内的难民，包括那些实际上留在以色列境内家中的巴勒斯坦人，都被裁定为“缺席者”。换言之，该法律赋予以色列没收和扣押1948年巴勒斯坦人被迫留下的所有财产的权力。巴勒斯坦人成为游荡在昔日家园土地上的幽魂，即使“在场”，也不被看见，不被承认。巴勒斯坦历史学家埃利亚斯·桑巴尔在他的文章《不在其地，不在其时》中阐述了巴勒斯坦人这种“不可见”状态：



巴勒斯坦人的当代历史取决于一个关键日期：1948年。那一年，一个国家及其人民从地图和字典中消失了，新主人说：“巴勒斯坦人并不存在”，从那以后巴勒斯坦人将被笼统地、方便而又模糊地称为“难民”，或者在少数设法逃脱普遍驱逐的情况下被称为“以色列阿拉伯人”。长期的缺席开始了。




不可见的除了巴勒斯坦人，还有以“纳克巴”事件为代表的巴勒斯坦的历史。长期以来，巴以双方对1948年战争和巴勒斯坦难民在20世纪经历的劫难坚持截然相反的历史叙事。爱德华·萨义德说：“地理、记忆和虚构之间的相互作用跟巴勒斯坦的例子非常契合。它印证了至少两种记忆、两种历史虚构、两种地理想象之间极其频繁、紧张的冲突。”以色列建国之后一直通过各种方式塑造或解构“纳克巴”记忆。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以色列官方机构和学术界对1948年战争后巴勒斯坦人逃离故土的叙述基本上都使用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对此事件的看法，即巴勒斯坦人当时是受到巴勒斯坦领导层和阿拉伯国家的鼓励自愿撤离。不仅如此，巴勒斯坦国家历史物质载体如官方档案、家庭文件、遗址、文物、地图和民间记录也经常遭到以色列的控制、劫夺和破坏。除了从物质和舆论等方面确保以色列的“集体记忆”占据上风之外，以色列也在消除巴勒斯坦的历史遗迹。曾经的巴勒斯坦村庄已逐渐被以色列政府修建的公园和人工森林所覆盖，最终从地图上永远消失，这是对巴勒斯坦人居住地地理环境、地理标记和历史标志的刻意抹杀。除此之外，以色列当局还为其夺取、摧毁和重建的地方重新命名，以此将巴勒斯坦的地理环境希伯来化。以色列考古学界热衷于考察巴勒斯坦境内的古希伯来文明，制作“古代”以色列的地图。这些举动“其实质不过是一种系统的、学术的、政治的和军事的去阿拉伯化的企图——针对的对象是它的名称和地理，但最重要的是它的历史”。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从根本上否定巴勒斯坦人的存在才能保证他们继续合法占领这块土地，但“越是企图暴力地用权力抹去的记忆，越会以不断被提醒的方式得到加深，这正是‘在场的缺席者’的现状”。

爱德华·萨义德，图片源自Yandex


安瓦尔·哈米德在《钥匙》中，用不可见的幽灵隐喻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人及其历史的抹消和遮蔽。曾经的巴勒斯坦失去了土地和人民，已然死去，只存活于人们的记忆之中，正如肉体消亡的幽灵，是无形的、无法触碰到的精神集合。这种将“幽灵”和“巴勒斯坦”之间画上等号的做法在近年当代巴勒斯坦研究和巴勒斯坦文学作品中并非孤例。以色列学者埃夫拉特·埃文-祖尔曾描述：“几十年来，以色列的道路上一直有鬼魂出没。只有那些愿意注意到它们的人才能看到：在一条路的旁边，人们可以看到一个被忽视的墓地，里面都是没有标记的坟墓；在另一处的边缘——刺梨栅栏标志着某个缺席者的土地；还有一条路通向野餐树林中央，那里是一座看起来可疑的建筑废墟……”美国中东现代历史和政治学家伊恩·卢斯蒂克曾在《有争议的土地，有争议的记忆：以色列的犹太人、阿拉伯人以及灾难的幽灵》一书的推荐词中写到：“当代以色列是一片被两场巨大灾难的幽灵所困扰的土地。这些幽灵产生于德国人对欧洲犹太人噩梦般的行径，孳生于犹太人对自己施加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不公作为的否认。”巴勒斯坦裔英国作家伊莎贝拉·哈马德在她的作品《幽灵出场》中，也借由一个英籍巴勒斯坦裔女演员回到故乡所在地、如今的以色列城市海法出演《哈姆雷特》的故事，用戏剧中惨遭杀害的哈姆雷特父亲的幽灵隐喻巴勒斯坦人的历史创伤。

与前人相比，安瓦尔·哈米德推进了对这种“不可见”的观察，因为他意识到这种“不可见”是双向的：小说中，处在门内的以色列人看不到门外试图打开房门的神秘存在，每夜心惊胆战无法入睡，而门外的存在频频试图打开房门，似乎暗示着“他们”也看不到门内已经有人居住。门外与门内好像处在两个不同的空间，无法看见对方，更无法对话。以色列人让巴勒斯坦人的存在“不可见”，巴勒斯坦人同样很少在日常生活中“看到”作为“敌人”的以色列平民。

《巴勒斯坦+100》的编者巴斯玛·加拉伊尼曾评价，科幻小说不受巴勒斯坦作家欢迎的一个原因是，巴勒斯坦局势与这种文学类型并不相契合。在经典的科幻小说中，善恶之间总是有着简单明确的分界，典型的科幻小说主人公与他所对抗的敌人有着截然不同的观念或道德体系。但在巴勒斯坦小说中，“敌人”的概念基本不存在，以色列人几乎没有作为个人出现过，而当他们出现时，他们很少被描绘成彻底的恶棍。例如，在格桑·卡纳法尼的《重返海法》中，当巴勒斯坦人赛义德和萨菲亚回到他们二十年前被迫逃离的城市寻找自己的儿子时，他们遇到的那位住在他们曾经的房子里的、在他们看来鸠占鹊巢的人，也不过是个普通的以色列老妇人。卡纳法尼没有把她描绘成一个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而是刻画了一个敏感、富有同情心、对犹太人占领巴勒斯坦感到羞愧的犹太老人。巴勒斯坦人无法将这样的以色列普通人当作真正的敌人看待，他们所对抗的是一种更宏大、更抽象的不可见的存在。

如果说巴勒斯坦人的不可见性体现在他们被否决了身份、否定了在场、抑制了声音，那么以色列人作为巴勒斯坦“敌人”的不可见性，则体现在普通以色列人往往隐藏在以色列军队的身后。大多数以色列人并不会以穷凶极恶的右翼势力的面貌出现在巴勒斯坦人面前，他们大多像小说主人公摩西一样，是极为普通的民众。但不是“敌人”并不意味着无辜，在安瓦尔·哈米德笔下，摩西一家所代表的以色列人是一群从不质疑国家侵犯他国行为的冷漠公民，是以色列驱赶巴勒斯坦人行为的获益者，是将巴勒斯坦人隔离在自己家乡之外的以色列政府的同谋。故事中，摩西一家在深夜奇怪噪声中始终紧闭的房门，暗示着以色列人紧闭的内心，他们对如幽灵般徘徊在这片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视而不见，只关心如何将历史罪行的证据拒之门外。而从摩西等人朝钥匙孔外开枪的这种粗暴疯狂、歇斯底里的举动也能推断出，他们之前的心神不宁并不是由于他们对巴勒斯坦人的遭遇抱有内疚惭愧之情，而是出于对陌生和未知事物的恐惧。

“恐惧”是这个从以色列人视角书写的故事中最鲜明、最强烈的情绪。根据摩西的描述，他的祖父之所以推动建造“重力墙”，就是出于对自身安全的担忧，“这样一个小国家。仇恨的海洋中的一个细长的岛屿！”，他“不相信我们可以买到安全，无论是通过建筑高墙还是通过发起战争”。第一代以色列人的恐惧是出于对历史的了解，而小说中新一代的以色列人的恐惧是出于逃避所带来的无知，他们不愿面对以色列建国的真实历史，不愿直视高墙外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处境，选择有意或无意回避任何相关的现实。小说中的叙述也暗示了这一点，摩西在回忆“重力墙”建立的历史时说：“我出生在这个新世界。我没有目睹人们在最初几年的歇斯底里和恐惧。现在，这就是我们的现实，我们过着舒适的生活。我们阅读和看到电视上关于外部世界对我们的仇恨的报道，但它只是无害地冲刷着将我们与他们的世界分开的重力墙。即使是生活在这里的阿拉伯人也有一种归属感，他们宁愿呆在这里，也不愿在外面的混乱中撞上那堵墙。”这段文字与其说是作者对未来以色列人的想象，不如说是对现实以色列人心态的描述。因此，在故事中，摩西等人的恐惧，看似是源于他们不知道门外神秘的钥匙声是什么，实际上更有可能是源于他们下意识地不愿意承认其所可能代表的含义和人群，这种对钥匙及其象征事物的无视和否认再一次印证了巴勒斯坦人的“不可见”。

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处在一扇旧家园的门的两端，他们的处境也如同镜像，他们都承担了沉重的历史，并因此感受到深刻的痛苦，而他们各自的痛苦都如此之巨大，以至于无法承认对方的痛苦。犹太民族找回“应许之地”，却以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丧失故土、颠沛流离为代价；犹太民族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阻拦在隔离墙之外，对他们视而不见，实际上也遮蔽了自己的身影，切断了沟通和通往和平的桥梁。


三



被过去裹挟的未来：

“重力墙”与隔离政策


《巴勒斯坦+100》是阿拉伯国家科幻小说集系列中的一部，这一系列科幻小说由英国逗号出版社策划，其立意是邀请阿拉伯作家们思考：在本国的关键性事件发生100年之后，他们的国家会是什么样子。此系列第一本小说集《伊拉克+100》出版于2016年，其时间节点设定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发生一个世纪之后，也就是2103年。《巴勒斯坦+100》的时间毫无争议地被设定在“纳克巴”事件发生百年之际的2048年，它向12位巴勒斯坦作家提问：“在这个创伤性事件发生一个世纪之后的2048年，你的国家将会变成什么样子？‘纳克巴’之后，巴勒斯坦人将如何应对一个世纪的占领、压迫和政治孤立？这一事件将如何塑造这个国家及其人民？最终的结果是会实现持久和平，还是未来的技术只会加剧巴勒斯坦人的痛苦，使其陷入更加悲惨的境遇？”

在这本小说集中，作家们用各种方法想象巴勒斯坦人的未来以及未来与今天的联系。作品的关键要素有无人机群、数字起义、能够弯曲时间的VR虚拟现实技术、跨越平行宇宙的和平条约，小说的主题包括记忆、身份、缺席、孤立、种族隔离、流散等。但无论小说的主题和写作手法如何变化，它们都有着一个最重要的共同点，那就是所有的作品都笼罩着一种对未来的悲观、绝望的情绪，作者们不约而同地想象了一个与现实相似的反乌托邦式的未来。这或许是因为这本小说集设定的时间是并不算遥远的将来——2048年，而从此书出版的2019年的现实来看，巴勒斯坦问题在30年内很难有什么实际上的进展和改善。巴勒斯坦作家们的想象力被沉重的历史与现实紧紧束缚，隔离、冲突和创伤始终幽灵般困扰着作家们。

正如著名的科幻小说家乌尔苏拉·勒古恩指出的那样，科幻小说“不是预测性的，而是描述性的”。从这部由巴勒斯坦作家集群创作的科幻小说集也能看出，这些作品与其说是对未来的理性主义的映射，不如说是一面折射出异化现状的镜子。巴勒斯坦作家即使在科幻小说的创作中也无法逃避过去，新的文学体裁不能突破现实的阴翳，令其他国家作家目眩神迷的种种高科技手段在巴勒斯坦作家手中则一次又一次陷入过去的窠臼，被用来讲述过去的故事，隐喻当前巴勒斯坦被占领的政治现实。面对“‘纳克巴’之后一个世纪的巴勒斯坦”这个命题，安瓦尔·哈米德选择在故土之上复活过去的幽灵，这当然不仅因为作家本人很难跳出历史身份所带来的桎梏，但也是因为巴勒斯坦的未来肉眼可见地被囚禁在当下。

乌尔苏拉·勒古恩，图片源自Yandex


小说中描述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力墙”，在剥去了炫目的科技外壳之后，其实质与以色列2002年以来建立的隔离墙并无不同。从实体隔离墙到无形的“重力墙”，不过是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地区的封锁、隔离、束缚形式的转变：从筑墙等单纯的物理层面的隔离逐渐转换为利用高科技手段的全方位的封锁。文中摩西描述了其祖父主持建立“重力墙”的历史：




尽管他憎恨墙壁，认为它们最终不会构成真正的障碍，但他还是抓住了一个关于不同类型墙壁的建议：重力墙。


只有拥有正确的“代码”，人们才能通过大门，国家将对这些复杂的代码进行监管、更新和控制。国家想要的人将被放进来，不想要的人将被挡在外面。我们不会将自己与世界隔绝：我们的无人机舰队——通过空中或海上——仍将自由地到地图的各个角落冒险，但只有我们的公民（和获得授权的其他人）能够进入国家。


令我祖父高兴的是，报告解释说，这堵“墙”不会像过去的那些墙一样，是坚实的混凝土建筑——那会产生错误的心理效果。相反，它将是一个透明的盾牌，由亚原子“篡改”某些地理坐标的引力场而产生。所有新生儿的颈部将被植入芯片，只有那些拥有匹配的、具有正确代码的芯片的人，才能真正地通过扭曲了引力场的墙上的多重大门。




安瓦尔·哈米德通过这一情节的设置，实际上回答了出版社在策划此书时抛出的问题——“最终的结果是会实现持久和平，还是未来的技术只会加剧巴勒斯坦人的痛苦，使其陷入更加悲惨的境遇？”作家的态度是悲观的，巴勒斯坦地区人民的生存空间被不断挤压的现实证明，未来的技术并不会为这一地区带来和平，而只会为巴勒斯坦人带来新的痛苦。科技的发展确实曾经为巴勒斯坦人和巴勒斯坦的支持者带来希望。由于巴以双方的冲突以领土空间的冲突为主，而土地是一种有限的资源，因此双方对土地的争夺只能是一种零和博弈。进入21世纪后，新媒体取代传统媒体的趋势、互联网的普及让人们发现在物理意义的空间之外还有借由互联网形成的虚拟空间，高科技所带来的虚拟空间是无疆域边界的、具有包容性的，因此人们认为这或许能为巴以构建一个双赢的格局。许多学者和政界人士曾表示，尽管加沙人受到物理封锁，但如果他们拥有移动电话和互联网，那他们将不仅能够与世界接轨，甚至可以（至少在虚拟层面上）克服领土限制获得自由。但随后的现实发展证明，媒体改变世界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幻想。虚拟世界极度仰赖现实的力量，新技术不仅给巴勒斯坦人带来了突破国界的网络，同样也给以色列人带来更加强大的封锁武器。

2004年，当以色列准备从加沙地带撤军时，以色列外交部声称“从加沙地带的迁移……将减少与巴勒斯坦人民的摩擦”，同时“脱离进程将有助于消除有关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负有责任的说法”。其后，以色列军事人员的收缩、以军与平民直接接触的减少、巴以双方冲突强度的减弱，都确实使国际上针对以色列的负面舆论大大减少，但加沙周围的封锁并没有放松，反而被加强了。“脱离”并不意味着以色列占领的结束或隔离政策的停止；相反，这种占领和隔离变得更加隐蔽而严密。小说中对“重力墙”的描述意在隐喻这一现实，以色列政府实行隔离政策的方式不再仅仅是让人立刻心生警惕和反感的“坚实的混凝土建筑”，而是利用高科技建立了一座看不见的墙，将巴勒斯坦人挡在自己的故土之外。以色列政府只是减少了对传统军事占领手段的使用，转而利用技术手段填补物理空间脱离接触带来的空洞，以此达成在加沙地带获取最大控制权的同时负担最小责任的目标，这意味着以色列对加沙的占领已变得越来越技术化。加沙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监狱之后，又成为以色列的“空中飞地”和“最新军事技术的试验场”。侦察无人机、攻击无人机、遥控机枪、闭路电视、声波图像、伽马射线、辐射探测器、遥控推土机、遥控船只、电气化围栏等技术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对巴勒斯坦地区的控制和监视。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赫尔加·塔维尔-苏里将以色列这种利用高科技补充现实世界物理隔离墙的行动称为“数字占领”。小说中将巴勒斯坦人隔离在其家园之外的新技术“重力墙”可以被视为这种“数字占领”的现实经过作者修饰之后的产物。

安瓦尔·哈米德在小说中将“重力墙”描述为一个无所不在的、透明的、隐形的墙壁，正是隐喻了以色列对以加沙为代表的巴勒斯坦地区的封锁随着科技飞速的发展而逐渐全面化、多维化、隐蔽化的趋势。用高科技手段制造的边界不像现实世界的墙、门、栅栏和检查站那么明显，但它们在政治上的真实性和重要性却丝毫不减。但小说中，即使是“完美”地将巴勒斯坦人隔离在“以色列领土”之外的未来科技，依然无法挡住巴勒斯坦人的“幽灵”穿越国界到达自己的家门前。在故事的结尾，当摩西再一次打电话预约心理医生时，电话一直占线，医院的预约网页也因不堪重负崩溃了——摩西一家的情况像瘟疫一样蔓延，最后甚至连为他们治病的纳夫塔利医生也同样开始听到有人试图用钥匙打开他家门的声音。最后，纳夫塔利医生持枪瞄准钥匙孔，将其打得粉碎，然后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以色列人患上“集体癔症”的惊悚结局，是对以色列隔离政策的讽刺和抨击，它意味着再高级的技术也无法为生活在这片被盗来的土地上的以色列人带来安心，他们只会在日复一日的恐惧之中失去理智，杯弓蛇影地冲着任何可疑的地方倾泻弹药。

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回归故土的梦想遥遥无期，他们只能肩负着沉重的历史跋涉在记忆的裂痕之中寻找身份；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总有历史记忆和巴勒斯坦人的集体意识在他们的家门前徘徊不去，如幽灵般惊扰着他们的良心。





结 语


德里达曾借用《哈姆雷特》中的幽灵作为隐喻来演绎他的马克思主义“幽灵政治学”，在《马克思的幽灵》中，“幽灵”象征不稳定的、被忽视的和令人不安的历史，因为它是“既不在场、当下也无生命，某些既不会向我们呈现、也不会在我们的内部或外部呈现的”东西。这同样是《钥匙》中幽灵的作用，幽灵的“不在场性”和“不可见性”是对巴勒斯坦人困境的揭示。“不在场性”决定了其对现实干预的复杂性与不可能性，“不可见性”决定了其很难在外界无法勘破其真实面貌的情况下展示自己的创伤、发出自己的声音。对于安瓦尔·哈米德这样生活在西方的巴勒斯坦人来说，抵抗文学成为一种难以延续的传统，书写过去、当下、尤其是家乡的历史与现实，都很有可能使他们陷入“反犹主义”的指责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在以未来为背景的科幻故事中重现过去、影射现在，无疑是让作家们能放开手脚创作的巧妙手段。


《哈姆雷特》与《马克思的幽灵》

图片源自Yandex


《钥匙》不但提供了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思考，同时也为创作者们做出了示范：科幻小说作为一种有潜力的文学体裁，可以重塑观念、挑战假设、为复杂的难以言说的庞大主题提供言说的可能性。在《巴勒斯坦+100》这部小说集中，我们看到，即使是那些能想象出最非凡的未来技术的头脑，在沉重的历史负担下，构思出的小说也只能反映或重现当前现实世界的僵局。但这也是科幻小说的重要作用之一，它把未来作为一张空白的画布，在上面投射出当下社会的关切。


END


本文原载于《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4年第3期“作品及作家研究”专栏，感谢刊物授权海螺转载。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 | 关贵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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