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埃里·罗特｜成瘾与 “父名” 的回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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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临床与罕见的临床研讨班
成瘾与“父之名”的回绝机制
今日推送的是国际拉康协会（ALI）现任主席蒂埃里·罗特于2012年1月在法语《心理学家杂志》上所发表的一篇文章，蒂埃里·罗特是在法国拉康派内部研究成瘾问题和当代临床的专家，也是将切尔马克先生率先提出的“回绝”机制与梅尔曼的“新型精神经济学”（NEP）整合起来进行理论化发展的主要贡献者，他近期还基于梅尔曼的“新型精神病理学”（NPP）概念提出了“回绝型神经症”的当代临床范畴，区别于传统弗洛伊德式的“防御型神经症”（癔症与强迫症），来探讨当代自由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话语‘对欲望动力学所产生的主体性影响。鉴于这是父之名的“回绝”机制在国内的第一次系统性引入——区别于神经症的“压抑”、精神病的“除权”和性倒错的“否认”的第四种机制——近期我也将围绕这个专题发布一系列推文，敬请期待。顺祝朋友们国庆假期愉快：）
〔法〕蒂埃里·罗特｜文
李新雨｜译
刻画了我们当代社会之特征的自由主义、现代化与消费，都推动了“对象的主宰”，它们给每个人都提供了一个永久的机会并打开了通往一种“对象性享乐”的大门。但是，在这一点上，它们也将主体推向了一些成瘾行为，并施行了一些新的精神装配。回绝“父之名”，拒绝将阉割视作指向想象性对象（亦即“阳具”）的象征性缺失，这种机制值得我们仔细研究。
自从过去二十年左右以来，患有成瘾的人数不断增加，各种不同类型的成瘾也在不断增加。人们往往都会正确地强调这些突飞猛进的 “新型病理学” 与我们现代社会的运作之间的关联。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会病理性地成瘾。
No.1
自由社会与物质成瘾
今日的西方社会基本上是按照一种科学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逻辑来运作的。科学不断地生产新的消费对象，从而完美地维持着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后者的运作使一种永久且无缝的增长成为必需。每个品牌都在力图让其客户着迷和不断更新其产品。举例而言，让我们想想著名的“家庭士气”（moral des ménages）的每月测量：它涉及的恰恰是测量家庭的月度消费计划！
当然，这一切之所以会成为可能，一方面要归功于令人难以置信的科学进展（控制授精、技术进步与身体的日益商品化），而另一方面则要归功于经济自由主义和它所承载的相对于宗教与道德的解放，而宗教与道德本来可以约束此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自由主义发展。
尤其是，所有这些进步的结果导致了在我们所谓的“消费社会”中对于一种“对象性享乐”的普遍化，查尔斯·梅尔曼将其描述作以直接触及对象为中心，而不再以阳具维度所框定的假象为中心（2009）。此种享乐以“平等主义”的方式——某些人会说，“终于平等了”——涉及到“两性皆宜”，并将性的享乐带向了给个体提供的很多其他享乐的状态。所有这些被现代话语所推崇的享乐，立刻就在大众舆论的视野中流行了起来。它们对捍卫平等的战士们——因为这些享乐是力图向所有人来提供的——和发展经济的骑士们具有着同样的诱惑力。
梅尔曼《新精神经济：今日的思维与享乐方式》
因此，我们的现代性旨在消除抑制、羞怯与“古老的道德”，以同时确保每个人的发展——必要时在“教练”的帮助下！——与每个国家在全球化大市场中的经济发展。“父之名”，亦即由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所定位并由雅克·拉康所阐释的“父性功能”——由阉割所规定的此种隐喻性功能是通往欲望所必需的（因为它意味着缺失、两性之间的不对等，乃至享乐所固有的牺牲与失败）——在逻辑上遭到了资本炸弹的沉重打击，同时也炸平了现代对象博览会中的阳具性维度。精神分析家们如此坚持的著名“阉割”——“父之名”只是对此的强调，因为它事实上取决于语言的法则——现在却不再有人想要它了！另外，我们早就已经不想要它了，但我们以前几乎没有被提供任何逃避它的选择，除非是以相当罕见的“英雄主义”为代价……但在今天，社会话语却通过新自由主义的恩典而给主体提供了比唯一的“阳具性参照”更好的那些“对象性享乐”，这些对象性享乐总是不断地更新，不再依赖于作为“阳具性享乐”的阉割，而是依赖于永久提供的刺激。
为了试图明确指出这样一种新型“精神经济学”在某些个体那里似乎所产生的结果，我们采纳了马塞尔·切尔马克（1998）所提出的一个术语，但却是为了扩大其用途，我们可以谈论对于父之名的“回绝”（récusation）。这个术语在我们看来是很恰当的，因为它清楚地表明了今天可以在主体与父名动因之间建立起来的一种新型关系。
圣安娜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马塞尔·切尔马克
此种鼓励“享乐”的逻辑当然会推动成瘾行为。因而，成瘾碰巧便处在我们现代经济运作的核心。成瘾者，也就是说，陷入最彻底依赖之痛苦中的主体，可以被是视作没有“退路”之人，他们将市场的逻辑和“剩余享乐”的对象（雅克·拉康的“对象小a”）推向了其极端，并在其他人退却的地方献祭了其自身的存在。
No.2
对抗性别的现代方式
我们可以强调，在此种当代的“精神经济学”中，人类对抗性别问题的永恒关切仍在继续着。长期以来，上帝的形象与宗教的道德一直对性生活起着调节性的作用。以“父权制”为基础，宗教的作用便在于将性享乐置入法律、义务和牺牲的界标范围内，它强调了承担“阉割”的必要性，并推动了人们对其自身最隐秘欲望的“压抑”。宗教为男人们和女人们设定了一些不可变更的角色，往往也会迫使他们感到“罪疚”与“挫折”。因此，面对由雅克·拉康（1975）所定位的“性关系不存在”（也就是说，面对女人的享乐与男人的享乐既不相同也不对称的事实，而且每个人与享乐的关系也都仅仅取决于其自身相对于阳具的定位），便产生了联系于性别的各种焦虑与徘徊，不要忘记女人还总是会以她们所代表的神秘“她异性”而激起焦虑：所有这一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由宗教所负责的。
有趣的是要注意到，摆脱父权制与宗教权威的自由，连同享乐的自由化，却在性欲的问题上产生了一种相反的效果。当然，1968年的五月风暴、避孕套、避孕药，特别是堕胎权，都促使性行为变得更加容易了，尤其是对女性而言，但这也很难解决两性之间关系的结构性难题。
这些变化对个体与性欲的关系产生了一种双重影响：一方面，它们促使性行为变得更加容易，通常都增加了一生中性伴侣的数量或是性行为的多样性，而另一方面，它们却也迫使性欲进入了当代享乐的竞赛之中。因而，我们经常都能在年轻病人们（15~35岁）那里观察到一种不那么焦虑的性行为，而且往往都没有罪恶感，这是一种非常自由的性行为，但与此同时，性在他们的精神经济学中却也不再占据着一个核心的优势地位。他们觉得自己可以自由地发生任何他们想要的性关系，但却同时发现自己总是会被其他的享乐类型所捕获，这些享乐往往都是孤独的，但也更加容易，有时甚至会成瘾，这最终可能会把他们的性欲变得相当受限制，甚至可以忽略不计——除非性本身就被倒错化成了“消费品”。
让我们举一个临床的例子：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在恋爱关系中生活了一年，她抱怨说她那迷人的伴侣夜以继日地从互联网上下载电影和音乐。他们很少发生性关系，根据她的说法，他们的性生活进行得“非常顺利”，但仅仅是在体验到其他享乐的时候才会如此——例如在DVD发行前一周先把电影下载下来！
因而，继宗教道德之后，恰恰是“剩余享乐”的肯定化对象自行取代了联系着性别差异与他异性的那些困难。在这里，成瘾者再度成为了此种现象的特别代表。我们只需要再次举个例子，便能指出严重的毒品成瘾者或酒精成瘾者的性欲会变成什么样子……就赌博成瘾者而言，他通常都更容易被他的老虎机或扑克桌（麻将桌）所吸引，而不是被他所爱之人的魅力所吸引。
No.3
从社会维度到个人维度
在强调了我们当代社会的运作与这些新的成瘾问题的联系之后，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一方面，精神分析总是一种“个案接个案”（cas par cas）、“一个接一个”（un par un）的临床——即便“无意识主体”也始终都是一个“社会性主体”——而另一方面，在“成瘾”一词的病理学意义上，在今天也并非所有人都是“成瘾者”。
不可否认的是，在这方面确实也存在着一些个体差异，这些差异导致在以对“父之名”及其所携带的阳具性维度的某种“回绝”所统治的当代社会中被抚养长大的年轻人——即便他们全都会在其精神经济学中产生某些效果——却并非全都因此是吸毒者、酗酒者，乃至沉迷于游戏、网络、性爱和食物等等的上瘾者。
有些人可能只会时不时地以聚会轰趴的方式而吸食毒品，另一些人则可能很快就会变得对此种毒品上瘾。同样，有些人每年只会到赌场两三次去寻找刺激，而另一些人则注定了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在牌桌上度过。那么，每个人都可以跟酒精甚至大麻建立起不同类型的关系吗？
在我们 “以对象为王” 的当代社会中
成瘾在逻辑上已经变成了一个大规模问题
举一个最近的例子，我们曾多次遇到过完全沉迷于互联网约会网站的那些年轻人，他们从一个伴侣转向另一个伴侣，但却没有任何真正的相遇是可能的，因为主体最后只是迷上了成千上万的个人资料和伴侣照骗，乃至幻想中无数其他可能的艳遇……因而，为了伺机攫取最短的邮件，最小的迹象，人们发现自己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电脑屏幕或是他们的手机面前无休无止地消磨着时光，没有任何相遇能够在找到完美对象和理想伴侣的幻想面前产生某种分量，而这只会增加每次约会（约炮）的“一次性／日抛”特征。所有这一切都对应着一种永久的“切换”（zapping），每个人都会轮流被审视、被观察、被比较、被评价，被爱慕，被追踪，被“拉黑”……因此，这是“切换”的经济学与“自恋”的经济学。然而，其他人也在这些约会网站上注册了几个月时间，然后毫无困难地便取消了订阅，这要么是在一次美好的相遇之后，要么是因为这种猎奇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有趣的东西。尽管如此，几乎所有人都可以感受到它可能带来的成瘾性维度，即便为数不少的人都能与此种螺旋拉开距离。
在我们以对象为王的当代社会里，牺牲与缺失绝对不再被社会话语宣扬为必要性的东西，成瘾似乎在逻辑上变成了一个大规模问题：如果说真正的成瘾患者并非全部，甚至并非绝大多数，那么他们很可能处在常见的正常性成瘾的病理性一面。
No.4
父之名的“回绝”与成瘾
在我们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推向成瘾”（pousse-à-l’addiction）与某些个体的成瘾症状之间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可渗透性。为了明确指出对很多病人来说所上演的事情——例如人们经常称之为“边缘型”（borderlines）的那些病人，而“成瘾者”便是其非常忠实的代表——谈论对父之名的“回绝”可能是非常合适的。因而，在这个术语中，我们既可以听到对“父之名”的承认——因此是在承认隐含着必要的牺牲与欲望之来源的那个动因——同时又可以听到一种拒绝这一承认的形式，其方式是“我对此毫不在乎”（J’en ai rien à fiche），主体的回绝因而便表明他有能力承认这个动因——我们因此并非处在精神病之中——但却是为了使其丧失合法性，主体认为自己没有任何理由屈服于这个动因。经由“父之名”所准许的“权威”的位置是存在的：权威被承认，但因为主体回绝了这个动因，主体便不再受牵连。因而，他便被剥夺了“象征性债务”，这与成瘾不无关系，“成瘾”（addiction）在词源上便指的是由于没有偿还债务而受到身体的约束……在此种运作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压抑经济学，因为如果说我们在传统上会进行压抑，那也是因为我们服从于由“父之名”来表达的法则，对于父名动因的“回绝”可能允许了在一定程度上对压抑的逃避。简而言之：上帝死了，一切都是被允许的……
大量摄入“毒性物质”，会使主体从其欲望及其责任中摆脱出来，同时指向一种即刻且直接的享乐，而非经由象征性丧失与他异性的维度，这便构成了一种完美的拒绝方式，亦即“回绝”父之名运作的结果，甚至由此避开了阳具维度的种种约束。
“回绝”机制不应该与精神病特有的“除权”机制相混淆，因为在这里也确实存在着——至少是在“最低限度上”（a minima）存在着——对于联系着“父性隐喻”的象征性权力的承认与内摄。此外，绝大多数患有成瘾的病人也并非都是精神病患者。当然，也有不少精神病患者会陷入成瘾，这种对于某种特定对象的彻底依赖甚至可以成为对其精神病问题的一种治疗方式〔亦即“增补”〕，但我们在本文中讨论的不是这类病人。就“回绝”而言，它涉及的也不是性倒错特有的“否认”，因为以“父之名”来实施的阉割并未在被否认的同时也被承认：它被承认，但却被谴责，这是截然不同的事情，因为我们在逻辑上不可能回绝我们所否认的事情。最后，它涉及的也不是经典神经症的“压抑”机制，亦即以症状形式的妥协形成，因为神经症患者抱怨并撞上的恰恰是他已经承认且只能服从的象征性法则，因此他才压抑了其自身的那些最为隐秘的欲望。至于其症状则是其欲望在法则中留下的痕迹，何况没有“回绝”过程，“次级压抑”在这里便显得更加必要。
因而，“回绝”的概念是非常有趣的，因为它有别于三种主要的经典防御模式——亦即：“压抑”、“否认”与“除权”——而且它还似乎清楚地指明了很多病人尤其是成瘾者所面对的问题。事实上，他们都在“承认”父之名（因此需要一种“最低限度”的压抑）与“回绝”父之名之间被撕扯、被分裂，而且是以主体将自身排除到这个父名维度之外的方式，这是在他们“同意”承认的权威面前真正“挽回颜面”的方式，正是这一点将这些个案与“经典”的神经症和性倒错或精神病区分了开来。
让我们顺便指出，就像拉康的“除权”一样，“回绝”一词也是从法律术语中借来的，它的意思是“拒不接受某人的权威”，尤其是“出于对偏袒的怀疑而拒绝一位法官、陪审员，仲裁人或大专家”（法语《拉鲁斯词典》中的定义）。父权制的日渐持续衰落，还有对“剩余享乐”对象的升扬，都意味着很多主体会被推向“回绝”在社会上变得如此没意思且如此站不住的“父之名”。
No.5
阉割：“只是为了好玩”？
这些依赖的病人都是自私的形象，因为似乎缺乏以对象的丧失为基础的主体性分裂，他们往往都被称作“边缘型”或“边缘状态”。这个术语长期以来都受到依靠于其三种主体结构及其三种主要防御机制的绝大多数拉康派精神分析家们所拒绝。但是，临床却会迫使我们更多地思考此类个案，因为它们似乎并不对应于一种明确的结构：通过“回绝”父之名，且因此回绝阳具性维度与象征性阉割，这些病人当然承认父之名，但却是为了更好地将自己排除在此种约束之外，他们在遭遇困难、挫折或是各种主体性约束时认为自己是完全自由的……自由，就像我们经常观察到的那样，他们会以成瘾的方式用一个非常实在的对象来异化自己，甚至是在一些“行动宣泄”中来抹消自己的主体性，又或者是由于缺乏引导而陷入在一种“慢性抑郁”中自我崩溃。
国际拉康协会创始人查尔斯·梅尔曼
查尔斯·梅尔曼没有直接使用“回绝”这个术语，而是以一种在我们看来似乎解释了我们试图以这个概念来部署临床的方式来定义了这些所谓的“边缘型”个案： “什么是边缘型？……这是一个主体的位置，他时而可以来到这个家庭中，来到参照于父亲的这个指定居所中，时而又可以说：‘再见，我生活在别处，我四处旅行，我无拘无束，我自由自在，我从我想要的地方说话，我做我想做的事情，我不再清楚地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我可能会对此体验到某种混乱，甚至焦虑，甚至生病，我变成了什么，我要去哪里，我到底在干什么？’我会忽略这样的一个事实：你们在这个提审中发现了我们那些毒品的作用之一，也即寻求摆脱这个指定居所的作用”（Melman 2001）。 “回绝”恰恰意味着在上述个体那里的此种可能性摆荡，因为他可以反过来认为自己拥有着一个足够有趣的主体性避难所，或是在参照于父之名的时候感到安心，然后决定逃离这个家庭，逃离这个对于牺牲的召唤，以便发现自己在最后被免除了所有约束，从而觉得自己几乎不用担心他认为自己有权“回绝”的权威。对于这些新式的“回绝型”主体来说，阉割，就像孩子们所说的那样，可能……“只是为了好玩”！
查尔斯·梅尔曼《今日精神分析引论》
问题在于，此种阉割——亦即父之名唯一给出（或曾经给出？）的形式——完全内在于语言的法则。实际上，语言的运作便隐含着丧失的维度（拉康的“对象a”），以及位置之间的不对等和裂隙、误解，乃至“言在”之间且尤其是“两性”之间关系中的永久欺骗。因此，通过“回绝”所有权威和所有阉割，主体所冒的风险并不仅仅是拒绝阉割的这样或那样的父性形象代理人，而且还有拒绝他以其为根基的分支，亦即：语言的分支！因而，我们便可以觉察到父之名的“回绝”机制可能会产生的那些临床后果的范围之广泛……
为了呼应雅克·拉康的一句著名公式——“假设父之名，当然，就是上帝。正是在这一点上，精神分析成功地证明父之名也可以被免除。我们也可以免除父之名，条件是利用它”（Lacan 1976）——这些新型主体的戏剧便在于，即便他们成功地免除了父之名，但他们却并不理解这意味着其条件是能够利用它，也就是说，能够将它所呈现的种种约束纳入考量，围绕着阳具性维度来形成限制，而这些限制最终都是语言法则的限制。
No.6
个体差异：“回绝”的问题
是什么导致某些主体像其他人一样被捕获进我们的自由社会的经济运作但却不会被捕获进这样一种成瘾的精神运作呢？我们只能根据具体个案来具体分析，而最后我们基本上也只能根据对此类病人的某些精神分析治疗和心理治疗所作逻辑建构的迂回来作出一些假设。似乎在他们的个人历史中，尤其是在面对亲人的话语和父母的榜样时，某些年轻人能够比其他人更好地在无法逃避的缺失维度上找到支撑。他们的幻想（根据拉康的数元，亦即：分裂的主体与“对象小a”、“跌落的对象”、“丧失的对象”和“欲望的原因”之间的关系）因而便能够以更加坚实且更可运转的方式来进行建构，从而使他们能够依托于这个缺失的“对象a”，同时发现自己更有能力来应对伴随着权威跌落的这些消费对象的激增。
因此，这些主体便能够获得一些精神手段，从而使他们不至于让自己太多地被当代社会的“推向成瘾”与不受约束的“自由幻象”所吸引，他们在其主体性道路上并不依赖于对父之名的“回绝”。但其他人却由于此种“回绝”而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更加实在性而非象征性的缺失，此种缺失无法通过他们的幻想而被锚定在丧失的“对象a”之上。他们必须要寻找生存所必需的这个缺失的维度，并在各种各样的产品或对象所允许的实在缺失与贪婪填鸭的震荡之中重新创造出这个缺失的维度。
蒂埃里·罗特《自由人：成瘾与当代的临床》
或许，某些在事后看来得到更好结构化的个体，在他们的童年时期对进入语言的享乐会更加敏感一些，这意味着一种主体性的“登陆”并非是没有约束的，因此也意味着要更多地放弃与母亲“性交”的那些身体享乐所钩住（Freud 1905）。在他们的精神建构中，不同的主体因而便会以不同的方式而受到象征法则所接纳和受到感官世界所捕获……在一个就其本身而言便如此谴责那些象征性约束的社会里，他们便会或多或少地被“推向回绝”。
某些人的装配较好，因而能够面对此种约束，而不必永远参照于一个“父亲”。他们会让自己不那么容易受到“感官世界”与“身体享乐”所吸引，因为他们已经登录了语言及其法则，而丧失在这里是有其位置的。但就那些依赖于对父之名的“回绝”的人来说，他们所依托的根基较轻，也更加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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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周泓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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