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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难以接受自己的平庸?

2016-07-30 张畅 新京报书评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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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需要主张』



“梦想”曾经是一个崇高的词汇,不幸的是,被用滥了。在一个基本拒斥崇高表达的时代里,它流向了平庸,流向了羞于提及。“梦想”本身已经平庸了。 年轻而无所畏惧的时候,你可以体验“无知者无畏”的气壮山河,反正你不知道也不愿意相信你的宏愿早已被他人许下,你的话语已被他人说过。你特立独行,走路脚底生风。听不进劝说,于是会走进“林中两条小路中人迹罕至的那一条”。结果,人口基数太大,人迹罕至的那一条人也很多,两条路上都堵满了人。 这场景如同某化妆品牌最近发布的一则1分钟的广告《小梦想VS大无畏》。视频中,面对第一个问题“你的梦想是什么”,四五岁的小姑娘们纷纷回答:superstar、科学家、飞行员;而二十六七岁的女孩则说自己曾经有过,现在没有明确的梦想。第二个问题“你的梦想有多大”,二十六七岁的女孩们说“小一点的”,而四五岁的小姑娘则将手臂使劲伸开:大。第三个问题“一辈子有多少个梦想”,二十几岁答“四五个有的”或“两三个”,四五岁答“一百万个梦想”。最后一个问题“你能实现梦想吗”,四五岁的兴奋雀跃:“会成真的”;而二十几岁的则表示“难以实现”、“被现实约束”。



我们这一代,没有经历过惨绝人寰的战争,没有经历过物质匮乏的绝望,没有经历过能够书写和纪念的痛苦。我们正在经历的,只是消费时代琳琅满目的商品和广告,只是日复一日自我价值的叩问,无聊琐碎的日常生活,以及在现实与理想的鸿沟之上怀疑自己是否平庸。 那好,今天就来讨论平庸。


撰文:张畅

 

不断从非黑即白的对立状态中走向灰色地带,从绝对二元对立的单一夙愿到更复杂更深厚的自我诉求,从对自己能力无限、前途无量的幻想到认识自身的局限和对外界宽容。这些转变并非易事,也无可厚非。“变得现实”并不是什么值得抨击的坏事,“心怀梦想”也不必要用来标榜和宣扬。毕竟,我们都是在现实和梦想中间苦苦寻路的人。

 

正如电影《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中那句台词说的那样:“小时候,谁都觉得自己的未来闪闪发光,不是吗?但是一旦长大,没有一件事会随自己心愿。”

 

 

《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剧照

 

尽管我们终于长大并学会接受现状,我们开始为喂饱自己、养活家庭、买房买车、升职加薪而忧心苦恼,但还是不甘愿从内心接受自己终将平庸的现实。“平凡庸常的生活”这一问题从未因为时间的推移而让人心安,它如同一个幽灵一般深深困扰着现代人的神经,尤其是对那些从未忘记儿时那些“闪闪发光”的梦想的人,平庸的现状实在难以承受,却又不得不面对。

 

在早晚高峰人满为患的地铁上,在人声鼎沸车流不息的十字街口,在不甚如意却无力改变的生活里,我们会忍不住质问自己:为什么要接受眼下这不满意的生活?仅凭一己之力能做出什么改变?曾经的梦想还有实现的可能吗?

 

这些问题往往没有答案。

 

那么,究竟什么是平庸?哪些社会因素导致了并不鲜见的个体的平庸?又是为什么,我们如此难以接受自己的平庸呢?



平庸的社会根源

不再想象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

 

丧失自由和创造力,除了物质需要之外别无他求,以现实为自己行为和思考的上限,以身边的人的普遍言论和感受为自己的判断标准,不再想象或追求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最终自动放弃生命中的其他可能性。

 

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在其《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中,对物质极速丰盈、科技快速进步、精神状态却令人堪忧的现代工业社会提出了批判。如果从这本书中的观点反观当下的生活,不难发现:在信息产业高度发展的今天,人类社会的价值结构和认知能力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因为既有的事物和规则繁复到让常人无法理解,所有存在过的宏大的事物或话语都会被人们慢慢消解。当旧的认知无法承载过量的信息,人们就学会对接触到的信息进行最简单粗暴的处理:不再关注与自己的切身感受无关的事物。那么,什么是与切身感受有关的事物呢?就是那些能为个人发展带来可观利益的、对自己的财富、地位、人脉、认知产生有效输入的,或者不那么功利的说法是:能和内心发生碰撞而产生某种反应的事物。


《单向度的人》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 著

版本: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4月

 

如今,工作职位对于个人的约束力越来越弱,人们定义自我的方式也在悄然改变。区域、国家、不同社群之间的隔离作用已经降至最低,对于族群的认同感也从最初的地域划分变为共享资源的划分。但这种建立在共享资源的基础上的联络,未必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情感和心智的沟通,反而更易指向利益化的诉求。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与日俱增,人们开始慢慢失去共同的志趣和理想,渐渐不愿和人吐露内心深处的观点和看法。和崇高有关的话语被大众的日常生活消解,甚至在娱乐至死的催化剂之下遭遇前所未有的反叛。让内心稳固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人类变成了某种由人类自身所创造的理念的载体。成功的标准变成了:一个人是否取得了这种理念下的合理价值。

 

人们无法想象不同方式的生活,只能按照媒介宣传中既有的统一而光鲜的样式,将自身生活当做对“成功人士”或“名人”生活的拙劣模仿。然而,想要穿越这些社会幻象并非易事。根据齐泽克(Slavoj Zizek)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意识形态作为特定时空下人们普遍相信的标准说法,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的思考和判断,同时构筑着现实。比如,对于女性相貌的话语体系已经在广告年复一年的宣传中被固化;消费并不能像大众媒介宣扬的那样能够提升社会身份,让自己变得高贵;整容也并不会让生活更幸福。齐泽克指出,话语体系要真正发挥作用,一定要粘附到主体身上“创伤性的、非理性和无意义的残留,剩余和污点”。简单说就是,你愿意相信特定的女性的相貌是美的、购物消费能让自己高贵、整容后能更幸福,是因为你曾因为容貌缺点或地位卑微而体验过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创伤。

 

《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

[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 著

版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5月

 

就这样,我们一边希望自己成为被注视的对象,渴望自己在特定人群中树立某种“楷模”,同时又容易对他人良好的生活状态羡慕嫉妒恨。我们发现自己越来越难接受他人过得比自己好这一事实,并且面对自己日复一日单调琐碎的生活,感到乏味无趣甚至愤懑不平。这就是为什么,每天早上醒来,刷着朋友圈的你总会对着那些晒美景、晒美食、晒自拍、晒幸福的内容,内心五味杂陈。同质化的生活方式、单一的生活目标、社会快节奏的高效运作模式,让你不得不从和别人的比较中获取成就感(而非转向内心的自我探求)。在不自觉的比较心态的驱使下,你不禁怀疑:是不是别人过上了你原本想要的生活,而你自己却一事无成?

 

在实用主义甚嚣尘上的当下,拒绝批判性的思考,放弃成功的信念,意义和价值不再经得起质疑,被单一话语体系操控思维,在自我反思无果之后彻底堕入日常生活。是大多数人最终被迫选择的生存状态。

 

不甘平庸的教育根源:科学家总好过厨师

 

我们并非生来如此。在我们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平庸的种子尚未种下。恰恰相反,我们的头脑中长期占据着截然相反的理念灌输:宏图远志和英雄梦想。正是这两种观念灌输,让我们从小视伟人或圣人为神明,将梦想在语言上简化为“科学家”或“政治家”。尽管二三十年已经过去,这部分的记忆依然清晰。

 

我们的教材里,写满了成功者的宣言和对英雄主义教条式的赞美。毫无疑问,这些伟大的人物曾经在历史上留下了不起的痕迹,他们有的确立了改变整个国家的法案,有的创造出改变人类发展进程的发明,有的留下一本皇皇巨著在死后仍被人传颂,有的不顾个人安危拯救危亡之中的民族。他们或智慧,或努力,或坚韧,或勇气非凡,而在学习他们事迹的同时,世界观尚且模糊的我们早已构建出一种近乎真实的想象:未来的某一天,自己也会通过智慧、努力、坚韧和勇气书写自己的传奇故事。


《巨人三传》

罗曼罗兰 著

傅雷 译

版本: 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年


而事实是,现实社会是一个巨大的金字塔,等到我们真正投身其中的时候,才猛然发觉:我们从未被告知或引导自己会有朝一日成为塔底的大多数,而只是日复一日地坚定冲向塔尖的信念。而在整个攀爬的过程中,我们会慢慢发现,大多数时候,单靠智慧、努力、坚韧和勇气是远远达不到成功的(或者说达不到我们期待中的成功标准),有诸多其他个人不可控的先在因素深刻影响着一个人的发展,比如家境、财富、所处的社会阶层、父辈积累的社会关系等等。


2015年底,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民调蓝皮书:中国民生调查报告(2015)》显示,当前我国阶层流动受阻,很大程度上与家庭背景的隐形门槛有非常大的关联,家庭关系资本对社会流动的作用日益凸显。有学者将当前中国阶层流动的特点归纳为:

 

1. 碎片化:分化了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不再扭结,呈现无序状态;

2. 断裂化:随着贫富差距的拉大,社会结构出现断裂,两极化的群体不再有共同利益;

3. 层理化:社会群体横向流动的通道相对畅通,上下流动的通道阻滞,阶层之间形成了分明的界限并且难以实现利益的交流。



在阶层关系相对固化的当下,仅凭个人努力和才华很难在40岁之前抵达先前预设的成功标准时,我们开始转向用谦逊、正直等德行来定义自己,而非世俗意义上的功成名就。然而,这一趋向是值得警醒的。引用布尔迪厄在《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中的一句话:“人们总是将被支配的那些品质与诸如顺从、谦逊、谨慎、拒绝荣誉、正直之类的德行结合在一起,因为这些德行能够让人们接受更低的位置,而又不至于因为过度投入却收获甚微而愤恨不平。”

 

因此,当学校教育将成功片面定义为成绩好、进名校、智商高、有理想的时候,那些缺乏此类特质的学生就会被鞭策、忽略甚至放弃。想要当厨子的学生就会在面对想要当科学家的学生时自觉“低人一等”。好在已经有很多家长从家庭的层面对这种教育进行了反思。比如刘继荣《坐在路边鼓掌的人》,鼓励孩子做个幸福的普通人,不必非要做个呼风唤雨的英雄,而是做一个在路边鼓掌的人。比如朱莎莎的《泡芙妹,全世界我最喜欢你了!》告诉孩子:“养育你只是为了完整我们的生命,就算你今后平庸至极,我也一样爱你。”在家庭教育中,打破对于英雄和伟人的迷信,让孩子接纳自己会成为一个普通人的事实,或许是个不错的尝试。

 

不甘平庸的现实助推器

成功学并不能产生意义

 

在一个人人都想成功的时代,整个社会的话语体系都是搭建在“成功”二字之上的。成功的创业者、成功的企业家、成功的作家、成功的人生。无论是媒体、图书,还是教育、讲座,都和“对成功的强烈欲望”密不可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成功学”进入中国,一时间励志书籍、成功培训、教育传销火爆异常。据调查,中国有81.3%的人读过成功学书籍,86.5%了解过成功人士的奋斗经历。当时年仅25岁的陈安之在美国受“成功学大师”安东尼·罗宾的影响,回国后创立了“陈安之研究训练中心”,不到两年身价过亿。成功学的演讲和培训大多在群体狂热的环境中,通过没有逻辑却激动人心的口号式传播,达到自我催眠的作用。这些课程往往价格不菲,且容易让追随者对“成功学大师”本人产生教徒式的崇拜。直到今天,成功学图书在机场书店的图书销售份额中占比14%,仍有很大一部分人群对“成功是可以通过学习和训练获得”深信不疑。

 

虽然成功学的意识输送在今天已经不那么简单直接,但它的痕迹依然明显。尽管成功学能在短时间内产生激励作用,但从长远看,并不能解决人内心的困境,只会不断自我催眠。其结果就是,绕了一大圈之后,依然对“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样的问题迷茫、困惑、无解。

 

美国心理学家朱迪思·维奥斯特的《必要的丧失》一书告诉我们,无论我们多聪明,都必定会面临“丧失的结局”,因为人的成长之路是由放弃和失败铺筑而成的。从生命之处脱离母体,到成长过程中如影随形的烦恼和压力,再到意识到“生活充其量也只是一个约束的梦,而现实是由不完美的联系构成的”,都是丧失在人生不同阶段的不同表征。丧失是断奶,是分离,是痛苦,却也让我们深爱所得的一切,成为“分离的人、有责任感的人、联系着的人和内省的人”。


《必要的丧失》

朱迪思·维奥斯特 著

版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


因此,在一个人短暂而仓促的一生中,坦然接受生命中的不完美,直面那些个人无法左右的得失,学会迎接失败,理解失败的价值,远比学习如何成功重要得多。

 

接受与不接受,并无优劣对错之分,只是不同的人生选择。正如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在《生命中最简单又最困难的事》中说的那样:“真正重要的是那种自由,意味着专注、自觉、自律、不懈努力,以及真诚地关怀他人,并且每天都以无数琐碎微小二乏味的方式,一次又一次为他人牺牲奉献。”

 

毕竟,在这庸常细碎的日常生活中,想要时刻保持警醒和自觉,同时能够接纳自己的平庸,体察到生活中微小的幸福感,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


《无尽的网》(Infinite Jest)

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作者:张畅,编辑:一一。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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