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人“跨学科”，一种修辞，一场苦修

书评君：斯科特先生，据说大名鼎鼎的《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杂志被政治科学协会寄到你学校邮箱后，你取出，直接扔进垃圾桶。这可是有百年历史之久的同行评议刊物，在政治学领域放眼望去，恐怕没有几本学报或学刊能比得上其影响指数，作为学者，你难道就不关心同行在思考或在研究什么吗？

詹姆斯·C. 斯科特（没有受过人类学训练的政治学家）：这是我2001年接受理查德·斯奈德访谈时说的一则琐事。你也可以认为有夸张的成分。但我还是得非常不好意思地说，当时至少得有8年没有读《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的东西了，之所以仍然收到刊物，因为只要你是美国政治科学协会的会员，都会自动收到刊物。很久前，每当我去参加他们的年会（最多每隔4到5年），通常都会续会籍，但之后我就任其失效了。

当年理查德·斯奈德和赫拉尔多·芒克——如果我没有记错——以“比较政治学”为主题做了一些他们本人挑选的政治学家访谈录，我是其中之一，因此我谈了谈政治学。而政治学存在着过度专业化的问题，我的意思是，那些对越来越少的人才有吸引力的、日益专门化研究的小圈子越来越多。

书评君：那么，扔掉刊物是你抵抗“过度专业化”的方式？

詹姆斯·C. 斯科特：根据我的同事道格拉斯·雷的说法，其实有人对一篇社会科学期刊文章的平均读者数量做了一项研究，结果是少于3人。让我们设想这可能是由于只考虑了三个因素中的一个，平均读者数量实际上是9人吧。

这仍然意味着，同行评审期刊的整套生意对外部世界没有任何影响，那只不过是一台为人们取得终身教职而设计的鲁布·戈德堡机械（Rube Goldberg machine）罢了，布鲁斯·拉塞特经营的《冲突解决学报》（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就是一个例子。没人读那些东西。它自成小圈子，贡献者们互相抚慰。但是，在参引期刊上发表文章仍然控制着人们的终身教职，即使这些文章只有少数人在引用参考。

书评君：有意思的是，也是在学校邮箱，你还拿到过一份“健康信息”公报。你读了上面的文章，其中讲，过去十五年的生物科学研究发现了大量人类健康所必需的营养物质，接着又说，在今后十五年里，会继续发现很多眼下一无所知但同样重要的营养物质。不知你还记得吗？我实在好奇，专业学术刊物对你的吸引力竟然不如一份推广刊物。

詹姆斯·C. 斯科特：你读的是《六论自发性》这本小书吧？我是提过此事。我记得那篇关于健康信息的文章，它的结尾有这么一句：“我们现在能给大家的最后建议，就是请尽自己所能保证饮食的多样化，从而把目前尚不为人知的营养物质纳入我们的菜单。”这是一个充满创见的判断和建议，因为文章并没有非常肯定地指出一种饮食结构，而是以比较开放的姿态承认饮食结构的多样性。饮食之间的联系并非完全可知，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也并非完全在可预见的规划之中。相反，饮食结构的多样性能让吃饭的人不偏向于任何缺乏依据的单一建议，在这个过程中自发地形成一种饮食秩序。

就像我回答理查德·斯奈德的——他们的书叫《比较政治访谈录》——如果我像个负责任的成年人那样行事，我会自问：“作为一名政治学家和读政治学的，我学到了或知道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呢？”我会指出有关合理性（rationality）的韦伯式洞见，以及有关物质利益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不同的学科知识就像多样的“营养物质”一样。我也从符号学中学到了一些东西。比如，几年前我正在开车的时候忽然顿悟了，我在汽车保险杠上瞥见一张贴纸，上面写着“美国，爱它或离开”。我心想：“只有我读过那些符号学的东西，才让我意识到这张写着‘美国，爱它或离开’的保险杠贴纸，其实是对另一张没贴出来的保险杠贴纸‘美国，我恨它，我要走了’的回复。这是一种反对消极缺席的主张的声明。”同样，如果你和来自宾夕法尼亚州艾伦顿（Allentown）或威尔克斯-巴里（Wilkes-Barre）的人交谈，告诉他们，他们来自一个多么糟糕的小镇，他们会勃然大怒。我的妻子来自匹兹堡，她也是这样的。越是糟糕的地方，就越需要保卫。符号学告诉我，每一种话语其实都在与看待世界的别样方式进行对话。

书评君：让我们转向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以他命名的阿尔伯特·赫希曼奖在2007年设立，每两年一届，2020年的得主便是上面的斯科特。这是赞扬他和赫希曼都具有广泛而卓越的跨学科研究能力。

米歇尔·阿拉切维奇（《阿尔伯特·赫希曼：一部思想传记》作者）：赫希曼当然是“思考广阔”的典范。我在写赫希曼思想评传时读到杰里米·阿德尔曼的《入世哲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他说赫希曼被蒙田极具个人风格的小品文和随想录所吸引，“蒙田的冥想和道德反思震撼赫希曼的心灵”。

我自己也发现，赫希曼早年在意大利期间（他那个时候是“奥托·阿尔伯特”），不断地扩大了他的阅读范围，虽然他做着经济学、人口统计学等方面的研究，但是他的阅读兴趣堪称广阔。我估计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学科的概念。如福楼拜、拉克洛斯，再如克罗齐、莱奥帕尔迪，都是他的阅读对象。

杰里米·阿德尔曼（《入世哲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作者）：是的，广泛的阅读为赫希曼打下了基础，使他特别关注隐藏在个人和群体行为背后的心理过程。

米歇尔·阿拉切维奇：我赞同阿德尔曼的看法。这些阅读对赫希曼的影响，在他的第一本专著《国家实力与世界贸易的结构》中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更突出的表现是在作为“散文家”的赫希曼身上，在他后来的作品中，如《激情与利益》（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转变参与》（Shifting Involvements）和《反动的修辞》（The Rhetoric of Reaction），都可以看出他这个时期阅读的作品风格留下的鲜明印记。

书评君：麦克洛斯基女士，经济学研究的“散文性”让人想起你主张的，经济学家应当是善于叙事的。除了实证的事实与逻辑，经济学还要依赖古老的修辞艺术“故事”和“隐喻”。令你欣赏的经济学家，也得是诗人、小说家。

迪尔德丽·N. 麦克洛斯基（讲授历史学和传播学的经济学家）：我得说，也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是好的。故事有好有坏。故事的好坏可以用修辞的其他三个门类——事实、逻辑和隐喻来判断。

事实会限制故事。所有的事实就在那里，它们要么毁了故事，要么给故事以生命。故事是人编出来的，而事实是“上帝”编出来的；但当然了，这两个我们都需要知道才能将讲道理。这就像钓鱼。我们人类用诱饵钓湖里的鱼，但鱼之所以在湖里则是“上帝”的旨意。他们真的在湖里。我么可以坚信，就算我们转身离开，鱼还是在湖里，同时也相信诱饵的设计是人类的工作，或者我们怀疑鱼本身毕竟是人构建出来的，但我们仍承认世界上最好的诱饵在没有鱼的湖里是无论如何也钓不上来什么的。所以我们可以用事实来批评故事。

当然，逻辑也可以批评故事，自笛卡尔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十分强调故事内在的连贯性。两个相互矛盾的事件无法在一个例子中同时发生。

故事和隐喻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在生活和科学之中我们都会使用这两种修辞方式，“众人拾柴火焰高”“厨子太多会毁了汤”对平常现象细想就是这样，但矛盾并不是什么病态。语言艺术中成功的矛盾本身就是说理的寻常事。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痴迷于数学的经济学家）：如果你们对19世纪也有兴趣，我也愿意谈点经济学的方法问题。如果经济学采用一种完全抽象和演绎的方法，它就变成了“优雅的装饰物”，对理解真正的问题毫无用处。我们需要归纳和推理，让它们“携手并进”。我这话可能令诸位想起施穆勒和德国历史学派。

“事实本身是沉默的”。根据这一前提，以我之见，经济学的方法并不是完美的方法，但它可能使用了所有科学已知的方法，物理、哲学、生物学等。

书评君：我们恐怕需要直面一个比较尴尬的事实，那便是，无论如何跨越学科知识的边界，其实都在通过强化边界来界定本学科的独异性，有了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或研究对象，似乎才具备某种学科的正当性。

以赛亚·伯林（在“狐狸”与“刺猬”之间的哲学家）：撇清与过往的关系，是诸多学科崛起的必经之路。当然，与此相对应的是学科也在追溯历史，找寻思想资源以立身。

经济学、心理学、语义学、逻辑学等学科逐渐摆脱了一切既不依赖观察，又不依赖形式的东西。成功迈出这一步之后，它们就能开创自己的事业了，最终成为自然科学或形式科学，丰富的哲学观念属于过去，经验与形式主导其现在与未来。因此观念史上的弑亲者比比皆是；新学科力图获得自由，要消灭老学科，并清除残留于自己体内的任何“哲学”问题，即不能清楚地指出解决方法的问题。

至少，这就是这些学科的理想。事实上，若要说某个成熟的重要学科终于清楚了哲学问题，这说法也许有些轻率。以物理学为例，现存的一些基本问题从很多方面看都像哲学问题——这些问题关系到概念的基本结构，人们就是根据这些概念提出假说并阐述其观测资料的。

彼得·伯克（致力于史学与社会科学理论沟通的历史学家）：如同在体育运动、宗教以及战争当中的discipline（训练）概念一样，学术上的discipline概念也是由来已久，它往往强调的是学者生涯当中“苦修”的那一面，同时也意味着，在必要的技艺修习成功之前，得经历长期的学徒时代。

我们可以把“学科”看成是一组非常独特的（或至少被认为是独特的）智识实践，而在诸如法律或者医疗这样的职业当中，它被学科体制化了。学院学科有时候还会被拿来和民族国家相比较，它们有自己的传统和领土，它们的“领域”和边疆，会警告侵入者离开。至19世纪，学术分科和各个“领域”的多样性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地步。

书评君：确实在19世纪，各种新式学科开始诞生，比如现代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对比之下，当初它们好像还是迷恋于“整体性思考”，纵然在寻求各自独异的方法或对象，却依然与其他知识系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事后也可称之为“剪不断”的关联。就如刚才经济学家马歇尔谈的，经济学也在乎哲学的、历史的方法，再如与他差不多同期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也是如此，历史与社会科学是没有像后来那样割裂的。

彼得·伯克：“割裂”肯定是在展开了。这些学科领域之自主性以物理形式体现在大学的系科分置，它们坐落于不同的大楼中，或是同一楼宇的不同楼层、区块。大学成了一组群岛，由大量或多或少独立的知识岛屿构成。今日对“跨学科性”的强调，实际上反证了从一个岛到另一个岛并不容易，尽管不是不可能。

书评君：是的，“不是不可能”。就连院系大楼在设计上也可能有一些突破点。

安德鲁·阿伯特（擅长思辨的社会学家）：我以20世纪30年代芝大的“社会科学研究楼”（social science research building）为例，来说明这种可能性。这栋楼囊括了社会学、经济学系和历史学系等。

《大学》（College，1927）剧照。

既然同属于社会科学，安排在同一栋楼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这栋楼的创举就在于，配置教师办公室不是以院系为单位（即不是整齐划一的一楼社会学，二楼历史学或三楼经济学）。我查阅历史档案，找到自1930年起的办公室安排记录，结果发现这栋楼的院系是交叉分布的。没有哪一层楼有超过一半的办公室是被某一个院系的教师占据。比如说在二楼，就有5位人类学家、3位经济学家、1位政治学家和1位社会工作教授在一起。即使是到了1959年，也只有经济学教授占据了一层的四分之三的办公室。

这种寻常安排给教授们带来了日常交流的便利。每天上下班或课间间隙，他们相互碰面打招呼。茶歇室还提供了咖啡和茶点。于是在楼里工作的教授们，喝着红茶，也吃着发腻的甜点。所谓的“跨学科”成了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书评君：跨学科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乔·莫兰（为“跨学科”呐喊的文化史学家）：我认为，我们在此首先需要对“跨学科”和“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这两个词加以区别，这可能对我们的访谈大有裨益，因为这两个词有时也同样令人困惑地被视为同义词。但是，后一个术语往往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学科的简单并列，例如文科的某些联合或混合学位，或者由不同学科的教师团队授课的个别课程。在这种情况下，学科之间仅仅是一种相邻（proximity）关系，它们之间没有真正地结合。

克利福德·格尔茨（无人能绕过的人类学家）：我倒以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文类混同”（blurred genres）的时代，一个“多种话语混杂”的时代，学科间的区别在这个时代里越来越难以界定。

书评君：单一的、统一的理性知识被打破，为跨学科提供了条件。反之亦然。20世纪后现代主义学者是这个过程的实践者。然而，这种跨学科既获得了许多的掌声和光芒，也被质疑了乱用其他学科的概念。有请索卡尔。

艾伦·索卡尔（批判后现代主义的量子物理学家）：许多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一直不断重复滥用科学的概念与“时髦的”术语。他们要不是完全抽离语境来使用科学观念，就无法提出正当的辩护理由。我并不是反对挪用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概念，只是反对毫无理论根据挪用。

让·布里克蒙（批判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物理学家）：正如后来大家所知，索卡尔曾尝试了一种非正统的（而且老实说是恣意的）实验。他向美国一家颇为流行的文化研究期刊《社会文本》（Social Text）投稿，文章的标题是：“逾越边界：朝向一个转形的量子引力诠释学”（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 Toward a 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文中充斥着荒诞与明显不合逻辑的推论。此外，文章断言一种极端形式的知识相对主义态度，主张“存有一个外在世界，其性质独立于任何个人与全体人类之外”是个古老的教条。在嘲笑这个教条之后，宣称“物理实在”和“社会实在”一样，终究是社会的和语言的建构。经过一连串令人目瞪口呆的逻辑跳跃之后，文章的结论竟是：“阿基米德的圆周率π与牛顿的重力常数G，以前被视为恒常且普遍，现在却让人感知到它们无可避免的历史性：假想的观察者完完全全被除去了中心的地位，和任何不再由几何来定义的时空点没有任何知识联结。”

这篇文章不但被接受，并且被刊登出来，更糟的是，《社会文本》以专辑的形式刊出，以驳斥若干知名科学家对后现代主义与社会建构论的批评。

书评君：不过《社会文本》当时似乎不是同行评议刊物，若是，稿件必然会被匿名发给这个领域的评议人。能否刊登可能就未定了。

让·布里克蒙：刊发这件事本身并未证明什么，只不过揭露了一份流行学刊的知识标准。

书评君：这还是因为你们不会同意，现代科学只不过是众多科学中的某种“神话”“叙事”或者社会建构这样一种观点。你们之间更多的是知识相对主义与理性传统的矛盾罢了。其实单论概念使用这件事，即便是在人文或社会科学内部，也充斥着不同意见，彼此也都会说乱用某个概念。这似乎存在于任何两个不同学科之间，只是程度有别。

斯蒂芬·科利尼（为大学辩护的思想史学家）：在任何领域，学者为了寻求精确性，都会小心翼翼地规定词语的特殊的含义。日积月累，他们就不必提醒同行专家某一术语的特殊含义，因为对于所有花费毕生精力阅读此类材料的人来说，他们以及习惯成自然，将专业术语内化为自己语料库的一部分。

来自某一学科之外的非专业读者（对于其他领域而言，我们都是非专业人士），他在阅读之初可能会误以为，某个词是在他所熟悉的意义上使用的，并误以为该词会将他引入一条别有洞天的小径，却发现自己误入一片无法穿越的灌木丛，于是变得愤恨不平。久而久之，这诱发了更大的指控，抱怨人文学科的专业化“过了头”，该领域的学术研究已经彻底脱离了“普通读者”。

罗兰·巴特（探索符号学的作家兼社会学家）：跨学科并非一项波澜不惊的平静事业。我的意思是，当旧学科之间的团结由于涉及一个新对象和一种新语言的利益而瓦解时——这个新对象和新语言在旧学科领域没有立足之地，无法使旧学科和平共处——跨学科活动便有效地开始了（而不仅是表达一个虔诚的愿望），这种阵营划分上的紧张不安正是诊断某种突变发生的可能点。

书评君：人文或社会科学与科学还是不同，而这可能恰是“跨学科”的起点。不知能否这样理解？

朱迪丝·N.施克莱（有古典写作色彩的政治理论家）：我以文化史为例简单论述几句。文化史——哲学、文学、科学和艺术创造者的历史——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成为历史学家的首要关切，当然这种建议并不新鲜。罗宾·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The Idea of History）极好地捍卫了这种思想史。他的论点极为简单，如果历史学研究的是人的意识，而且如果它的目的是人类的自我认知，那么历史学就是对思想的研究。它审视的每一条历史记录，都是某个“思想者”（thinking being）的表达。历史学家探究的是它所契合的精神世界。与科学不同，这种重建需要充分调动想象、同理心，并且超出了小说家的技艺。

书评君：你尤其强调历史性。

朱迪丝·N.施克莱：这是不言而喻的。我们之所以抛弃某些学科，如颅相学（phrenology），乃是因为它们被证明是错误的。之所以抛弃其他一些学科，只是因为它们已经完成了自身的使命，例如某些类型的逻辑学。有时候，一门学科的名称虽然没有变，内容却被更优越的学科所取代或改造，例如病理学。历史学不太可能遭此厄运。然而，历史学家的道德焦虑和自暴自弃所产生的内在张力，可能会屈服于这种无所不在的意识，即历史学微不足道，实践性不足，以及在结果上有局限或误导性。历史学家经常会陷于强烈的自我怀疑。这并不是说，他们在不久的将来还要如此。相反，当今的多数历史学家正在严肃地致力于他们集体努力的进步，而大众对历史的兴致似乎一直未减。

《教授》（The Professor，2018）剧照。

书评君：历史似乎确实是反思科学主义的有效方式。

小威廉·休厄尔（研究历史学和“时间性”的社会学家）：我本人是这种反思的受益者。回想起来，我认为自己的学术生涯从社会史转向文化史，是我20世纪60年代激进思想中反福特主义面向的迟来结果。

受文化人类学鼓舞，我放弃了许多人都曾经认同的新社会史的抽象经验主义。人类学为我指出了寻找有意义的人类行动的途径。当然，对意义的历史的疑问在思想史中向来有着重要的地位，但文化人类学之美在于，它使我们不仅能在伟大思想家的文本中，还能在仪式、传统、语言和普通人的日常行为中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它使一种贫民、被边缘化者、被压迫者、文盲和半文盲群体的思想史成为可能，而这些内容也是社会史的日常所需。可见，社会史朝人类学的转向，完全符合自身真诚开阔的气质。正如定量研究方法使社会史学家得以把握形塑上述群体生活的社会、经济及地理结构，人类学方法则使我们得以把握他们的文化体系。于是，运用人类学方法可以通过将文化结构叠加到我们所熟悉的社会结构之上，扩展或者说补充了我们对社会范畴这一概念的理解。

史蒂文·史密斯（列奥·施特劳斯的研究者、辩护者）：我认为我们也有必要谈一谈施特劳斯。他实际上把“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都给批评了，当然他是不反对实证精神和历史意识的。他受到许多误解和争议，但是他关于“整体”的知识的探求，对我们谈论跨学科还是大有裨益的。

他所谓的整体，指的并不是某种百科全书式的清单，一个关于所有存在事物的范畴；他指的是一种关于“事物本质”的知识，也就是由这样一类存在构成的基本范畴，对于这些存在我们能够提出“什么是……？”这样的问题。我们通过知道事物的本质或其所属的范畴来了解一个事物。哲学力求范畴性的知识，而非关于特殊事物的知识。关于这类范畴，施特劳斯所举的例子是关于人和世界的知识。

但即使哲学力求关于整体的知识，整体从根本上说也是难以捉摸的。我们或许有关于部分的知识，但整体仍旧是神秘的，并且在缺乏关于整体的知识时，关于部分的知识仍旧是不完整的知识。施特劳斯承认，对一致性与完整性的崇高雄心和结果的微不足道，这两者间的不一致“可能会显得哲学像是西西弗斯式徒劳或丑陋”，但是他继续肯定说，哲学“必然由爱欲（eros）陪伴、维持和提升”。换句话说，哲学首先且主要是一项充满爱欲的活动，更多由对知识的追求与欲望构成，而非由智慧的完成或实现构成。

书评君：我们可能低估了跨学科的难度。在今天，借用几个其他学科的概念，或与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合著一篇论文——把那些本无多少新东西的研究内容切换成另一种混杂多个学科术语的表述——再或者加入高等研究院，似乎就是在做跨学科研究了。

乔·莫兰（为“跨学科”呐喊的文化史学家）：不，应该说，是我们低估了学科在当代大学里的生存能力。例如，除非你坚定立足于某个学科，而且实际上还需要有一个公认的专业，否则很难在大学里找到一份教职。学术职位的招聘广告往往出现在“18世纪文学”或“维多利亚研究”等领域，尽管对其他课程教学知晓一二也通常会有所帮助。同样的道理，申请入学和学位的学生也是如此。

当然也不是不要学科。其实重要的是，跨学科研究代表了知识的非自然化。这意味着在既定思维模式下工作的人必须永久意识到他们的工作所受到的知识和制度约束，并对建构和表达他们的世界知识的不同方式保持开放态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