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认识古希腊和古罗马？（关于古典文明的4本书）
然而，问题是这种共识所反映的“象征性的满意”在多大程度上掩盖了深刻的沮丧，在多大程度上被广泛流行的政治冷漠准确地记录下来。这种政治冷漠源于无能为力的感觉，源于不可能与那些在政府决策中占尽优势的利益集团进行抗争的现实。共识的代价乃是由被排除于共识之外的人支付的。
政治冷漠远不是健康的民主制所必须的条件，而是对不同利益集团在决策领域的不均衡现象所做的退出反应。
——M.I.芬利
如果仅限于表面认识现代西方，那可以不必了解古希腊与古罗马；但如果要深入认识现代西方，则必须认识古希腊与古罗马。这套《古典文明译丛》如果说对今天的读者具有阅读价值，其主要价值便在于此。
收入这套丛书中的著作都是现代古典学的名作。……它们虽然是现代作品，却也可以用classical来形容，因为这个词原本是指出众、典范的人和事。比如丛书中芬利的 《古代经济》一书 ， 颠覆了19世纪以来关于古希腊罗马是商品经济、海洋文明的成说，还原了农本社会的属性，体现了20世纪中叶西方古典学的一种认识突破。再如，罗纳德·塞姆的《罗马革命》则是共和制向帝制过渡那段波澜壮阔、 跌宕起伏的历史的最出色分析与描述，后人在此方面虽也着力甚多，但迄今尚无出其右者。 可以说， 这些书是已被时间检验过的西方学界对自身历史认识的上乘之作，均被列入了各个高校相关专业本科生、研究生的参考书目 。
——“古典文明译丛”主编 郭小凌
摩西·芬利（1912-1986年）教授是20世纪英语世界最出色的两位古典学家之一，在专业领域之外，也有广泛的声誉。
举凡学术大家，都是在他从事的研究领域内既能做深入具体的微观分析，又能进行合理准确的中观、宏观归纳的人。而后一种能力又必须以渊博的学识和严谨的理论思维为基础。芬利正是这样的人。在他学术生涯的中晚期，其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古典世界的经济史、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以及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之类大问题上，在每个方向都能言他人所不能言，成就引起同行认真思考、发挥甚至热烈的讨论的一家之言。就理论思维的高度，观点归纳的新颖、雄辩程度、学术视域的宽阔和对现代世界的了解而言，我个人以为西方古典学界至今无出其右者。
这本《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便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其意义不可低估。 这是在20世纪的西方学界对古代与现代民主进行比较研究的开山之作，引领了20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学界的古代民主研究热，并使这一研究方向最终发展成为显学，积累出蔚为大观的学术成果，并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了高点：各种专题会议、文集、专著、展览层出不穷。在西方学界庆祝雅典民主诞生与现代民主胜利的狂欢声中，正是古典学界首先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及时提出冷静的质疑，显示出古典学人的深谋远虑和学术功力。当然，芬利没有看到这番热闹景象，但他的绝不循常习故的质疑与批判精神却没有随他而去，显然得到了发扬光大。
芬利自言《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是与现代精英理论家们论战的产物。上个世纪中叶，民主成为“政治正确”的人类自我管理形式不久，理论上的民享民有民治与现实中的精英决策与统治还明显貌合神离（顺便说一句，现在仍然如此），而精英理论家们却为民众对政治与选举的冷漠大力辩护，视之为民主的正常现象。芬利对此不以为然。他以古代民主的实践比照现代民主，认为18世纪以来对于古代民主的许多批评是违背事实的，古代民主才真正具有民主的实质，而现代民主不过是徒有其名而已。
芬利期望现代民主应像雅典民主一样，改变实际上的精英统治、选民只是政党政治家或蛊惑家对自身政策予以合法化的工具现象。当然芬利也有偏颇之处，他未指出古代民主也存在公民的政治冷漠问题，比如频繁的公民大会平时只有3000人左右的出席者，6000人便是绝对多数，而雅典成年男性公民却在30000-40000人之间。但芬利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看到了古代直接民主与缺乏政党组织依托的政治家之间是反向的依附关系，缺乏组织支持的政治家很难操纵和决定议案是否能在公民大会上通过，他们必须说服具有政治经验的与会者，并时刻小心谨慎，以免失去公民的信任。
换句话说，现代民主弊病多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用芬利的概括就是：“现在存在着一种意识形态的共识，即对抽象的有关‘民主信仰’的一般陈述表示赞同的共识，这无疑不应否认。然而，问题是这种共识所反映的‘象征性的满意’在多大程度上掩盖了深刻的沮丧，在多大程度上被广泛流行的政治冷漠准确地记录下来。这种政治冷漠源于无能为力的感觉，源于不可能与那些在政府决策中占尽优势的利益集团进行抗争的现实。共识的代价乃是由被排除于共识之外的人支付的。”对照现实中的民主，情况依然如此，发达国家的选民在大选中一般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投票率，这意味着一半选民对四五年一度的投票权持怀疑与放弃态度。
对此，芬利尖锐指出“政治冷漠远不是健康的民主制所必须的条件，而是对不同利益集团在决策领域的不均衡现象所做的退出反应”。这无疑对现代的民主崇拜思潮和被许多人津津乐道的精英理论兜头泼了一盆冷水。
为什么芬利对民主精英理论嗤之以鼻？他的个人际遇可能是一个原因。芬利曾经是上个世纪蓬勃发展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同情者。在席卷美国的麦卡锡反共狂潮中，他被他曾经热心帮助过的德国流亡者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作者）出卖，被指为共产党员。他先后至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和参议院内部安全分委员会接受审问，均援引宪法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自己是否共产党员的问题。他所在的罗格斯大学董事会在联邦调查局长胡佛的压力之下，解除了芬利的教职。在连生活都无保障的情况下，英国剑桥大学与牛津大学向他伸出了援手。芬利选择了剑桥大学，并最终放弃了美国国籍。直到去世，他一直在剑桥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因卓越的学术成就而被女王封为爵士，并担任剑桥大学达尔文学院院长。芬利众多著述的内容显示他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尤其熟悉欧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他的解释常常呈现出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分析方法相似的地方。
本书的内容，基于作者在自己先前的学校——罗格斯大学所作的学术报告。罗格斯大学在解聘芬利二十年后盛情邀请他作为新设立的梅森·韦尔奇·格罗斯讲座的第一位讲演者，其用意不言而喻。
芬利认为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根本不同，理由是历史条件大变了，这里有黑格尔认识法的痕迹。笔者却更多地看到二者之间的共同性，前者是后者的镜子，理由在于虽然两者有两千多年的间隔，但制定、实施、管理民主体制的人还是同一类人，在生物学上属于同一物种，即人科人属智人种，因此基本人性未变，基本行为取向也没有也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这也是当我们阅读古典著作时，常常在不知不觉中模糊了古代与现代的界限，感觉古希腊人的追求、向往、基本行为方式与所作所为，同我们似乎没有多少差别，古人拨动的琴弦始终能在我们的心头引起共鸣。鉴于此，古希腊人对于社会人生以及各种政体（不应忘记，古希腊是古代唯一的各种政体的实验室）的认识和实践完全可以作为我们参考与借鉴的对象。
（本文作者为首都博物馆馆长郭小凌，原载自《南方周末》2016.7.14，）
猜你喜欢：
欢迎点击“阅读原文”
选购您心仪的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