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天才之间的故事：赵元任与罗素

赵元任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先驱，会说30多种方言和近10门外语，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同时精通数学、物理、音乐、语言、心理学等学科，也是中国现代音乐学之先驱。

罗素是西方最知名和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也是最为中国读者所熟知的西方哲学家之一，孙中山先生曾评价罗素为当时“唯一了解中国的英国人”。

当他们两人相遇，会发生什么？

《赵元任早年自传》讲述赵元任与罗素两个天才之间的故事。

赵元任（1892—1982）

伯特兰·罗素（1872-1970）

8月19日我在南京的时候，胡敦复、胡明复和胡适告诉我，梁启超和张东荪领导的进步党，请我做罗素的翻译，他很快就要到中国来演讲。三位胡先生警告我说，不要给进步党利用了，给他们提高政治上的名誉，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还说不要让他们只把我当作一个“翻译”。我答应他们会小心行事，同时我也愿意见见这位学者，给他做翻译，他的书对我在哈佛的工作有很大影响。

不过罗素来之前我还有时间北上，到清华教课。我在清华园西南边教务处的院子里头的西南角，找到了一间屋子。后来有人告诉我，我住的那间屋子是一处福地，因为以前在那儿住过的单身汉很快就都结婚了——后来证明我也不例外。

起头儿我教代数和英语，然后教务处长赵国材要我改教中国历史和哲学。最后商定我来教心理学和物理。我还没教多少日子，就该南下会罗素了。讲学社（这个社团是专门为邀请罗素来华讲演成立的）的蒋百里跟清华校长金邦正商量，“借”我去当罗素的翻译。蒋百里咨询的都是当时有名的学者，比如蔡元培、丁文江、陶履恭和秦景阳等人。不在清华这阵子，我托朋友王赓用我的讲义替我代课。

赵元任、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蜡像

我在日记里头说，罗素跟我在照片里头看到的非常像，只是比我想象的更高些，更壮些，风度也更优雅些。我们在哈佛有共同的朋友，所以很容易就熟起来了。在上海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和招待会，第二天在吴淞也是一样。陪着罗素的多拉•勃拉克（Dora Black）也讲了话。我得翻译欢迎辞和罗素与勃拉克的讲话，一般是讲一段翻一段。我发现客套话翻译起来很难，后来翻译演讲倒是相对容易些，尤其是我能看到演讲大纲的时候。

在上海没待几天，在回北京之前，我和罗素一行去了杭州、南京和长沙，沿途有趣的事儿很多。在女子高等师范，公众对罗素好奇得不得了，有大概一千五百人挤在外边进不来。那会儿没有好用的音响设备，能让外边的人也听见演讲。这次旅行也是我显示方言知识的机会。在西湖边上的杭州，我把罗素和勃拉克的话翻译成杭州话，杭州话实际上是一种带有官话词汇的吴语，因为它以前做过南宋（1127-1279）的都城。我们坐江永号轮船去湖南长沙。一块儿坐船的杨瑞六是湖南这边的赞助人，我从他那儿学了一点湖南话。10月26日，我给罗素晚上的演讲做翻译，快完的时候有一个学生上来，带着恭维的口气问我：“您是哪县的人？”我学湖南话还不到一个星期，可是他以为我是个官话讲的不好的湖南人，实际上我是能讲官话，湖南话却讲的不好。

回到北京后，活动安排得非常满。讲学社的蒋百里在内城东北边的遂安伯胡同2号找到了一处院子，我和罗素就住得那儿。他和勃克拉小姐住北边的正房，我睡在东边的厢房，西边的厢房是我的书房。那会儿就算没结婚的年轻人住的一块儿也是件离经叛道的事儿，可是罗素先生和勃克拉小姐住得一个屋檐下头，轧根儿就没人大惊小怪。清华校长金邦正答应把我“借”给讲学社一年后，我就从清华搬到了城里。11月5日这天，进步党党首梁启超来访，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著名的学者和名人，20世纪初年的时候儿，他办的《新民丛报》每期我们都翘首以待。

东城遂安伯胡同2号

图为勃克拉在院子里为罗素留影

罗素在北大演讲的一般是在三院，在宣武门外的师大也讲过。第一次演讲大概有一千五百人听。第二次演讲过后，我在11月10日的日记里头写道：“我按照自己的意思补充完和发挥了好多……翻译讲话比赛比演讲本身更有意思，因为翻译能引起听众的反应。”在师大的演讲是关于哲学问题的，我们又遇到了老问题：What is matter？Never mind！What is mind？It doesn’t matter！翻起来很难，只能说是一种英文的文字游戏。It required a good deal of thought to prove that there was no thought.这句话还好翻译一点儿，意思是：要证明这里头没有意思，得耗费大量的思想，意思是：要证明这里头没有思想，得耗费大量的思想。

11月蒋百里发起了一个《罗素月刊》，瞿世英当编辑。过了不久，傅铜发起了一个“罗素研究会”，他是罗素活动的一个赞助人，第一次会议是在欧美同学会举行的，后来还在其他地方开过几次会。

罗素的演讲大部分都是在北京，不过1921年3月，保定的育德中学也请他去讲，在北京南边，有一百多里远。罗素虽然思想很激烈，可是在日常生活习惯——包括文字习惯——里头，他完全是一副体面的英国绅士派头。在没有暖气的大礼堂里演讲，他总是坚持要脱去外套。结果发着高烧回到北京，住进德国医院，狄勃大夫给他看病。到了3月26日，他得上了双侧肺炎，身体虚弱不堪，朋友都考虑要他给勃拉克小姐签一份委托书了，因为他们俩还没有正式结婚。杜威给他拟好草稿，让他签字。他身体虽然很弱，但脑子似乎还很清醒，嘴里咕哝道：“委托书？”然后试着签字。大夫怕他“办不到”，不过他还是歪歪扭扭地写下了“B.Russell”。他叫杜威的名字，说道：“我希望所有的朋友都陪着我。”第二天，艾瑟大夫说，罗素的情况“更糟了”，不过杜威太太说罗宾逊大夫没那么悲观。到4月17日，他总算摆脱危险了，到了5月3日就能接待别人来看望他了。这会儿伦敦的报纸已经在传罗素去世的消息，他听到后说：“跟他们讲，说我去世太夸张了。”他恢复得很不错，回英国前还做了几场讲座，参加了几次盛大的宴会。

罗素、杜威与赵元任

这会儿我还接触到了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的巨著《中国音韵学研究》（后来罗常培、李方桂和我一块儿把它翻译成了中文）。我还参加了国语统一筹备会的活动，商务印书馆要我写一本教科书，再灌制一套国语留声片。不过我最感兴味的事儿是翻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这是我的第一本书，书名是胡适起的，1922年在上海出版。

还有一次屋顶花园聚会，请罗素、勃拉克和英国使馆的E.S.班内特（E.S.Bennett），我冒昧地说道，那天罗素拍的照片很像《阿丽思漫游奇境记》里头的帽匠，罗素说，没那么古怪吧！我请读者看看那张照片，自己下个判断。那会儿给罗素、勃拉克和杜威送别的宴会有好多，我觉着在宴会上翻译客套话比翻译数理哲学难多了！有时候给杜威做翻译我只好临时自作主张，因为他那套调调儿尤其难翻译。比如说，他提到“talks, discussions, and conferences” （谈话、讨论和座谈），我就得在中文几个近义词里头挑出合适的字眼儿。

8月30日这天，我们登上了“西伯利亚丸”号，从上海出发，经日本去旧金山。上船来给我们送行的有胡适、林炳南（音）（她同学林贯虹的兄弟）、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等人。我们给每个人都点了冷饮。胡适看见韵卿拿着手里的柠檬苏打水玩，没怎么喝，便说道：“杨大夫，我可能说话有点造次。不过我觉着你不是晕船，该不是‘害喜’了吧？”中国话里头，有“喜”就是怀孕的意思。

以上摘自《赵元任早年自传》

《赵元任早年自传》是元任先生的一本小书，记述他从童年到青年的成长经历，不作总结，不讲感悟，纯是生活的实录，又常常夹以有趣的故事和俏皮话，读来妙趣横生。本书虽只记叙了其部分的人生，却生动反映出这位语言学家多方面的天分：对语言的兴趣，对声音的敏感，对音律的兴味，以及由此生发的研究精神——这些都隐约导出了未来学问家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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