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9年6月8日早晨8点钟，世界公民托马斯·潘恩在孤苦无告中含愤死去。纽约只有一家报纸注意到这个人的离去。一个记者在6月10日的《纽约邮报》上草草报道了这条消息。其笔调之轻薄令人难以置信："昨天，他葬于西切斯特县新罗歇儿附近，可能是在他自己的庄稼地里。我不知道他的年龄，不过他活的也够长了。他做过一些好事，可更多的是坏事。"

送葬队伍只有六人，其中还有两名黑人。据他的法国房东波纳弗尔太太回忆，下葬时的萧条场面让人揪心："当棺木落地，墓土撤上时，我站在墓穴的东端，让我的小儿子站在西端。环顾周围寥寥的旁观者，我说："啊，潘恩先生；我的儿子站在那儿，代表美国向您致谢。而我，则代表全体法兰西人民!"莽莽旷野，只有一妇一孺在代表美法两国向这位合众国的取名人和《人权宣言》的起草者致哀-——日后想起，美法两国必定觉得这是它们百年难洗的共同耻辱。

——朱学勤

在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时期,有一位杰出的政论家,他以犀利、生动和具有反封建战斗激情的论著鼓舞了十三州人民的抗英斗志,促进了独立运动的前进。此人就是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1737-1809,一译裴因)。

他不仅在美国独立运动中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在美国获得独立后又参加了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并且发表著述捍卫这场革命的原则和成就。他的反对宗教迷信,揭露教会黑暗、贪婪和《圣经》的虚伪、荒诞的著作,同样有重要的启蒙作用。他和威廉·葛德文、斯宾士等人同为十八世纪后十年的英国重要思想家。

托马斯·潘恩

《泰晤士报》称他为“英国的伏尔泰”。他的思想对英国工人激进分子的影响,至少有两个世代。

潘恩的主要著作《常识》、《林中居民的信札》、《人权沦》和《理性时代》等,最近已由商务印书馆编为《潘恩选集》,出版了中译本。《常识》是潘恩到达北美后,在殖民地人民和英国当局的矛盾日趋尖锐化的情况下,于一七七六年一月发表的一篇最为著名和影响最大的政论。

它深刻批判了英国的君主政体和世袭制,指出专制政体是对人类本性的侮辱,即使在《圣经》中也把这种政体列为犹太人的罪恶之一。这个政体的极端可笑之处在于:国王的身份使他昧于世事,然而国王的职务却要求他洞悉一切。但是国王的意志,无论在英国或法国都同样是法律。所不同的是,英国国王的意志是通过法令的形式强加于人民的。

在英国,一个国王所能做的事情,不外是挑起战争和卖官鬻爵,使国家陷于贫困和纠纷。然而世上的国王并非都有光荣的来历,如果追溯其根源,就会发现“他们的始祖只不过是某一伙不逞之徒中作恶多端的魁首罢了。”

《常识》在揭露君主制的实质以后,进而指出世袭制的弊害。作者说,“既然一切人生来是平等的,那么谁也不能由于出身而有权创立一个永远比其它家庭占优越地位的家庭,虽然他本人也许值得同时代人的相当程度的尊敬,他的后辈却可能绝对不配承袭这种荣誉。”世袭制的荒谬还在于,事实上它只是为愚人、恶人和下流人大开方便之门,那些自视为天生的统治者和视人为天生奴才的人,不久便横行霸道起来。世袭制的另一祸害是,王位动辄为未成年的人占有,以国王作掩护而摄政的人,就有一切机会为非作歹,民众就会成为形形色色的恶棍手中的栖牲品。欧洲历史上因世袭问题而发生战争的,也是屡见不鲜。

总之,君主制和世袭制不仅使某个王国,而且使整个世界陷于血泊和瓦砾之中。因此,北美殖民地不应再由英王统治下去,英国对北美享有的权能决不是上苍意图。在每一种和平方法均告失败之后,不能再对和解抱什么幻想,只有抵抗,只有诉诸武力,才有独立,才有安全。潘恩明确提出:“组织我们的政府,乃是我们的自然权利。”

《常识》就是这样擂响了争取独立的战鼓。这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在杰弗逊起草的《独立宜言》中得到明显反映。可以说,它是北美殖民地摆脱宗主国统治、争取自由、独立的重要思想武器。《常识》出版后,不胫而走,人们竞相阅读,短短几月内销售达五十万册。

《常识》的出版和一切进步书刊一样,在受到殖民地人民赞赏和欢迎的同时,也遭到了维护英国殖民统治的反动分子的厌恶和仇视。

有个在费城任神学院长的苏格兰传教士威廉·史密斯,借用古罗马爱国者“克图”(Cato,一译伽图)的名字为笔名,在《费城报》上用信札形式发表文章,攻击潘恩和他在《常识》中宣传的思想。

《潘恩选集》中的《林中居民的信札》,就是潘恩以“林中居民”为笔名,于一七七六年三至五月间为反击“克图”而写的四篇政论,集中驳斥了“克图”把北美和英国的矛盾比作情侣或夫妇之间的不和和争吵,从而提出对英王暴政采取忍让态度以消除嫌隙、平息争吵这一谬论。潘恩明确表示,殖民地和宗主国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妥协也是不可能的。

可以这样说,《林中居民的信札》进一步阐明了《常识》的光辉思想,使它真正成为众所周知,家喻户晓,从而更加启发了北美人民的觉醒,更加激发了他们的斗志。

《潘恩选集》的第三部分《人权论》,是潘恩自美国返回欧洲后,为驳斥埃德蒙·柏克在《法国革命感言》中对法国大革命的攻击和诬蔑,捍卫法国大革命原则而写的论著,第一部分发表于一七九一年,第二部分一七九二年问世。它的中心思想是《人权宣言》中的天赋人权思想,就是:人人生而平等,都享有不可让与的权利。人权乃世世代代享有的权利,不能为任何人所垄断;每一代人同前一代人在权利上也是平等的,自由是不可让与的权利。个人喜欢持有的见解是天赋权利,国家有权处罚行为,但无权处罚或迫害不同意见。任何国家都无权约束子孙后代,当代人只能处理当代人的事情.任何人不能以他人为私产,任何世代不能以后代为私产,人一旦去世,他的权利也随着消失。

从这些思想原则出发,潘恩进一步批判了封建专制的等级制和体现这种制度的君主政体。他指出,君主制是以愚昧为基础,当国王的不要什么技巧,只要是一个会呼吸的木头人就行了。任何宫廷或廷臣其贪婪本性是一样的,都是执行违背国民利益的政策,有时表面有争吵,而实际上一致。这种政体违反人性,它使用暴力破坏人的自然权利,消灭人的薄严。所以被压迫者有权用“流血革命”反抗暴力统治。正因为潘恩在《人权论》中号召英国人民仿效法国大革命,彻底扫除封建势力,而为英国统治阶级所痛恨。英政府以“叛逆”为名,下令对他通缉,接着进行缺席审判,判他“煽动诽谤罪”,并剥夺他的公民权。《人权论》从此成了禁书,它的出版者也被捕下狱,惨遭迫害。

潘恩在《人权论》中批判封建君主制的同时,热情赞扬代议制和共和政休。他认为,代议制能充分发现人才,它集中了社会各部分整体利益所必需的知识,它使政府处于成熟状态,它是解决社会关系中基本问题的有效工具。共和政体以理性为基础,共和政府是为个人和集体的公共利益而建立和工作的政府,自然同代议制结合起来。但是要防止个人掌握特殊权力,他说,一旦特殊权力给予政府中任何一个人,他就会变成各种腐败现象的中心。由此可见,潘恩的政治理想是,通过革命推翻封建专制,再通过选举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当然,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尽管比封建君主制大有进步,但在实际上它也不可能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基本工具”。这是潘恩所不懂的。

《理性时代》是《潘恩选集》的第四部分,是作者阐述自己宗教思想的专著。作者认为,在《常识》出版后不久就看到很有可能在政治制度的革命以后,跟着来一个宗教制度的革命。所以他在揭露教会的虚伪和黑暗以后,主张废除国教,宗教信仰自由。因为在他看来,一旦教会和国家勾搭起来,就会用痛苦和处罚的方法来绝对禁止议论已经确立的信条,以及宗教上的主要问题。一切国家的教会机关,无非是人所创造出来的,其目的在于恐吓和奴役人类,并且借此来垄断权力和利益。

他和伏尔泰、富兰克林及其他启蒙学者一样,正式宣布自己是一个自然神论者,承认上帝是造物主。他说,“我相信一个上帝,没有其它,并且我希望在这一生之外还有幸福。”《理性时代》阐述的原则为富兰克林和杰弗逊等人所接受。杰弗逊为此书的美国版写了说明。但是英国支持专制的教会和信奉加尔文教派的美国联邦党人却攻击它为“亵渎神明”。

（原载《读书》1982年第4期，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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