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弗拉维奥·库尼亚 等：投资儿童早期人力资本:儿童早期发展项目设计的经济理论、数据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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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刊速递|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年第3期“0-3岁儿童早期发展研究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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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儿童早期人力资本:儿童早期发展项目设计的经济理论、数据及启示
1 [美]弗拉维奥·库尼亚(Flavio Cunha) , 2 李珊珊 , 王博雅 , 蒋琪 , 岳爱 , 史耀疆
1 莱斯大学经济学系与德克萨斯政策实验室;2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
摘要：儿童的早期投资在劳动力市场有着显著的经济效益。本文通过分析人力资本形成的特征和家庭在儿童早期发展领域投资缺失的原因，试图找到改善家庭在儿童早期发展领域的投资途径。在介绍儿童早期发展"LENA开端计划"项目背景、干预方法以及效果的基础上，为中国开展农村贫困地区儿童发展项目提供借鉴，希望中国政府可以在现有投资项目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在儿童早期发展领域的投资，共同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从源头上促进农村贫困地区儿童的人力资本发展。
关键词：人力资本；儿童早期发展；家庭投资；LENA开端计划
基金项目：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B16031）
作者简介：弗拉维奥·库尼亚(Flavio Cunha), 莱斯大学经济学系教授，于2007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主要的研究领域包括儿童早期发展，人力资本积累等.
通信作者：史耀疆
原文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年第三期“0-3岁儿童早期发展研究专刊”
一、引言
知识技能的不平等从本质上可以解释个体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个体工资差异的很大一部分是由其开始工作之前就累积的人力资本存量差异造成的, 也就是说，收入不同的家庭对于孩子知识和技能的投入存在差异，而这些差异在他们的大学入学率方面也有体现(Keane & Wolpin，1997; Cunha et al., 2006)。根据家庭收入分组后的男生大学入学率的差异，实质上是由其青少年时期的知识和技能差距造成的(Cameron & Heckman，1998; Cunha et al., 2006)。对幼儿的投资差异，部分解释了这种技能差异的出现(Cuncha & Heckman, 2007)。若早期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则在生命周期的后期阶段需要进行大量投资才能得以弥补(Cunha & Heckman，2008)，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生命周期的成人阶段通过干预减少不平等更加困难(Carneiro & Heckman，2003)。实验数据和非实验数据的证据表明，增加对社会弱势群体中的儿童的早期投资在劳动力市场有着显著的经济效益(例如，劳动收入增加，对劳动力的依恋更强，依赖性更低)以及更高的非经济效益，例如在早期对儿童进行适当的投资，会显著提高女性的受教育水平以及降低男性的犯罪率(Karoly et al., 2006; Ludwig & Miller，2007; Hoddinott et al., 2008; Reynolds & Temple，2008; Behrman et al., 2009, Heckman et al., 2010)。
基于对早期人力资本投资重要性的认识，本文希望通过对儿童早期发展干预项目——“LENA开端计划”的介绍，以了解现有的较为成熟的儿童早期发展干预方法及其效果，并总结成功的干预方法，为发展中国家及地区提供儿童早期发展干预的参考建议。本文首先对人力资本形成的特征进行描述，其次分析家庭在儿童早期发展投资缺失的原因，最后从“LENA开端计划”出发，介绍其背景、干预方法以及该项目的效果，对中国在早期儿童发展领域的投入及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二、人力资本形成的特征
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当前经济发展已经开始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技术进步和创新，实现这种以技术进步和创新为导向的经济增长其关键是人力资本的积累。人力资本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保障。人力资本的形成主要有三个特征。首先，人力资本的形成是从认知能力到非认知能力，包括认知、语言、批判性思维、更高的认知功能及社会情感能力等多维能力共同发展的过程。早有大量实证研究表明，认知能力对工资、受教育水平、犯罪率及社会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有重要的预测作用(Heckman, 2000; Murnane et al., 1995)。非认知能力包括坚持的能力、时间管理的能力、风险规避的能力及自我控制的能力等会直接影响工资水平(控制受教育水平)、受教育水平、青少年怀孕率、吸烟率、犯罪率、青少年时期的学业表现等(Borghans et al., 2008; Heckman et al., 2006)。在解决了测量误差、不完美代理和反向因果等问题后，Heckman等人提出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对于人的社会成就同样重要。
其次，人力资本形成具有敏感期和关键期，即个体某些能力在特定的时期较其他时期发展更快，对刺激的反应更为敏感(Knudsen et al., 2006)，这表明在生命周期的特定阶段，有针对性地对某一项能力进行投资时可以获得相对其他时期更高的投资回报率，对个体一生产生的影响也更大。若个体的某一方面的能力在某一段时期投资回报率较高，则这个特殊的时期就称之为该能力发展的关键期；若个体的部分能力的关键期集中出现在某一段时期，则这段时期就称之为个体发展的敏感期。比如，一般而言，个体学习第二语言的关键期在12岁之前，这就意味着儿童在12岁之前学习第二语言更不容易出现口音问题(Newport, 1990)；IQ的发展在儿童10岁之前就已经趋于稳定，意味着IQ发展的关键期出现在儿童10岁之前(Hopkins & Bracht, 1975)。尽管不同能力的关键期不尽相同，但是研究表明，平均来看，个体发展的敏感期出现在生命的早期阶段(O’Connor et al., 2000; Cunha & Heckman, 2007)。也就是说，把握好儿童发展的敏感期和关键期，在早期有针对性地进行投资干预，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Heckman等的研究指出，平均而言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下降，0至3岁是儿童早期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最高的阶段(Heckman，2000)。
最后，人力资本形成的过程是动态互补，相互促进的(Skills beget skills & abilities beget abilities)。早期得到发展的技能和后期其他技能的发展是协同作用的，如自我控制能力和情感安全能力的发展会促进后期儿童求知欲及认知能力的发展。这一理论不仅体现了儿童在某一时期获得的某一方面的发展能力有助于后期其他能力的发展，同时也体现了个体发展是一个不断自我加强的过程。研究发现，儿童读写能力发展的关键期出现在语言发展的关键期之后，若能根据人力资本的发展规律，在儿童的语言发展关键期给予恰当的干预，不仅能够使儿童的语言能力获得高效快速的发展，同时也会促进儿童后期读写能力的发展。相反，若未能在关键期给予儿童语言发展足够的刺激，不仅会使儿童存在语言发展滞后的风险，同时也不利于儿童的后期读写能力发展。
尽管人力资本形成具有以上三点基本规律，但有充分证据表明，不同的个体实际上在不同方面的能力具有完全不同的发展水平，同时这种差异在一定程度形成了社会经济地位的巨大差异，并且这种差异在生命发展的早期阶段就已经非常明显了。研究发现家庭环境的不同是这些差异形成的最为核心的因素之一。儿童早期的成长环境对其未来的人力资本发展有长期的影响作用(Cunha & Heckman, 2007; Campbell et al, 2008; Hoddinott et al, 2008; Heckman et al, 2010)。早期的成长环境在儿童成长发展的过程中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父母及其主要家庭成员的言行举止及儿童的互动都在慢慢且深入地影响着儿童。父母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为孩子提供具有良性刺激的教育环境。例如，父母可以投入时间给予儿童更多的关注，也可以通过为孩子购买益智类玩具或者聘请家教等。此外，也有家长选择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或者搬到环境更好的地方居住。虽然，现有的研究已经充分证明了父母的这些投资对孩子未来的生活有很好的预测作用，如有更好的学业表现、更高的收入水平以及更好的健康状况(Putnam, 2016; Carneiro, 2013; Attanasio, 2013; Lareau, 2011)，但不幸的是，仍然有很多家庭并没有足够重视儿童早期发展或者缺乏相关的经验，因此，对儿童敏感期的投资仍然很少。
三、家庭在儿童早期发展投资缺失的原因分析
现有的研究已经充分证明了父母对儿童早期发展的投资对儿童未来各个方面的发展都具有较为稳定的预测作用，在儿童时期获得较大投资的儿童在未来有更优异的学业表现、更高的收入水平以及更健康的生活状况(Putnam, 2016; Carneiro, 2013; Attanasio, 2013; Lareau, 2011)。然而，仍然有很多父母对儿童敏感期的投资显著不足，尤其是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的父母。Hart和Risley(1995)基于24个10-36月龄的儿童及其家庭的跟踪研究发现，来自领取社会福利家庭的父母平均每小时与儿童交流的词汇量大约为600个，是来自中产家庭父母的50%左右，是来自精英家庭父母的30%左右；他们的研究同时也发现在语言发展的敏感期获得更多交流的儿童长大后的语言发展水平、智力水平和学业表现都更加突出。
那么，为什么经济状况不同的家庭其父母为儿童创造的语言环境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现有研究认为这种差异是不同父母对儿童早期发展投资重要性的预期不同所导致的。家庭经济状况较差、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母亲不明白早期的语言环境对儿童语言和认知发展的决定作用(Rowe, 2008)。另一方面，他们也缺乏合适的途径去获取促进儿童发展的具体方法。Leffel et al.(2013)发现对经济较差的家庭进行信息干预可以大幅提高母亲与儿童的每小时交流次数。这说明，信息干预有效提高了母亲的养育知识水平，在了解到儿童早期发展的重要性和促进儿童早期发展的具体做法以后，母亲的行为得到有效改善。
父母对儿童早期发展投资重要性的预期是影响其投资行为的核心因素之一。这一观点从19世纪70年代被发展心理学家广泛证实。大量研究发现对投资于儿童早期发展重要性持有较高的预期会增加父母的投资行为(Hunt, 1961; Vygostky, 1978；Epstein, 1979; Hess et al., 1980)。如果母亲认为早期投资对儿童发展有重要的作用，相比起那些母亲认为早期投资不重要的家庭，实际的早期投资至少增加6.9%，相应地，孩子在24个月时的认知能力至少高出1.4%(Cunha et al., 2013)。结合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数据发现，处于中等预期的母亲其投资弹性在4%-24%之间。有鉴于此，通过信息干预改变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的父母对儿童早期发展重要性的预期来增加父母对儿童早期发展的投资，从而提高儿童的发展水平，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显得尤为重要。
四、LENA开端计划
(一) 开端计划的内容和方法
基于此，我们团队在费城开展了一项致力于改善儿童语言环境的项目，该项目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芝加哥大学Dana及其同事的Thirty Million Word项目的启发，主要服务的群体是从出生到32个月的孩子及其父母。该项目分为两种干预模式——中心模式和小组模式。小组模式的重要意义在于当以小组方式进行学习时，他们倾向于相互强化相关理念，并且使得观念得到改善。无论是哪一种干预模式，都包含以下三个方面：(1)科学的信息，父母会学习到良好的语言环境在促进语言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2)正确的知识，父母通过观看视频学习，并且一起讨论彼此的想法，探讨出一个简单可操作的方法来提高父母和孩子之间对话的轮次。(3)及时的反馈，父母会接受到有关孩子语言环境的客观反馈。项目组每周提供13次的教学课程(包括儿童保育)。每次课程都会包括带有视频的幻灯片展示，包含的信息有：(1)封面说明；(2)标准行为示范(说话技巧，讨论和练习)；(3)家长指南，内容包括评论、参考材料和练习(说话技巧的列表，语言环境的报告)。每个样本儿童会佩戴一个记录儿童交流情况的设备，该设备每天都会记录孩子的交流情况并且会转化成数据，自动发送给受到干预的样本家庭，可以清楚地让父母了解到孩子的语言环境。
为了更好地了解父母对孩子成长的理解，我们还设计了四种针对父母的问卷。首先，我们向父母询问关于孩子在学习讲话过程中的一些情况，并问父母是否认同(完全反对，某种程度反对，不赞同也不反对，某种程度赞同，完全赞同)，例如：用“儿化语”与孩子交流可以帮助孩子更好地学习说话，你同意吗？当成人用平和温暖的语言跟孩子交流的时候，孩子学习的词语更少，你同意吗？其次，我们向父母询问关于给孩子读书的一些问题，以了解他们的观点(完全反对，某种程度反对，不赞同也不反对，某种程度赞同，完全赞同)。比如：给孩子一遍一遍地读同一本书，不会让孩子学习到新的东西，你同意吗？除此之外，我们还向父母询问了关于孩子学习数学方面的问题，例如：只有说数字和数数两种方法可以帮助孩子入学前做好学习数学的准备，你同意吗？接着我们向父母了解关于孩子在学校学习情况的观点，例如：在三年级的时候，掌握词汇量较少的孩子不如掌握词汇量较多的孩子表现好，你同意吗？最后，我们向父母了解了关于孩子看电视的态度。
除了父母观念上的信息，我们还收集了父母对孩子投入方面的信息，我们会询问父母独自陪孩子玩耍五分钟以上的频率大概是多少，也会了解父母和自己的孩子交流过去和即将发生的事的频率大概是多少等信息。
我们也收集了父母的自我评价，包括你是否同意“我有能力尽我所能成为最好的父母”，以及父母的支持度，我们会向父母了解“大部分时候，我都觉得和我的孩子相处得很轻松，这句话是否符合你的情况”等问题。
(二) LENA开端计划的研究结果
基线数据显示，控制组和干预组的亲子语言互动情况不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控制组和干预组的亲子语言互动次数、亲子语言互动次数的平方根、家长互动词汇量、家长互动词汇量的平方根以及孩子参与语言互动次数均未表现出统计学差异。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干预组的孩子参与语言互动次数的平方根显著高于控制组。但在考虑了家长选择性记录亲子交流的情况下，孩子参与口头互动的次数在控制组和干预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经过LENA开端项目的干预，家长的行为、知识和意识都取得了有效的改善。首先，从行为上讲，干预组的亲子语言互动次数显著高于控制组。在考虑到家长的选择性记录和选择性参与的情况下，真正受到项目干预的家长与孩子有更多的交流，孩子参与语言互动的频率更高，但是干预组家长互动的词汇量没有显著提高。其次，干预组的家长拥有更丰富的儿童语言发展方面的知识，他们更懂得如何与孩子一起读书，更了解孩子学习数学与学习语言之间的紧密联系。当谈到孩子进入学校以后的问题，干预组的家长更倾向于认为与儿童早期的交流会促使其有更好的学业表现。整体来讲，干预组的家长表现优于控制组。第三，干预显著提高了家长的互动意识，干预组的家长更倾向于认为与孩子的直接互动(区别于电视的语言刺激)更有利于促进其语言发展。最后，数据证实了互动意识获得提升的母亲通常会与孩子进行更多语言互动，互动意识的发展推动了行为的进步。
(三) 儿童早期发展项目设计的要点
既然，父母的投资观念对于子女早期发展有着如此重要的作用，我们应该如何增加父母对子女人力资本的早期投资呢？基于LENA项目及其研究经验，需要把握几个重要的环节：首先，传递科学的信息，即向父母传递早期语言环境对语言发展的重要性及其背后的原因，只有在父母认识到早期语言环境的重要性后，才可能为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其次，提供行为模式，也就是提供正确的知识，在父母理解早期语言环境后，并不能说明他们就会为孩子创造一个适合的语言环境，考虑到父母的文化水平等限制，还需要明确地告诉他们如何改善孩子的语言环境，什么样的语言环境是适合孩子语言发展的。这也是干预项目非常重要的环节。最后，建立反馈机制，客观地提供儿童语言环境的反馈信息。这是常常被忽视但是非常重要的环节，为家长提供反馈，让他们更客观地认识自己所创造的环境，以及在此过程中他们所尝试的努力带来了什么效果。这不仅可以正向激励家长在早期环境方面投入更多，也有利于家长反观自己在孩子早期发展中的投入，更直接地激发家长改善孩子的早期语言环境的动力。
LENA项目说明了提供良好的早期环境对孩子青少年和成年期具有良好和深远的影响(Reynolds et al., 2006)。该项目的成功开展使得受到干预的家长无论从对于早期语言环境的重要性的认识上还是改善孩子早期语言环境的行为上，都取得非常大的效果。正是基于上述三点的成功，LENA项目在改善家长的行为、知识、理念方面都成果显著。
五、对中国的意义
最近十几年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儿童早期发展领域开展了很多项目，中国政府也在积极探索和尝试改善儿童早期发展的方式和方法。因此，不管从项目的设计理念、干预材料的开发和项目的实施落地，LENA项目都对中国在儿童早期发展领域的项目设计和开展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1.在项目设计阶段，注意以下三点。首先，除了为所有的利益相关群体提供科学的信息，应该更倾向于提供可操作的、更实用的指导。尤其是在儿童早期发展这一领域，农村家长可获得的资源十分有限，因此给他们提供操作层面的信息往往更有渗透力和影响力。其次，一个人的成功不仅取决于认知能力，还取决于非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具有与认知能力同等重要的作用，今后在项目的设计和测试阶段应该更加重视非认知能力的改善和测评。第三，根据国际经验，越早开展干预，干预效果越明显，充分利用个体发展的敏感期和关键期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应该充分重视家庭环境这个主要影响儿童早期发展的关键因素，尤其是中国已经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发展迅速，未来几年必定跻身于一个高收入国家行列，因此基于劳动力的需求，为所有家庭提供高质量的支持显得尤为重要。
2.在项目干预材料的开发上结合中国实际。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中国又具有自己的特色，尤其是中国农业人口占比很大，因此在干预材料的开发方面，需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开发出适合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的干预材料，才能应对好农村贫困地区在快速发展中可能带来的挑战。
3.及时为家长提供相应的干预反馈。提供反馈可以促进家长对儿童早期发展问题的重视，持续地参与到与孩子的亲子互动中。人类习惯性的方式和行为比较难改变，即使干预指导非常准确有效，人们最终也很难达到干预的预期效果。但是为家长提供反馈，有助于家长思考和理解反馈信息，并调整自己的行为，进而改善自己的养育行为，尤其重要的是，定期持续的反馈会让家长感到被支持和鼓励，这有利于提升项目的参与率。
(致谢 本研究感谢以下项目和机构的支持：北京三一公益基金会“新一代三一青年学者项目”；澳门同济慈善会；浙江省湖畔魔豆公益基金会；The International Initiative for Impact Evaluation (3ie), UBS Optimus Foundation；广州好百年助学慈善基金会；深圳市爱阅公益基金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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