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柳读书|后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媒介话语分析：拉克劳与墨菲话语理论的传播适用性

深

柳

堂

编者按

“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语出（唐）刘昚虚《阙题》。深柳掩映下的清净书堂，最是读书人向往的治学之所。由是，我们用“深柳堂”来命名《新闻与传播研究》论文推介栏目,以期让同好慢慢品读，细细体味。

本栏目期待能够成为学者们田野归来坐而论道的一方宝地，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切之，磋之；也欢迎各位读者向作者提出问题，琢之，磨之;我们会精选问题予以回应，奖之，励之。

后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媒介话语分析：

拉克劳与墨菲话语理论的传播适用性

作者 | 徐桂权 陈一鸣

内容提要

话语分析是国内传播研究的常用方法之一，尤其以语言学导向的话语分析和批判话语分析为主流；还有不少文章仅把话语分析当作技术性的操作工具，而缺乏对背后丰富的理论意义的深入理解。近年来，以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家拉克劳与墨菲的话语理论为支撑的埃塞克斯学派的话语分析方法论逐步被运用到社会科学研究，特别在欧洲传播学领域得到进一步发展。论文旨在阐释该路径的话语理论的基本思路（包括社会本体论、政治身份理论及激进民主理论），并评述基于该理论视角展开的媒介场域的话语分析逻辑，尤其对批判的政治话语分析进行了梳理和讨论。论文试图通过该话语理论在传播研究中的适用性的探讨，深化对该理论及其应用趋势的了解，从而有助于拓展国内媒介话语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的视野，进而为本土的传播研究开辟新的思路。

关键词

拉克劳 墨菲 后马克思主义 

话语理论 话语理论分析 媒介话语分析

正文

一、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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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分析是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路径，具有丰富的学术脉络和理论路径。在国内新闻传播学领域，自梵·迪克的《作为话语的新闻》和诺曼·费尔克拉夫的《话语与社会变迁》于2003年翻译出版以来，媒介的话语分析方法逐渐为研究者所熟知，并越来越多地运用于研究当中。然而，国内的媒介话语研究存在三个问题：一是理论视野比较局限，对于话语研究内部丰富多样的研究进路涉及不多；二是不少文章仅把话语分析当作技术性的操作工具，而缺乏对背后的理论意义的深入理解；三是不少研究还存在话语的概念和分析方法混淆的现象。其后果就如学者刘建明所指出的：“当下的话语研究，大都把语言、概念同话语混为一谈，以语言学冒充话语理论。从话语规则、话语权、新闻话语到话语分析，国内外发表的成果可谓层出叠现，但多为乔伪玄虚之论，弥漫一派浮华气息。”因而，他认为我们需要从探析西方话语理论的源流开始（尤其是巴赫金和福柯的话语理论），梳理和探讨话语理论的真义和范畴，从而更深刻地理解话语的特征与本质。

事实上，从国外话语分析的探索历程来看，话语分析方法在每个阶段的发展都离不开相关的话语理论的支持。按照埃塞克斯学派（the Essex School）学者雅各布·托芬的观点，话语分析的理论已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第一代话语分析依托语言学理论，它们将“话语”界定为大于句子的文本单位，主要关注口头或书面文本的语义；第二代话语分析主要从福柯的理论出发，将“话语”概念拓展至更广阔的社会语言实践，尤其在批判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中得到具体的展开；第三代话语分析正在发展之中，它特别受到拉克劳和墨菲等后结构主义的话语理论的启发，将“话语”理解为所有社会现象（包括语言和非语言的社会实践）的表征，尤其强调意义结构的不稳定性和偶然性，并着重关注意识形态的话语斗争和话语接合实践的研究。

这三个阶段的话语分析进路都为媒介研究提供了可操作的分析框架：语言学的话语分析进路以语言学的概念和方法来探究媒介话语的特征，代表作有罗杰·福勒的《新闻中的语言》和艾伦·贝尔的《新闻媒体的语言》等。批判性话语分析的进路着重将媒介话语的生产、文本与接受置于媒介组织和社会权力的语境中进行考察，代表作有梵·迪克的《作为话语的新闻》、诺曼·费尔克拉夫的《媒介话语》，以及艾伦·贝尔和彼特·加勒特主编的《媒介话语的进路》等。后结构主义的话语分析进路近年来方兴未艾，批判传播学者将其应用于媒介场域中的多元话语建构与争夺的分析，涉及新闻生产、受众参与、媒介文化等多个领域，并力图开辟出“批判的媒介政治学”的新方向。比较而言，第三个进路的话语分析尚未得到国内传播学者足够的认识。特别是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理论，更多地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引起关注，而在传播学领域，只有个别学者对其理论概念有所提及。

后结构主义路径的话语分析的兴起，虽然并不意味着语言学的话语分析和批判话语分析的终结，但其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确实体现了值得关注的新思路。就媒介的话语分析而言，既有的研究成果长期聚焦于媒介文本的结构分析，对于媒介文本的生产过程与接受过程的分析则较为匮乏。这种“缺口”不仅是由于研究操作上的困难，更根本的原因是在本体论层面上既有的媒介话语研究对“话语”的理解仍然局限于语言和图像的文本结构，因而难以涵盖更丰富多变的社会表征与意识形态话语的分析。为此，有学者提出大写的“Discourse”和小写的“discourse”的区分，前者更强调宏观的社会语境和文本，而不限于语言学意义的语境和文本。正是在这一点上，后结构主义路径的话语分析对“话语”的界定无论在文本还是在语境的层面都大为拓展，并且更为灵活，进而也为其方法论和操作方法的更新提供了更多的探索方向。

另一方面，在当今全球传媒领域，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政治话语风云变幻；同时，新传播技术推动的媒介变革也引发了元新闻话语的重构和受众参与活动的多样化。这些政治文化与媒介形态的变迁都为话语研究带来新的课题和契机，而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理论指导的后结构主义的话语分析在处理这些宏观问题时尤其具有独到的解释力。2019年2月，在布鲁塞尔举办的以“话语理论：前行的方向”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正是以该话语理论为讨论的焦点，从批判和建构的视野反思如何将话语理论运用到社会、政治、传播和媒体分析当中。

有鉴于此，本文旨在引介国内传播界尚不太熟悉的拉克劳与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对该话语理论的基本思路（包括社会本体论、政治身份理论及激进民主理论）进行梳理，并评述从该理论视角展开的媒介与文化领域的话语分析逻辑，尤其是批判的政治话语分析的发展趋势，从而为国内媒介话语研究进一步拓展理论和方法论视野及开辟新的思路。

二、拉克劳与墨菲的话语理论要义：从漂浮的能指到话语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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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内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1935年生于阿根廷，2014年去世，曾在英国的埃塞克斯大学任教。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1943年生于比利时，如今仍在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任教。在他们合著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下称《领导权》，1985年首次出版，2001年再版）之前，拉克劳已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民粹主义》（1977年），墨菲出版了文集《葛兰西与马克思主义理论》（1979年）。由于拉克劳和墨菲共同撰写了《领导权》一书，他们都被视为“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的开创者。在《领导权》之后，他们各自继续在政治哲学领域探索，其后的代表作有拉克劳的《论民粹主义理性》（2005年）、墨菲的《民主的悖论》（2000年）、《政治的回归》（2000年）、《论政治性》（2005年），等等。虽然他们的具体研究兴趣有所差别，拉克劳和墨菲仍经常被视为后马克思主义阵营和话语理论领域中的亲密合作者。

拉克劳和墨菲被视为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提出了一套新的政治纲领，并运用这一纲领反思、批判甚至试图超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他们在1985年出版的《领导权》一书被认为是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经典文本，该著作沿着后结构主义的路径，以领导权的话语建构作为本体论基础，重构了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民主政治理论。用拉克劳自己的话来说：“为了从当代的问题出发重新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必然包含对其理论核心范畴的解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后马克思主义。”但需要强调的是，拉克劳和墨菲的解构思想并不是彻底摒弃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而是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实践和理论的新形式，进而提升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力和丰富性。正如拉克劳在给《领导权》中文译者尹树广的回信中所提及的：“后马克思主义不意味着在马克思之外或者反马克思主义，而是重视其他社会斗争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这些斗争形式从19世纪以来已经发展了性、性别、民族、种族等等方面的特征。后马克思主义意味着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但是它加入了所有社会构造特性中的多样化方面。”

实际上，拉克劳和墨菲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解构方法可以理解为一种话语的改造，即试图建立和运作某种特定话语体系的方式以修改传统马克思主义。这套话语理论体系的建构是基于三个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维度的考察。首先，从宏观政治走向微观政治是改造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维度，在这一点上拉克劳和墨菲接受了后现代主义者（比如利奥塔、德勒兹、德里达、福柯等）反本质主义的观念，倡导和关注日常生活的微观政治和权力（即拉克劳在回信中所提到的社会斗争应聚焦在性、种族、亚文化、边缘群体、身体政治等日常生活领域里的冲突和政治实践），以此批判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宏大叙事或元叙事，以重建激进政治的理论话语空间。第二个改造维度在于拉克劳和墨菲跳出了阶级分析的思维架构，转向身份政治的分析范式。这种非阶级意识形态凸显在他们所提出的领导权接合实践的概念中，即强调社会本身是以话语建构为主导力量的结果。也可理解为，当代社会的政治主体在不同的情境中被瓦解为差异化的多元身份主体，并围绕其话语领导权而展开斗争。虽然，拉克劳和墨菲放弃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却更加聚焦在冲突性的政治关系上，提出不同于和谐政治（或同一性政治）的对抗政治观念。这是第三个维度的改造，也被认为是他们关于激进民主政治最为核心的新观念。换言之，对抗被看作是一种话语斗争，社会由对抗关系构建而成，而社会关系即为广泛的对抗关系。政治不再是少数精英或统治者的专利，每一社会群体都享有同等地位的政治参与权及建构的领导权。正如墨菲所言：“政治不能局限为一种制度，也不能被设想成为仅仅构成了特定的社会领域或社会阶层。它必须被构想为内在于所有人类社会，并决定我们真正的存在论条件的一个维度。”基于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这三个维度的改造，拉克劳和墨菲发展了一套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理论，主要涉及社会本体论、身份政治理论及激进民主理论，构成了一个独具特色和创造性的理论体系。

与更早被接受的福柯的话语理论相比，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理论的特征在于把话语的概念完全构造在本体论的维度上，话语成为纯粹的社会建构的表征，而前者却区分了话语和非话语领域。换言之，尽管拉克劳和墨菲借鉴了福柯的重要思想，比如话语的偶然性、差异性、特殊性以及不连续性的意涵，但他们极力反对福柯对非话语领域的保留。他们消解了福柯话语理论的核心观点，即对话语形式的分析必须与非话语的外部条件相联结，把社会彻底理解为话语建构的结果。在这一点上，拉克劳和墨菲认为他们的话语理论与福柯的话语理论并无直接关联。拉克劳强调：“墨菲与我在那本《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详叙的‘话语’概念与福柯所提出的那个概念不同——因为后者是建立在我们所抵制的话语和非话语之间的区别上，在那方面我们已经明确地批评过福柯。”

在下文中，我们将按照拉克劳和墨菲话语理论的内在逻辑，对其理论体系所涉及的社会本体论、政治身份理论及激进的民主政治这三个层面逐一进行概念的梳理及核心要义的述评，从而为理解其在传播研究中可能的应用性提供基础。

(一)社会本体论：漂浮的话语结构

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理论的第一个层面指它的社会本体论及其介于实在论和观念论、结构与能动之间的立场。它们的理论出发点是所有社会现象和对象都是通过话语来获得其意义和身份建构；在此，“话语”被定义为“一种不断协商和建构的意义结构”。这个定义具有鲜明的后结构主义立场，即不再认为话语具有稳定的结构；相反，所有意义结构都是不确定的，只有暂时或局部的稳定性。

拉克劳和墨菲从反思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本体论入手，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模型提出批评，从而提出他们自己的本体论立场：“为了将我们自己安置于接合领域，我们必须拒绝将‘社会’理解为由部分过程构成的总体的观念。因此，我们必须将社会的开放性看作构造的基础或存在的‘否定性本质’，把各种不同的‘社会秩序’看作不确定的、或者根本上不可驯化的差异领域……社会没有被缝合的特别空间，因为社会本身没有本质。”

为详细讨论社会构成的多重决定关系，拉克劳和墨菲引入了一个核心概念：接合（articulation）。这个概念最初由拉克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1977年）中使用。话语的概念被理解为一种结构的意义实体，这个实体的构建是接合实践的结果。在《领导权》中，他们进一步讨论了“接合”的意义：“我们把任何建立元素之间关系的实践称为接合，那些元素的同一性（身份/认同）被规定为连接实践的结果。来自接合实践的结构化总体，我们称之为话语。不同的立场只要在话语之中被连接起来，我们就称之为要素（moments）。相应地，我们称任何没有被话语连接的差别为元素（element）。”

换言之，话语元素的接合在客体的身份建构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拉克劳和墨菲认为，从“元素”到”要素”的转化是永无止境的过程，因而，“社会”作为一个“完整的实体”的传统理解必须被抛弃。相反，不稳定的“话语”构成才是“社会”的本体维度，而“接合”在话语场域的临时性结构中扮演了让意义稳定的重要角色。而此时意义的相对稳定性由主导的能指所加强。这里的能指可以被视为话语的节点（nodal point）。他们就此写道：“接合实践因此由部分固定意义的节点构成；而这部分固定的特征来自于社会的开放性，结果是：由于话语领域的无限性，所有的话语都在不停地浮动。”因此，拉克劳和墨菲也强调话语意义生产的偶然性(contingency)。话语是通过连接节点而生产相对稳定的意义，但也只是话语的部分意义的确定，而并非确定了它的全部意义。因为在一个话语场域里含有无限的元素，在不同的语境和时刻下能被生产出任何可能的意义。

当然，拉克劳和墨菲的这种话语理论的社会本体论也引发了学术界的批评。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批评话语理论滑向唯心主义立场。然而，拉克劳和墨菲在《领导权》中已经拒绝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二元论：“我们肯定每一个话语结构的物质特征。相反，我们要超越没有话语介入的客观领域与由纯粹思想表达构成的话语之间的二分法教条，这正是当代思想潮流一直试图打破的二元论。”

(二)政治身份理论：领导权的话语建构

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理论的第二个层面是其领导权与政治身份理论，由此阐释了漂浮的能指(floating signifier)、身份(identity)及其节点(nodal points)是如何在政治语境中被建构起来。他们的政治身份理论集中在两个概念的讨论：“领导权”(hegemony)和“社会对抗”(antagonism)，也就是涉及政治的正当程序和话语的争斗。拉克劳指出：“迄今为止，话语理论对政治领域的各种主要贡献，都同‘权力’的概念化联系在一起。”而他们将“权力”的概念与“领导权”和“社会对抗”的范畴联系起来，以阐释一些特别的话语如何在不同的情境中获得社会支配地位。

作为《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的核心概念，“领导权”是连接话语理论的各种范畴的枢纽。“领导权”概念通常强调的是政治统治中的赞同、合意，与之相对的则是对暴力的倚赖。拉克劳和墨菲对“领导权”的概念作出了自己的理论阐释。他们写道：“领导权出现的一般领域是接合实践的领域，即‘元素’尚未具体化为‘要素’的地方。”这种领导权的实践只能发生在既非永久固定又非永不固定的话语场域。换言之：“正是因为领导权假定了社会的不完整和开放性特征，才可能只在接合实践控制的领域进行领导权实践。”在话语理论看来，领导权的争夺仅实践在开放的意义系统中，使得接合变得可能；而在封闭的系统里，意义是一直重复的而无法实践领导权。

拉克劳和墨菲还使用了“对抗”的概念，以进一步分析各种领导权斗争和身份/认同的建构。“对抗”的概念最初出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如《共产党宣言》（1848年），他们的主要关切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对抗。对拉克劳和墨菲而言，“每一种社会身份/认同都变成了多元接合实践的汇合点，在它们之中存在着许多对抗”。这意味着“对抗”已从阶级对抗的单一逻辑推进到各种身份/认同对抗的多重逻辑，如社会身份、公民身份、国族身份、种族身份、性别身份，等等。

(三)激进民主理论：多元政治话语的竞争

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理论的第三个层面是他们的激进民主理论。通过浮动的话语结构的铺垫与领导权概念的重新阐释，拉克劳和墨菲的理论建构的目标最终指向激进民主政治的理想蓝图。在他们看来，“左派的任务不是放弃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相反，是在激进的和多元的民主方向上深化和扩大民主”。所谓“激进多元”的民主观，强调的是在国家与公民社会领域，通过话语领导权的斗争使多元化的意识形态得以充分表达，从而体现出民主政治对社会差异性（阶级、民族、种族、性别、文化身份，等等）的尊重。

墨菲在后来的政治哲学著作中进一步对“政治”的概念进行了阐释。墨菲对“the political”与“politics”两个词语进行了区分。前者作为“政治”的本体特征，包含人类社会关系中历来存在的冲突与斗争的维度，换言之，人类社会正是通过公民权利的争取与捍卫而实现了政治的意义；后者则指政治的体制，即通过国家制度、机构、政策、话语等而实现的公共事务的管理。激进民主的目标就是要矫正现代民主政治体制日益官僚化的趋势，重新激发国家与公民社会中生机勃勃的多元意识形态的表达与斗争，从而回归“政治”理念中应有的多元性的本质。

在这个意义上，激进民主的理想不但与自由主义的代议制民主的政治设计形成了差异，而且也有别于与哈贝马斯等温和左翼的“商议民主”的构想。如果说自由民主的核心理念是个体的“自由”，左翼的民主观念则强调社会的“平等”；进一步地，在左翼的阵营中，“公共领域”的民主观主张社会不同群体就公共事务进行理性的协商对话，“激进民主”的观点则认为民主参与不能仅仅通过温和的商议对话来实现，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与斗争也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应有之义。因此，政治作为观念竞逐的场域，从来不是“零和博弈”的空间，而必须通过持久不断地占据“领导权”的政治话语(hegemonic discourse)的争夺过程而实现最大化的民主目标。

三、迈向话语理论分析：多元话语在媒介场域中的接合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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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学说，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理论本身具有较高的理论抽象程度，因而并不容易运用于经验性的社会科学研究。近十几年来，通过拉克劳及其弟子领衔的“埃克塞斯学派”的努力，该话语理论逐渐被发展为一种话语分析的研究策略，在政治领域的意识形态与话语研究中引起关注并获得认可，展现了话语理论对社会中各种政治、文化与媒介表征的解释力。

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传播载体，媒介无疑也应成为话语理论研究的领域。从事话语研究的政治学者虽然看到媒介的重要性，但并未展开。对于媒介和传播学者来说，将具有较高抽象度和复杂性的话语理论运用于经验性的媒介话语分析中，则需要一个概念体系与方法论的转换过程。英国文化研究大师斯图亚特·霍尔早在1980年代就注意到了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理论，并把“接合”的概念引入到媒介与文化研究中，用于指涉意识形态实践是如何在特定条件中产生的。不过，霍尔并没有全盘接受后结构主义的话语理论思路，如他所说的：“拉克劳和墨菲的新书认为世界、社会实践就是语言；然而我却要说，社会‘如’语言般运作。”由于这种本体论立场的差异，虽然霍尔进行了许多与媒介意识形态相关的研究，但仅仅停留在“接合”概念的引入，而没有完全将话语理论的概念体系付诸实践。

进入21世纪以来，比利时学者尼科·卡彭铁尔(Nico Carpentier)及其指导的“布鲁塞尔话语理论小组”专注于将话语理论引入传播研究，并创造性地发展出一种“话语理论分析”（discourse-theoretical analysis,简称DTA）的方法论。该方法论目前主要被运用在媒介和传播领域研究，也逐步被推广到了文化研究、公共卫生等领域。卡彭铁尔等在2019年出版的《传播与话语理论：布鲁塞尔话语理论小组文集》中指出，虽然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话语”的概念就浮现在媒介、传播与文化研究中，但系统的“话语理论”在其研究中长期处于缺位状态；该小组正是在尊重话语理论的复杂性的前提下，致力于将话语理论带入媒介与传播研究，以支持话语理论分析与媒介和传播研究能够互相滋养，开拓出更广阔的学术前景。

卡彭铁尔等认为，话语理论分析（DTA）区别于其他话语分析路径的重要特征在于：DTA处理的是宏观的文本（社会文化的意义结构）和宏观的语境（社会文化及其变迁）。因此，DTA所定义的不再是“作为语言使用的话语”，而是“作为表征的话语”，甚至就是“作为意识形态的话语”。由此而言，DTA就与语言学的话语分析形成明显的差别。同时，DTA与批判性话语分析（CDA）也存在一定的本体论上的差异。比如，在费尔克拉夫的CDA研究模式中，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被区分为三个层次，但在DTA中，“话语与非话语的区分是被拒斥的”，因而独立于话语之外的社会实践是不可能的。

由于话语理论分析具有独特的、宏观的“话语”概念，因而就不能简单地挪用已有的媒介话语分析的方法，而需要建立一套自身的、与理论自洽的方法论。卡彭铁尔认为，话语理论指导的经验分析可以将话语理论与质化研究的基本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话语理论中的“敏感性概念”（sensitizing concept）的梳理，即那些能够帮助研究者明白“观察什么、观察何处”的概念，他绘制了一个话语理论分析的方法论金字塔（见图1）。

图1 话语理论分析的方法论金字塔

在这个金字塔中，第一层级是质化研究方法论的一般原则——对意义的关注、开放的程序、敏感性概念以及循环往复的操作程序。第二层级是话语研究的方法论。话语研究的每个路径对于“话语”的概念和话语分析的方法都有不同的理解，然而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将“话语”理解为意义的建构，其差别在于如何从不同层面诠释这种意义结构。第三层级即话语理论分析，它将“话语”视为意识形态和表征，并可将话语理论中的接合、节点、领导权、身份认同、对抗等敏感性概念运用于多个社会和文化场域的分析，因而比“作为语言使用的话语”具有更为宽广的理论视野。

简而言之，话语理论分析作为方法论涉及以下可能的特征：专注于宏观层面的语境和文本分析，而非微观语言学层面的分析；挖掘文本中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表征的意义和结构，尽可能地做到从事实到理论的高度抽象；使用敏感性概念引导研究发现，并在循环往复的研究程序中不断地补充和调整敏感性概念集;用话语接合实践的思考逻辑来认识文本及建构意义；话语理论中的术语作为核心概念运用在分析中；话语理论分析作为方法论的工具箱，允许结合其他分析技术（比如民族志研究、质性内容分析法等）来支持和增强研究的效度和可信度。

通过这种方法论层次的梳理，研究者得以全面地将话语理论的概念体系转化为经验研究的分析工具，并应用于媒介与传播研究，尤其是媒介场域中多元话语的接合实践的分析。以卡彭铁尔的研究为例，他通过运用话语理论中的节点、接合、领导权、身份认同等概念，对新闻业生产者与受众这两个领域的话语结构进行了再阐释。从话语理论的观点来看，新闻业是一个充满着意义建构与争夺的话语场域。新闻业作为一个话语场域包括多个节点，包括：新闻的客观性VS.主观性、新闻生产的自主性VS.依附性、媒介控制的把关责任VS.媒介的开放性、新闻从业者的专业性VS.受众的参与性，等等。围绕着这些节点，新闻业的话语场域包含着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话语竞争，从而形成新闻从业者身份认同的多重建构，同时兼具相对的浮动性、稳定性与偶然性。

而在媒介传播过程的另一端，新闻界与学术界对于“受众”身份的阐释也形成了一个多维的话语场域。卡彭铁尔认为，“受众”（audience）作为一个漂浮的能指，在特定语境的不同话语中被假定了不同的含义，并潜在地包含了不同的意识形态立场（例如，商业化的意识形态VS.民主化的意识形态）之间的领导权斗争。“受众”按其特征通常被划分为两个维度：微观与宏观、被动与主动，由此区分出从个体到大众的多种受众身份。在此基础上，卡彭铁尔进一步引入公共与私人、社区与社会等维度，从而呈现出更丰富的涵盖公民、消费者、阐释社群等多重涵义的话语场域，并为当下生机勃勃的受众参与活动（电视谈话节目、社区与另类媒体、网络新媒体的公众参与）等提供了阐释的空间。

在2019年刚出版的《传播与话语理论》的文集序言中，卡彭铁尔等进一步系统总结了话语理论分析在媒介与传播研究中已经应用的四个主题领域：（1）媒介策略、修辞与传播：主要指媒介在意识形态话语建构与传播中使用的微观的修辞策略，这历来是媒介话语研究的重点领域（即discourse of media），话语理论分析则通过新的概念工具来着重分析话语接合的不稳定性和多元竞争的特征；（2）媒介组织中的话语：这个主题在组织层面强调了媒介（包括主流新闻媒体与另类媒体等）在话语生产中的角色（即discourse in media），主要通过特定的议题（如民族认同、经济危机、战争等）的话语建构来考察媒介组织与话语之间的关系；（3）媒介机构的身份与实践：这个主题把媒介本身视为话语建构的场域（即media as discourse），而非凝固的机构，如前文所提到的对新闻从业者身份和受众身份的话语场域的图绘，此外还有研究对社区媒体进行多元话语诠释，乃至对博物馆这种广义的媒介等观众身份进行多元解读，等等；（4）媒介与竞争性民主（media and agonistic democracy）：这是更为宏观的层面，包括规范理论层面对媒介与多元民主的关系探讨，以及经验层面对另类媒体、社区媒体在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考察等。

不难发现，上述概括的媒介场域中的话语理论分析的主题都特别强调政治（the political）和意识形态的属性。话语理论分析的这一特点显然与拉克劳与墨菲作为政治哲学家的理论旨趣相关，同时也体现了媒介作为多元意识形态话语接合与斗争的主要场域的特性。有鉴于此，我们需要将话语理论与“媒介政治”（media politics）之间的关系展开进一步的探讨。

四、从政治意识形态到日常生活政治：重构批判的媒介话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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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媒介话语研究中，历来存在两种主要的取向：一是批判性的、政治性的进路；二是实用性的、日常性的进路。话语理论分析显然更侧重前者。墨菲在一次学术访谈中明确表示：媒介在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生产、维系与对抗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媒介必须保持多样性的话语生态，才能推动激进多元民主的实现。为此，她倡导一种“竞争性的公共领域”（agonistic public sphere）的观念，在这种公共领域中，媒介不仅是不同社会主体商议对话的空间，而且应当成为多元意识形态争鸣乃至抗争的场所。

沿着这一思路，澳大利亚学者林肯·达尔伯格(Lincoln Dalhberg)与新西兰学者肖恩·费伦（Sean Phelan）在他们主编的《话语理论与批判的媒介政治学》一书中提出了运用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理论发展一种“批判的媒介政治学”（Critical media politics）的构想。如果说主流的政治传播研究关注的是媒介与传播在政治选举及国家治理中的角色与效果，所谓“批判的媒介政治学”则致力于对民主政治中的媒介、话语与权力的关系进行意义阐释与价值反思。通过运用话语理论的概念工具，“批判的媒介政治学”试图以激进民主的视野开启媒介政治领域的批判性思考，包括对“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媒介话语秩序进行个案的检讨，以及对新媒介环境下新兴的抗争政治进行经验性考察，等等。

瑞典学者彼得·达尔格伦（Peter Dahlgren）在该书总结性的一章中认为，批判媒介政治学应该是一个多学科和多研究领域的结合体，而话语理论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拉克劳和墨菲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在其出版二十多年后，话语理论才引起传播研究者的关注，这个过程经过了哲学（后结构主义的社会本体论）——理论（政治认同理论与激进民主理论）——方法论（话语分析策略）的系统检视。话语理论或许不需要成为“批判的媒介政治学”的主导理论，但其作为一个丰富的理论金矿，可以为我们分析社会现象中的话语、权力与政治抗争提供批判性的洞见。

而在卡彭铁尔等主编的《传播与话语理论》文集中，虽然没有使用“批判的媒介政治学”或“政治话语分析”的概念，其对政治、意识形态与民主生活的关切却是不谋而合。该书对媒介政治的分析主要包括两个方向：一是媒介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析，二是媒介与日常生活中的政治性的分析。同时，由于在当下的高度媒介化社会中，媒介的影响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无论是政治意识形态还是日常生活的话语斗争，都能在媒介场域中得以再现。

在政治意识形态的研究方向上，话语理论研究者结合各国不同社会语境中的重要政治议题与媒体展开研究，产生了比较丰硕的成果。例如，希腊学者迈诺斯（Yiannis Mylonas）从该国报纸《每日报》（Ekathimerini Daily）对经济危机议题的报道中提炼出“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该报纸将一个全球资本主义普遍存在的结构性问题简化为一个地区性的经济问题和道德问题，从而维护了希腊与欧盟当局的主流意识形态领导权；该研究的目的则是揭露其中的话语策略，并给予批判性的解读。瑞典学者菲利蒙诺夫（Kirill Filimonov）和斯文森（Jakob Svensson）分析了2014年瑞典议会选举期间该国的女权主义倡议党（Feminist Initiative）如何将各种社会团体的诉求整合到其网络媒体的意识形态话语建构中，从而形成斗争性的政治方案。比利时学者德·克林（Benjamin De Cleen）分析了该国的极右翼政党弗拉芒集团（Vlaams Blok/Belang）如何通过弗拉芒地区的展演艺术而表达其意识形态诉求，包括民族主义、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三种话语的关键节点（民族、传统、人民）的建构及修辞策略等。上述这类研究在批判性话语分析中也是常见的议题，但话语理论研究者通过运用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理论的概念体系（节点、要素、接合、领导权等）给予更系统的分析；并且，其话语的概念可以涵盖从新闻媒体到艺术媒介的广阔领域，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

话语理论指导下的政治意识形态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突出多元话语之间的斗争性与冲突性。例如，德·克林在另一篇关于比利时弗拉芒民族主义话语的文章中，着重分析了弗拉芒地区相对温和的民族主义者对极右翼民族主义者的话语斗争，前者通过媒体上的表达，批评后者将民族主义话语扭曲为威权主义和种族主义；与之相对，温和的民族主义者倡导一种民主、宽容、和平、开放的民族主义话语，从而呈现出该国成熟的公民社会对极右翼势力的抵抗作用。土耳其学者阿布巴卡尔（Itιr Akdogan）则探讨了该国不同社会群体对信息传播技术（ICT）如何影响其社会变迁的想象，特别分析了体制内的政治家、积极行动主义者与普通民众三种群体的话语建构的差异，及其在现实中不同程度地遭遇的挫折。

在日常生活的政治话语研究方面，话语理论分析也凸显了其对“政治性”（the political）的广义理解。与一般的话语研究中对政治性（意识形态的分析）与日常性（如谈话分析）两个维度的区分不同，话语理论研究者认为二者不能截然区分，因为日常生活中同样充满了多元意识形态话语的斗争，即“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例如，卡彭铁尔沿着文化研究中“通俗文化作为日常生活的意义建构”的思路，分析了一档美国真人秀节目《诱惑岛》中关于人际关系、社会性别和性意识的再现，挖掘其中包含的关于忠贞、诚实和美貌的话语建构；而在其观众解读中，除了上述保守主义的道德话语外，身体的诱惑与情感的滥用也是该节目能够吸引观众的大众话语的要素。布鲁塞尔理论研究小组另一项突出的研究是关于“死亡”观念的话语建构的分析，围绕这一议题的研究汇编成了《社会建构的死亡》一书。该项目的主要研究者范·布鲁塞尔（Leen Van Brussel）以话语理论的视角重新审视“死亡”这一具有社会文化意义的生理现象，尤其通过“自主性”和“尊严”两个关键概念作为节点，讨论了人们对“好的死法”或“安乐死”的话语论争，并以比利时报纸关于“安乐死”的报道作为文本分析的佐证材料。另一方面，她又采用焦点小组的方法了解比利时民众对于这些报道的多元解读，分析他们对“死亡权利”这一观念的话语分歧。由此，该研究将话语理论及文本分析和接受分析的方法综合运用于一个人文医学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颖的分析思路，也显示了“生活政治”领域包含的复杂的可能性。

五、小结与讨论

至此，本文已对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的要义，包括其后结构主义的社会本体论、以领导权为核心的政治身份理论及激进民主理论，及其在媒介话语研究领域中的运用，尤其是批判的媒介政治话语研究进行了评述。作为第三代话语分析的主要理论资源，批判传播学者对该话语理论的应用的主要意义在于：第一，该理论蕴含的后结构主义的社会本体论更新了“话语”的概念，使其研究对象可以拓展到所有社会文化现象的表征，尤其是其对意义结构的不稳定性和接合实践的强调使“话语”的界定和分析更加灵活多变，从而拓展了语言学的话语分析和批判话语分析的既有版图；第二，该理论所包含的“接合”“节点”“要素和元素”“主体立场/身份”“领导权”“对抗”等概念体系架构了“话语理论分析”的方法论，丰富了话语分析的研究策略，尤其对于媒介场域的政治话语和意识形态话语研究具有独到的优势；第三，该理论倡导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民主政治蓝图与“竞争性的公共领域”的观念，也在主流的政治传播研究之外，为批判的媒介政治学或政治话语分析开辟了新的探索方向。

基于现有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理论的优点在于能帮助研究者深层次地理解和分析话语的生产机制、政治的属性以及意义的竞争，并为现实社会的认知生产出一套独特的话语理论的阐释方式。其不足之处在于，这一套话语理论工具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还处在探索和发展阶段。与较成熟的批判话语分析(CDA)模式相比，话语理论分析(DTA)模式从理论到方法的运用上还需要借助更多其他的研究和分析技术的支持，从而使得话语理论分析更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和透明性。

对于中国媒介与传播研究而言，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理论及其启发的话语理论分析的思路无疑将丰富我们的理论与方法论的视野。我们也不难发现，国外研究者从话语理论切入的批判的政治话语分析主要立足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语境，其理论逻辑并不必然适用于其他社会语境中的媒介话语研究。然而，话语理论所关切的“多元话语竞争”的立场在当代媒介与文化领域中是普遍的现象，特别在互联网与数字媒介环境中更为显著，因而其分析思路值得我们给予更多关注，并且在我国的媒介领域的意识形态话语分析中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话语研究者可以在话语理论的启发下，依据本土情境和具体个案，对我国媒介场域中的新闻话语、受众话语及政治话语的互动关系展开更细致的考察。因此，无论从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而言，深化对话语理论及其研究进路的了解，有助于国内媒介话语研究拓展理论和方法论的视野，进而为本土的传播研究开辟新的思路。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年第2期

囿于篇幅，公号舍去注释，完整版本请见刊物。

编辑|王心路 夏晓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