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柳读书|“唱新闻”：一种地方说唱曲艺的传播社会学研究
深
柳
堂
编者按
“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语出（唐）刘昚虚《阙题》。深柳掩映下的清净书堂，最是读书人向往的治学之所。由是，我们用“深柳堂”来命名《新闻与传播研究》论文推介栏目,以期让同好慢慢品读，细细体味。
本栏目期待能够成为学者们田野归来坐而论道的一方宝地，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切之，磋之；也欢迎各位读者向作者提出问题，琢之，磨之;我们会精选问题予以回应，奖之，励之。
“唱新闻”：一种地方说唱曲艺的传播社会学研究
作者 |李东晓
内容提要
“唱新闻”是流行于浙江民间的一种极具特色的地方曲艺，它源于南宋临安的“说朝报”传统，深受地方民众的喜爱。从传播的视角审视，“唱新闻”不仅是民间曲艺，更是一种民间社会传统的“新闻”传播活动。它呈现了我国传统“新闻”传播活动的特点，是留存至今的古代“新闻”传播活动的活化石。除了曲艺和娱乐价值，“唱新闻”还具有较强的信息传播、政治讽谕和社会教化功能。在近代江浙沪地区媒体新闻业兴起后，“唱新闻”与之发生勾连，成为一种媒体新闻向底层民众进行二次传播的口头中介。论文从传播社会学视角对“唱新闻”在浙江地区兴起的社会因素的分析，为丰富我国本土新闻传播史和民间的口头传播实践研究提供了新的案例和新的阐释视角。
关键词
唱新闻 传播社会学 中国传播史 地方曲艺
正文
一、问题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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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曲艺形式，“唱新闻”在浙江地区流传很广，在杭州、宁波一带尤为普遍。“唱新闻”在不同的地区称呼有所不同，杭州叫“小热昏” ，余姚称为“雀冬冬”，宁波地区称为“唱新闻”。虽然形式上略有差异，但都是由草根艺人利用各地方言在市井乡村进行的“新闻”说唱活动。
“唱新闻”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是目前保留下来的浙江地区最具原生态的曲艺形式。早期的“唱新闻”多为表演者根据朝报内容或社会见闻的现编现唱，“快速有效地反映社会现实为其他文艺样式所不及”。表演者在说唱“新闻”的同时，还对新闻内容进行演绎和评价，具有讽谕政治和针砭时弊的特点。如《中国戏曲曲艺词典》对杭州“小热昏”的注解：以“说朝报”形式，说唱时事新闻和笑话故事，内容多讽谕当时的社会黑暗，初名“醒世笑谈”，后称“小热昏”上海艺术研究院、中国戏剧家协会。
“唱新闻”虽是说唱的曲艺形式，却有着十分独特的信息传播价值。它“叙述故事、塑造人物、表达思想感情、反映社会生活”，用方言来讲述和演绎“新闻”故事，使其成为“新闻”信息在民间传播的口头方式。浙江籍台湾学者朱传誉在探讨中国古代的口头传播方式时论及：“在江浙一带的乡村，每当发生什么重大事件时，有人编成唱词，到处演唱，以此为生。这种以‘唱新闻’为职业的人，可能现在还有。他们所唱的‘新闻’，变成小调、俗曲或歌谣，成了‘民间文学’或‘民俗学’的一部分。”
由于外显的说唱形式，“唱新闻”更容易被归入曲艺门类，从而掩盖了它作为口头传播方式的信息传播价值。口头传播作为人类社会主要的信息传播形态，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远的影响。法国学者巴尔比耶（Barbier, F.）在“法国传媒史”的研究中提到，“简单的口头交流、言说和谈话一直是绝对核心的传播媒介”。“人类社会就是凭借口语交流形成的”，即便是在文字出现之后的相当长的人类文明史中，文字、书籍和印刷品一直只是地球上的一小部分人生产和阅读和控制的东西。意大利学者米盖拉（Michela Bussotti）认为，因为缺乏使用文字的能力，“民众记忆”从其源头便处于缺席当中，“‘人民’之所以不出现在材料中，是因为他们属于口头表达的世界”。尽管口头传播因缺乏记录而极少受到关注，但朱传誉却认为口头传播的消息或意见，“其功能和影响，实不下于今天的报刊”。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中国的乡土社会是“只有语言而用不着文字”的，熟人社会、面对面的交往，搭配表情和动作的口语传播是主要的交流工具。因此，在中国悠久的民间社会，口头传播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非常晚近的时候。据不完全统计，截至清末民初，中国至少有2-3.3亿“文盲”，约占总人口的75.33%。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全国5.5亿人中，有八成以上都是“文盲”，农村地区的“文盲”率更是高达95%以上。如此之低的识字率，更加显示了口头传播在底层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和价值。只是在新闻传播学界对口头传播活动一直缺乏足够的关注。并且，在口头传播活动中，学界也更关注言说形式的口头传播活动，对“唱”和各种说唱结合的传播活动重视不足。
基于此，本文希望离开传统曲艺研究和民俗学框架，将“唱新闻”视为一种口头传播活动，从传播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利用史料分析的方法，对“唱新闻”的传播特性、传播内容、社会传播功能以及产生的社会背景进行分析，从而丰富对中国传统的“新闻”传播活动形态及其社会功能的研究，也为探讨中国民间社会的口头传播活动提供新的案例和阐释视角。
在内容安排上，本文首先将对“唱新闻”曲艺的传播特性和传播内容进行分析；再对具有如此传播特性和内容的“唱新闻”在民间社会的传播价值和传播功能进行阐释。接下来，为了回答“唱新闻”这一独特的“新闻”传播活动缘何仅在浙江地区产生并流行开来，我们将对“唱新闻”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进行分析。最后，基于已有的对近代地方曲艺研究常用的社会启蒙框架，我们也将对“唱新闻”所具有的社会启蒙功能进行阐述，并将其作为本文的余论，以探索曲艺研究与传播学研究相交叉和对话的空间。
二、游走民间、方言小调：“唱新闻”的传播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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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新闻”的街头表演曾经深受民众的欢迎。据清末《杭俗遗风》（1864年出版，1928年补辑）一书记载：“‘小热昏’一时颇负盛名，杭人妇孺，亦无不知有小热昏者，足见其魔力大矣。”在宁波地区“唱新闻”也颇具规模，据《宁波曲艺志》记载，“文革”前仅宁波地区从事唱新闻的盲艺人就有三四百人，他们还自发组成了“唱新闻”同行会。在一篇对宁波“唱新闻”的回忆文章中写到：“妈妈是一个铁杆的新闻迷，每当邻近村坊唱新闻，她右手抱着出生不久的妹妹，左手拉着六七岁的我，跟隔壁的伯母们赶去，一场不漏……农家妇女大多不识字，最喜欢听纯粹用土话唱的新闻，俚俗风趣，明白如话。”底层民众对“唱新闻”的喜欢也源于其“俚俗风趣、明白如话”的传播特性。
（一） 游走艺人：流动的传播者
无论是杭州“小热昏”还是宁波“唱新闻”，其表演者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游走街头的流动艺人。宁波地区的“唱新闻”主要以走街串巷的盲艺人为主，杭州的“小热昏”则以街头卖艺的小商贩为主。
“独眼龙”唱新闻，三个铜板“照份份”，这句宁波民间谚语形象地描述了盲艺人“唱新闻”的状况。盲艺人作为“唱新闻”的表演者并非个别现象，据宁波《鄞县志》记载：“唱新闻”在清末逐渐成为盲人谋生的专业。《奉化市志》也有记载：民国时期盛行唱新闻，大多都是盲艺人。盲艺人从事“唱新闻”，从传播者的角度上看，有着相当的口头传播的优势。
首先，盲人群体具有说唱的优势。盲人因视力缺失，优于口语传播和记忆力。如在文字尚未成为社会文化主要载体的先秦（或至少持续到春秋战国时期），盲人因其良好的记忆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一直拥有较高的地位，甚至被纳入政府的管制体系中，从事祭祀和“音声教化”的工作。其次，盲人群体有走街串巷说唱卖艺的营生传统。这种营生传统使得盲人能够深入底层民众的生活场景，到报纸和其他媒体所不能及的乡村民巷表演，是固着于地方的底层民众更容易获得的信息来源。
杭州“小热昏”虽不是盲艺人表演，但也是一种典型的街头艺术。“小热昏”最初是一种借鉴“说朝报”的形式来兜售梨膏糖的商贩营销术。“小热昏”的创始人杜宝林将“说朝报”的方式移植到卖梨膏糖上来，在商业街区边沿街边说唱“新闻”边卖糖，是为杭州“小热昏”最初的形态。
（二） 街市空场：深入百姓生活的传播场景
表演者的流动性使得“唱新闻”可以非常方便地嵌入底层民众的生活场景。在乡村，“唱新闻”的演出场地极为简便，村头、田头、谷场、庭院、码头、航船，只要艺人可到的地方都可表演。在城市，“唱新闻”的表演场地主要在商业街区和人口密度高、流动性大的地方。
杭州“小热昏”将选择合适的表演场地称为“撂地”。“小热昏”的传承人周志华曾对其早年的“撂地”经历有过描述：“黄昏，夜幕正在降临，在巷口一块较为开阔的空地上，已有二十多张小凳子、小竹椅占据了最佳位置。我背着‘卖包’，一手拎着‘桥梁’，一手拎着‘散光’，来这里‘撂地’。” “撂地”的选择得是“三面棚”，一面背靠建筑物，这样便于表演时与观众互动。从“撂地”的选择可见，“小热昏”并不是远离观众的舞台表演，而是身在观众当中，不时与观众互动的表演，体现出较强的人际互动和信息传播特性。
据记载，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杭州城内“小热昏”主要的表演场地有孝女路的江北大世界、井亭桥畔、龙翔桥边、拱宸桥张大仙庙等，都是些商业街区或人口密集的场地。夜场的场地更多，河边桥畔、广场空地都可表演。乡村市井的流动性体现出“唱新闻”并不是固定于舞台的庙堂艺术，而是深入民众生活的草根艺术。也正是这种草根性，才能让更多底层民众接触得到、消费得起。比如听杭州“小热昏”的花费仅需买一块梨膏糖；而收听宁波“唱新闻”的戏资也就是管盲艺人吃顿饭的花费，还可以是多家一起兑出来的。
（三） 方言唱词、小调唱腔：简单易懂的表达方式
使用本地方言表演是“唱新闻”最主要的口头传播特点，它体现了极强的地方嵌入性。依据地方方言的不同，“唱新闻”分化出了宁波“唱新闻”、慈溪“唱新闻”、舟山“唱新闻”和杭州“小热昏”等分支。方言演唱虽然不利于广泛传播，但更符合地方民众的语言习惯，能够起到比较好的传播效果。
在唱腔上，“唱新闻”的唱腔曲调非常简单。“唱新闻”的“唱”，更类似于“哼”“唱”与口语“念白”的结合。早期的“唱新闻”表演者都没有经过专业的演唱训练，多是由表演者利用自己熟悉的地方小调随意发挥。后来在师承过程中，才逐渐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唱腔和表演程式。比如，“小热昏”吸收了杭州的民间小调“手扶栏杆”、“东乡调”、“宣卷调”等。宁波“唱新闻”则吸收了来自镇海民歌的“马灯调”宁波地方曲艺“四明南词”的“慈调”和“悲赋调”等。“唱新闻”将这些地方小调中的声腔借鉴过来，逐渐形成所谓的“新闻调”。“新闻调”为七字奇言对偶句式，唱腔多为一字一音，依字行腔，节奏快、口语化，叙事性强，大大增强了“唱新闻”的口头表达功能。
在乐器使用上，虽然不同的“唱新闻”表演者所使用的乐器略有不同，但都是极为简单的打击乐器，常用的有小锣、小鼓（或腰鼓）、竹板（或木板）等。打击乐器并不能奏出音调，进而没有更多音乐上的艺术欣赏性。它们的使用在表演中起到两个作用：一是为了鸣锣开场，在开场前吸引听众注意；二是用以敲击节奏或连接唱段之间的停顿。
在身段表演上，“唱新闻”表演一般没有身段展示，也少有丰富的肢体动作。“唱新闻”通常由1人独自表演或2人合作表演，乐器都挂在每个表演者身上，没有其他器乐（队）伴奏。为了便于敲击乐器，专于念词，表演者或站或坐，几乎没有身段表演。
由上述对“唱新闻”唱腔和表演方式的分析可见，“唱新闻”并不像其他地方曲艺一样有成熟优美的声腔艺术、复杂的器乐伴奏和丰富的身段表演。可以说，“唱新闻”在曲艺艺术方面的表达并不复杂，也没有多高的艺术门槛。相比于艺术性，“唱新闻”更吸引百姓的在于其演唱的“新闻”故事。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唱新闻”具有明显的信息传播功能和价值。
三、承古系今：“唱新闻”的“新闻”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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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唱新闻”更长于“新闻”内容的表达，但通过对保留下来的“唱新闻”曲目的分析，我们发现“唱新闻”所唱之“新闻”题材十分广泛，既有民间传说、历史故事，也有国家时事和社会见闻，并不仅限于我们当代所理解的“新闻”。
依据“新闻”内容的来源，我们将保留下来的“唱新闻”曲目进行了简单的分类，如表1所示。
由表1的统计可见，除了改编自其他戏曲的曲目和新中国成立后新创作的曲目，早期“唱新闻”自发编演的曲目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社会传闻或见闻，这些“新闻”或被“唱新闻”表演者所听闻，或是亲眼所见。如《宁波市志》和《镇海县志》记载，“唱新闻”的内容有取材于流传于民间的古今故事和社会新闻，也有表演者对新近发生、具有社会影响的人或事现编现唱。杭州“小热昏”的传统曲目《清和桥》、《吊发圆》、《三县并审》和宁波“唱新闻”曲目《三篙恨》、《借珠花》等可算做此类。另一个来源是在近代报业兴起后，改编自报纸报道的新闻，如“小热昏”曲目《枪毙阎瑞生》、《黄慧如与陆根荣》、《杨乃武与小白菜》等。
虽然这些故事都属于“唱新闻”的“新闻”内容，但用现代新闻业的新闻标准审视，这些“新闻”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新闻有着很大不同。一方面，说唱者并不对所唱的新闻事件进行核实，不保证新闻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即使是亲眼所见或取自报纸报道的新闻，也并不真实客观地讲述，表演者在其中加入了不少演绎和评论的成分。比如，《三篙恨》一剧以1724年的余姚洪水为背景，《借珠花》演绎自道光年间绍兴府新昌县南门外戴家村秀才戴叔英的故事。这些曲目虽有故事原型，但更多虚构的情节，以增加事件讲述的故事性。
虽然这些“新闻”并不符合现代的新闻标准，但通过对中国古代“新闻”语义的考察，我们发现“唱新闻”中的“新闻”恰恰是中文传统对“新闻”的理解。只是在近代新闻业兴起后，“唱新闻”与近代新闻业发生了勾连，将经由媒体报道的新闻纳入其内容当中，成了真正的唱新闻。可以说，“唱新闻”作为一个承古系今的实践样本，它体现了近代新闻业在进入民间社会的过程中，现代新闻概念逐渐向中国传统“新闻”传播活动植入的过程。
（一）“听闻之事”：中国传统“新闻”语义在“唱新闻”中的体现
与其他很多地方曲艺大多表演由历史故事和虚构故事构成的“老戏本”不同，“唱新闻”不仅唱老戏，更热衷于唱当下的社会时事，这是对“新闻”之“新”字的体现。但对社会时事演唱时，“唱新闻”并不秉持客观报道的原则，表演者会为了增加悬念和故事性对事件进行演绎。比如前文提到的《借珠花》一剧，为了赞扬秀英的品质，演绎出秀英“死而复生”的人物命运。对事件的真实性不加考证，甚至进行加工和演绎，虽不能被现代新闻观念所接受，但它恰恰是中文传统“新闻”语义的体现。
根据学者们对“新闻”语义的考据，在中文历史上，“新闻”一词作为一个非词语的语言结构最早出现在西晋，后演变成一个动词性的短语结构，表达“新近听闻”之义。最晚在唐代，“新闻”从一个动词短语演变成一个名词短语，意为“新近听闻的事情”。宋代以后，“新闻”基本凝固成名词使用，出现了“信息、消息”等内涵。明清以后，“‘新闻’一词才逐渐融合了从西方传入的‘新闻’（news）语义，迈向具有现代新闻学意义的新阶段”。
虽然在宋代以后，“新闻”作为事件“信息”的语义被确定，但并没有真实性的要求，甚至与之相反，将“道听途说”谓为“新闻”。比如，在宋人编写的《夷坚志》中，“新闻”一词指的是“新奇和有趣的见闻，并不关心事件的真伪”。也有学者认为，唐代以后“新闻”虽逐渐作为一个固定的名词使用，但主要指一种志怪或野史的文类，“突出的是‘闻所未闻’的‘新’”，其特点是“挟郄而多诬”、“轻听而多舛”、“好怪而多诞”。还有学者从“新”和“闻”的单独语义出发，认为“‘新闻’一词的核心在‘闻’，而不在‘新’”。“闻”有两义，“均是指外界直接作用于感官……传者径达彼耳，故‘闻’字的古今字形皆标示其‘耳’”。“新闻”一词“体现了人际传播之口耳相交的特点，指直接获知正在流传的言、事……即口头传播的新鲜、奇异、有趣的信息”。
由于是“口耳之学”，古之“新闻”并无太高的社会地位，常被嗤为与官方信息相对的民间信息。因此，在北宋时期，虽有生产官方信息的“朝报”，但并不称之为“新闻”。“朝报”代表皇权，是官文化的标志，只有纯民间的信息传播活动，才要“隐而号之曰新闻”。在北宋年间，那些“或得之于省院之漏泄，或得之于街市之剽闻，又或意见之撰造”的小报为避免被查禁，才称自己为“新闻”。
由此可见，中文古语的“新闻”多是指“新近听说的传闻”，是人际间的“口耳”相传；“新闻”内容更多是新奇有趣的见闻，或新近流传的传说（或往昔之事），并无真实性、客观性、重要性等现代新闻要素的要求。亦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言:“在乡土社会，‘新闻’是稀奇古怪、荒诞不经的意思。”
从中文传统的“新闻”语义出发来审视“唱新闻”活动，就不会对“唱新闻”的主观演绎提出批评了，因为古语“新闻”并不要求对真实事件客观记录，这恰是中国传统民间社会“新闻”传播活动的典型。但因为中文“新闻”语义的开放性，在后续的发展中，“唱新闻”又与近代新闻业发生了勾连，将近代媒体机构生产的新闻纳入演唱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名副其实的唱“新闻”。
（二）勾连近代新闻业：媒体新闻向底层民众传播的口头中介
近代报业兴起后，“唱新闻”中有越来越多的曲目来自于媒体的报道，这在杭州“小热昏”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如杜宝林编演《齐卢战争》（又称《江浙战争》）和《五卅惨案》；朱克勤创作的《北伐》及《八一三》等。据文献记载，1937年“八一三”战事发生后，各报纸、电台都在报道这一消息，当时正在上海演出的朱克勤听闻后，现编了“小热昏”曲目《八一三》，到码头和街头演出。另如前文提及的曲目《枪毙阎瑞生》、《黄慧如与陆根荣》、《杨乃武与小白菜》等，这些都是当时报纸上报道的社会新闻。据记载，根据“黄慧如事件”编演的“小热昏”曲目《黄慧如与陆根荣》引起了极大反响，有人评价此剧：“新闻性强，叙事性强，演出时，听众情绪激越，议论纷纷。”
当然，对于“唱新闻”来说，即便是播报媒体新闻，表演者也不是照“本”宣唱，他们仍然会对事件进行演绎或加入对人物和时局的评议，这又是流行于民间的“唱新闻”实践特有的对传统“新闻”语义的保留。比如杜宝林创作的《法海投胎》一剧，描述的是1924年军阀孙传芳攻占杭州之事。事件虽然是真实的，但他在表演时，将此事与当时杭州雷峰塔的倒塌一事联系起来，说孙传芳是法海投胎，“白娘娘忍无可忍，推倒雷峰塔，出来要找这个法海算账。看来孙传芳的日子是不会长的，他日子一长，我们就要倒霉了！”虽然，这种类比有失真实，但表达的却是演唱者的态度和立场，有如今天的时事评论，起到了批评和政治讽谕的作用。
四、政治讽谕和道德教化：“唱新闻”的传播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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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新闻”的“新闻”播报对于那些不识字、看不懂报纸或听不到广播的乡村民众来说是颇为有效的传播方式。据杭州“唱新闻”艺人安忠回忆，丁友生消息比记者还灵通，当时全杭州城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他早用“小热昏”这种独特的方式“播报”了。不过“唱新闻”表演不是简单的信息传递，表演者通过对“新闻”事件的选择、内容的加工和演绎、立场和观点的表达，使得“唱新闻”在传递“新闻”信息的同时，还兼具政治讽谕、针砭时弊和道德教化的功能。
（一）“政治讽谕”与“警世”
在“唱新闻”表演中，表演者常常通过加工和即兴发挥对故事中的人物、事件进行评议，这些评议有着明显的政治讽谕和警醒世俗的特点。比如，杭州“小热昏”的创始人杜宝林经常借题挖苦当局，揭露当时的社会黑暗，“为避免麻烦，所以用‘小热昏’三字作为艺名掩护自己，意思是‘热昏瞎说’之义”。“小热昏”的名字看上去荒诞俗气，实则是用自嘲和戏谑的方式行批评讽谕之功能。
在不同的时代，“唱新闻”批评的政治主体不同。在清末主要是针对清王朝和地方官员，比如《钉鞋记》对清末地方衙门懒政腐败的批评；民国时期，主要是对军阀混战和政治官员的批评（如《齐卢战争》、《六天六地》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主要是对战事的播报和对日本侵略者的批评（如《八一三》、《东洋赤佬勿是人》等）。这种紧跟现实、热议时事、针砭时弊的特征，是其他曲艺样式所不及的。
另据记载，杜宝林曾经为了进入舞台表演，曾将“小热昏”改为“醒世谈笑”。虽终因民众早已习惯了“小热昏”，“醒世谈笑”的名字没被叫开，但“醒世”一词凝聚了“小热昏”表演者对这一曲艺的定位和理解。“警醒世俗”也被认为是早期浙江“唱新闻”的特色，这一特色随“小热昏”流传到上海，在上海“独脚戏”中保留至今。
（二）道德教化与“劝世”
虽然“唱新闻”讽谕政治、针砭时弊，但它并不挑战（甚至宣扬）主流的道德伦理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底层民众起到了道德教化的作用。从对“唱新闻”曲目的梳理可以看出，传统的“唱新闻”曲目大多是与老百姓生活相关的民生故事。比如，《中国人勿要吃鸦片》、《劝赌》、《劝嫖》等。这些剧目通过对不同故事人物的命运安排来传播良善、孝顺、戒赌、戒烟、家庭和睦等观念。这些曲目也因此被称为“劝世文”。
“劝世文”中体现出明显的忠君孝悌、安分克己、仁义礼信等传统礼教的内容，如象山“唱新闻”传统代表剧目《三县并审》即为典型。剧中讲述了魏秀英嫁入祝家，因其夫长年在外做生意，族系叔公欲将其霸占，秀英誓死抗争的故事。与秀英恪守妇道形成对比的是，为攀附于叔公的权势，秀英的婆婆以及两个侄女均通奸顺从于叔公。后来，秀英丈夫得知此事，赶回家欲救秀英于水火，却被叔公杀人灭口。秀英为讨回公道，四处告状。因叔公是武状元，势力强大，案件一度扑朔迷离。后经过镇海县、鄞县、慈溪县三位县官的共同审理，最终真相大白，叔公被收押监牢。而与叔公共同作案杀死儿子，陷害秀英的婆婆，却被秀英以孝道为由说情保下，终日吃斋念佛以求福报。参与杀人的两个堂姐妹虽也被保下，但只能下嫁仆人。而秀英虽一生寡居，但专心抚养祝家香火，不仅获得了邻里赞扬，且生活充盈圆满。
《三县并审》是典型的早期“唱新闻”的故事内容。以家庭伦理故事为主，有悬念、冤屈、斗争和苦难，但故事结局一般都遵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中国传统的人生观念。这些道德观念也是当时官方所要倡导和维系的“主流意识形态”。如在家庭伦理中提倡“男尊女卑”、“三从四德”、“孝悌为本”等伦常观念，这些教化内容在早期“唱新闻”的内容中十分普遍。比如在宁波“唱新闻”代表性剧目之一的《打“养生”》中也有充分体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唱新闻”可以说是官方意识形态传播到民间社会的一种重要媒介。并且，由于嵌入民间，采用民众“喜闻乐见”的叙事形式，“唱新闻”的教化功能是潜移默化且十分强大的，这种道德教化有力地维系了乡村社会的伦理观念。
五、传统基因与近代土壤：“唱新闻”兴起的地方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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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诸多地方曲艺相比，“唱新闻”具有更彻底的民间性，这一点与其偏安于地方一隅，并且（在1949年前）只存在于底层社会有关。早期的“唱新闻”一直是个体艺人的营生方式，并没有很自觉的艺术追求。但在后续的发展中，在市场、商业力量和社会信息环境的推动下，才渐成规模，逐步发展成为一种颇具特色的地方曲艺。“唱新闻”的这一特殊的发展脉络与浙江地区的地方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学者爱尔乌德（Charles A Ellwood）在《文化进化论》中论述道：“人类的文化，像树上的果实一样，是依照气候和别种地理条件而产生的。所以地理环境对于文化之起源和进化，应视之如占有主要的地位。”因此，要了解“唱新闻”独特的生成和发展脉络还需要进入地方的历史社会环境中进行考察。
（一） 文化基因：南宋临安的“说朝报”传统
“说朝报”传统是“唱新闻”产生的重要的地方文化基因，也是“唱新闻”能够在浙江地区出现的主要原因。据记载，无论是杭州“小热昏”还是宁波“唱新闻”都将源头指向了当地清末街头的“说朝报”活动，这种“说朝报”活动早在南宋时期就在临安地区颇为流行。
据何扬鸣对南宋新闻业的考察，在临安一直都有被称为“朝报”的官报传统，民间小报也颇为发达。尹韵公也认为“卖朝报”在南宋已成为一个行当，民间发行很可能是其发行的主要渠道。蔡罕等人在对宁波新闻传播史进行梳理时，也提及早在南宋时期，宁波街头就出现了为了发行兜售的“说朝报”方式。明清时期，随着民间报房的出现，“说朝报”售卖报纸的方式再度在街头流行起来。当时的“朝报”多是刊登当地和其他地方新闻的小报。之所以用“说”的形式主要是“为了吸引读者，招徕过往行人前来买报。不少卖报人，一面敲着小锣，一面用大家耳熟能详的杭州方言念出报纸上刊登的内容，时间一长，人们便把这种兜售报纸的独特形式称为‘说朝报’”。后来，杭州“小热昏”的创始人杜宝林将“说朝报”发展为“说唱朝报”，运用到卖梨膏糖上，就成了“小热昏”的雏形。而同期兴起的象山“唱新闻”据记载也与宁波地区的“说朝报”有着直接的渊源。可以说，“唱新闻”正是“说朝报”传统在民间的延续和变异。
（二） 市场力量：浙江地区繁荣的市井商业
“唱新闻”作为一种街头说唱，最初一直与商品的推销有关。早期是推销“朝报”，后期是推销梨膏糖。后来随着“唱新闻”表演规模的扩大，逐渐脱离其他商品，成为一种独立的街头表演。“唱新闻”之所以能够独立发展，与浙江地区繁荣的市井商业及其所培育的市民文化密切相关。
在“唱新闻”兴起并流行的清末民初时期，浙江地区工商业发展迅速，尤其是杭州和宁波两地。宁波开埠较早，是较大的对外贸易港口，杭州地处两浙中心，又是旅游胜地，商业素来发达。1909年，沪杭铁路全线通车，杭州成了东部地区中国的客货运枢纽，一大批旅馆、饭馆、照相馆在城站附近开设，形成了热闹的商业区，毗邻城站的河坊街、龙翔桥，曾经就是杭州“小热昏”主要的表演场所。《杭俗遗风》中记载了清末“小热昏”表演的热闹场景：“唱卖时，不论何处空场中，己则立于一长凳上，旁置糖若干。先鸣小戏锣一次，听者云集。然后说唱一次，卖糖一次。有欲听其再唱者，遂连购其糖，因而糖之生涯鼎盛。一日，余偶过其侧，见围而听者，众以千计。若老若少，若男若女，若村若俏，无一人不吻张颐动，目注神凝。”
民国初年，杭州湖滨花市路（今邮电路一带）建起了“盖世界”娱乐场，杜宝林受聘其中表演“小热昏”。这是“小热昏”从街头卖唱走向舞台表演的一个短暂时期。也正是这一时期的尝试推动着杜宝林等一批艺人专注于打磨技艺，逐渐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艺术风格和曲艺特色，将“小热昏”推上了曲艺化发展的道路。此后，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商业公司的赞助下，杜宝林还到富春江两岸、余姚、临平等地演出，吸引到不少青年的模仿和学习。这些年轻人开始是“玩票”，后来干脆拜在杜宝林门下，走上职业演唱的道路。正是在这些商业力量的推动下，20世纪30年代，“小热昏”迎来了发展的繁盛时期。
（三） 信息环境：近代新闻业在浙江兴起
近代新闻业在浙江的兴起，为“唱新闻”与近代新闻业勾连提供了可能。近代浙江的新闻业虽不及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但在全国来看也算领先。1842年“南京条约”之后，宁波被迫成为近代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现代报业随即在宁波出现。随后日本人在杭州创办了“日商行报”，至甲午战争之后，因自由商业贸易的发达，浙江地区中国人自办的“小报月报旬报等，相继锺兴”。学者何扬鸣认为，“近代浙江有一件十分可贵的事，即朝野对新闻事业的认识一直比较进步，”而且，杭州自南宋定都之后，“不仅有政府官报，还有发达的民间小报，是中国民间报业和民间报人的一个摇篮”。尤其是1927-1937年，是浙江新闻业蓬勃发展的时期。而这一时期，也恰是“唱新闻”发展最为繁盛的时期。
新闻业的繁荣至少在两个方面助推了“唱新闻”的发展：一来，新闻业的兴起使得一个普遍的新闻流通和讨论的社会信息环境得以形成，使底层民众也有了更强烈地了解社会新闻和政治时事的需求；二来，“唱新闻”可以从报纸或社会讨论中获取远距离社会时事的“新闻”素材，提高了内容创作的效率和“新闻”内容的时新性，使得“唱新闻”逐渐成为真正的唱新闻。
六、余论：“唱新闻”的社会启蒙与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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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中国社会，戏曲与民众的粘合度极高。尤其是在大众传播媒介匮乏的乡村社会，戏曲更是承担着准大众传播媒介和社会启蒙的功能。1904年，陈独秀在《论戏曲》一文中曾言，戏曲“可算得是世界上第一大教育家”，“做小说、开报馆，容易开人智慧，但是认不得字的人，还是得不著益处。我看惟有戏曲改良，多唱些暗对时事、开通风气的新戏……这不是开通风气第一方便的法门吗？”可见，以声音为载体的戏曲传播对底层民众启蒙有着深切的作用，是值得传播学深入研究的领域。
就“唱新闻”而言，也有一定的社会启蒙功能。在清末民初，许多戏曲都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发生了外部力量推动的改良或改造，“唱新闻”也不例外。以杭州“小热昏”为例，其曲目就具有较强的新闻性和时政性。“唱新闻”通过口头说唱的方式将国家和社会时事传播给底层民众，成为民众了解国家时局和外部社会的渠道，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不过，我们也不宜高估这种启蒙效果。“唱新闻”对事件的选择、讲述和评价受到表演者个人认知能力的限制。“唱新闻”的表演者大多是出身底层的街头艺人，他们对底层的启蒙作用是有限的。以象山“唱新闻”为例，因其偏于一隅，几乎没有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太大影响，在1949年以前，象山“唱新闻”始终保留着自发生长的原始面貌，保留着更多的乡土性。
“唱新闻”的乡土性还体现在它独特的传播特性上。比如，“唱新闻”是以地方方言为语言载体，对于识字率低，主要使用方言沟通的地方民众来说极为重要。在唱腔曲调上，“唱新闻”多是吸纳已被地方民众所熟悉的地方小调，唱腔简单、曲调单一。在器乐使用上，除了简单的打击乐器之外，没有复杂的乐器伴奏，没有身段和肢体表演。这样的特性使得“唱新闻”可以更好地嵌入地方，使民众可以不受艺术门槛的限制，更容易接近和理解“新闻”的内容。
“唱新闻”所演唱“新闻”内容恰恰是它传播价值的体现。事实上，“唱新闻”是全国唯一一个以“新闻”命名的地方曲艺剧种。追溯其源头，这与南宋以来的“说朝报”传统密切相关。“新闻”即“听闻之事”，并非一定要真实。“唱新闻”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宋代以来我国传统“新闻”语义的特征，呈现了我国民间传统“新闻”传播活动的特点，是古代“新闻”传播活动的一个活化石。在近代新闻业产生后，“唱新闻”的“新闻”又与媒体新闻（主要是报纸）发生了勾连，成为将媒体新闻经过选择和加工，向底层民众传播的口头传播中介。从这点看，流传至今的“唱新闻”既提供了探讨我国传统“新闻”传播活动的样本，也呈现了大众传播媒介普及的早期，媒体新闻向底层社会扩散的样态。如果说“生活在中国，哪里有戏曲，哪里就有百姓民众的喜怒哀乐，哪里就有不易被高高在上的知识者发现的精魂”的话，“唱新闻”精魂则在于“新闻”的内容和方言小调相结合的口头说唱方式，这是其独特的传播价值。
在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中，人们探讨的多是现代西方新闻业标准下的新闻，也更关注于文字书写的新闻信息。诚然，这种基于机构的、集中采写的、有着固定分发渠道和制度保障的新闻实践对新闻史的探讨极为重要，但另一方面，还需要看到，中国有自己的“新闻”传统和民间丰富的“新闻”传播活动。“唱新闻”的存在让我们看到了这种丰富性。在识字率低，大众传播媒介无法到达的传统民间社会，那些“少有被记载的口头传播活动”蕴藏在老百姓的生活世界中，提供着丰富的传播实践样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唱新闻”为我们理解传统中国的新闻传播活动，理解乡村底层民众的“新闻”传播实践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窗口。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年第8期
囿于篇幅，公号舍去注释，完整版本请见刊物。
编辑|王心路 王文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