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柳读书｜“弹性”的毛细管作用：中国粉丝权力网络的博弈与变迁
深
柳
堂
编者按
“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语出（唐）刘昚虚《阙题》。深柳掩映下的清净书堂，最是读书人向往的治学之所。由是，我们用“深柳堂”来命名《新闻与传播研究》论文推介栏目,以期让同好慢慢品读，细细体味。
本栏目期待能够成为学者们田野归来坐而论道的一方宝地，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切之，磋之；也欢迎各位读者向作者提出问题，琢之，磨之;我们会精选问题予以回应，奖之，励之。
“弹性”的毛细管作用：
中国粉丝权力网络的博弈与变迁
作者｜朱丽丽 蔡竺言
内容提要
粉丝文化与诸多结构性要素的复杂缠绕已成为中国当下的突出现象。论文以历史的、整体的视角探讨近三十年间中国粉丝的权力机制，沿袭“权力的毛细管作用”理念，剖析国家、媒介、平台、资本、粉丝等关系型力量的交互。20世纪90年代以来，粉丝权力网络历经三阶段的发展变迁，即萌芽期、扩张期与收缩期。粉丝权力的萌发源于媒介市场化改制、技术赋权与参与式实践的互动循环，而国家力量尚处于隐身状态。粉丝“出圈”与权力扩张，则是基于国家与平台资本的双重征用。饭圈整治嵌入国家针对平台的反垄断规制，意味着粉丝权力的收缩。粉丝权力机制被概括为“弹性”的毛细管作用，具体表现在：多圈涟漪效应下的自我规训、权力毛细管的数字化展演和权力意识的伸缩性。进，粉丝可以与爱国主义、商业主义共舞，参与公共生活和舆论导向；退，也可限定在微观政治和日常消费领域。国家权力的隐与显，是探讨粉丝文化“赋权”的最重要变量。
关键词
粉丝文化 权力 毛细管作用 权力网络
正文
一、引言
数字时代粉丝文化的兴起，实属中国大众文化中最出乎意料而又最声势浩大的风潮，其兴衰变迁意味深长。从1990年代的“追星族”至今，中国粉丝文化历经近三十年发展。在此进程之中国家力量、媒介力量、平台资本力量与粉丝力量的相逢、化合与博弈，交织出复杂的光影与肌理。粉丝文化时而被视为民主草根力量，时而被当做资本追逐流量的推手，时而又成为国家政策严加管控的“饭圈乱象”。粉丝文化与国家、资本、平台、媒介等结构性要素的复杂缠绕已成为中国当下非常突出的现象。
力量关系视角有助于厘清中国粉丝文化近三十年的发展逻辑，也可帮助我们解读粉丝文化研究诸多新的热点方向。2016年以来，国家网信办牵头开展“清朗”系列专项行动，2021年整治重点转为“饭圈乱象”，“粉丝”、“饭圈”成为媒介热词，粉丝文化研究也从一个边缘性领域跃升为学界热点。研究领域的内在变动，映射的是当下中国急剧变迁的社会环境。互联网社会变革的剧烈性与颠覆性，为中国粉丝文化研究提出了新议题、新挑战。这些议题与挑战溢出了西方经典粉丝文化研究理论的范畴，本土视野的经验总结与理论检视成为题中之义。
本文聚焦粉丝权力，现代权力通常被构想为“在个体、群体、机构与组织之间转换与变化的交互性网络，它由社会关系、政治关系、经济关系，甚至个体关系所组成”，粉丝权力网络的形成与变迁也经历了复杂的过程。本文致力于从整体的、历史的视角剖析国家、媒介、平台、资本、粉丝在粉丝权力网络之中的交互与协商，以探究历史及当下语境中的中国粉丝权力机制。我们所讨论的粉丝权力，既包括粉丝个体通过信息获取与传播、社会交往与参与、文化消费与再生产等方式获取的能力或资源，更指向涓涓细流所汇集的河海，即个体粉丝透过媒介化组织聚拢并向外辐射的集体性力量。
现有关于粉丝权力的主流学术思路是赋权（empowerment），本研究也旨在对话粉丝赋权的相关理论与思路。无论是赋权的“外力推动模式”或是“个体主动模式”（即“参与式赋权”），皆表露出对于粉丝权力增长的乐观态度。粉丝曾经将自身行动限定在消费、日常生活边缘地带或娱乐化情感政治领域，而近年来从“圈地自萌”到“文化出圈”的变迁趋势，是否意味着粉丝权力网络已经覆盖更广阔的公共生活，粉丝已经突破了被动的客体地位而成为一种主体力量？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一主体在面对国家治理或资本平台的争夺之际，如何展现其自主能动性？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又该如何阐释近三十年间围绕着粉丝文化的权力实践及力量关系？
二、权力、权力网络与粉丝权力
在权力理论学者之中，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rault）或许是最令人熟知的一位。福柯认为：权力首先应该被理解为多重“力量关系”，这在微观层面上指向“权力的微观物理学”（micro-physics of power）；其次可将现代权力构想为“在个体、群体、机构与组织之间转换与变化的交互性网络”；再次应该聚焦“这些力量关系在国家、法律和其他领导权（如生产资料所有制）中更大规模的、战略性的显现”。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也将权力视为“各种无形的社会关系的合成”，他以“权力的文化网络”剖析中国乡村社会的权力运作机制，这一文化网络包括相互交错的各种等级组织和非正式相互关联网。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围绕着“传播力”论述权力网络，认为权力的产生不仅取决于行动者自身属性，更取决于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及相对位置，权力关系因而具有不对称性。上述关系/网络视角之中，权力是无处不在的，“这并非因为它拥有将一切笼罩其中、战无不胜的特权，而是因为它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甚至在所有关系之中被生产出来，并非因为涵盖一切，而是因为来自四面八方。”权力之风吹拂而过，如毛细管一般渗透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并于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流淌和再生，这就是福柯所言“权力的毛细管作用”（capillary functioning of power）。王汎森曾以此探讨清代政治压力下，文化领域的创造及其吊诡效果——人们尽其所能“创造性”减少或回避来自于中央的支配，却最终加深了政策达成的深度与广度，形成席卷每一个角落的权力旋风。需要指明的是，福柯等人的权力理论提供了鲜活的形象，但存在泛权力化倾向。“权力”的定义广而模糊，不容易分析权力在几个层次的变化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关注的权力主要表现在“话语”（discourse）之上。
“权力的毛细管作用”强调的是权力的细微运作与关系导向，这有助于我们更新有关媒介化时代粉丝赋权机制的理解。粉丝赋权机制的相关讨论，最初基于对粉丝污名的反拨。一方面，文艺与学术作品长期以来将粉丝描述为病态化他者，是“歇斯底里的群众”和“着魔的独狼”。自费斯克（John Fiske）、詹金斯（Henry Jenkins）为代表的欧美粉丝研究第一波浪潮以来，为粉丝正名的呼声不断，然而直至今日仍未彻底擦除粉丝身上的负面标签。媒介化时代的到来，意味着新兴技术作为一股外在力量加诸这一传统弱势群体，这就是赋权的“外力推动模式”。另一方面，“个体主动模式”或“参与式赋权”在当下粉丝实践之中更为突显。詹金斯认为Web2.0既彰显个体创造力又构建着集体协作与智慧，粉丝实践由此可能由文化消费与再生产跨入公共政治参与，即所谓“粉丝行动主义”（fan activism）。这种赋权不仅表现为由被动赋予到主动争取的转变，而且能够聚沙成塔，各种微小力量在互联网空间的聚合可能导致话语权强弱关系的相对翻转。近年来粉丝的网络集体行动展现出强大的社会动员与舆论搅动力，令人惊愕以至忌惮，也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粉丝作为亚文化弱势群体的基础预设。
诸多前期研究聚焦了粉丝权力网络中的各种关系型力量。一类研究着眼于平台资本对粉丝的征用和操纵，尤其对粉丝的“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数字劳动”（digital labor）和“免费劳动”（free labor）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辨析。粉丝在情感机制、技术逻辑和资本绑缚的多重驱动下，为偶像打榜、氪金、做数据，并生发出以“数据贡献”（data contribution）为指标的亚文化资本累积模式与监督机制。一类研究着眼于粉丝权力网络中的民族主义情绪，探讨民族主义对粉丝群体的情感征用和社会动员，透视了新媒介与网络民族主义运动之间的共生关系。还有一类研究从治理思路透视“饭圈失范”的表象与本质，或把粉丝文化定义为一种“社会症候”，或认为饭圈治理实为国家与视频网站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或将粉丝亚文化作为主流权力话语“危险的附庸”。
这些粉丝文化相关研究从不同视角对围绕着粉丝权力的关系型力量进行了剖析。我们可以从中窥见，粉丝时而作为一种外部推动或自我驱动的参与式主体，时而作为一种国家与平台予以治理或争夺的客体，其权力忽大忽小、游移不定。这也呼吁着关于中国粉丝权力的一种历史的、整体的描摹与阐释，即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所谓“复杂整体主导结构”之中的多元决定（overdetermination）探析。
三、研究材料及分析方法
本文主要以粉丝议题相关的政策文件、媒体报道、研究文献及自媒体内容作为研究材料，展开文本细读与词频分析，同时选取粉丝实践的典型案例进行重点考察。但研究材料又不局限于此，因为只有把粉丝文化置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市场经济改革、大众文化腾飞与新媒介平台勃兴的宏大背景中，才能深刻把握粉丝权力的变迁历程与内在逻辑。
部分重点材料来自《人民日报》、@共青团中央微博账号。《人民日报》作为中央级权威媒体代表，自1993年11月发布首篇以追星为主题的评论文章，全程记录近三十年来关于粉丝的官方话语变迁。本研究借助《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使用“追星”，或“粉丝”，或“饭圈”作为标题检索关键词，人工核查筛除后获得《人民日报》145篇相关报道、评论或副刊文章（截至2021年11月30日）。@共青团中央微博账号于2013年12月开通，它作为新媒体时代政党依靠群团组织进行“外生性”传播调适的重要手段，通过与青年网民亲密互动而成为女性粉丝“小粉红”聚集地，继而成为观察国家力量、平台资本力量及粉丝力量交汇的前沿。本研究针对@共青团中央微博账号检索“追星”，或“粉丝”，或“饭圈”博文，核查筛除无关文本后获取143条内容（截至2021年11月30日）。在以上资料获取基础上，通过微词云对145篇文章（标题+摘要+关键词）与143条博文展开分词处理和词频分析，并依据不同时间阶段分别绘制高频关键词图示（图1、图2、图3、图4）。
为了透视粉丝权力与国家政策、媒介市场化改制、平台资本商业扩张的交互细节，本文还进行了典型案例分析，包括2005年以来“超女”迷群实践、2016年“帝吧出征”文化政治行动以及2018年之后的饭圈网络举报。有关饭圈举报的资料获取，本文受到相关研究启发，以“粉丝”和“@共青团中央”为关键词进行微博内容检索，平台自动屏蔽相似结果后获得2018年1月1日至2021年11月30日共536条博文，其后针对全部检索内容进行了词频分析与可视化（图5）。
四、粉丝权力网络之萌芽：权力循环
本文将1993年追星族引发广泛讨论作为中国粉丝实践进入公众舆论的标志，距今将近三十年。以这一年为开端，中国粉丝权力网络的变迁历程可被划分为三个阶段：萌芽期、扩张期与收缩期。需要特别指出，阶段划分的依据并不限于粉丝自身，而是权力网络之中关系型力量的消长交互，前后阶段之间也并非截然断裂而是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叠。
萌芽期与扩张期的分界关键，在于2010年之后我国微博类平台媒介的野蛮生长，这也代表着媒介平台和平台资本正式加入粉丝权力网络的互动博弈。微博平台是当前与粉丝文化绑缚最为紧密的媒介力量，其诞生之后见证了中国粉丝文化变迁的几乎每一个代表性事件。而在微博类平台兴盛之前，粉丝权力网络最核心的媒介力量是市场化改制的传统媒体。粉丝权力网络之扩张期与收缩期的分界，依据的是2018年之后饭圈称谓的流行以及有关饭圈的官方定调。整治“饭圈乱象”表征着国家力量由第一阶段的隐身、第二阶段的征用向着治理模式转变，平台资本借助粉丝力量拓展商业版图的野心受制，粉丝文化也被紧密嵌入国家平台治理与平台资本扩张的力量关系之中。
（一）媒介市场化改制
20世纪90年代肇始的媒介市场化改革与大众文化繁荣，是回溯粉丝文化历程的一个绕不开的语境。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政策力量启动了这一时期的媒介经济增长，传媒业被正式列入“第三产业”，市场化改制催生了媒介产品的娱乐化、通俗化风潮，并推动着传统媒体的数量与结构迅速膨胀。统计数据显示，1996年的报纸、电视台、广播电台数量相较20世纪80年代初期增长将近十倍。居民收入增长也使得中国城乡家庭的电视机拥有量猛增，通俗娱乐节目随着媒介物的普及而进入千家万户。一大批港台及海外媒介文本和本土化娱乐节目建构出人们的文化消费常态，粉丝文化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分支浮出水面。
1993年，追星与“追星族”进入舆论视野。央视三十五周年台庆晚会小品节目《追星族》诙谐探讨了时兴的青少年追星现象。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显示，这一年首现追星相关学术研究9篇。同年11月2日，《人民日报》5版、10版刊发读者来信《港台歌曲演播过头少男少女追星堪忧》与时评《“炒星族”与“追星族”》，首次表达对青少年追星的关切。
进入新世纪，电视真人秀综艺节目点燃了大众追星热情，追星不再仅限于未成年人而成为全民狂欢。2005年以来，湖南卫视《超级女声》是新时期传媒市场化运营的成功典范。央视索福瑞收视数据显示，超女平均收视份额达到26.22%，决赛收视率甚至超过了央视春晚，其广告收益也令人咋舌。媒体精英和知识分子继而将《超级女声》的高收视率、高参与率诠释为一个“超级能指”。2005年，《新京报》策划的李银河、喻国明、朱大可三人访谈，就把超女粉丝表述为“大众”的代名词，直言这是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反动，认为“拇指投票”（手机投票）开了“文化民选”的先河。也有学者驳斥上述观点并批判大众媒体的文化民粹主义倾向，一时之间关于“娱乐民主”、“超女式民主”论争不断。追星被置于娱乐政治的想象漩涡与风口浪尖，也表征着社会转型过程中知识分子的内部分化，原本处于边缘地位的粉丝文化变身为透视时代脉搏的一扇窗口。
（二）国家力量的隐身
本文认为，20世纪90年代初现的粉丝权力网络之中，市场化改制所推动的媒介规模扩张与内容娱乐化是重要助力，而国家主体通过主导经济改革潜藏于媒介技术推广、媒介组织革新身后，并对新兴粉丝现象保持观望之态。这种权力关系作为一种生产机制，初步建构出粉丝社群主体，粉丝力量的进一步增长则依赖于外力赋能激发下的粉丝参与式实践。
此阶段官方话语对粉丝现象的寥寥发声，从属于传统的教育引导框架，并未与粉丝力量进行实质对话。本研究基于1993-2009年《人民日报》有关粉丝议题的45篇报道、评论或副刊文章，绘制出粉丝权力网络萌芽期的高频关键词图1。《人民日报》相关文章围绕着“追星”、“追星族”探讨青少年健康与教育议题。“青少年”、“大学生”、“教育”等高频关键词显示出对追星阻碍下一代健康成长的忧虑，与学界时兴的“追星综合症”、“病理性准社会交往”等疾病隐喻遥相呼应。类似报道或评论呼吁家庭、教育系统与社会的干预疏导，还试图将青少年追星热忱引向革命英雄（如雷锋）、伟大科学家（如袁隆平）、劳动模范等传统模范人物。官方话语对追星现象有道德批判，也有方向引导，表现出一种较为正统的价值观和陈旧因循的话语框架，但没有更进一步的实质性措施。
我们要的“追星”，也不仅仅是追那些影星、歌星，其实，在我们身边有许许多多默默无闻地工作在自己平凡岗位上的科技之星、见义勇为之星，他们才是我们更应该尽力去“追”的“星”。
——《人民日报》：《“追星族”我想对你说句话（快人快语）》，2000年12月8日
当“公款追星”触及国家廉政建设红线之时，官方话语才会予以严厉回应。2004年，四川万源市委办公室、市政府以纪念“万源保卫战”胜利70周年的名义，向全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乡镇采用“红头文件强行摊派购买门票”，引发舆论哗然。《人民日报》连续刊发文章，重申对“公款追星”的零容忍。
（三）权力循环的初现
上文描述了粉丝权力网络之萌芽期的多元主体状态，在此基础上可能还需回答：在国家力量隐匿于高处、平台资本尚未崛起之际，粉丝力量的快速萌发仅仅源于媒介技术与媒介组织的推动吗？我们认为，粉丝文化和粉丝经济必定内生于历史、社会和技术的宏大脉络，而粉丝主体嵌入日常生活的权力实践亦不容小觑，“主动赋能模式”与“外力推动模式”在粉丝权力萌芽阶段达成了良性循环互动。
不可否认的是，媒介技术与媒介组织是探讨粉丝权力增长的重要维度。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邓丽君歌曲为代表的港台流行文化的传入与追星现象的零星兴起，依靠的是收听“敌台”广播或者走私磁带和录像带、进口卡式录放机等媒介物，政治风险和经济成本意味着追星只能局限在知识青年、时尚人士圈层。直到90年代的经济改革，使得录放机、电视机等媒介物进入普通家庭，大众媒体刊播的娱乐化内容也大幅上升，追星实践才得以“沉降”为真正的大众日常生活，其社会影响力放大并被提上议事日程。再到21世纪初期网络社区、博客、手机通讯技术的勃兴，又为原子式散布的个体爱好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跨时空连接契机。这就体现出媒介技术之于粉丝权力的另一重意义，它不仅提升了粉丝个体的媒介使用权与传播权，更表现为连通与架构粉丝社群的基建作用。如果说作为个体的粉丝在面对面人际互动时常羞于表达，那么借助媒介技术的连接，粉丝社群则更易于大胆彰显审美偏好及身份认同，并通过文化参与激发创造性与生产力，这是“参与式文化”理念的核心逻辑，也是发展传播学者借助对话、协作、共享探讨“参与式赋权”的基本预设。
除去媒介维度之外，粉丝通过参与性实践拓宽其可见性和话语权的能动维度同样无法忽略。2005年肇始的《超级女声》选秀，一方面体现出电视、网络、短信的跨媒体联动对粉丝集体行动的赋能，“喜欢她，就留下她”、“喜欢她，就说出口”等赋权标签风靡一时。另一方面，媒介技术仅仅提供了跨时空连接与永恒在线的可能机制，技术的实际后果来自一种混合的“可供性”（affordance）。粉丝并非完全被动地或均质地回应技术属性，而是通过嵌入日常生活的技术驯化（domestication）与迷群实践而达成自我身份表征与亚文化资本获取，并进一步促成粉丝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对话交融。《超级女声》的诸多研究已然呈现出粉丝在文化消费、生产与社群建构过程的自主和能动属性。这种能动性首先汇集于百度贴吧等互联网空间，女性粉丝创作的言情类同人文本就反映了粉丝在性别政治领域的激进态度。更具可见性的粉丝行动，是“玉米”、“凉粉”、“盒饭”在线下空间争取亲友、熟人甚至街头陌生人的草根宣传活动。
综上所述，在国家力量保持隐身、媒介市场化改制、媒介技术日趋普及的上世纪90年代初期至本世纪前十年，粉丝权力网络的萌发依靠的正是媒介赋能所激发的粉丝参与式文化实践。媒介技术可供性与粉丝驯化媒介的循环互动是剖析此阶段粉丝力量增长的重要视角，粉丝争取文化权力的内生动力，更是粉丝权力网络近三十年变迁的持续性动因。
五、粉丝权力网络之扩张：“出圈”实践
2010年以来，我国互联网政策呈现出“网络治理与数字经济发展分轨运行”的新特征，互联网平台在政策、技术与基础设施的合力之下迅速腾飞。尤其是微博平台在这一时期的野蛮生长促成了个体粉丝权力的组织化聚拢并向外辐射。2009年8月，新浪微博诞生，2011年底，微博类软件总用户迅速增长到2.5亿，一跃成为近半网民使用的网络工具。用户规模的急速增长，使得新浪微博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交媒体平台和聚集、培育、动员各类粉丝社群的大本营。
本文据此将2010-2017年划分为中国粉丝权力发展的第二个阶段——粉丝权力网络之扩张期，这是国家力量、平台资本力量与粉丝力量密切缠绕、相互征用的短暂“蜜月期”。一方面，粉丝赢得国家与平台资本的双重征用，粉丝也主动拥抱官方话语和商业策略，抓住各种“出圈”契机展开文化政治行动与流量应援、消费狂欢，这促成了粉丝权力网络的爆发性扩张。在“帝吧出征”等出圈实践中，粉丝群体通过“借力打力”的游击战术获取情感满足与自我效能感。另一方面，平台资本借由操纵粉丝社群发展壮大，流量经济泡沫渐长，平台对社会和文化治理的“侵入”导致权力边界的重组并引发官方警惕，也就埋下2018年之后政策基调急转直下、粉丝力量盛极转衰的伏笔。
（一）双重征用：平台入场与官方收编
所谓平台，泛指一种可编程的、用以连接不同组织和用户的数字化构造。塔尔顿·吉莱斯皮（Tarleton Gillespie）批判平台隐喻作为一种话术的微妙意图，该隐喻突显的是所谓进步、公平或不偏不倚的连接和中介属性，资本公司借此隐匿利润攫取野心并逃避监管责任。盈利本能推动平台资本采用各种手段来拓展和激活用户，多年来微博就有意识地将普通用户活动量化为可视数据，并通过热度、热搜、榜单等排名系统将用户培育为围绕着某一名人、文本或产品，聚集于超话、微博群的粉丝社群。可视化的数据与排名系统之所以成为平台征用粉丝力量的有效工具，就在于它既能刺激群体内部的“数据贡献”，还能建构起群体之间的竞争甚至是大规模的网络攻击谩骂，而这都被平台转化为以流量计数的商业价值。粉丝实践由此被精心编织进入平台资本的商业盈利模式。
平台资本征用粉丝力量以拓宽商业版图之际，官方力量也悄然下场，力图借助社交媒体粉丝打通政府与公众的互动渠道，“微博问政”一时成为舆论热词。《人民日报》2010年12月刊发文章《这个政府微博可真火》，分享成都市政府新闻办@成都发布的账号运营经验。自此数年间，《人民日报》聚焦微博粉丝之于改善干群关系、提升组织领导力等平台化治理效能，对各级人民政府和公安机关的政务微博账号持续关注。如图2所示，2010-2017年，《人民日报》有关粉丝议题的86篇文章围绕着“微博”、“经济”、“政务”、“发布”等高频关键词，显示出公权力对“平台化治理”和粉丝经济的青睐。
@共青团中央自2013年创建以来，便承担着对话青年群体、缝合主流文化与青年亚文化的重任。本研究针对@共青团中央微博账号，以“追星”，或“粉丝”，或“饭圈”进行检索，获得2013-2017年共46条博文并进行高频关键词可视化。如图3所示，@共青团中央自称“团团”以塑造萌化与人格化形象，借助“我们”的身份定位和“幸运”、“成长”、“努力”等青春叙事融入青年亚文化主体。这些话语策略在粉丝权力网络的第二个阶段大获成功，塑造引领了一批以青年女性网民为主的爱国粉丝群体“小粉红”。
平台资本与官方力量的双重征用，是否意味着对粉丝权力的相对剥夺？一方面，政治经济学者关注粉丝劳动的“异化”与“剥削”，伯明翰学派赫伯迪格（Dich Hebdige）也论述了商业资本与意识形态收编对青年亚文化的湮没作用；另一方面，参与式文化、参与式赋权一派的观点也具有吸引力。本文认为，征用或赋权的二元对立无法体现此阶段国家力量、平台资本力量与粉丝力量的复杂交互与微妙平衡，“both/and”思路或许更有启发意义。这一阶段公权力征用粉丝力量探索平台化治理方针，平台资本借由粉丝力量拓宽商业版图，又事实上推动着粉丝走向舆论场中心从而更具有媒介可见性，而媒介可见性正是弱势群体掌控话语权的必要前提。真正问题在于，粉丝面对结构性政治经济力量的征用也好、赋权也罢，他们采取了何种行动、取得怎样的效果?
（二）“借力打力”：粉丝文化政治行动
我们以“帝吧出征”为典型案例，探讨粉丝的“出圈”实践与权力运作机制。从2010年“六·九圣战”到2016年“帝吧出征”，这些文化政治行动持续表明追星尤其是跨国追星在商业主义、消费文化之下的民族政治底色。粉丝采取“借力打力”的游击战术游走于不同维度的霸权话语缝隙地带，通过融入、顺从并部分征用霸权话语以正当化自身情感游戏，并由此提升自我效能感。
“帝吧出征”的最初发酵，源于韩流粉丝跨国追星所遭遇到的政治冲突与资本傲慢。台湾艺人周子瑜的不当言行原本仅为小圈层事件，韩国JYP娱乐公司有关周子瑜国籍的含混与轻慢态度，才是导致韩流粉丝大规模“脱粉”并引发舆论热议的关键。当爱豆与爱国的微妙平衡被打破之后，粉丝社团纷纷公开发表声明，重申爱国立场、也同时向韩国娱乐公司施压。《周子瑜百度贴吧休站公告》行文措辞之间，是对韩国娱乐公司的明确指责与对偶像的潜在回护，粉丝团试图借助爱国主义话语重构自身追星行为之正当性，并借力中国消费市场以胁迫异国资本向着中国粉丝的意愿靠拢。从结果来看，这一系列举措确实取得如期效果，JYP公司随后通过官方微博发布周子瑜道歉视频：“中国只有一个，海峡两岸是一体的，我始终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骄傲。”
粉丝的“出圈”洗版行动也处处可见平台资本身影，譬如热门表情包所附文字“你们淘宝的时候，还不是乖乖选择台湾省”。淘宝平台的全球商业扩张成为粉丝应援爱国话语的有效工具，而爱国主义官方话语也成为粉丝展开互联网情感性游戏的倚仗。马特·希尔斯（Matt Hills）称粉丝为“沉浸于非竞争性和情感性游戏的玩家”，既触及粉丝的情感体验特质，还意指粉丝通过玩耍对于边界、语境与规则的再创造。“帝吧出征”参与者所收获的情感体验，除了粉丝日常实践的沉浸感与依恋感之外，还混杂着爱国主义政治优越感、平台资本的商业征服感，以及涉及“帝国”与“出征”的浪漫主义古典英雄想象。换言之，粉丝创造出自我与国家、商业平台的身份叠加，将自身行动内嵌于爱国主义、商业主义话语框架。粉丝的权力实践并非以对抗政治经济结构性力量为目标，“出圈”过程的愉悦体验本身就直接导向自我效能感的提升。
需要注意是，粉丝“出圈”实践的基本前提在于，充分认同爱国主义官方话语和消费主义平台资本话语的主导性地位。通过粉丝文化政治实践，既有权力层级关系也愈加坚固并被粉丝们内化于心。恰如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所言，自下而上的粉丝实践与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力、强势的商业权力相逢并合流，权力之风由此吹拂过线上线下生活的每一个细微角落。
六、粉丝权力网络之收缩：饭圈整治
2018年，《偶像练习生》、《创造101》等团体偶像养成类真人秀的成功，使得饭圈一词进入官方话语与大众话语体系。彭兰将饭圈定义为：“某个（或某几个）偶像的粉丝们组成的共同体圈子。”当人们采用饭圈而非粉丝称谓时，突显的是其组织严密性以及应援打榜、控评反黑、爱国出征的集体行动能力，甚至隐含着群体极化、网络暴力等负面意涵。饭圈称谓同时指向了2018年之后的政策管控，标志着粉丝权力网络在这一新阶段的或被动、或主动的束缚与收缩。行政力量着意调整与平台资本的权力关系并遏制“平台中心化”趋势，饭圈整治也被嵌入国家互联网治理的宏大版图之中，以重申政府在文化领域的权力主导。政策调控进一步催生饭圈举报风潮，粉丝将官方话语内化于心、展开自我审查与自我规训，并模仿官方叙事攻击或恐吓敌对群体。这一阶段的饭圈举报，沿袭着“帝吧出征”以来粉丝依赖官方话语“借力打力”的实践策略，却收获了与前一阶段截然不同的戏剧化后果。
（一）“饭圈乱象”与平台治理
2018年8月12日，粉丝议题近三十年来首次登上《人民日报》第一版［要闻］，题为《“粉丝集资”别成糊涂账（今日谈）》。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粉丝经济不断壮大，“集资应援”出现了新的运营形态，其中衍生出的各种问题亟待监管规范……在互联网这棵大树上，新模式、新业态的长势越是欣欣向荣，就越要创新监管方式。把握节奏和关键，洞察市场和趋势，以监管之剪剔除那些歪枝烂花，才能让新模式、新业态更好服务于人民、契合于时代。
“监管之剪”与“歪枝烂花”的严厉措辞，表征着官方话语有别于第一阶段的疏离观望姿态，也异于第二阶段征用粉丝力量践行平台化治理的探索心态，行政权力大棒直接打向网站平台与粉丝社群。
当平台资本越来越广地介入市场监管、资源配置、劳动就业等原本由政府承担的基本职能，并借由操纵粉丝、影响舆论而触及文化安全红线，国家针对平台的反垄断措施势在必行。2021年2月，《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出台。2021年6月，国家网信办开展“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督促网站平台履行主体责任、优化相关产品功能，并坚决遏制粉丝各种不良行为。8月，网信办再次明确平台方有关饭圈整治的管理责任，将“对发现不及时、管理不到位的网站平台从重处罚”。2022年3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宣布,在2021年开展的“清朗”系列专项行动之中，累计下架应用程序、小程序2160余款，关闭网站3200余家。网站平台成为饭圈整治的重要对象，也印证了前述平台资本与粉丝实践的纠缠状况。如图4所示，“整治”、“健康”、“清朗”、“平台”、“饭圈”、“乱象”、“流量”、“集资”成为2018年之后《人民日报》粉丝议题24篇文章的高频关键词，官方语调急转直下，显现公权力对平台资本恣意扩张的警惕与规制饭圈的决心。
（二）饭圈举报与自我规训
网络举报成为此阶段粉丝实践的一种独特现象。举报往往发生在“同类型、同人设或同期偶像”粉丝群之间，这被阐释为明星偶像争夺既定流量资源的本质显现。鉴于明星及其粉丝群在互联网舆论环境中的高度绑定关系，举报文本通常带有“某某（明星）粉丝”字眼，攻击某一明星与攻击其粉丝团的效用几近等同。
饭圈举报同时遵循着两套逻辑诉求。其一，在流量逻辑主导之下，举报者在短时间内复制发布大量重复性负面内容，以增加某一明星及其粉丝的负面可见性。核心诉求在于通过负面消息占据对方“广场”（微博关键词搜索所得页面），以降低特定偶像明星的公众声誉和商务机会，这一诉求与组织化的控评、反黑行动互相对立。其二，饭圈举报另有一套争夺官方话语资源的内在逻辑，举报者通过将某一明星或其粉丝与社会、政治或文化敏感议题关联，期望赢得权威媒体账号的公开点评。@共青团中央作为官方话语的重要平台之一，经常成为粉丝举报所求助的权威对象。一旦此类权威账号针对某一明星或粉丝群公开发言，可能会对该明星和粉丝群造成致命打击。譬如@共青团中央将吴亦凡事件界定为“触碰法律的问题”，并发表诸如“人气和当红不是肆意妄为、违法乱纪的资本”等评论，这被视为官方话语对吴亦凡事件的盖棺定论。即使权威媒介账号对于举报不予回应，通过频繁举报提高某一明星的舆情风险所制造出的恐吓效应也相当可观。
图5“人民日报”、“紫光阁”、“人民网”、“央视”等关键词频现，反映粉丝举报往往同时@多家中央级权威媒体账号。“清朗”、“艺人”、“底线”、“整治”、“造谣”、“未成年”、“平台”等关键词体现的是饭圈举报借用“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及官方叙事的话语策略。
饭圈举报对官方叙事的娴熟引述，表明粉丝群体不再坚持自身行动与主流社会的严格划界，而是以自身情感、消费和智识投入为协商筹码，积极拥抱主流意识形态。为了合理化自身举报行为，他们在指责敌对粉丝团体违背政策导向、公序良俗或民族情感之外，还会强调自身甚至饭圈整体的政治立场正确性，以突显对方作为“害群之马”亟需整治之必要。
本阶段粉丝权力实践与前一阶段相比，沿袭相似逻辑却另有戏剧化后果。在“帝吧出征”等文化政治行动中，粉丝的自我赋权内嵌于爱国主义与消费主义话语，个体实践及其汇聚而成的集体行动对既有不均衡的权力关系进行持续地确认与再生产。饭圈举报延续着相似的权力关系逻辑，然而这一阶段国家权力征用粉丝的热情减退，官方媒体屡次斥责饭圈恶劣生态。粉丝实践推动着饭圈声誉的持续恶化，反而成为粉丝争取舆论认同的极大阻碍。这也意味着本土粉丝研究的重要议题“赋权”，实则建立在国家权力的鼓励、征用或容忍基础之上。关于粉丝参与式赋权的诸多讨论，如果抽离了国家权力与社会语境，将成为某种伪命题。
七、结论与讨论
综上，粉丝权力网络从萌发、扩张到收缩的变迁历程，提供了一个具备中国社会特异性的案例，展示出不同时期粉丝文化与社会文化思潮、与结构性要素的密切缠绕。粉丝群体不仅仅是国家权力治理的对象，也是国家权力征用的对象，其中又复杂缠绕着平台资本的权力与技术的加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粉丝从大众文化沉迷者向着每一个媒介消费者泛化。进入平台媒介时代，粉丝进而指代平台账号订阅者甚至平台用户整体（即“网民”），粉丝文化与青年文化、互联网文化逐渐难分彼此，粉丝群体、粉丝文化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也持续上升。对于粉丝权力机制的探讨，需要超越构筑于传统弱势群体预设之上的“赋权”思路。而参与式文化、参与式赋权等西方经典理论，也需要结合本土语境进行更新与掘进。
本文认为，“权力的毛细管作用”适于解释中国粉丝权力运作机制，粉丝看似具备越来越强烈的主体性力量，但“官方的文化规制措施如同一颗颗投石进入池塘产生‘涟漪效应’，营造出看似模糊却又无所不在的敏感意识，引发了个体的揣度、修正与规训，从而激荡出一场全民大合唱”。与日常生活实践理论所预设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同，粉丝自下而上的微观实践充当了权力毛细管，虽然表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自主性，但在更大程度上顺从并践行了国家的文化意志。
粉丝权力网络作为一种当代中国的权力毛细管政治，也呈现出一些与数字语境相关的新特质。我们尝试将这些新特质概括为“弹性”的毛细管作用（elastic capillary functioning），具体表现为：
其一，多圈涟漪效应下的自我规训。尽管粉丝权力在过往三十年中曾经与国家权力、平台资本权力之间都有过密切合作、互为支持，其兴衰历程看似源自互联网赋权，但实则与国家主体的关系更为紧要，国家权力的中心地位毋庸置疑。在多方博弈的格局中，国家政策的调整与变迁才是背后无形的掌控之手。政策风向所到之处，如同涟漪，其每一次微调或引导，不仅对粉丝群体、对平台也产生决定性导向。粉丝群体一直对国家权力奉行“柔性适应和调整的策略”。探讨粉丝赋权的最重要变量，依然是国家权力的隐与显。汇聚于粉丝的多重关系型力量也意味着这种涟漪效应并不仅仅是一个圈层、一个中心。粉丝文化从最初的边缘性青年亚文化，破圈成为当下中国主流文化中风声雷动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出更多圈层的涟漪效应。
其二，权力毛细管的数字化展演。我们还需注意粉丝权力运作的另一重戏剧性效果，粉丝引述官方话语相互监察，却并未赢得“圈外”大众或国家话语的称赞，反而推动饭圈污名愈演愈盛以至人人喊打。这种戏剧效果耐人寻味，或可根据粉丝自我规训与王汎森所言文人士子的自我禁抑的相异之处进行解读。文人士子对于政策的感受与反应，均发生在私密空间，所采取的是私下销毁、删改、藏匿等个体化和静默化行动。这种毛细管作用隐匿于社会皮肤之下，若非史学家孜孜不倦的史料挖掘，微观权力的运作注定难以被觉察被记录。而粉丝的自我规训与权力实践却是发生在互联网空间的高调集体性展演，粉丝所追求的并非私下静默而是“出圈”宣讲，这也使其作为权力毛细管的数字展演具备某种透明化、公开化的特质。
其三，粉丝权力意识的伸缩性。粉丝的权力诉求最初限于亚文化的微观政治领域，而随着平台资本的加持和国家权力的默许、征用，粉丝群体隐秘又公开地期望突破原有的文化圈层，破圈融入主流，并成为一种崭新的力量介入社会公共生活。但当粉丝权力与国家权力的诉求发生龃龉之时，粉丝群体又激发出强大的自我审查与自我规训能力，主动接纳并化用官方话语，在饭圈内外部推行“借力打力”战术。这既是一种对国家力量的积极调用，也表现出一种来自中国民间的生存智慧。这种智慧深植于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结构，具体表现为，每一个微观个体都具备了某种内化的、伸缩性的权力意识。
经过对粉丝权力网络近三十年历程的爬梳，本文认为，粉丝权力依然局限于互联网空间并受到政治经济结构性力量的极大左右。粉丝文化或是作为“谈资”润滑大众娱乐，或是作为消费性力量与平台资本共同起舞，恰如国家公众生活之中的密如蛛网的权力毛细管，对国家机器的运作起到的是微观的末端的作用。这种毛细管政治发展出一套弹性机制。进，作为国家机器的支持性力量，可以参与公共生活的舆论导向，与国家权力、资本权力共舞；退，将粉丝实践限定为微观政治和消费领域，在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谨慎遵循国家政策的风向与引导。作为弹性的毛细管的粉丝权力机制，反映出当代中国青年娴熟的政治认知和始终游离不定的划界意识。我们对未来粉丝文化发展的空间，并不抱有必然的乐观态度。而是认为，粉丝群体作为一种“文化上具备高度主体性、行动上具备高度组织性的新型互联网社团”，其力量兴衰更多取决于历史语境给予它的可能性空间。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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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朱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