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出走改嫁，爸爸意外离世，自己因烧烫伤失去双手，现在，慧慧与奶奶生活在一起，每月靠着低保和500元助学金过活。尽管如此，慧慧依然怀有希望，她相信读书能够改变命运。但是，今年对于求学的孩子们来说太难了，疫情凶猛，学校停课，上网课成了唯一的选择。
慧慧想用爸爸生前留给她的手机，可是坏了，堂哥给她买了新手机，慧慧与堂妹轮流上网课，但流量很快就用完了。幸运的是，有一个叫“为网课困难学生送平板电脑”的公益活动通过了慧慧的申请，为她送去了平板电脑和上网卡，慧慧终于又能听上老师讲课了。
中国很大，像慧慧这样的孩子有很多，但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能像她一样能及时得到帮助。今年2月，河南邓州市张村镇有姐弟三人，都需要上网课，但家里只有一部手机，2月里的最后一天，老二一时想不开，大量吞服妈妈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一度生命垂危。得知这个消息后，一个远在美国的公益团队做出了反应，他们联合凤凰网、湖南弘慧教育发展基金会等，于3月4日发起“为网课困难学子送平板电脑”公益活动，一对慈善家夫妇为此捐赠200万元，用以采购平板电脑及配套流量卡，资助了1800名中学生。
当然，中国远不止1800名学生需要平板电脑上网课，社会力量并不是无所不能的救世主，他们的行动更像是涓涓细流，滋润着许多被遗忘的角落。在这场百年不遇的疫情里，他们一方面支援抗疫的正面战场，为疫区寄去了海量医疗物资；另一方面，他们也为遭到重创的社会提供多元服务，发现、帮扶在疫情下的日子过得很困难的群体。有学者指出，社会力量的价值绝不是单纯的补充政府力量的不足，而是一套新的公共服务递送和实现模式的建构。这让社会成为能够自我负责、自我行动的一份子，从而让人民能够有希望和力量战胜灾难。
1月26日，国务院新闻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工信部副部长王江平表示，湖北省的需求清单约为每天10万件医用防护服，但当时中国每天的总产能只有3万套，且受春节放假影响，工厂复工产能仅为40%，供需矛盾非常突出。如此形势，加之武汉政府勒令民间救灾物资统一经过红十字会，物资分配不畅，于疫情初期一度造成武汉、乃至湖北各地医院医疗物资告急，大量一线医护人员直接暴露在病毒的威胁之下。1月29日左右，湖北地区数以百计的医院越过主管部门直接向社会紧急募集防护服、口罩等医疗物资，武汉协和医院一位医生发微博称，医院物资“不是告急，是没有了”！1月30日晚7点42分，一架中国邮政标识的喷气式货机降落在武汉天河国际机场，机舱里有4.5万件从英国、日本抢购而来的医用级防护服。这批高价购得的医疗物资，出自腾讯公司与复星集团的手笔。当晚，实名认证为武汉协和医院的医生在微博上曝出，为解燃眉之急，他们在得知腾讯包机直送后，院长直接带队到机场蹲点“抢”物资。当时，全国医用级防护服总产能只有每天3万件，而腾讯、复星一次全球采购包机，就提供了超过全国一天还多的产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紧张局势。“我给所有认识的朋友打电话，希望他们能够想尽一切办法，帮我收集各种物资。”马云在接受央视专访时分享了一个细节：他从南非采购到大批口罩，但运回来须经十多个国家的领空，“那时在万般无奈下，通过外交部、国家发改委以及各国驻华大使，在24小时以内打通十几个国家的领空权”。毋庸置疑，政府组建了中国抗疫的正面战场，但依托互联网优势的民营企业也帮了大忙，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的优势在于全球化的采购网络，以及更为流程化、体系化的款物对接。在7月14日举行的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上，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说，企业驰援疫情，主要依赖三种能力：专业能力、资源能力和组织能力。‘“企业做公益不是简单的捐助，而是要系统性地解决社会问题，真正帮助到有需要的群体，特别是要依靠企业的商业模式和组织能力做好公益项目。比如这次抗疫行动中，很多民营企业行动迅速，其实就是靠原来做商业积累的组织能力。”
▲腾讯在海外采购的物资，包机运抵武汉。
中国民间的战疫图景呈现出与欧美国家截然不同的境况。在欧美，民间公益的领导者一般是非营利机构，如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但在中国，民间公益的中流砥柱实际上是平台型企业，尤其是像腾讯、阿里这样的互联网公司。几大平台公司不仅利用自身优势捐钱捐物，更通过旗下的公益平台为多家公益机构开展募捐行动提供了便利，并引导数以千万计的网友为这些公益项目捐款。互联网公司的领导力里并不体现在直接的管理，而是通过制定规则和对接资源。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上，民政部副部长王爱文透露，疫情至今，社会各界通过互联网募捐善款18.67亿元，参与人次达到4954万人次，腾讯、阿里、百度、字节跳动等互联网公司的捐赠都高达数亿元。学者卢玮静指出，在这次疫情中，包括互联网公司在内的社会力量自发捐款捐物的行动，绝不仅仅是政府力量的补充，而是开辟了一个新的支援系统，其价值是多方面的：（1) 灵活高效地实现点对点的资源递送，开辟了政府之外的递送体系；
（2) 为社会提供参与疫情的多元参与平台，可以充分表达支持的方式和内容；（3) 多头积极寻找和对接境外资源，并且引入企业的高效体系；（4) 物资募集能够考虑到多个方面，包括疫情涉及的全过程、一线人员的衣食住行等。
1月29日晚，因家人被隔离，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一名17岁的脑瘫儿独自在家6天后死亡。疫情当中，太多的目光聚焦于患者和一线医务人员。诚然，正面战场能否挺住直接左右着这场战疫的成败，但为了打赢这场战疫，我们的社会也付出了惊人的代价，经济、社会一度全面停摆，这让许多弱势群体处于极高的风险之中。这些弱势群体游离于主流视野之外，可能面临诸多困境，却无力发出声音，比如生活自理有困难的残障人士、无人抚养的事实孤儿、需要定期得到治理的病人、精神障碍者等，他们不该成为一场伟大战疫的牺牲品。但是，守护弱势群体并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也不是一个硬桥硬马，只要砸大钱花力气就能解决的问题，它需要有接地气的社会组织及时发现他们的困难，并设计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在黄冈脑瘫儿的悲剧发生后，一个名叫“融合中国”的公益网络社群行动了起来，他们联合各地家长组织、家长小组及其他合作单位，推动建立“特殊需求困难家庭疫情期间紧急救助网络”，着手缓解许多家庭在疫情中可能无法照料特殊需要孩子的难题。脑瘫患者张文因而得到救助。其时，他的母亲确诊住院，父亲出现发烧症状，志愿者的介入使得张文免于陷入无人照料的困境。“我们可以请一名社工暂时负责照顾张文，如果他爸爸需要去隔离点，我们会一直跟进，请社区将张文作为密切接触者送进隔离点。张文可以自己行动，在隔离点至少生存不是问题。”疫情期间，像这样的“小”项目还有很多，在这些公益项目里，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但总不缺守望相助的公民；不是某个人做了很多很多，而是每个人都来做一点点。有公益机构关心封城期间不能到医院检查的特殊人群，比如壹基金，他们与一家科技公司联合发起了“武汉安心孕期公益行动”，捐赠1300台设备使用服务及117000次咨询服务，为武汉的孕晚期妈妈们提供日常的家庭健康检测，帮助她们在出门不便后仍能及时了解宝宝情况。有社会组织想到疫情冲击下，许多人的心理处于很紧张的状态，他们就发起了“心理援助”。比如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发起的“心社联动送安心”行动，他们对受疫情严重影响的社区、家庭和一线社区工作者、医务工作者提供心理援助和危机干预。一位参与雷神山医院建设的工友在接受服务后说，“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了。”
也有基金会另辟蹊径，选择为更小的社区组织赋能，支持社会自救、互助。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发起“社区互助防疫——千里马行动基金”，为积极参与抗灾互助的个人或公益组织、志愿团体提供小额资金，支持与防疫相关的社区行动者。还有许多慈善组织为特定弱势群体，比如儿童、老人、残疾人、环卫工人、一线防疫工作者等送去了防护物资，帮助他们平安度过疫情。▲大鱼营造是一个由五位80后斜杠青年发起的社区发展组织。2月里，他们发起社区防疫互助网络计划。社群中，有的小伙伴关注到了湖北人受到歧视的问题，因此，他们发起了一个叫做“春天见”的反歧视宣传系列活动，倡导大家撕掉标签，拥抱彼此，迎接春天。有人说，在巨大的疫情前面，还很弱小的公益机构无能为力，其实不然，资助和递送多元化的社会服务是公益机构的优势所在。他们能感受到社会底层的脉搏，提供了必要的援助，这些援助未必能解决很大的问题，但却提供了一种人道主义关怀，这是艰难时势里的暖光，让人在最危急的时候，依旧可以怀有希望。正如在陈一丹在2020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上所说：“正是这些公益同仁的守望相助，弥补了疫情下社会资源难以快速精准分配而造成的防疫鸿沟；正是大家的携手同行，让每一位公益伙伴在跌宕起伏的浪涛中，给予彼此力量和鼓舞。公益温暖人心的善意可以跨越地域、国家、种族，去激发每一个人的善念，让爱心发挥更大的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