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民合作才是“99公益日”的正确打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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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民合作才是“99公益日”的正确打开方式

Original 黎宇琳共益资本论 2021-08-07

进入8月，多地政府召开“99公益日众筹动员部署大会”的现象在草根公益界引发悲观情绪，在“公益资本论”的投票调查中，在近300人参加的投票中，有近35%的投票者选择“把机构关掉算了”——这估计不是一种真实的选择，大概就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吧。

事实上，没必要这样悲观。“国家队”再强势，慈善项目还得由民间公益机构来执行，官民之间如何进行妥善的分工合作是真正需要讨论的问题。

腾讯主办的“99公益日”已进入第六个年头，在过去的几年里，许多原本在政商庇护下没有竞争，不思进取的慈善组织不得不思考如何去争取公众的“选票”，许多偏安一隅，自娱自乐的公益机构开始从全行业、大社会的维度进行合纵与连横。

应当说，这是一种进步。

腾讯的“99公益日”为公益界带来了两条发展线索。一条明线，一条暗线。

明线是竞争。通过构建慈善市场，让网友用捐赠的方式投票选出他们最喜欢的公益慈善组织，并注入资源使这些被选出来的组织发展壮大。
暗线是联合。在一致的规则之下，人们想赢就得合作，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是有公募权的官办慈善组织与没有公募权的民间公益机构之间联合。

很多人忘了，在2015年之前，官办慈善和民间公益各有一套体系，基本是你玩你的，我玩我的，“99公益日”的出现创造了慈善界官民合作的契机，在中国特色的“慈善双轨制”的基础上提供新的解决方案，这是“99公益日”一个重要而又时常被忽视的贡献。

我国从计划经济的时代转型而来，就像公司有国企和民企的区别，慈善组织也有“官办”与“民办”的分野，拥有公募权的官办公益组织是“计划”的一部分，由政府背景深厚的人士担任法人代表，接受政府的“业务指导”，是各级政府在处理民生事务的得力助手。

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政府在经济领域引入了“计划外”民营企业的同时，也对逐步民间公益组织解禁，但对于此类NGO，政府并不太放心，在允许其发展的同时，也设立了种种限制，其重要的限制之一，就是“非公募”的约束——未经批准的公开募款被定义为非法。

但这种“双轨制”的慈善制度，在社交媒体兴起的2011年之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网络社区中高频率的信息交流，公民在网络上的募款变得难以追责了。在2011-2014的几年里，监管部门的官员一度感到很为难，一方面，监管网络上无处不在的募款行为在技术上难以实现，而另一方面，一部分开明的官员也觉得公益组织向愿意支持他们的人群募款，在情理上并没有什么错。

2015年9月，腾讯推出了“99公益日”，以“1：1”配捐的方式直接“放大”网民对公益组织的捐款，在3天内，动员205万人次，募得善款和腾讯配捐共计2.3亿元。这在现在看来，不算很夸张的数字，但在当年，那绝对是一个现象级的募捐事件，影响深远，不单因其丰沛的现金流，更因其在“双轨制”上搭建了一种新的可能。

■ 第一届“99公益日”活动模式图，那时还没有企业

在99公益日的模式里，拥有大流量平台的腾讯，拥有公募资质的基金会、拥有实际解决问题能力的公益组织有明确的分工，公益组织将项目提交到腾讯的网络平台，公募基金会以“认领”的方式与民间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如此一来，没有公募权的民间机构就可“借壳上市”，合法募捐了。

其时，官民两种慈善组织都有明显的短板：官办机构受困与财政预算、人员编制与体制问题，自身没有发展壮大的激励，没办法覆盖足够大的贫困群体，最理想的情况是发展成一个调配资源的“枢纽型组织”；而民办机构倒是雄心勃勃，但一无合法身份，二无权威背书，三也缺一个足够大的平台，他们需要有人带上路，扶一程。

在理论上，“99公益日”能导演一个多赢的结果：官办慈善组织有了更强的存在感；民间公益机构获得了更多的捐款；拿出资金进行配捐的企业得到更好的社会口碑；而公众也很开心，比之以前，他们的选择更多了，以往是被动地“响应号召”，现在可以“自由选择”了。

但实际情况比较复杂，合作的前提是各方实力对等，但我国的民间公益机构因发育迟缓，先天不足，其实力与官办慈善组织、大企业相差得很远，特别在国家号召“精准扶贫”之后，政府、企业均加大了对慈善事业的投入，他们与民间公益机构的实力差距就进一步扩大了——实力相近的合作叫合作，实力悬殊的合作就不叫合作了，叫“收编”，学者管这叫“吸纳”。

话语权的不对等让不少民间公益机构的萌生去意，但“脱钩”则很有可能是一个双输的局面。在我看来，以“99公益日”为平台的联合劝募依旧是目前最好的，让官办慈善与民间公益得以灵活合作的方式。但这个方式目前遇到了挑战，这些挑战部分是因民间公益机构能力不足而产生的，但主要原因是部分地方政府“越位”、“错位”，对社会运行规律不够尊重。

如果政府什么都干，什么都管，要掌控大部分的社会资源，民间的资源就会严重匮乏，各类资源、机会和服务的流转就会不够顺畅，最终导致社会服务效率的低下。

事实上，近年蹿升的公益机构几乎都有“官民合作+互联网”的要素。简单举两个例子：

一、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民办）。疫情期间，武汉封城，捐赠资源集中交给当地官办慈善机构，许多全国性公益机构毫无办法，但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表现出色，他们与湖北省慈善总会有长期的合作，也熟悉当地医院，这让他们成为了连接官民的桥梁，在疫情初期很有针对性地捐赠了许多款物。

二、深圳市慈善会（官办）。深圳慈善会是近年“99公益日”筹款额上升最快的机构之一，2018年排名第二，2019年排名第三，2019年 “99公益日”筹资额超1亿元。翻开深圳慈善会的项目清单，可以发现他们的“秘诀”: 他们联合129个社会组织伙伴一起上线募捐，上亿的善款是官民合力大家一起筹的，最后会给到各个执行机构。一个细节可以说明民间机构起到了多大的作用：2018年99公益日，德义基金3天筹款2100万，占当年深圳慈善会总额超过36%。

官民合作才是“99公益日”正确的打开方式，双方磨合顺利，则社会受益，双方合作不畅，政府不信任民间，就没有人是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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