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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艺术研究 · 全文推送】赵书峰 | 2020年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热点现象述评
2020年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热点现象述评
赵书峰
摘要：2020年中国民族音乐学呈现以下研究特点：将音乐文本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与当下的表演语境中的音乐文本生成过程研究，尤其运用结构主义与符号学、表演民族志等诸多跨学科理论针对音乐本体形态的生成过程与表演实践展开简化还原分析；以中国与东南亚跨界族群为切入点，关注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对象的边界拓展研究，重新审视世界主义语境中的跨界族群音乐概念的批判性思维；关注经济与文化全球化背景中的民俗节庆音乐文化身份的重建与文化认同的“阶序性”互动关系研究，以及音乐的“族群性”与文化认同问题；将音乐文本置于传统书面历史文献与口述历史文献语境中，结合全面的扎实的田野考察工作进行历史与田野互视性质的“接通”研究。
关键词：2020年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音乐表演民族志；跨界族群音乐；历史民族音乐学；认同；构建
作者简介：赵书峰，湖南省“芙蓉学者”特聘教授，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特聘教授、“中国南方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
《民族艺术研究》杂志2021年第2期“2020年中国艺术热点现象述评”专题刊出 2021年4月28日出刊
2020年度的中国民族音乐学热点问题研究主要体现在：音乐表演民族志、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历史民族音乐学、音乐文化身份的建构与认同四个方面的理论与个案研究。虽然这些话题实际上已不再是真正的学术热点，但是每个学者的研究理念、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以及新材料的发现都有其独特创新之处。2020年度也是自“南京会议”以来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全面进入中国学界的第40年，为此，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专门举办了“新时代民族音乐学发展研究——暨中国民族音乐学四十年回顾与反思研讨会”。[1]与此同时，杨民康、杨曦帆、胡晓东等学者分别撰文针对民族音乐学学科概念，以及民族音乐学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经历的“博弈-互视-互融”过程展开学术反思。[2]这里有必要解释的是：由于文章篇幅所限，对于笔者检索与选取的研究分析文献可能会挂一漏万，在此深表歉意！
一、 音乐表演民族志：从以“文本”分析到以“表演”为中心的研究
当下的音乐表演民族志研究转向主要是受到民俗学“表演理论”的影响，重点关注音乐文本的动态化生产过程研究，从关注于“律、调、谱、器”的研究走向特定表演场域中音乐表演文本生成过程的关注，尤其关注音乐的模式与模式变体思考，即音乐表演文本的“新生性”问题，即每一次的音乐表演都是新的，强调前后两次表演文本之间互文性思考。音乐表演民族研究从以音乐文本分析为主走向以表演为中心，强调音乐表演场域对于音乐文本生成的重要性、关系性思考。
1.将音乐表演文本的生成过程置于特定的表演语境中进行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等跨学科理论分析
有关符号学与音乐表演民族志研究是2020年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学者们针对符号学视野下的音乐象征意义的生成问题，以及音乐文化身份的建构与认同问题，结合具体的田野实践进行分析研究，这些研究不是一味静止地关注乐谱文本结构的思考，而是从符号象征、符号互动理论、符号在不同语境中的涵义生成过程，以及语境与符号象征意义的互动关系问题等方面进行思考。胡晓东《瑜伽焰口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研究》，关注了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视野下的瑜伽焰口音乐象征符号（“归属性”模型/models of）如何经由表演转化为一系列音声景观（Sound scape）与符号表征（“对象性”模型/models for）的过程，揭示出仪式表演行为与仪式音乐之间的深层关联，进而达到对表演语境与社会结构的整体认知。可以看出，胡文的研究理念就是将佛教瑜伽焰口仪式音乐置于动态的仪式表演语境中审视其仪式音乐景观与仪式象征符号的生成过程以及仪式音乐表演行为与仪式音乐文本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与笔者下文提到的萧梅关于“传统音乐的表演与音乐形态之间互动关系”的思考，有诸多研究理念上的异曲同工之处。张林《音乐如何与认同接通 ——以新宾满族音乐文化体系建构为例》，运用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中的“能指”与“所指”概念在不同语境系统中的生成问题，及其涵义系统增大符号学理论，针对新宾满族音乐文化身份的建构与认同互动关系展开思考。作者运用符号学与民族音乐学理论，将满族传统仪式音乐的表演文本符号学意义生成置于其传统仪式表演语境中进行思考，从另一个侧面考察了音乐文本在特定的仪式表演语境中的建构过程。当前，有关音乐表演民族志与符号学理论的研究，主要运用索绪尔、乔姆斯基、克里斯蒂娃、罗兰·巴特等学者理论，再结合德勒兹、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针对民族音乐学的田野个案展开具体的分析与解读者不多。比如将皮尔斯的“符号三元构成说”[3]理论运用到民族音乐学关于民俗节庆仪式音乐与文化隐喻的互动关系，音乐表演文本结构与意义的生成过程，“非遗”在乡村与城市化语境中的传承与传播与文化变迁等问题的研究中。[4]有年轻学者朱腾蛟《表述·认知·语境——中国民间歌唱表演习语研究》，已经初步关注到皮尔斯的“符号学三元构成说”理论对于“歌唱表演习语做语境化的类型学研究”的分析与解读。当下，国外民族音乐学家运用皮尔斯的“符号三元构成说”理论对民族音乐学个案进行研究已经相当成熟。
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托马斯·图里诺的研究《想象、身份和经验的符号：皮尔士音乐符号学理论》（“Signs of Imagination, Identity, and Experience: A Peircian Semiotic Theory for Music.”）[5]、《皮尔士思想作为一个现象学的民族音乐学的核心理论》（“Peircean Thought as Core Theory for a Phenomenological Ethnomusicology.” ），作者以自己演奏的弦乐作为个案实践，结合皮尔斯的符号哲学理论针对音乐表演实践与表演过程给予的现象学解读。[6]
其次，将音乐文本的生成过程、生成逻辑等置于特定的民俗仪式表演语境中进行简化还原、深层结构分析。借用诸如乔姆斯基以及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理论关于神话谱系的分析模式，针对传统音乐表演文本形态的“前景”“中景”“背景”进行分析与描述。如凌崎《模式与变体的“互视”——汉江上游地区丧锣鼓牌子的转换生成与简化还原探析》，对汉江上游区域的民间丧葬仪式音乐展开历史与当下的互证关系研究，重点关注其民间丧葬仪式中的锣鼓音乐（“三点水”锣鼓牌子）的模式与模式变体问题，运用文化本位模式分析法，观察作为表演者的“乐人”如何将观念性的音乐文化模式（鼓板喳子）转换生成音声表层的过程；运用申克音乐的简化还原分析方法，揭示汉江上游地区丧锣鼓牌子（“三点水”和“老鼠嗑牙”）的深层模式、语义特征以及文化意义。可以看出，凌文的分析理念主要受到表演民族志理论中的“以表演为中心”（表演前—表演后）的音乐文本生成研究理念，乔姆斯基转换生成符号语言学理论，以及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关于神话的分析模式等等诸多思维的深刻影响，且研究理念带有鲜明的历史民族音乐学思维。
再次，结合符号学理论开展音乐表演文本的生成问题的思考，重点关注音乐表演文本的模式与模式变体、历时性（横组合）与共时性（纵聚合）之间的互动关系问题的思考。王慧《“歌舞”表演中的维吾尔族木卡姆节奏模式研究》，以《吐鲁番木卡姆》为例，将木卡姆放置于歌舞表演过程中对其节奏模式进行综合性的分析与描述。李纬霖《云南与周边国家傣仂赞哈表演前的模式与族性特征研究》、凌晨《中越跨界壮—岱/侬族群“乜末”仪式歌唱与表演的符号隐喻》，两位青年学者运用符号学理论针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跨界族群音乐——傣仂赞哈与壮—岱/侬族群“乜末”仪式歌唱音乐文本的生成特征与表演符号学特征结合扎实的田野工作进行研究。
2.将音乐表演文本的历史构成与当下活态的音乐表演场景进行“接通”思考，重点关注音乐表演文本的历史与当下构建的互动研究、互证研究
2020年度，萧梅、李亚都关注到了音乐表演的历史维度的思考，考察了历史民族音乐学视野下的音乐表演的历史构建与当代表演实践的互动关系问题。换言之，将音乐表演文本的历史与当下进行互视研究。萧梅《表演者：在历史与当下的十字路口——兼论传统的演释与演释的传统》，力图聚焦于表演者与表演实践的认知系统，在以乐人“奏唱及表演活化”为核心的存在方式，注重过程、动态、功能的整体音乐观中，重思中国传统音乐在历时性中所养育的“述作互动”之演释传统。李亚、萧梅《丝弦清音忆江南——通晓历史的表演实践》，将江南丝竹表演文本、表演语境的历史与当下进行互视研究，其研究理念带有鲜明的历史民族音乐学思维，即通过对音乐表演历史文本的分析、解读，来重构江南丝竹的音乐表演实践。可以看出，萧、李两位作者都将当下的音乐表演实践、音乐表演文本置于其过往的历史表演语境中进行互视、互证，进而审视音乐表演实践的重建研究。
3.关注音乐表演文本（乐谱）形态的特征与音乐表演之间互动关系的思考
萧梅《中国传统音乐表演艺术与音乐形态关系研究》，关注到了作为从曲目库、体裁、结构等纵横向研究传统音乐的“产品”意义（比如乐谱的形态特征研究），音乐生成之表演及演奏的“过程性”研究。以发生学视野来考察音乐表演与音乐形态生成关系的研究。综观萧文的研究，不但关注到了音乐表演民族志强调从乐谱文本走向以表演为中心的以及表演实践的过程研究理念，同时通过对表演主体乐人的主位表演实践（主位表述），以及通过作为表演者的表演实践获得的“局内感”[7] 来逆向考察特定乐种、歌种的“音乐语法”“音乐技法”与音乐产品的生成与结构特征之间的互动关系问题。同时作者重点关注到了音乐文本生成的动态过程以及作为表演者主位表述的表演实践研究，以及表演行为、感知、情感、思维方式、表演惯习等诸多因素对于音乐表演产品的结构、风格生成带来的影响。实际上萧文的研究与下文笔者提到的闫旭的文章在研究理念、研究思维有某些相似之处，两位学者都关注到了作为音乐表演实践者的主位表述（或者音乐表演实践获得的“局内感”）对于音乐产品结构之间互动关系的思考，他们都强调了音乐表演实践过程中的作为主位表述者——“人”的因素的重要性问题。“因为音乐流派的形成与传承与人的个性、教育背景、审美情趣、世界观、价值观等等诸多因素密切关联。”[8]所以，“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当下看似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若结合音乐表演民族志理论思维来审视它，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话题。因为真正结合田野实践与表演实践来关注“人”的因素与音乐形态、音乐风格的构建之间互动关系的关注者不多。民族音乐学研究不但要关注音乐文本的结构特征的分析研究，而且要将音乐产品置于其表演过程（“表演前”—“表演中”—“表演后”）进行动态分析，而且要考察作为文化局内人的音乐表演实践者——“人”的教育与传承背景、表演惯习、审美情趣等特征对于表演行为、表演过程带来的诸多影响。如邱秋燕、周凯模《表演身份、表演场域与艺术形态的再造——广府南音〈客途秋恨〉四个演唱版本比较》，作者通过对杜焕、白驹荣、区均祥、张国荣四位不同时代人物演唱的广府南音《客途秋恨》不同版本的比较分析研究得出：不同表演主体的表演风格、音乐艺术形态的重构与表演者（“乐人”）所处的社会语境、人生经历、审美趣味等因素有直接关系。正如伍国栋先生在回应蒲亨建关于“民族音乐学为何要研究人”这一问题的批判中认为：“在倡导通过投向创造音乐、操作音乐、体验音乐的乐人群体和个人的‘目光’，更全面更深刻地去观察、认知他们面对的各式音乐本体。此时，在音乐学人视野中，这‘人’绝非是与音乐无关或浅淡被动关联的普通人或其他领域中的群体或个人。也就是说，这个‘人’，是一个在特定学科领域（音乐领域）涵盖下的群体或个体，即与音乐密切关联的‘乐人’。”[9]这里涉及作为表演主体实践的——“乐人”关于表演实践、表演过程的主体叙事研究。实际上也直接与“人”的因素关系密切。因此，不管是表演信息的“发送者”还是表演信息的“接收者”的观众与听众——“人”，都间接与直接参与了每一次特定的表演、阐释与品评，即：表演的文本间性与主体间性问题。
4.关注作为文化局内人身份的表演者的体验民族志研究，结合传统的乐律学、乐器学等理论重点思考音乐表演的哲学观念与音乐表演形态的结构特征
萧梅与徐欣的研究都关注到了表演实践、表演者演奏体验的主体民族志思考。萧梅《民族器乐的传统与当代演释》，探讨了“表演者的主体性”“谁的表演与语境”“社会转型中表演者的多重叙事能力及创造”问题，这些都是目前民族音乐学界的热点问题。可以看出，萧文更多地涉及音乐表演文本形成的互文性问题，以及音乐表演文本生成过程的主体间性问题。所以正如前文所述，当下，音乐表演民族志不但要关注音乐表演文本的动态性生成过程的研究，或者音乐表演者的主体——“人”的因素的考察，而且要关注特定表演场域中音乐表演行为与作为观众审美受众主体的“人”的考察。即音乐表演文本的互文性、音乐表演文本的创作、表演、阐释（品评）之间的互动关系思维。徐欣《从乐器研究到表演研究——丝绸之路上的抱弹类鲁特及其演奏传统》，以“弦功能”及其制度性用弦为例，结合对乐器定弦与演奏用弦的丝绸之路抱弹类鲁特“弦功能”问题的观察，探讨“从乐器研究到表演研究”实践深入体验与理解“器—乐—人”之间互动关系问题。可以看出，该文与其他学者关于音乐表演理论研究路径不同的是：多数学者关注特定表演语境中音乐文本的生成过程考察研究，而该文更多从乐器的定弦与演奏用弦角度思考音乐表演的观念哲学问题。闫旭《从“律”“调”而及潮州音乐表演中的指法观念》，从表演者的“人”因素，以文化局内人的主位表述的身份重新审视乐律学视野下的潮州音乐表演中的指法观念问题，文章立足于田野调查与自身表演体验，将潮州音乐中由形态特征所引发的“律”“调”问题重置于表演过程中，结合局内人的转调观念及调的运转逻辑，对以指法观念为主导的表演过程进行剖析，去重新解读相关民间传统音乐形态。
（二） 音乐表演民族志研究问题反思
当下，音乐表演民族志研究积累了诸多重要的学术成果，但基本是以田野实践的表演个案研究较多，在理论研究范式方面缺少系统性，因此呼吁加快建立中国的“音乐表演民族志学”研究理论。尤其要关注诸多权力与话语背景下的音乐表演文本的生成问题的研究，这里面就涉及诸多导演的权力关系博弈，以及表演的资助方、表演的政治学等诸多问题的思考。有关该问题的讨论，笔者将会另文进行详细分析。总之，2020年度音乐表演民族志研究的总体特点是：其一，将音乐文本的生成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去观照，将音乐表演文本置于特定的表演语境中动态观察（“表演前”—“表演中”—“表演后”）音乐“产品”的生成过程；其二，结合表演者的文化局内观与研究者客位的观察，通过“双视角”的互视过程，重思音乐表演的实践哲学观念；其三，结合如罗兰·巴特、乔姆斯基、列维·斯特劳斯等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理论针对音乐表演文本的生成过程进行跨学科性质的音乐形态分析。尤其几位年轻学者对于表演文本的音乐形态的深入关注，是本年度民族音乐学研究的亮点之一。
考察贵州石门坎基督教仪式音乐
二、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不同政治语境中的同源族群传统音乐的比较研究
强调全球化背景与文化圈思维下的音乐的多点民族志研究，重点关注到了不同政治语境中的同源族群在不同的文化圈语境中音乐的变迁与文化涵化现象，关注到了全球化文化流动背景下的跨界族群的迁徙与流动线上的多个点之间的音乐的比较研究，强调以某一跨界族群音乐事项为切入点，结合“流域”“通道”“走廊”文化语境中的音乐的变迁与线索追踪理论思维，关注到了音乐变迁与人文地理文化空间互动关系的思考。同时开始关注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的历史构成，以及特定的地理文化空间背景中的音乐的意义性、社会性问题的思考。换言之，关注到了音乐的多点民族志、田野追踪或线索民族志，以及世界主义维度下的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的概念与理论审视，尤其在人类学、文化地理学、后现代地理学理念思维的影响下，当下跨界族群音乐研究更强调一种“比较音乐学”视野下的多点民族志、线索民族志研究。如杨民康、魏琳琳、赵书峰《当代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学术格局 ——中国艺术人类学前沿话题三人谈之十八》，回顾了中国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30年发展历程，在方法论上呈现由定点个案到多点、线索音乐民族志，由地域、民族性向跨地域、跨民族、跨文化比较研究等性质特点。在中国跨界族群音乐研究领域已初步形成了依文化生态群落区分的陆路、路带、环岛、环山、海上丝路五种音乐文化研究类型或课题研究方向。同时针对目前中国跨界族群音乐的研究思维、研究策略与研究理念展开互动讨论，并针对世界主义视野下的跨界族群音乐的概念展开学术反思。
2020年度跨界族群音乐的个案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云南、广西与东南亚老挝、越南瑶族、壮族、傣族、彝族等方面。研究者主要针对跨界族群的音乐民族志书写，跨界族群音乐形态的比较分析研究，跨界族群音乐表演的符号学分析研究等问题展开讨论。代表成果有：赵书峰的《老挝优勉瑶婚俗音乐田野考察与初步研究》《中、老瑶族婚俗乐舞的风格与形态描述》，这是中国民族音乐学者首次针对中、老瑶族婚俗仪式音乐的形态特征与文化变迁问题展开的初步考察。李纬霖的《云南与周边国家傣仂赞哈表演前的模式与族性特征研究》《老挝傣仂族群赞哈演述中的仪式音声与信仰实践》，主要涉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傣仂赞哈音乐表演民族志研究，前一篇文章作者结合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理论、人类学的“双重语言能力训练”、语音学等理论思维，在获得傣语学习的“近经验”研究体验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中、老、缅、泰节庆仪式表演语境中的赞哈演唱模式（“套路”“规则”）与族性特征。后一篇文章主要针对赞哈仪式演述时，执仪者（演唱者）与附体者在特定的“人—神”交流的仪式语境中所呈现的文化身份与仪式叙事功能进行了区别与分析研究。文章还同时关注了赞哈仪式表演语境中“音乐与附体”（音乐与迷幻）之间的互动关系问题。可以看出，李文的前一篇文章主要关注特定表演语境中的赞哈音乐表演模式与其音乐文本生成的“套路”“规则”的研究，这使我想到了民俗学界过去与当下比较热门的帕里-洛德的“口头诗学”[10]理论对于中国少数民族口头音乐史诗研究的诸多可能性与可行性。目前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系统中流传与保存有大量的民间音乐口头与书面叙事史诗（如瑶族《盘王大歌》），这些记录某些族群历史、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长篇口头叙事，对于传承族群传统的历史文化记忆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亟待结合帕里-洛德“口头诗学”中的“套语”[11]理论，对少数民族长篇音乐叙事史诗中的书面文本与口头文本的创作与表演展开系统研究。比如有学者运用“口头诗学”理论对《诗经》的“套语”及其创作方式展开的研究可谓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个案研究。[12]
（二）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策略与反思
其一，基于海外民族志考察与书写范式，针对跨界族群音乐的表演文本与象征意义的生成，日常用乐与身份诉求，文化涵化与音乐变迁等事项展开详细的描述与阐释。其二，结合族群离散音乐理论，重点针对跨界族群传统仪式乐舞的身份认同、族群认同、文化涵化与音乐变迁等等问题进行理论阐释。将跨界族群的国际性离散行为置于东南亚国家政治、社会、历史、主流文化语境中进行综合考察，观察在其主流文化、全球化与在地化背景下传统乐舞文化的变迁与音乐的再造过程。重点观察跨界族群在离散语境下如何通过其日常的民俗音乐实现其文化重建与身份差异性诉求。其三，选取中国与周边国家跨界族群音乐为考察个案，强调“以表演为中心”的民族志文本分析为路径，重点针对其音乐文本的结构与象征意义的生成过程展开系统研究。当下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的方法论缺乏系统性研究，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仍陷入一般的人类学、民族音乐学问题意识的讨论，还没有总结出比较系统性的学术研究范式。当然，正如有学者认为，一套系统性的理论研究范式同时也会导致更多同质化的学术研究[13]，这也是被学界诟病的原因之一。
湘西花垣苗族巴岱仪式
三、音乐文化身份建构与认同研究
音乐文化身份（Identity）建构是我与你之间在社会交往过程中的一种关系性存在。音乐文化身份问题始终是国内外民族音乐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一）中国少数民族民俗节庆仪式音乐的建构与认同专题研究
1.传统的发明与音乐文化身份的重建研究
“传统的发明”这一概念带有鲜明的后现代史学思维，是由英国著名的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率先提出，他认为：“传统并不是自然而然或必然如此地留给后人的，后人总是根据自己社会发展的需要来使用传统的材料，进而‘发明’出种种新的传统。”[14]有关这一概念的具体运用，以笔者《传统的发明与本土音乐文化的重建——基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身份认同变迁问题的思考》为例，实际这一概念不单单在民族音乐学界有学者运用，民族学与人类学界、民俗学界的学者也将其运用到自己的个案研究之中。在2020年度，这一概念开始不断被部分民族音乐学研究者继续展开讨论。如张应华《地方全球化——黔东南苗族民俗节庆音乐文化的守望与“发明”》，结合现代史学观念针对全球化与地方化语境中的苗族民俗节庆音乐的“守望”与“发明”问题进行分析。作者认为，在黔东南苗族民俗节庆音乐形成了两条并行的变迁线路：其一是初遇全球化—全球地方化—地方全球化；其二是民俗音乐传统的排他式守望与纯粹性复苏—资源化守望与借入式“发明”—整体性守望与主体性“发明”。赵书峰《传统的延续与身份的再造——瑶族“盘王节”音乐文化身份研究》，以瑶族“还盘王愿”与“盘王节”仪式音乐身份的转型与变迁为例，重点针对“非遗”语境下的“官方在场”“国家在场”“专家在场”等多重权力与话语互动影响的瑶族传统节庆仪式音乐的“发明”与文化身份重建，以及从民间走向国家两种语境中瑶族传统仪式音乐文化功能的变迁等诸多问题展开讨论。可以看出，上述两位学者都关注到了经济与文化全球化、“非遗”语境中的民俗节庆仪式音乐的传承与变迁问题，即：传统的“守望”与“传统的发明”，他们的研究理念带有鲜明的反本质主义思维，都在强调音乐文化身份随所处社会语境，随资源与利益的竞争背景中出现的身份重建与文化变迁现象。其他还如欧阳平方《“传统的发明”：贵州苗族“原生态民歌”与现代元素的融合》，结合贵州苗族“原生态民歌”与现代专业音乐创作、民族旅游开发、文艺舞台展演等案例分析，探讨了“传统”与“现代”的“互生式”对话问题。
2. 民俗节庆音乐文化空间（景观）构建与身份（认同）的多层级构建（“阶序性”）
首先，关于少数民族节庆仪式音乐的建构与认同的讨论。杨民康《少数民族当代节庆仪式音乐与民族文化身份建构——以西南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实践为例》，主要关注到传统节庆仪式音乐活动中少数民族主体、地方政府与国家三者之间的多维互动关系。杨曦帆《建构与认同理论的音乐人类学反思——以嘉绒藏族为例的少数民族节庆仪式与传统音乐发展研究》，以嘉绒藏族为例，结合人类学的建构和认同理论透过节庆仪式与音乐活动探索其文化在不同时期的意义，并从中梳理其传统音乐的形成与发展。
其次，关于少数民族民俗节庆音乐文化身份与认同的多层级构建问题。胡晓东的《族群·区域·国家——彝、哈、傣、苗杂居区节庆仪式音乐中的三重文化认同》《多族群杂居区佛教音乐的国家认同功能 ——以云南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为例》，都不同程度关注到跨族群文化互动背景下的认同的“阶序性”考察。路菊芳《彝族诺苏人的现代火把节仪式音乐与国族文化认同》，重点关注了“非遗”语境下，彝族诺苏人“火把节”仪式音乐不但经历了从“民间在场”走向“国家在场”的文化身份的转型，而且也隐喻了从“夷人”走向彝族的“族群性”身份变迁过程，以及表征了当地彝族民间艺人、地方文化精英、官方等诸多权力与话语互动参与下的一种文化“共谋”。张林《新宾满族节日音乐文化建构的认同差序特征》，主要对新宾满族建构的节日音乐文化体系分类，及其所处的文化圈层、文化认同的“阶序性”进行了思考，即：民间音乐、宗教音乐、宫廷音乐—原生层、次生层、再生层—族群认同与宗教认同、地域认同、政治认同等。李延红《“地方制造”与节庆表演——当下“侗族大歌”的地方建构与认同》，着眼于“侗族大歌”如何被各地方社会“制造”成为一种区域与跨地域的侗族文化符号，重点关注了当地民众如何通过节庆仪式表演建构并表达自我，以彰显侗族的“族群性”身份特征。可以看出，上述学者的文章都不同程度地关注了少数民族节庆仪式音乐构建与其文化认同“阶序性”的思考。笔者认为：其一是当下的民俗节庆仪式音乐身份的构建与文化认同的“阶序性”互动关系研究，应重点从音乐表演文本的文化属性、音乐表演文本的结构特征、风格属性以及象征隐喻特征等方面思考其所具有的文化认同的“阶序性”特点，以及表演文本如何呈现族群认同、区域认同、国家认同、政治认同等等。换言之，关注民俗节庆仪式音声景观如何在民间与官方两种语境中表征文化认同的“阶序性”特征。其二是重点关注美国社会人类学家阿尔君·阿帕杜莱提出的全球化背景下文化流动的五个“景观”模式，即：人种景观( ethnoscapes) 、媒体景观 ( mediascapes) 、科技景观 ( techno- scapes) 、金融景观( finanscapes) 、意识形态景观( ideoscapes)[15]，来思考民俗节庆仪式“音声景观”（“声音景观”[16]）的重建与文化功能的发展与变迁问题。其三是当下后现代地理学、城市社会学、民俗学等领域对于“空间”的研究是一个热点，然而中国民族音乐学界对于“空间”或“空间的生产”理论的研究关注不多。比如结合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17]与爱德华·W·苏贾(Edward W·Soja)的后现代地理学中“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18]等诸多后现代理论审视与观照全球化、“非遗”语境中民俗节庆仪式音乐的重建与社会、文化、审美功能的变迁问题。
最后，加强民俗节庆仪式音乐的应用民族音乐学研究是当务之急，对民俗节庆仪式音乐如何更好地推动乡村振兴、地方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等议题，应给予理论与实践互动性质的应用性研究。
（二）有关音乐的“族群性”与身份认同问题的研究
关于“族群性”（或称“族性”）属于人类学概念，它通常是指血统与文化的社会建构，血统与文化的社会动员以及围绕它们建立起来的分类系统的逻辑内涵与含义。[19]近些年来，随着经济与文化全球化，以及在“非遗”运动的深刻影响下，关于传统音乐的族性建构与音乐认同变迁研究成为一个热点。上述问题关于“我是谁？”“你认为我是谁？”等等系列身份诉求的回答越发强烈。2020年度的音乐与“族群性”（族性）的研究，学者们继续针对该问题展开探讨。如洛秦教授翻译的《导论：族群性、身份认同与音乐》，是英国著名民族音乐学家马丁·斯托克斯（Martin Stokes）的著作《族群性、身份认同与音乐——地域的音乐建构》（Ethnicity, Identity and Music: The Musical Construction of Place) 的第一章“导论”部分，文章主要涉及“表演与地域”“族群性”“身份认同与民族-国家”“杂交与差异”“族群性、阶级与媒体”“社会性别与身份认同”六部分内容。这为学界进一步认知与研究“族群性与身份认同”问题将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持。另外学者们也关注到民俗节庆仪式音乐中如何通过音乐展演与象征符号互动来表征他们的“族群性”、宗族性与地方性特征，从而实现其族群文化认同。如魏琳琳《蒙汉杂居区节庆仪式音乐中的地方性与族群认同》，通过对“祭火”“庙会”等蒙古族传统民俗节庆仪式音乐的个案考察，选取“准格尔地”蒙古族作为研究对象，关注地方少数民族精英如何通过节庆仪式音乐复兴他们的传统，并通过音乐的表征不断强化他们自身的蒙古族民族身份。蒋燮《广东海陆丰客家人节日音乐文化生活考察研究——以广东陆河县罗氏宗族春节祭祖为例》，以“互动仪式”为视角分析，重点探讨了海陆丰客家春节祭祖祭仪诸种音乐符号如何形塑宗族成员的时空集体记忆以及祭祖体系与宗族发展互动的社会性关系问题。
贵州彝族舞蹈
四、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音乐文化的历时性与共时性互证研究
齐琨《历史民族音乐学在英文文献中的建构》，针对西方历史民族音乐学建构过程经历的“概念提出”“介入模式”“总结范式”“学科初探”“重思观念”“田野运用”“文本表述”“ 领域建构”的八个阶段，结合英文文献进行了非常深入、全面的梳理、分析、归纳与总结。齐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她运用丰富的西方民族音乐学英文文献，不但清晰描绘了西方历史民族音乐学的建构过程，而且为学界提供了中西方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者在互视过程中实现的彼此之间的自我学术批判性反思，并有助于推动国内的历史民族音乐学拓展性研究。
（二） 音乐历史文献与当下田野实践的“接通”研究
关于“丝绸之路”上的传统音乐的传播问题的研究是目前学界一直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且多是基于历史民族音乐学视野的分析研究。学者们的研究多是通过历史文本（历史图像）与田野的互动研究来探析南北方“丝绸之路”上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播与活态传承问题。杨民康《从婆罗浮屠、吴哥窟早期乐舞壁画看东南亚乐器的“印度化”发展轨迹》，结合婆罗浮屠佛塔，吴哥窟石雕壁画中的粗乐、细乐两种乐队类型的历史图像学史料，与唐代《骠国乐》、明代《百夷传》及清代史籍进行历史与田野的“接通”研究，作者认为，上述壁画中的两种乐队类型如今在缅、泰、老、柬、中国云南西南部的南传佛教文化圈，以及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文化圈都有较为完整的活态继承。目前关于东南亚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多限于当下活态的共时性的民族志书写，缺乏比较有代表性的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的经典案例。所以该文对于拓展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的整体性研究以及历史地观照与审视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化的海外传播的历史轨迹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赵塔里木《〈出口外歌〉丝路北线流传考》，依据清代木板刻本文献与清光绪、民国年间的坊间石印本与手抄本，以及民间集成中的口传文本等历史与当下田野考察材料进行互证研究，对《出口外歌》作品的“产生与流传背景”“内容”“版本形态与源流”“音乐构造与词曲关系”“演唱记录”等方面进行了阐析。该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作者发现了官方文献基本不记录的民间音乐文化信息，打开了清代官方文献记录未及的一片盲区，对整体认识清代新疆移民背景下中原文化沿丝路北线西去的传播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刘桂腾《执“田野与历史两端”的类型分析——北亚鼓圈中的泰加林型萨满鼓》，通过欧洲博物馆保存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北亚萨满文物标本的新发现，进一步求证了在北亚叶尼塞河流域北亚鼓圈埃文克人/鄂温克族与中国东北黑龙江流域都有泰加林型萨满鼓的分布。该文不但是一个基于历史民族音乐学视野下的跨界族群的乐器（法器）的经典研究个案，而且通过该研究印证了作者提出的：“从文献落实到文物，由假说步入实证”的这一研究思路。作者最后以类型分析研究为例，针对当前民族音乐学理论与研究方法中存在的某些问题给予了批判性的学术反思。孟凡玉《敦煌驱傩词“赶五句”民歌的地方属性考索》，通过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敦煌遗书 p.2569V 驱傩词中记录的两首唐代“赶五句”民歌以及当代“赶五句”民歌的地理分布的分析与解读，作者认为，该“赶五句”民歌不仅具有鲜明的区域音乐属性，而且是敦煌民间艺人的创造结晶。它既延续了沙州节度使张议潮家族郡望南阳一带与魏晋南北朝以来流传在“荆、襄、樊、邓”一带荆楚大地的西曲歌的一种歌唱传统，又可渊源到曹魏时期的“昭武舞歌”《安台新福歌》，以及西汉初年四首一套套曲的“巴渝舞歌”中的第三首有密切关系，它是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在丝绸之路重镇敦煌的交流与融合的产物。从上述学者的研究案例可以看到：学术创新不单单体现在新方法、新理念的运用，而且也呈现在新材料的发现方面。前辈学者深厚、严谨、扎实的文献分析功底与文献校勘能力值得年轻的民族音乐学研究者虚心学习。
近年来以中山大学“华南学派”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在有关南岭民族走廊区域内的民族文化的历史性研究方面做出了非常突出的学术贡献。他们聚焦于湘、粤、桂交界区域的汉族与平地瑶文化，结合官方与民间历史文献以及人类学理论，对其民俗仪式与文化象征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田野工作。然而，针对该区域平地瑶传统音乐的关注较少，多是对过山瑶音乐进行的研究。赵书峰《湘、桂边界平地瑶音乐的族性建构与文化认同》，结合官方文献与民间文献（地方志、碑刻、民间抄本等）史料，以及后结构人类学与音乐形态分析理论，针对湘南平地瑶族群的历史构建与音乐族性的生成等问题给予了初步研究。同时，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非常强调文化时空观的思考，即文化整体观的思维。苏毅苗《花腰彝音乐文化中的时空与声音观》，结合花腰彝的民间口述文本与民间仪式经书文本作为切入点，针对从花腰彝音乐的时空观出发，以呗耄唱念观为基础，重点考察了花腰彝祭竜仪式语境中的音乐认知标准，以客位研究视角（学者研究观、普通听众观）作为花腰彝认知标准的参照，对其音乐文化中的时空与声音观进行深入分析。可以看出，作者的研究理念也带有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的思维，尤其针对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的传世文献较为匮乏的情况，充分利用民间口述文献来展开学术研究的必要性。
（三） 城市的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城市历史音乐人类学）
近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给城市民族音乐学（城市音乐人类学）研究带来诸多契机，出现了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当下，城市民族音乐学研究主要集中共时性的研究方面，多是对城市中的流行音乐、古典音乐的创作、表演、受众与审美、文化消费等问题展开的研究，但是在有关城市音乐文化的乐人、乐事的历时性研究方面较为缺乏。可以说洛秦先生也是国内较早开展城市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学者之一。他的《城市音乐的历史积淀、生态结构及其研究的机制性因素——论明末至民国苏州音乐文化的历史发展及其特征》，通过历史积淀的梳理、生态结构的归纳，特别是“音乐人事与文化研究模式”的分析。洛秦认为，苏州城市的“四大音乐文化遗产”缘起、兴旺、成熟及其“重心”迁徙的历史场域，其中不同阶段的音乐社会中所体现的音乐人事活动内容和方式，特别是在主要以“特殊机制”中宏观和具体的因素促动下发生了变化，并认为任何“音乐人事”的命运都与其“文化”紧密相连、密不可分。城市与乡村的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在研究对象、研究范式方面既有诸多共性，又有细微差别的地方。其共性特征是都会面对城市与乡村音乐的历史人文叙事展开文献学的挖掘、梳理与分析，都是结合民族音乐学的田野工作规范开展学术研究。其细微区别在于：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社会文化历史积淀，多具地域性、流动性特征的城市音乐文化特色，这种移动的、开放的城市音乐文化空间给民族音乐学研究者的田野工作带来诸多的不可预见性。因此，移动的、多点的田野音乐民族志考察是城市民族音乐学关注的焦点。而乡村所具备的稳定的生活文化空间，为民族音乐学研究者的定点的、居住式的社区音乐考察提供了诸多便利。当下城市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应该不断吸收城市社会学、城市历史学、传播学等跨学科理论展开更多的微观个案研究。
结 语
回望2020年，中国民族音乐学在继续以前研究议题的基础上，针对音乐表演民族志、跨界族群音乐研究、音乐与认同、历史民族音乐学等问题展开讨论。学者们继续吸收诸多跨学科理论拓展自己的学术研究，尤其在教育部提倡“新文科”背景下的跨学科互动交叉研究，给中国民族音乐学从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研究观念以及新材料的发掘方面打开了一扇明亮的窗户。当下与未来的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还应继续关注以下问题：第一，结合跨学科（如语音学、民俗学等）互动交叉理论拓宽民族音乐学的音乐形态分析思路与分析模式，继续寻求与解决被学界诟病的音乐与文化分析之间的“两张皮”问题的方法与路径；第二，期待年轻学者用更多经典的音乐形态分析与研究案例来回应部分学者认为的关于“民族音乐学不研究音乐”问题的质疑；第三，亟待探索构建民族音乐学视野下的“音乐表演民族志学”研究，为音乐表演实践提供理论支撑，实现音乐表演者与理论研究者之间从“对视”到“互视”，再到“互赏”过程；第四，中国民俗节庆音乐研究应从理论研究走向实践性、应用性思维的应用民族音乐学研究，力求为民间音乐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乡村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振兴做出实际的理论支持；第五，结合后现代地理学理论，关注“流域”“通道”“走廊”等人文与自然地理文化空间中的音乐与“路”互动关系问题的研究；[20]第六，在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中应继续加强文献学、古文字学、训诂学等学术功底的扎实训练，不断完善历史与田野的立体互动研究；第七，学者们不但要关注“家门口的田野”，而且要亟待加强城市音乐的田野考察工作，继续探索城市音乐人类学研究的新模式、新方法，并为快速发展的中国城镇化进程作出理论回应。最后，真心期待年轻的民族音乐学学人在继承前辈优良学统的基础上，不断拓展自己的学术研究思路、研究理念，敢于质疑问题，敢于进行批判性与自我批判性学术反思，继续为构建中国民族音乐学话语理论体系做出更多的实际贡献。
(责任编辑 何婷婷）
参考文献：
[1]该研讨会由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主办，会议时间：2020年12月12日至13日。
[2]代表性文献有：杨民康：《分久必合：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与音乐学、音乐人类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20年第4期，第1—6页；杨曦帆：《回顾与反思——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四十年的发展历程》，《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20年第2期，第18—32页；胡晓东、彭小峰：《民族音乐学：更是一种态度——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四十年钩沉与反思》，《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20年第4期，第13—18页。
[3]皮尔斯的符号学包括符号概念、组成以及符号分类。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符号由符号本身、指代对象和解释项三部分组成。
[4]赵书峰：《符号学理论与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19年第4期，第38页。
[5]Turino, Thomas. 1999. “Signs of Imagination, Identity, and Experience: A Peircian Semiotic Theory for Music.” Ethnomusicology 43 (2): 221-55.
[6] Turino, Thomas. 2014. “Peircean Thought as Core Theory for a Phenomenological Ethnomusicology.” Ethnomusicology 58 (2): 185-221.
[7]宋瑾认为，“局内感”，即局内人的感知感受；对音乐而言，就是“地方性乐感”。（参见宋瑾：《族性及其在音乐中的体现》，《音乐研究》2019年第1期，第29页。）
[8]赵书峰：《民族音乐学为何要研究人》，《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20年第4期，第8页。
[9]伍国栋先生于2021年1月24日给蒲亨建微信公众号的留言帖。
[10]相关代表文献有：［美］约翰·迈尔斯·弗里：《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朝戈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美］阿尔伯特·贝茨·洛德：《故事的歌手》，尹虎彬译，上海：中华书局，2004年版。
[11]有关“套语”的概念，是帕里1930年提出的，即“在相同的韵律条件下被经常用来表达某一给定的基本意念的一组文字”（参见王靖献：《钟与鼓——〈诗经〉的套语及其创作方式》，谢濂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页。）
[12]王靖献：《钟与鼓——〈诗经〉的套语及其创作方式》，谢濂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3]何明：《盲人摸象、削足适履与刻舟求剑：制约知识生产的认识论根源》，《开放时代》2021年第1期，第89页。
[14]［英］E·霍布斯鲍姆，T·兰格：《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页。
[15]［美］阿尔君·阿帕杜莱：《消散的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维度》，刘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43—50页。
[16]齐琨结合国内外跨学科研究文献，针对“声音景观”的概念与相关学术问题展开了非常深入的梳理、分析与解读。（参见齐琨《 “声音建造—听觉感受” 双向研究模式》，《音乐研究》2020年第6期，第41—54页。）
[17]［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二版），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18]［美］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 ，王文斌译，上海：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19]［英］斯蒂夫·芬顿：《族性》，劳焕强等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20]有关该问题的研究请参见赵书峰：《流域·通道·走廊：音乐与“路”文化空间互动关系问题研究 》，《民族艺术》2021年第2期，第93-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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