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刘文飞（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时间：2019年8月10日
地点：首都图书馆B座四层第一影院
活动主办：首都图书馆、人民文学出版社
“阅读文学经典系列讲座”第二季第五讲
托尔斯泰的三部长篇小说
在人类的文学史上，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外国的文学史上，或者在欧洲的文学史上，有这么一个说法，说是欧洲的文学史大概有过三个高峰：第一个高峰就是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第二个高峰就是以莎士比亚的创作、以他的诗歌和戏剧为代表的英国的文学；第三个就是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这是第一个语境，也就是19世纪的俄国现实主义文学有可能是欧洲，甚至是整个世界到目前为止最后一个文学的高峰。第二个语境，在整个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中，托尔斯泰又被看作是高峰上的高峰。我们一般认为19世纪俄国的现实主义文学主要是从普希金开始，然后到托尔斯泰结束，当然有的人还会把它推后到契诃夫，但契诃夫去世的时间比托尔斯泰还要稍稍早几年，也就是说一般人会认为整个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有可能从普希金的诞生开始，1799年，差不多是18世纪的最后一年，19世纪的第一年，然后延续到20世纪，最后一个现实主义大作家我们认为是契诃夫，契诃夫的创作开始得比托尔斯泰稍微晚一点，但是托尔斯泰去世是在1910年。也就是说，从普希金的诞生到托尔斯泰的去世，差不多正好是整个完整的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这是第二个语境，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中，托尔斯泰是高峰上的高峰。第三个语境，在托尔斯泰本人的创作中，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最著名的作品实际上还是我今天要说的这三部作品，也就是《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宁娜》《复活》。这三个语境告诉给大家以后，大家马上会得出一个结论或者一个印象，就是我今天要说的这三本小说有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小说。我想，可能是人类最好的100本小说中的一部，更确切地说是三部。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要面对的作品可能是外国长篇小说领域里最好的作品。这是要谈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稍稍来谈谈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像我们国家的曹雪芹、英国的莎士比亚一样，他一个人的创作就可以构成一门学问，比如在俄语中会有这样一个词叫“托尔斯泰学”，在中国我们有“红学”，英语世界有“莎学”，一个作家的创作内容如此丰富，影响如此大，最后他一个人的创作就变成了一门学问。在俄国恐怕这样的作家也不是特别多，尽管我们可以在俄语中看到很多的作家后面都会加上一个“学”字，有普希金学、契诃夫学、果戈理学，但是有可能，托尔斯泰学和普希金学才最能称得上是一门学问。正因为他有这样的地位，所以，不管是俄国人还是世界其他国家的人，对“托尔斯泰”这个名字完全不知道的人可能很少，也就是说，托尔斯泰不需要我们介绍，大家多多少少都可能知道他，知道他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知道他很小就成为孤儿，被姑妈带大，跟他哥哥关系很好，跟哥哥一起从军打仗，在喀山大学上过学，但是后来退学，回到自己继承来的庄园，在庄园尝试土地改革，在庄园里写了很多作品，晚年又离开这个庄园出走，本来想到修道院当一个修士，但是被人发现又只好去找另外一个地方，最后死在一个铁路小站。我们今天要谈他的三部小说，我想把他这三部小说跟他的身世稍微结合起来谈三个问题。我们读作家的小说的时候，有时不会特别地把所读小说的写作时间、发表时间和他一生中特定的时间段一一对应起来。托尔斯泰活了82岁，在当时的俄国还是很长寿的，在俄国作家中也还算是长寿的。这82年中，他有60多年在写作，托尔斯泰从20多岁就开始写文学作品，开始发表作品，他也开始赢得了他作为一位作家的名声，也就是说，他作为一个作家的生命持续了大概60多年。他开始写《战争与和平》的时候是30多岁，他写了6年，也就是从30多岁写到快40岁的时候；《安娜·卡列宁娜》他是从44岁写到48岁，也就是我们认为是一个作家最好的年纪，尤其是一个写作长篇小说的最好的黄金时期，因为长篇小说是一个力气活儿。我认识的很多作家都说写长篇小说是最累的，他们觉得一般过了60岁以后就很难写得动长篇小说。可是，托尔斯泰是在60岁开始写《复活》的，从60岁写到70岁。这三部小说是在他人生的这三个时间段中创作的，30多岁、40多岁和60多岁。我们又会发现，他在他开始写小说到他开始创作《战争与和平》，这之间大致是10年的时间，也就是说，他在写《战争与和平》这部作品之前做了10年的创作准备；在《复活》写完以后，他又活了10年，但是在这10年间他没有写作任何一部长篇小说。我们刚才说了，托尔斯泰作为一个作家，他的创作时间持续了60年，但是去掉一头一尾的10年，这中间的40年就是他写作这三部长篇小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中，他还在《安娜·卡列宁娜》之后“休息”了12年。我这个“休息”是带引号的，这12年间他写了很多作品，但是唯独没有写长篇小说。这就是我要谈的第一个问题，在托尔斯泰一生中，在他作为作家的创作过程中，这三部小说在时间上的定位，通过我的介绍大家也许能感觉到，这三个作品的写作处在他一生的哪几个时间节点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想谈谈这三个小说在托尔斯泰生活中所占据的空间位置。现在我们知道，空间理论是现在非常时髦的一个理论，我们对一个城市的理解，可以把一个城市放在文化的空间里，放在一个历史的空间里，甚至社会也是一个空间。我们来看看，这三部作品是托尔斯泰在什么环境中写出来的。我这里说的空间不完全是时代的空间，其实托尔斯泰这几部作品都是在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以后开始写的，我前不久写过一篇文章《俄国文学与俄罗斯民族意识》，我觉得19世纪俄国文学的兴起是跟1861年俄罗斯农奴制改革以后全体国民民族意识的高涨有关联的。也就是在19世纪的中期，俄罗斯人作为一个民族，突然意识到了他们民族自身的力量，突然觉得这个民族是必须有尊严的，这个尊严不光要通过打仗来实现，不光要通过经济的发达来实现，还要通过文学、艺术的发达来彰显。托尔斯泰从60年代开始写他的三部长篇小说，前两部小说都是在他的名叫“雅斯纳亚·波里亚纳”的庄园里写的。这个庄园的俄语名称翻译成中文就是“明亮的林中空地”。一大片森林，在这片森林中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会有一片空地，只有这片地上不长树，这里就叫“林中空地”；“林中空地”前面还加了一个形容词“雅斯纳亚”，“雅斯纳亚”的意思就是“明亮的，明朗的，鲜艳的”，所以我们有时把他的庄园的名称翻译成“明亮的林中空地”，也有的翻译家干脆把它翻译成“晴园”，晴朗的“晴”，花园的“园”。这个译名也没有完全流传开来，因为我们觉得这个译名太像苏州园林的名称了，去过托尔斯泰庄园的人知道那里有几百公顷的土地，一览无余，完全不是中国意义上的“园”，所以，我们在更多的场合下还是用音译，翻译成“雅斯纳亚·波里亚纳”，虽然这对不懂俄语的人来说起来就很难记住。现在这个庄园已经变成中国旅游者去俄罗斯必去的景点，尽管去那个地方非常不方便，离莫斯科还有200多公里，为了去这个庄园可能需要一天往返，非常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在1989到1990年之间，一个冬天去的，那个时候在庄园里待了一个下午没有遇到一个中国人。那个庄园我后来去过五六次，有时陪朋友去，有时在庄园里开学术会，现在我每次去都发现，这个庄园的参观者有一半以上都是中国人。我们经常很骄傲地跟俄国人说，俄国是一个文学的民族，中国也是一个文学的民族，因为我们有这么多中国人专门来看托尔斯泰的庄园，中国的作家更愿意去托尔斯泰的庄园，被拜谒他的墓地。就是在这样一个庄园里，托尔斯泰写下了他的前两部作品《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宁娜》。
这个庄园本身非常大，非常壮阔。很多中国作家看了也感慨，说：“我要有这样一个庄园，我也能写出《战争与和平》。”这个当然是开玩笑的。我想，世界上有很多人拥比这个庄园还要大的庄园，但是却没有人能写出这样的作品来。但这个中国作家这么说也有道理，因为，你所处的空间，它的气魄，反过来会影响到你这个人，尤其在写作的时候。托尔斯泰在这个庄园中写作，他的房子本来很简朴，但是他不在楼上很明亮的地方写作，而是挑一楼、甚至半地下室的一间房子，这个房子名叫“带拱顶的房间”，《战争与和平》就是在这个房间里写下的。据说他写好的几页纸，会让人拿盘子送到楼上去，然后他的夫人把它抄一遍，《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数易其稿，他的夫人总共抄了八遍！现在在每个与托尔斯泰相关的博物馆里，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手稿，托尔斯泰的笔迹非常难认，但是他妻子写的字特别好认，托尔斯泰写的这三个作品，他的妻子都抄过很多遍。他的前两部小说是在雅斯纳亚·波里亚纳庄园写的，后一部作品《复活》是在莫斯科写的。他后来为什么迁居莫斯科了呢？因为他夫人是莫斯科人，他夫人的父亲是莫斯科的一个医生，她从小在大都市里长大，18的时候嫁给托尔斯泰，那个时候托尔斯泰大概34岁，她一生怀念莫斯科，她跟托尔斯泰一共生过13个孩子，这些孩子当然不是每个都活下来了，托尔斯泰后来决定迁居莫斯科，因为这些孩子大大小小都要上学，大的要上大学，小的要上小学，他在妻子坚持下搬到莫斯科，买了一栋房子。我在莫斯科语言大学进修时，住的宿舍就在托尔斯泰故居对面，我后来写过一篇文章《在莫斯科与托尔斯泰做邻居》。《复活》就在莫斯科的这座故居写成的。这个房子在莫斯科也是很平常的房子，因为托尔斯泰不想买特别豪华的房子，而是安家在平民区。在这幢房子里，他又挑了最僻静的、光线最阴暗的、天花板最低的一间做他的书房。我感觉，托尔斯泰当年是在刻意营造一个非常封闭、压抑的写作空间，他的写字桌不像我们现在这样，总是想把桌子摆在靠近窗口更明亮一些的地方，我们一般也喜欢书桌面对着门。他正好反过来，是把桌子摆在入口的地方，他一坐下来，他的后背就会像一扇门一样把那个房子的门堵上。他写作的时候尽量不点灯，实在看不见的时候也只点一根蜡烛。托尔斯泰是近视眼，但是他写作的时候从来不戴眼镜，他必须坐很低的桌子上，坐很低的板凳，眼睛贴着纸张写作。看到托尔斯泰在莫斯科写作《复活》的书房，我觉得，他有意在营造这样一个写作的空间，这个书房就像一个修士祈祷的场所，他要把一切弄得非常狭窄，非常阴暗，非常压抑。这就使我产生一个感觉，也就是说，影响到一部作品的形式和内容的，当然跟这个作家写作这部作品时的情绪有关，跟他选择的主题有关系，甚至跟他所处的年龄段、他对世界的认识、跟他世界观发展的阶段有关系，但也可能跟他具体的写作空间有关联。当然，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这个空间可能是作者自己选定的，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是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这三部小说的写作和它们所处的具体写作空间的关系。我们知道托尔斯泰有可能是世界上所有作家中文字产出量最大的作家之一，因为他的全集就90卷之多。与他相比，普希金才10多卷，陀思妥耶夫斯基算是一个俄国产量很大的作家，他的全集也就30卷。在托尔斯泰的90卷全集中，这这三部长篇小说虽然篇幅都很大，但实际上也只占了10卷多一些。《战争与和平》是其中的9-16卷，我们知道《战争与和平》只有4卷，一般的全集我们出书会辟成4卷，为什么从第9卷到到第16卷，会有8卷呢？是因为它收入了这部作品的不同版本；同样的道理，《安娜·卡列宁娜》是18-20卷，也有3卷；《复活》是32-33卷，共2卷。这三部小说加起来一共是13卷，在托尔斯泰全集中的占比约为15%。他的其他作品的数量加起来，远远超过这三部长篇小说，然而，我觉得，这三部小说在托尔斯泰整个创作中所占有的实际份量，它们在托尔斯泰创作中的价值和意义，它在全世界的传播的影响，跟这个比例是不完全相符的。我们觉得，能跟这三部长篇小说相提并论的托尔斯泰的作品，恐怕只有他早年的三部曲和战争故事，还有他晚年的中篇小说和剧作，因为托尔斯泰也是一位非常好的剧作家。托尔斯泰一生创作形式多样，体裁繁多，但是我们现在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依然觉得他的三部长篇小说是他所有作品中最具有文学性的、也是影响最大的作品。以上谈的是托尔斯泰这三部作品在他创作中的时间、空间位置以及在他创作中的比重问题，我们下面就来分别谈一谈这三个作品。我给这三个作品都加了一句话，或者叫一个概括：1，“《战争与和平》是俄罗斯民族的英雄田园诗”，我在十月文学院做过一个讲座，专门谈《战争与和平》，用的就是这样一个题目；2，“俄罗斯近现代文学与文化崛起的里程碑”，我给《安娜·卡列宁娜》的一个版本写过一个序言，序言的题目就用的这句话；3，“《复活》是托尔斯泰的道德忏悔和精神遗嘱”。这三个概括，大概就是我在谈这三部作品打算展开的话题。
《战争与和平》
现在我们来谈谈第一部作品。《战争与和平》，刚才说了，这是俄罗斯民族的英雄田园诗。在托尔斯泰所有的作品中，最有名的是这三部长篇小说，在这三部长篇小说中到底哪一部最伟大？其实很长时间一直在争论。我想在座的听众们、读者朋友们也会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也问过我们的学生，大家都会有不同的取舍，关键看你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三部作品，比如我们如果从俄国思想史的角度来读的话，《复活》有可能还是定位最高，因为它最能体现托尔斯泰晚年对世界、对生活、对社会的看法；我们如果从长篇小说的写作技巧上来说，我问过很多作家，他们觉得还是《安娜·卡列宁娜》好，《安娜·卡列宁娜》更是一个标准的长篇小说的范本；而从对俄罗斯民族意识的文学体现，用文学的方式来塑造俄罗斯民族的整体形象这一方面来说，显然还是《战争与和平》更为重要。前年光明日报跟塔斯社联合发起一个活动，因为当年是中俄友好年，也是俄国的文学年，我们就想到举办一个活动，就是中俄双方分别评选10部在本国最有影响的对方的文学作品，也就是中国人评10本在中国最有影响的俄国文学作品，俄国人评10本在俄国最有影响的中国文学作品。我今天不详细介绍这个评选的过程，但是在托尔斯泰这里我们就遇到一个问题，因为每个作家只能选一本，到底选这三本小说中的哪一本呢？我们也讨论了很长时间，也参考了网上的投票，国家图书馆的读者借阅量，还征询作家和学者的意见，最后我们选的还是《战争与和平》，总觉得这部作品更有代表性一些。另外，它毕竟是托尔斯泰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毕竟是俄国第一部赢得全欧洲、全世界声誉的长篇小说。
《战争与和平》
名著名译插图本系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我们刚才说过，托尔斯泰写作《战争与和平》的时候是34岁，在这之前他已经写了10年的小说，我们现在不能断定这十年多的写作完全是为《战争与和平》做准备的，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他之前的作品确实都为这部作品做了很好的铺垫。比如我刚才提到他最早的作品叫《童年》《少年》和《青年》三部曲，写到贵族的生活，庄园的生活，贵族主人公对生活的反省，对本阶级生活的忏悔，这些东西后来都放到了《战争与和平》里。我们刚才提到，托尔斯泰跟他哥哥一块在高加索、在塞瓦斯托波尔打过仗，他根据亲身经历写出的战争小说引起轰动，真正给他带来名声的作品是《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一部战争小说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说《战争与和平》无论是战争的内容，还是和平的贵族生活的内容，在这之前他都写过非常非常好的作品，这让他写起《战争与和平》来就非常得心应手，等于他把他之前十多年的创作通过这一部长篇小说进行了一个总结。在阅读《战争与和平》的时候，我总结出一个公式，一个“二三四”的公式。所谓“二”就是两个主题，战争与和平的主题；所谓“三”就是三个人物，娜塔莎、彼埃尔和安德烈；所谓“四”，就是四大家族。首先，两个主题。《战争与和平》就是两个主题，一个是战争的主题，一个是和平的主题。战争就是1812年的俄罗斯反对拿破仑入侵的卫国战争；所谓和平就是四个家族贵族的生活场景。我们刚才说《战争与和平》是俄罗斯民族的一部英雄田园诗，是一部史诗，对于一部民族史诗来说，你确实找不到比这个题目更好的题目了，绝对找不到比这个题目更具有概括力、更具有覆盖范围的题目了，战争与和平，对整个人类来说就是两种最基本的生活方式，对一个人来说，我们可能觉得爱和恨、生和死是最主要的永恒主题，对人类来说，战争与和平就是最具概括力的两种存在方式。这部作品现在我们读起来确实觉得太长了，尤其在一个阅读碎片化的时代，大家觉得4卷本120万字读起来确实很费劲，但是其实我们如果把它分解成两个部分的话，你会觉得小说中的起承转合还是很清晰的。这个小说题目也告诉我们，一定是一段战争一段和平，写战争的时候会让这些人物上战场，然后与和平生活构成对照和呼应，写和平生活的时候，是为这些人物在战争中的表现做某种铺垫。这两个主题构成一个框架，整个故事情节都在这两者之间游离，穿梭。
三个人物，就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的问题。《战争与和平》是一个巨大的史诗，中间出现的人物有好几百人，在这么多人中间，能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大约也就是七八个，读得细的读者，或许能记住二三十个人物。在这些人物中间，最核心的角色有三个，就是安德烈公爵、彼埃尔和娜塔莎。娜塔莎是一个女性角色，她跟四大家族的四个男人都有过关系，比如她小的时候跟鲍里斯两小无猜的友情，后来她爱上安德烈，但中间又背叛了丈夫，跟人私奔，最后安德烈去世，娜塔莎又跟彼埃尔结婚，成为贤妻良母。娜塔莎是一个串联的人物，她通过跟不同男人的关系，把几个主要人物串成一个整体，也就是说，娜塔莎可能是所有人物中最具有结构性功能的这样一个角色。娜塔莎和安德烈的关系，娜塔莎和彼埃尔的关系是这部作品中最有构建功能的两条主线。看过《战争与和平》的人都会深深爱上娜塔莎这个女主角，就像你看了《奥涅金》以后对塔基亚娜的印象，看过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以后对“屠格涅夫家少女们”的印象。在19世纪的俄国小说中，女主角往往都特别可爱，既漂亮又善良，既是贤妻良母，还都很有艺术感，能歌善舞。这些作家都把他们理想中的女性的特征放到其作品的女主人公身上了。但是新近有一种解读，从女权主义的角度解读俄国文学，恰好发现了问题，说这是俄国作家男权意识最典型的体现，他们心目中女性的形象，到底是对女性的一种尊重，还是一种俯视，甚至一种颐指气使的给定呢？我们今天不是讨论娜塔莎的形象，但是我们说，这样一个串联性的小说人物她身上负载着托尔斯泰的女性观，这是肯定的。托尔斯泰理想的女性应该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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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战争与和平》中的四大家族，我们很自然地就会想到《红楼梦》也是写四大家族的，我们会发现世界上大部头的史诗性长篇小说往往也都有四重结构，要么四个家族，要么四个主题，要么四条线索，道理也非常简单，小说如果只有一个单一的情节和单一的人物的话，往往就是一个短篇小说，因为它没有情节的枝蔓，没有人物相互之间的冲突，没有这种转化，它一定是简单的，是短篇小说，当然也有可能是中篇小说。很多文艺学教材中关于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的界定，往往就是看小说中有一个还是多个情节主线，如果只有一个情节线索，你写了十万字可能也还是中篇小说，如果有三四个情节线索，可能你写了八万字也可以算成长篇小说，也就是说，中篇、短篇、长篇的体裁界定并不完全是体量上的，字数上的，情节的复杂程度实际上是划分小说体裁的一个很重要指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就是标准的长篇小说。小说可以写两个家族，或三个家族，但两三个家族之间最多只能构成一个三角形，这样的关系往往是非此即彼的，但是如果有四个家族的话，每个家族都要跟另外三个家族发生关联，这个可能性就太多太多，这个情节就会无限复杂下去，当然，这也会对一个作家的掌控能力提出非常高的要求。我在俄国也听到这样一个说法，说托尔斯泰选四个家族，也是要保持一个好坏贵族的比例问题，他在作品中需要写到所谓的坏人，也就是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有些人是英雄，有些人是狗熊，他就写了一个狗熊的家族，库拉金家族，如果他只写两个家族，一个家族好，一个家族坏，这个比例似乎不足以体现出俄罗斯民族整体上的正面气概，结果，托尔斯泰就写了四个家族，另外三个家族都是非常崇尚英雄主义，都是非常爱国的。
两个既相互对应又相互关照的主题，三个主角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四个家族对生活、对战争的不同态度及其互动联系，这三个层面的东西放到一块就构成了作品的经纬，互相之间交叉来交叉去，这部作品就显得很厚重了。这是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主题、人物和结构上的一点看法。下面说一说对《战争与和平》的评价问题。《战争与和平》写完以后，好评如潮，在杂志上开始连载的时候，跟托尔斯泰同时代的作家都非常佩服他，有一个作家叫冈察洛夫，写《奥勃洛莫夫》的那一位，他说，能写出《战争与和平》的作者是“俄国文学真正的雄狮”。因为托尔斯泰的名字叫“列夫·托尔斯泰”，“列夫”（Лев）在俄语中就是“狮子”的意思，写出这样作品的人是一个真正的“雄狮”。我们会发现，托尔斯泰的名字中文翻译成“列夫”，但翻译成英文却是“Leo”，“leo”也是狮子的意思。这部作品翻成欧洲语言后，欧洲的作家都非常佩服。毛姆就说，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小说”。我在给另外一个版本的《战争与和平》写序的时候也用过这样的评价：“最伟大作家的最伟大小说”，这里用的是“伟大”，有人看到这个说法之后也许会说，《安娜·卡列宁娜》不也很伟大吗？我觉得，《安娜·卡列宁娜》可以说是托尔斯泰最好的作品，是他的“best”，但是《战争与和平》是他的“greatest”。“好”和“伟大”不完全是同一个层面上的定义。毛姆说的“最伟大”，可能跟我的用意是一样的。罗曼·罗兰说过，《战争与和平》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史诗，近代的《伊利亚特》”，这与米尔斯基的观点相近，米尔斯基用英文写过一部《俄国文学史》，我之前翻译了这本书，他在书中关于《战争与和平》是一部“英雄田园诗”的说法就被我借用了。托尔斯泰晚年并不喜欢《战争与和平》，曾公开说这部小说史“连篇的废话”，有些人引用托尔斯泰自己晚年的这句话，用来说明这部作品并不怎么样，其实，我们也同样可以引用托尔斯泰关于这部作品的另一种自我定义，他说，这是他“构建民族史诗的一个尝试”。
关于这部作品的美学特征，还有一个比较有名的说法，就是“心灵的辩证法”，这是俄国批评家叫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的。我们以前以为他的这句话是用来评说《战争与和平》的，其实不是，1853年托尔斯泰发表《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评论，评论这部小说集，认为其特色就是“心灵的辩证法”和“道德情感的纯净”。这篇文章发表在《现代人》杂志上，他这样写道：“大部分诗人关心的主要是内心生活的呈现结果，而不是隐秘的过程本身……托尔斯泰伯爵天赋的特色就在于，他并不仅仅局限于表达心理过程的结果，他最感兴趣的是过程本身，是这一过程的形式、规律和心灵的辩证法。”“心灵辩证法”后来就被许多文学史家、批评家拿来概括《战争与和平》这部作品的艺术特色，甚至推而广之，用来概括托尔斯泰所有的文学创作。就是说，托尔斯泰写的人物，从开始出场到小说结束，似乎是两个人，一开始是一种，最后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当然这个人不是指他从年轻到变老，也不是从相爱到不爱，实际上主要指他内心灵魂的巨大变化，也就是说，在一部长篇小说的始终，作者完成了对这个人物的思想发展过程的展示，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来说，一般作家更愿意展示的是结果，但是托尔斯泰更愿意展示这个过程本身，这个过程还往往是一个辩证的过程。
以上黑白插画
选自《战争与和平》（插图本名著名译丛书)
2018年06月 出版
由于时间的限制，我们不展开说，就以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就是安德烈的例子。看过《战争与和平》的读者都对安德烈充满敬意，有人说这个人身上也有托尔斯泰的自传色彩，当然这种自传更多的可能是一种精神上的自传，托尔斯泰思考一个人怎么样成为一个对生活、对他人、对社会有用的英雄人物，他试图通过安德烈来体现这种思考。
影片《战争与和平》剧照
安德烈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长得很漂亮，也很勇敢，为了体现安德烈的勇敢，托尔斯泰让他做了俄国将领库图佐夫的传令官。在战争打响之前，安德烈是非常有功名心的，他觉得要为祖国勇敢战斗，获得军功，保卫国家，为祖先扬名。但是在奥斯特里茨的战场上，他被一枪放倒，他躺在地上，恍惚之间看着天空，天空上有很高远的云在飘浮，他突然觉得，跟这个高远的天空比起来人是那么渺小，人的这种残酷争斗是那么的无谓。负伤以及之后的疗伤，改变了他的战争观，觉得人类的相互残杀是没有意义的。之后的疗伤，以及妻子因为难产去世，都让他心灰意冷。后来，他因为继承遗产前往一个庄园，路过一片树林，在树林里看到一棵老橡树，这棵老橡树旁边的白桦林、松树都已经郁郁葱葱了，但是老橡树身上全是疙疙瘩瘩的，一片绿叶也没有。这棵老橡树对安德烈说，你还是很像我的，我们都见了太多的世面，我们就觉得什么春天，什么爱情，什么幸福，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派胡言，骗骗其他人还行，但骗不了我们。在这个庄园，他在夜里突然听到了娜塔莎的歌声，娜塔莎一个人坐在窗口旁边看到一轮明月升起来，她觉得在这样一个风清明月的夜晚是不应该睡觉的，人在这样的夜晚是应该面对月亮唱歌的，而且托尔斯泰还给了娜塔莎一副非常好的嗓子，她轻声的歌唱打动了安德烈，还有这样的歌声，还有这样的月亮。回去的路上，他试图寻找那颗老橡树，他找了半天都没找到，因为老橡树完全变了样，它展开一片新鲜浓密的绿叶，庄重地站在那里，在夕阳的余晖中轻轻地摆动着身躯，那些疙疙瘩瘩的树枝、累累的伤痕，以及陈旧的痛苦和疑虑全都不见了，透过了百余年的坚硬树皮，长出了一片片鲜艳的新叶，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一棵老树竟然能发出这样的绿叶。是的，这就是那棵橡树，安德烈公爵想到，于是一阵没有来由的欢乐和复兴的春天的感觉袭上了他的心头。他突然一下子回忆起了他生活中所有那些难忘的生活，奥斯特里茨的战斗，以及那高远的天空，妻子死去的时候责备的脸庞，渡船上的彼埃尔，因夜色的美丽而激动的少女，还有这个夜晚的月光，他突然想起了这一切。“不，生命在31岁上还没有结束，安德烈公爵斩钉截铁地说道。我内心的东西光有我一个人知道还不够，应该让所有人都知道，彼埃尔也好，这个想要飞向空中的少女也好，应该让所有的人都理解我，要让我的生活并不仅仅是为我一个人而过的，要让他们的生活改变方式，要让我的生活体现在所有人身上，要让所有的人都与我一起生活。”安德烈和老橡树的两次相遇，是《战争与和平》中特别有名的一个段落，中间还提到安德烈生活中的著名事件，比如前面提到的在战场上看到天空，他跟彼埃尔在渡船上讨论人生，他妻子的去世，他看到娜塔莎唱歌，这些事件在他这一段里都被放在一块，促成他最终改变了对人生的看法。以前他是要功名，那是很自我的，最后他看破功名了，什么都不去做了，托尔斯泰认为这同样是自私的人，他最后这段话表明了他的一个新态度，就是说我要再活下去，我要找到活的意义，让所有人活在我的心中，让我活在所有人的心中，也就是对社会承担一种责任，要让生活过得有意义一些。我们能十分肯定地说，他的这段思绪一定是托尔斯泰本人的思绪，就是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但是，这个想法跟安德烈最初想建立功名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所谓辩证法就是否定之否定，安德烈这个人物也经过一种否定之否定的思想发展，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的托尔斯泰笔下的心灵的辩证法。
我刚才说了，我用的题目是“俄国近现代文学和文化崛起的里程碑”。《安娜·卡列宁娜》，我个人认为是托尔斯泰最好的作品，我当然是从文学的角度看的，从长篇小说写作技巧的角度看了，我们也跟很多作家谈过，他们都觉得这部小说写得几乎没有瑕疵。我们前面谈到，在托尔斯泰写出《战争与和平》以后，俄国人欢呼雀跃，欧洲人也刮目相看，毛姆也说过是最好的长篇小说，罗曼·罗兰也说是当代的《伊利亚特》，其实，还是有很多欧洲作家不完全服气，他们认为俄国人会打仗，所以你们也会写战争小说，但你们写爱情小说，写家庭小说，写悲剧小说，还是不灵的，也就是说，你们俄国作家不会讲故事，其实到现在，我们依然会发现，俄国文学的可读性一般来说是不如西欧的小说，你也可以说俄国作家不乐于讲故事，他们更乐意精神传道，这当然是正面的说法。内行的作家往往会说，俄国作家写作时比较粗线条，他们不大会精雕细作，其他的欧洲语言我不懂的，但是我懂中文和俄文，也懂一点英文，我发现俄国作家在写作中确实没有中国作家和英语作家对文字本身这么关注，中国作家写作的美文传统特别深厚，你故事再好，如果你表达的文字是粗糙的，那么你在中国就不是好作家，甚至不是作家，但是俄国作家，有的时候语言实际上不是特别讲究。这是两个国家不同的文学传统，但是，《安娜·卡列宁娜》是一个例外，无论在情节结构还是文字表达上，它都是无可挑剔的，对《安娜·卡列宁娜》，全世界的作家都是服气的。谈起《安娜·卡列宁娜》，经常会说它有一种拱形的结构，一边是安娜和渥伦斯基的关系，一边是列文和吉蒂的关系，这两个情节开头各自发展，最后逐渐靠拢，形成一个拱顶。好多作品都是这样的拱形结构，这样的结构显得非常结实，天衣无缝，很能承重，什么都可以加进去，这是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宁娜》艺术上的完美性。
把它跟《战争与和平》做一个比较也是蛮有意思的话题。这两部长篇小说的写作，托尔斯泰都有过严重地改变初衷的情况，也就是他写作的构思和创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知道托尔斯泰写作《战争与和平》的时候本来没想写这场战争，他想写的是十二月党人起义，结果他意识到，俄国历史上对改变俄罗斯民族意识来说更为重要的事件可能还是1812年的卫国战争，于是他就转过来写这场战争。写《安娜·卡列宁娜》也是一样，他本来是想接下来写彼得大帝的改革的，也搜集了很多材料，但一位客人告诉他的一个故事，却使他写起这个“家庭故事”来。起初，他决定写“一个不忠的妻子以及由此引发的全部悲剧”，我们通过这句话能感觉到，他一开始写这个小说，是想告诉别人，一个不忠的妻子会给家庭和社会造什么结果，也就是说，他在准备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是站在安娜的对立面上的，是准备说这个女人怎么不好，她的不好又造成了什么结果。但在写作过程中，安娜的人物性格逻辑却改变了托尔斯泰最初的构思，托尔斯泰还是写了她的不忠，以及这个不忠所造成的悲剧，但是他更多地写到了我们后来经常会讨论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这个悲剧的来源问题。他一开始想写的，一定是安娜自己的问题，要不就是她的情欲带来的结果，要么就是她在上流社会的随波逐流，要不就是一个偶然事件，总归是一种不正常的爱情造成的一种糟糕的结果。但是写着写着，他发现，安娜跟上流社会女人最大的不同就是她的爱是真的爱，如果安娜也是逢场作戏的话一点问题没有，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那样。正因为安娜的与众不同，她反而成了上流社会的攻击对象，成了社会舆论的牺牲品。写到这里，托尔斯泰同情心转到安娜一边了，面对的是安娜周围那个很市民气的社会，安娜变成一个他同情的对象。我们经常会说，有时候作品的艺术逻辑能改变作家自己，在托尔斯泰写作这两部作品的时候，他都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程度不等地改变了自己的创作初衷。这是我们对这两部小说进行比较时谈到的第一个话题。
以上黑白插图
选自《安娜·卡列宁娜》（插图本名著名译丛书)
2018年06月 出版
第二个话题，以前的文学史和托尔斯泰的创作评传都会写到一点，从《战争与和平》到《安娜·卡列宁娜》，托尔斯泰的创作产生一个巨大的变化，也就是从史诗开始转向家庭，从写战争开始转向写爱情，从写四大家族转向写两个人的恋爱、私情，也就是一种收缩，一种转折，甚至言下之意还是一种下降。我觉得，把这两部作品做这样题材上、风格上的对立，其实还是一种比较幼稚的方法。我们刚才说过，托尔斯泰在写《战争与和平》之前十年的作品几乎全部在为《战争与和平》做某种准备，尽管有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但是其实，《安娜·卡列宁娜》也是《战争与和平》这部作品本身很自然的延续。《战争与和平》这部作品体量非常大，他后来的作品某种意义上又都是这部作品中某些分主题的延续。我们刚才说过《战争与和平》中“和平”的生活占有很大一部分，这个“和平”就是贵族的生活，其实《安娜·卡列宁娜》就是贵族生活这个分支的一种延续。我们也觉得，《战争与和平》不光是一部史诗，也是一部关于贵族生活的小说，爱情写法，舞会也好，贵族之间的尔虞我诈也好，这些在《战争与和平》都很多。另一方面，《安娜·卡列宁娜》又绝对不仅仅是一部爱情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差不多是同时代的作家，当然他出名比托尔斯泰早，去世也比托尔斯泰早，托尔斯泰开始写作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名气已经非常大了，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安娜·卡列宁娜》发表以后，他就认为这部小说首先是一部“社会小说”，而不认为它是一部爱情小说。也就是说，对一部长篇小说的定性恐怕不能仅仅看它的情节和内容，也要看到和它那个时代的关系，也要看到和它之前和之后作品的关系。所以，《安娜·卡列宁娜》的重要性就在于，即便在托尔斯泰这三部长篇小说中，它也是一部承前启后的作品。比如，他从《战争与和平》中写贵族生活的这一部分自然地延续到《安娜·卡列宁娜》；刚才我们提到《安娜·卡列宁娜》开始掺入了托尔斯泰对贵族阶级更多的审视、批判，正是这样一种对贵族阶层的反省，促使他改变了对安娜的态度，而对贵族阶级整体上的反省，后来又过渡到《复活》里对整个阶级和制度的否定。这三部作品中间，其实有着很强的逻辑联系。总之，《战争与和平》除了史诗之外也是家庭小说，《安娜·卡列宁娜》当然是家庭小说，但也是一部社会小说。
第三点，是这两部小说在调性上的变化。我们刚才说了，我们把《战争与和平》定性成英雄田园诗，所谓英雄田园诗一定是壮阔的，昂扬的，乐观主义的，历史乐观主义的；但是《安娜·卡列宁娜》的第一句话就是：“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特别有名的一句话。其实在《安娜·卡列宁娜》这部小说中，所有的人都是不幸的，即便是列文和吉蒂，托尔斯泰特别想把他俩写成特别幸福的一对人，但是看完这部作品的人，并没有多少人觉得他们的生活是高度理想化的。的确，《安娜·卡列宁娜》中的每个人，都“各有各的不幸”。从《战争与和平》昂扬的历史乐观主义颂歌过渡到《安娜·卡列宁娜》中关于俄国贵族阶层的伤感再现，整体的调性是不一样的。这是我对这两部小说做的三点比较。
《安娜·卡列宁娜》
名著名译丛书
精装本
在给这部小说写序时，我为什么用了这样一个题目，叫《俄国近现代文学和文化崛起的纪念碑》呢？因为前几年，我邀请俄国科学院俄国文学研究所的所长到我们社科院外文所做过一个讲座，他讲座的题目叫《西方的俄国观》，他说道，在1880年前后，整个西方对俄国的看法出现一个巨大的变化，他说这个变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来自《安娜·卡列宁娜》这部小说。刚才我们说过，《战争与和平》写出来以后，其实西方人并不完全服气，就觉得你不一定会写爱情小说，但是到《安娜·卡列宁娜》写出来以后，大多数西方作家都心服口服，觉得即便写欧洲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当时的欧洲作家依然写不过俄国人，写不过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自己办的一份杂志《作家日记》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安娜·卡列宁娜>是一个意义特殊的事实》，他在这篇文章的开头记叙了一次街头偶遇，说在涅瓦大街上突然遇到了冈察洛夫，这个作家是一个非常慵懒的人，他写的《奥勃洛莫夫》，前面几十页都写主人公怎么起床的，作家本人也有些像他的主人公，这个作家一辈子都没结婚，他很有钱，贵族，他不结婚，感觉结婚太麻烦了。那么安静的一个人在街上遇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老远就涨红着脸问陀思妥耶夫斯基，问他有没有读过那部小说，这两个人心照不宣，指的就是《安娜·卡列宁娜》。激动不已的冈察洛夫手指着西边的天空说：他们是写不出这样的作品来的！他们指的就是西欧的作家。这两位俄国大作家的心态是具有代表意义的，也就是说，当时的俄国作家们都在较一个劲儿，看他们什么时候能写得比欧洲作家还要好。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文章中介绍了这次相遇之后，就写道：从这个时候开始，因为有了《安娜·卡列宁娜》这一部小说，因为有了托尔斯泰，俄罗斯人就可以在欧洲的文学和文化中昂首挺胸了，欧洲人也应该开始觉得俄罗斯人是一个有文化的民族，是个文学动物，是个文明的动物。从此，整个西方开始转变对俄国的看法。这个例子使我们感觉到，文学有时的确让人感到没什么用，不是高科技，又创造不出多少产值，可是文学的用处用时大到你无法想象的地步。你觉得你有多少钱，有多少战机，别人因此就一定会尊重你，高看你，别人可能恐惧你，但未必尊重你，而文学和艺术能换来的是一种尊重，《安娜·卡列宁娜》所产生的欧洲影响和世界影响，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下面我们讲讲最后一部作品《复活》。《复活》这部作品无论在俄国还是在整个世界，它被接受的历史都有过一个起伏。在这部作品发表的时候，俄国国内很多人认为它不太好，原因就是它的批判性太强，当时的社会主流不大能接受这么一个全面批判性的东西，也有人认为这部作品的艺术性不强，思想性大于艺术性。我个人也是这么认为的，我前年把这部作品重新翻译了一遍，翻译完了我觉得还是这样。当然我前面说到，如果你研究托尔斯泰的思想，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他那个时代的作家和文学，你会觉得这部作品比《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宁娜》还要重要，关键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问题。在整个苏联时期，因为当时对俄语文学的接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看它如何批判了“现实”，而且当时这个“现实”就是指沙皇统治下的社会，所谓的“批判现实”就是怎么批判沙皇，批判沙皇越多越凶，这部作品就越好。我们国家其实也有过这样的文学阐释方式，你怎么骂统治者，只要是骂统治阶级的作品就是好作品，就是现实主义的杰作。所以在苏联时期，这部作品的地位非常高，拍得电影也很多。苏联解体以后对《复活》的评价空前降低，但是最近好像又好了一点。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更喜欢这三部作品中的某一部，但你要找出来能说服自己的原因。
《复活》
名著名译插图本
看过《复活》小说的人都知道，这部小说写的是女主角卡秋莎·玛丝洛娃的复活过程，她从小是一个半养女半丫鬟的人物，聂赫留朵夫的两个姨妈没有孩子，她是一个私生女，她们把她当女儿一样养大，但她没有贵族血统，她又只是家里的使女。聂赫留朵夫是大学生，一个暑假来到这个庄园，引诱了玛丝洛娃，她被引诱以后就自暴自弃，对生活没有任何追求，最后做了妓女。她遭人陷害，受到审判，在监狱里她起初依然是自暴自弃的，但是聂赫留朵夫三次去探监，她终于有所感动，在监狱中、在流放的过程中跟很多革命者相处，这些革命者都是对生活抱有理想态度的人，跟他们一接触以后，她发现真的有人为别人活着。这个时候聂赫留朵夫也在追求她，聂赫留朵夫的追求当然是一种忏悔的举动，从小说中感觉到她也是很爱聂赫留朵夫的，但是她觉得要嫁给他的话也许会拖累他，后来她就嫁给了一个革命者。这整个过程构成一个复活的过程，她从一个纯净的少女变成一个妓女，变成一个对生活完全失望的人，最后通过监狱和流放，别人对她的态度使她又改变了生活态度，这是一个复活的过程。这是“复活”这个题目的第一层含义。第二层含义是聂赫留朵夫的复活。聂赫留朵夫当年引诱了玛丝诺娃，但后来他成了陪审员，坐在审判席上，审判遭到诬陷的玛丝诺娃，在法庭上认出她之后，聂赫留朵夫大为震撼，自己觉得是一个有罪的人在审判无罪的人。何况在这之前，他读过很多书，也做过废除私有制的尝试，思想上原本就存在着深刻忏悔、重新做人的基础。如果说，整个作品在情节上写的是喀秋莎的复活，那么在思想的叙述层面叙述的就是聂赫留朵夫的精神忏悔过程。很多人也说，这个忏悔的过程也是托尔斯泰自己忏悔的过程，如果这样的话，就会有第三个层面，也就是说，这也是托尔斯泰本人的复活。最重要的一点是，这部小说所暗示的也是整个社会的复活，这也是托尔斯泰最想做的一个事情。在阅读这部小说时大家能感觉到，托尔斯泰有意让聂赫留朵夫一会儿找这个人，一会儿找那个人，一会儿在莫斯科，一会儿彼得堡，他认识律师，又认识检察官，他的姨妈是将军夫人，托尔斯泰就是想通过他的上下奔走，把俄国社会的上层都展示给大家，让你感觉到这些人是多么冷漠，这个社会是多么腐朽。法官断案时想的是怎么跟他的情人马上约会，检察官是多么的虚荣自负，托尔斯泰等于在告诉我们，其实让玛丝洛娃被误审的并不完全是那两个栽赃的小人，也不完全是由于聂赫留朵夫当年的诱惑，她的悲剧的主要原因，还是这个不负责任、缺乏正义和公正的社会，这个僵死的社会是要面临一场真正的复活的。我们在结尾看到，托尔斯泰说聂赫留朵夫的复活尚未完成，还有待之后的发展，也就是说，托尔斯泰也在暗示，小说中所有人的复活都还是一个未完成体，至于整个人心的复活和所有人的人性的复活，更是未有穷期的。在这一点上，托尔斯泰的悲观是有着深刻的内在逻辑性的。前年，我重译了一遍《复活》，我在重译时注重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传导《复活》原文的沉重调性。我译的《复活》是所有版本里字数最少的，我就想把它译得更凝练一些，更简单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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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复活》（插图本名著名译丛书)
2018年06月 出版
最后，把这三部作品放在一块来谈一谈，我用的一个说法叫“不是三部曲的三部曲”。我们刚才说过，托尔斯泰的第一部大型作品就是他的《童年》《少年》《青年》，这是一部真正的三部曲；他晚年写的几部中篇，也有人说是中篇三部曲，如《三死》《伊凡·伊里奇之死》和《克莱采奏鸣曲》。但是，却很少有人把托尔斯泰的这三部长篇小说作品说成是“三部曲”，我想也许因为这三个作品在体量上、在风格上都太不一样了，也许因为这三部作品创作的时间间隔很长。但是，我们如果把托尔斯泰60年的创作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来看的话，也不妨把这三部作品看成一个三位一体的东西，尽管这三个作品有调性上的变化，我们知道它们的调性是越来越悲观的，因为刚才说了《战争与和平》是一个乐观主义的英雄史诗，《安娜·卡列宁娜》是一个家庭悲剧的艺术呈现，《复活》是一种个人的道德忏悔、精神遗嘱。作者的调性越来越暗淡，写作的节奏越来越慢，《战争与和平》120万字，4大卷只写了6年，《安娜·卡列宁娜》的篇幅只是它的1/3，却写了4年，后面《复活》的篇幅只是它的1/4，反而写了10年。你会觉得这个作家越写越苦，越写越慢，按说作家到了60岁时，写作的技巧已经炉火纯青，反倒越写越慢，因为这中间注入了更多思想的东西，他每写一个字可能都是把它作为一种思想的砝码，一种人生思考的结晶，不像三四十岁写作的时候一泻而下，很忘我地、很轻松地去写作。但是，这三部作品依然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他的创作中就像一次三级跳，情节是从历史写到家庭，再写到个人的精神层面的生活，如果说托尔斯泰的写作从思想层面说是一个飞跃的话，这更好构成一个三级跳；这三部作品又像一个三足鼎立的东西，三部作品像三块巨大的基石，托尔斯泰小说艺术的宏伟的艺术大厦就建立在这三部作品之上，因此，我们也不妨把它们看成是一部独特的三部曲。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做一个小小的结尾。大家知道，美国有一个作家叫纳博科夫，他实际上也是俄国人，从小在俄国长大，他的父亲是俄国临时政府的一个部长，十月革命以后他就流亡到西方去了，最后在美国成为一个大作家。在他成为大作家之前，他也是为了混饭吃，在美国的大学里教授俄国文学。我们翻译出版了他当时的两部讲稿，一本叫《文学论稿》，一本叫《俄国文学论稿》，这个《俄国文学论稿》就是他在美国大学讲课的教案。有一次他给学生上课，进到教室以后让大家把窗帘都关起来，把灯全都关掉，他先开了一盏灯，开的是左边的一盏灯，说在俄国文学的星空中这是普希金，又开了另外一侧的一盏灯，说这是果戈理，再开了中间的灯，说这是契诃夫。这三个灯都打开以后，他跑到窗边，一把扯开窗帘，指着照进教室的阳光，说：这是托尔斯泰。
列夫·托尔斯泰
最后想谈一点题外话。在座的朋友不用说，都是非常虔诚的文学读者，你们如果不喜欢文学的话，就不会来到图书馆。但是即便这样，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在我们当下这个阅读碎片化的时代，在我们对经典已经开始怀有某种解构主义心态的这个环境里，我们再去读包括托尔斯泰这三部小说在内的文学经典，目的和意义究竟是什么？我思考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要尝试读出自己来。其实对每个文学作品的阅读，肯定不完全是为了解一个故事，也可能不完全是了解托尔斯泰具体的写作笔法。在座的朋友也不都是俄罗斯文学的研究者，尽管我发现有的学生坐在这儿，他们是研究俄罗斯文学的，但更多的听众不是职业的研究者，也就是说，我们不一定要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些作品。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来阅读它们呢？其实，我们在阅读托尔斯泰的时候，包括这三部作品，我们是在通过对这三部作品的阅读来更多地了解托尔斯泰，我们又通过对托尔斯泰的了解来更多地了解自己，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学观是什么样的，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是什么样的，也就是，我们是要通过对托尔斯泰这三部作品的理解来理解我们自己。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真正步入这三部作品的一个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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