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妈妈亲生的 ｜三明治
编辑 | 胖粒
我不是妈妈亲生的。
那个我从小喊“妈”的人，其实是我的大伯母。我出生那会儿，正是大力宣传“少生优生、幸福一生”的年代，加上那时大人们生儿子的观念很重，有些父母会把刚出生的姑娘送给别家养，这在我们那里算不上稀奇。5、6岁时，我就听说自己大概也是这么个情况。
大人们总会说起我的出生经历。“都是被逼的。”生母说。
几个伯伯家都有儿子，他们不能没有，于是奶奶让亲生父母把我放到大伯家，正好大伯最小的孩子当时已经12岁，不需要费心照顾，还可以帮忙带我。她说：“当时被逼得没办法，硬要让我们出去再生一个，你爸很气，说我们坚决不生了，就好好养两个女儿。”她没有继续解释，为什么后来还是妥协了，她转变话锋：“无论如何，我们的血缘关系是断不了的。”
我对这些事并不感兴趣。他人看起来似乎更在意，特别是我的亲生母亲。她会反复讲述生下我的辛苦经历，告诉我血缘关系有多么不可分割，她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接受“她是我的母亲”这一事实。但仅靠怀胎十月这个行为建立起来的亲子关系是脆弱的，原本，血缘也只是用来阐述一种遗传关系，但它却被人为添加了过多的情感属性，那种认为血缘可以建立起个体间某种情感认同的信念，其实是一种幻觉。
我知道生母的用意，但她的迫切让我抵触。小时候，她一直想让我开口叫她“妈”，但我的嘴巴仿佛用针缝上了，无论如何开不了口。
有一次，跟我很亲的姐姐让我去叫她回家吃午饭，尽管不情愿，但我还是去了。记得当时是在离家不远的菜地里，我站在高处，她背对着我弓腰干活，我没有发出声音，想等她自己发现我。过了好几分钟她都没有起身，于是，我抓起一把泥扔到她背上，果然奏效。她猛地起身，一句“狗日的”脱口而出，我见她吓得不轻，丢下一句“喊你回家去”，便拔腿跑了。
“父母”是一个称呼，也是一个角色，他们把我们带到世上，把我们扶养长大。但这里的父母可以是不同的人。我半岁就同大伯和大伯母一起生活，可能是长期相处的原因，他们比我亲生父母更容易获得我的信任。
我的抗拒让生母感到愤怒，但她会把责任归到我妈身上：“都是她教的。”被当作一个被人左右、没有主观判断能力的小孩，我对这样的做法很不满意。而且，行为实施者确实是我，被指责的却总是我妈。
有时候，如果某个决定或行为是由当事人作出的，似乎会让整件事没有回旋的余地，于是大家都会把旁边的人拉来当替罪羊。
妈妈也介意我和亲生父母的互动，但这样的情况发生得不多。8、9岁时，生母给我买了件衣服，我拿回家跟妈妈说：“她给我买的。”妈妈立马抄起一根撵鸡的竹竿，给我一顿好打。第一次被她打，我当时挺懵的：“我妈居然也会打人？”当时亲生父母从我家门口路过，正好目睹了这一幕，我又疼又心慌，害怕他们吵起来。我可没少见他们吵架，场面可比妈妈打我生猛得多，有时候还会直接开打。但幸好他们没有反应，我暗自庆幸。
其实，是我自己没有气度去理解亲生父母的立场。在得知自己出生的经过后，我常想：“我的出生带给父母的竟不是欣喜，而是失望。”这个想法令我感到沮丧。加上后来的种种，比如，生母说想把我送去县城某个想要女儿的家庭，或是某个水泥工叔叔说我差点成了他们家孩子。听到这些，内心的抗拒又增加几分。但我承认，年少时，我总是精于夸大这些经历的悲情成分，为的就是强调自己是受害者，这样，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讨伐别人的行为了。
大概是看了太多小孩被养父母虐待的电视剧，我觉得自己能够健康长大很幸运。养父母都是简单质朴的人，他们力所能及的关爱，让我的童年变得充实、饱满。小时候，爸爸严厉，我因为敬畏和他保持着一张饭桌的距离，而我因为这段距离缺失的安全感，在温和的妈妈那里得到弥补。
妈妈自带让人安心的力量。我有个习惯，回家第一件事是喊妈，总要先确认妈妈在哪里，桌上的饭菜才咽得下去。遇到她不在的时候，我会把近处的几家邻居问一遍，或是跑到家旁边的田垄上，扯着嗓子朝着东南西北吼几声，现在朋友说我中气足，大概就是小时候喊妈练出来的吧。每次我喊完一声，停顿几秒，两三次之后，听到一声拖得很长的“哎”，心就会定下来，这种心理上的满足感很难解释为什么。
有妈的孩子不怕鬼。作为各类恐怖片爱好者，我小时候其实很怕鬼。那时我家厕所在室外，大概十米远的距离，那里很黑，旁边的坡上有一笼竹子，竹子后面有一座坟墓，每到晚上，总担心突然蹦出个可怕东西来，每次去上厕所，妈妈都要站在门口，拿手电筒照着我。
“妈，你看着我，不要走开啊。”我一步三回头。后来，我家修了新房，再也不用去外面上厕所了，但我夜间其他的户外活动，还是需要妈妈在后面看着我。
“不怕鬼的妈妈真勇敢啊。”我总这么认为。但我眼里很勇敢的妈妈，在一些人看来是个不及格的妻子、母亲，有时候，她就像在班级里被定义为“差生”的人，常因行为表现不符合“规范”而受到批评。
她被人说很懒。小时候，我觉得勤劳是有一套标准的。比如，早饭就得7点左右吃，但我妈喜欢早上起来去干点活，8、9点才吃早饭，别人说：“她真懒。”活干得比我爸少，别人说：“她真懒。”不爱收拾，家里总是乱糟糟，别人说：“她真懒。”她喜欢躺在椅子上，脚搭在凳子上，别人说：“她真懒。”大家都太勤劳了，我妈总是不符合他们的要求。那时候，我希望那些勤劳的人都别来我家。
她被人说不懂处理家事。作为我们村里的女性，除了要勤劳，还得会处事。而我妈常被人批评“不理事”。
小时候，有一天我看见妈妈坐在床上哭，她手拿着一封信和几张照片。我看到照片上的人是大姐，她穿着红衣服，头发上有几朵小红花，一名男子坐在她身旁，他们身后的墙上贴着“囍”。大姐结婚了。得知这个消息后很长一段时间，妈妈常常哭。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她因为大姐哭的事就传出去了，别人说：“自己的女儿留不住，怪谁？都是她自己不理事，就晓得哭。”我觉得说这些话的人真像纪律委员，实在太严格了。
妈妈确实不是个“优秀”的人，连她自己也这么认为。某次在饭桌上，妈妈对爸爸说：“除了生了几个儿女，我这辈子没做成什么事，子女也没养好。”第一次听到妈妈这样总结自己的人生，我有些惊讶。
妈妈五十年代出生，家里排行老二，小学一年级遇上“闹革命”，妈妈便没再上过学，等到二十岁出头时嫁给爸爸，生了两女一男，中年时患上累不得的病，于是整日在家，精力充沛时，帮哥嫂带带孩子，但大多数时候不太清醒，常常打盹。确实是不符合成功人生定义的一辈子。
生了哥哥姐姐，这是唯一一件妈妈觉得自己做成的事，但仅是做成，没有做好。
听到妈妈说出这话，我对她心存几分敬意。事实上，认为完成“生孩子”这个行为就等同于完成为人父母的责任，这种人是存在的，甚至还有的人，希望孩子就此对他们感恩戴德一辈子。我很庆幸，妈妈不是这样的人。
妈妈生哥哥姐姐时，也吃过不少苦。嫁给爸爸后，妈妈一连生了两个女儿。妈妈告诉我，儿时的大姐是没人管的，甚至没人愿意看一眼，二姐是她自己一个人生下来的，“我找了把剪刀，自己剪了（脐带），顺手捞了件衣裳包着就睡了，洗都没给她洗，那天我吃了一碗大麦饭，生女儿是没有大米饭吃的。”二姐不到两岁时，哥哥出生了，至此，妈妈终于完成她作为女人的“使命”。
但别人是不管这些的，“懒惰”、“不会处事”的妈妈终究不符合“优秀女性”的标准。听到那些指责，我有时气不过，就跟妈妈生气：“别人都这么说你了，为什么不收敛一点？”在那些不知道谁制定的标准面前，年幼的我没胆子质疑别人，但批评起妈妈来反倒底气十足。
对于别人的批评，妈妈没有反驳过，当然，她也不曾有任何改变。平日里，她像从来没听过那些说她不好的话，对人总是一副笑呵呵的样子。
但温和的妈妈也会发狠。她总和爸爸吵架，无论爸爸吼得再大声，她也毫不相让。他们吵架时表情凶狠，像是要把对方撕碎，彼此的先人总要被一一问候，家里的玻璃杯经常不够用，因为他们吵架时总要摔几个才解恨。高中时，有一次我放假回家，奶奶告诉我，妈妈动手打了爸爸，已经快60岁的爸爸哭着跑去向她告状。
由于生姐姐们时吃了苦头，妈妈一直记恨爸爸。她每次和爸爸吵架时，总骂爸爸没良心。别人说大姐远嫁是因为她没管好孩子，但在妈妈看来，这是爸爸的责任。某次吵架时，妈妈向爸爸吼道：“她（大姐）连结婚都不回家，还不都是因为你从小对她不好。”我不知道爸爸怎么对大姐不好，但原因似乎不难想到。大姐作为我们这辈最大的孩子，最先体会到性别偏见的应该就是她了。
妈妈和爸爸的争吵常让我陷入两难，他们和我亲生父母不时爆发的矛盾也让我惧怕，这种情况在我上中学以后有了好转。那时候我开始住校，周末和放假在家，当面见到他们吵架的机会减少，我也因此获得一些只需关注自己的空间。
自由散漫的三年，我认识了新朋友，做了很多傻气的事。我还喜欢上一个男生，甚至悄悄和他谈起了恋爱，第一次有了无话不谈的伙伴，整个人也明朗起来。
我好像找到了自己的出口。中学时期的住校生活，让我尝到离开家的“甜头”。那时我也没有什么宏伟志向，只想离家远一点。无奈我只知树林里有野樱桃、田地里有油菜花，此外一无所长。但那时候，“读书可以改变命运”这句话还很流行，不少人仍奉为信条，我也准备信它一回。自认为找到一个好办法，我有些兴奋。
当我对自己的未来开始有一点想法的时候，妈妈病了。我从爸爸的口中得知，妈妈病得很严重，我从学校急奔回家。哥哥已从外地赶回，邻居也在客厅坐着。第一次，我放学回到家没有喊妈妈。我大步走向卧室，隔着蚊帐，看见她躺在床上，缩成一团。我不敢靠近。
妈妈后来对奶奶说：“这次我不死，都要脱层皮。”这话像烙印般刻在我脑子里，记忆至今没有褪去。妈妈当时才五十出头，“死”这个字，我无论如何无法想象会发生在她身上。
后来，我从箱底翻出妈妈给自己拍的遗像。
妈妈卧室里的几个木箱子，是我从小到大的乐园。明明只是存放了些旧衣物，我却幻想着能从里面找到宝贝，每次都会花上一两个小时，翻翻找找，乐此不疲。就是这样，我找到一张妈妈的近照，黑发、表情严肃、穿着整洁，无论尺寸还是风格，都与离世之人摆放于灵堂上的照片无异。照片上的拍摄时间是妈妈初次生病后，大概是那天只有她一个人在家吧。
在我发愣的时候，妈妈走进来：“谁让你翻这些东西了？”些许不知所措的语气。我看着她，没有说话，把照片递到她手上，转身出门。照片被妈妈重新放回了箱底，我们谁都没有再提起过它。
大学被我稀里糊涂读完了，自觉没本事进入社会，又花了点时间考研究生。学校在北京，比起成都，我离家更远了。把继续读书的消息告诉妈妈的时候，离我出发还有一个多月。她从椅子上直起身，跟我确认两遍后便没再说话。离家时，她去家门口送我。
正式开学时，是我第二次来北京。第一次是研究生复试，当时比较狼狈。面试过程中，我把专业问题答得磕磕巴巴，听我胡扯的导师们估计比我还难受，于是其中一位导师说：“我们聊点轻松的吧。”他们开始问我来自哪里、父母的情况、学费来源等，我正回答，另一位导师带着同情的语气问我：“那你是不是很辛苦？”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所陈述的这些事，在别人看来“很惨”。
我感到厌恶。面试结束后，我走在学校去往地铁的天桥上，哇地一声哭出来：“如果因为我看起来很惨才被录取，那我不配读这个书。”当时的我，自尊心能当饭吃。我的导师后来还鼓励我：“认真的人生总是艰苦的。”我很心虚。
第一次来北京，我见识到自己的无知和愚蠢，等到再来时，我满腹一腔热血，决定好好学习。但后来发现，我不是做学术那块料。
到北京后的第一个春节，我没有回家。我一直想知道独自在异乡过年是什么感觉，总觉得一个人在偌大的城市，夜晚独自走在街上，看着街边各式各样的店铺，和路过的人擦肩而过，有点文艺、有点酷。但现实给我的想象打了个大折扣。临近春节，学校附近的饭店都关门了，没啥吃的，而且室外很冷、风又大，我基本就呆在屋里，没怎么出去过。
再回家时，是第二年夏天。暑假回家可以悄无声息，比起过年回去，压力小很多。但我忙着回学校实习，待不了几天就得走。临走时，我抢在妈妈问我之前告诉她：“我过年回来，很快。”独自在外过年，我打算以后再继续尝试。
她笑了笑。这时车已经来了，在马路上连续鸣笛，有些急躁，我拖着行李箱，快速出门。坐上车后，看到妈妈站在家门口，我朝她挥了挥手。
三个多月后，我收到妈妈去世的消息。深秋的北京，早晨六点多，我被闹铃叫醒，眯眼打开手机，看到从家那边打来的几个未接，还有几条短信。“有事发生了。”我心想。点开短信提示，看到嫂子的对话框显示：“欣欣，妈过世了。”
“结束了，接下来的都是徒劳。”心里窜出这句没头没尾的话。
起床，在桌前来回走了几步，一时不知道该先做哪件事，我蹲到地上，抱住膝盖，这让我感到踏实许多，大脑也清醒不少。订机票、请假、收拾行李，每一件事都做得有条不紊。
辗转十几小时，车开到家门口。
灰白色的天，空气中残留着鞭炮留下的火药味。我紧张起来，手心冒汗，胃有些疼。我走在家门口的小路上，人声、唢呐声、锣鼓声，它们夹杂在一起，挤进我的耳朵，又飘出去，一轮又一轮。
爬过最后一个小坡，在一片白色包裹下，很多人正吃着饭，人太多了，我不知该和谁说话，也不知该用何种表情，干脆埋头走过。
我走向灵堂。记忆所及，上次和妈妈一起待在这个屋子，是小学。某个夏日午后，屋外下着大雨，我们各自背靠一扇门坐着，妈妈埋头缝补着装粮食的口袋，为即将到来的收割做准备，我抱着一碗糖拌番茄，盯着地面溅起的水花发呆。而现在，我将在这里告别妈妈。
在家人的指引下，我配合做着各种仪式，其他时候就坐在一旁。妈妈已被放进棺木，只能看到挂在灵堂上方的照片，它和我在箱底找到的不一样。眼前的这张照片里，妈妈穿着一件浅粉色外套，头发花白，眼窝很深，嘴角微微上扬。
嫂子后来告诉我，灵堂上的照片是她给妈妈拍的。为了掩饰照片的用途，拍照前嫂子告诉妈妈，我想她了，要拍几张照片发给我，妈妈答应了。她盯着镜头，露出浅笑，二姐站在镜头外，伸手帮她撑住头，嫂子在二姐缩回手的瞬间，拍下妈妈在这世上的最后一张相片。
什么是死亡？我该如何面对妈妈的死亡？我不太清楚，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我试图从他们身上找到解释。
正在招待客人的爸爸。妈妈生病后，特别是从她去世前几年开始，除了嫂子，爸爸也一直在照顾：带妈妈去医院、给她打胰岛素、做饭给她吃。
或许是因为爸爸已经做完所有可以为妈妈做的事，又或许是因为爸爸自己已经快70岁，死亡对他来说，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我刚到家时，他正在睡觉，听说前一晚打了牌，赢了很多钱。
痛哭的二姐。伴随着锣鼓声，我听到一阵哭喊。二姐趴在棺木上，五官拧在一起，大声喊着妈妈。眼前的这个人，似乎想把已经离开的母亲喊回来，我感受到她的悲痛和无助。当时，灵堂里只有做法事的师傅和我，二姐被一块布挡着，偶尔有人路过，但并没有发现她。成年人的悲伤是受到时间、场所限制的。我觉得这是个不错的机会，便没有去打扰她。
帮忙处理杂事的亲生父母。一场死亡，可以让最亲的人撕破脸皮，也可以让仇人暂时放下“兵刃”。
见惯亲生父母和养父母间的争执，我总觉得：“他们不是兄弟、不是妯娌，是敌人。”此刻，生父抱着一堆白布从我跟前走过，生母正在屋外和客人打招呼，他们不太赞成我戴孝，但还是维持着平静。
大概从高中起，我开始喊他们爸和妈，我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去平衡双方的关系，也应该对他们在学业上给予我的支持作出反馈。再到后来，眼下的挣扎已经耗费掉我太多的精力，那些陈年旧事，就更不值得再去浪费时间和情绪了。
葬礼接近尾声，我见到了妈妈：她的脸毫无生气，皮肤发黄，手上沾着冰碴，触感冰凉、僵硬。按照葬礼流程，我们需要挑几件妈妈的生活用品烧给她，不然她去了“那边”没得用。
人们总以为，离世的人没有消失，而是去了另一个地方继续生活。我不信。无论多么认真、隆重的送别，都只是为了满足在场之人的仪式感需求而已。
妈妈死了，她永远地消失了。这是我找到的解释。
作者后记：
关于我和妈妈的故事，是过往经历的记录，我是故事中的人，但作为写作者，我希望自己可以脱离出来，以开放、平和的心态去讲述它，整个过程不太顺利，但故事最终得以成型，我很欣喜。
本文由短故事学院辅导完成。写作是一个仪式，让自己轻装上路，在秋天里写下自己的故事。点击了解短故事学院，或直接咨询三明治小治（little30s)。下一期11月14日正式开课。
给作者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