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公民”，我们怎么面对一个可能下沉的世界？ | 三明治
3月底，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广告文案Zita从湖北回到深圳，决定在4月加入每日书的“世界公民”主题班。
和群里许多海外经历丰富的写作者相比，Zita并没有去过世界上太多国家，第一次出国还是刚刚工作之后去往泰国旅行，两年前她才第一次踏入欧洲。但这并不妨碍她对“世界公民”主题有话想说。“疫情的发展，让我在这段时间真的感受到环球同此凉热的现实境遇。希望可以写下这期间的所感所想。”
她决定借写每日书的机会，开始对疫情下的世界做更多探究和观察，比如“外国人不戴口罩真的是不怕死吗？”期间，她阅读中外媒体关于疫情的报道，也结合家族往事或当下所发生的事情，以及自己的思考，整理成文字。如果前一天来不及更新每日书，Zita会在隔天早上早点起床坐在书房里敲上个把小时，再出门上班。晚上回家如果有时间，她会再做修改调整。从3月到现在，她手头在看的书也是和灾难有关的《切尔诺贝利的祭祷》。
Zita本计划几天完成一个主题，但后来发现因为写的内容不是来自一手经验，需要消化大量信息后沉淀思考才能写作，这让她感觉有点吃力，停顿休息了几天。但这并不影响已经写下内容的精彩程度。
我们选取了Zita在“世界公民”班写下的部分内容，和大家分享。“在新冠病毒席卷全球的历史中，或远或近，我们都是亲历者，有一天，当我们的下一代，追问这一段历史时，我们希望讲述什么？”书写本身就是意义。
文 | Zita
编辑｜依蔓
世界，对我来说曾经一度是那张钉在墙上，四角微微卷起的地图。
那是小学时，放学回家的我，常常和爷爷玩一种比赛说国家名字的游戏。我们背对地图坐着，嘴里你来我往嘣着国家名字。常常在词汇穷尽的时候，哈哈一笑，我再背后身去看墙上那面地图。什么时候才能去这些地方呢？看到那些在“公鸡”地图之外的陆地和海洋，心里常常忍不住好奇。
爷爷是六年前去世的，和大部分中国的老人一样，他一生从来没有出过国。对祖国以外的国家认知，可能比较强烈的就是日本，美国这一类在近代发展中经济发达而又与中国瓜葛甚多的国家。说起日本，总是“日本鬼子”，而美国，总是“美国佬”。我爸爸也不喜欢日本。曾经有一次我提到要去日本旅游，我爸皱着脸露出一副排斥的表情。
爸爸年轻时，是空军队里的伞兵，尽管退伍多年，但是部队士兵的特质还是时常体现在他身上。比如每天总是早起，被子总是叠的很整齐。还有对国家的那种强烈的认同感。
的确，在日军侵华战争时代，日本军也深入到了我的家乡，我听老人说，日本士兵来的时候他们都不敢在家里住，那些日子都躲到外面去了。我爷爷也曾经与”日本鬼子”正面对峙过，那时候他还是个小毛孩儿，有一天在路上碰到一个日本军，那人把他叫过去，想必爷爷当时一定吓坏了。可是对方没有掏出刺刀，倒是拿出了一块儿年糕，掰了点塞给他，就让他回去了。
我小时候听到爷爷描述这一段经历时，觉得很不可思议。什么？日本鬼子没有想要杀你？甚至没有揍你？ 这段描述就像一个脱靶的小飞镖，完全偏离了我当时脑海中已既定形成的靶心。
很多年后当我读《广岛》这本书时，我看到与我们中国历史叙述中所相对应的日本人的一面。那是他们作为战争受害者所呈现的一面。
也许很多人知道这本书，它是美国记者约翰·赫西在广岛原子弹爆炸事件之后深入当地采访记录的六位幸存者的故事。这本书中真实的记录了爆炸那一瞬和那一瞬发生之后的数日数年里的广岛人。
那些面对灾难所呈现的自然反应中，有很多非常"日本"的片段，比如描述那些在爆炸那一刻后被埋在废墟下的人，求救时仍是使用礼貌的询问，例如“请问你可以救我吗？”还有那些在当晚躺在河滩上的受伤居民，在隔天早上天光亮起时已沉默的死去，几乎没有人在痛苦中嘶喊或哭嚎。其中一位被记录的幸存者，在发生核爆之前她是罐头厂的一名年轻女工，时年二十多岁，正准备和未婚夫结婚，但原子弹改变了一切。她在这之后成为了一名修女，致力帮助解决当地孤儿的收容、教育问题。其中很多孤儿的父亲正是与日军作战的美国士兵。
多年之后，这位叫佐佐木的日本女士认为"战争之下人人都是受害者"。中国人受到日本人的侵略，年轻的日本士兵和美国士兵被迫卷入战争，在战场上丧生或致残。她说：人们对原子弹的威力关注得太多，但对战争的恶却关注得不够。
回过头去看那位在乡野路上叫住爷爷的日本士兵，毫无疑问他也是战争的受害者，被迫离开家人，去往中国偏远的乡村，安营扎寨。他一定是儿子，也许也是丈夫和父亲，或许那一天他只是想起了自己在日本的孩子，于是拿出自己的零食掰了一块给眼前这个中国的小毛孩。
尽管当过兵的爸爸一直对日本怀有恶感，但去年我还是带爸妈一起去日本旅行了一趟。之前他们的旅游范围都在国内，因而我猜想对出国旅行的期待暂时让我爸放下了对日本这个国家的成见。
活到六十多岁，第一次出国，一切都充满新奇。印有helloKitty猫咪的列车，干净精致的榻榻米民宿，分量不多但搭配均衡的定食，路边随处可见的叛卖机、陌生人迎面而来微微点头、还有公交车站戴着望远镜观察人流的工作人员……这些真实的风景和人，重新书写着日本两字。父母虽然无法用语言和当地人沟通，但是也会在对方含笑点头时回予同样的微笑和动作，也会在发现车上乘客都非常安静时提醒对方小声说话。也会在看着干净的街巷时啧啧称赞。
短短一周的旅程结束，爸妈对日本的观点改变了许多。他们惊叹于日本人如此文明礼貌，心思细腻，而且不少人表现友善。而在这次旅行之前他们总觉得日本人很野蛮。我妈，一个不怎么关心政治和世界的中国大妈，在一天傍晚散步时说，“那些年，日本人在我们中国杀了很多人，确实很残忍。但是这也不是普通日本人的错误，他们也是被迫的，这是当时国家政府之间的矛盾。”
19年我带父母去日本旅行，
图为在一兰拉面餐厅等候餐食。
这句听起来不算什么深刻高见的平常感慨，却让我感到这一趟旅程不虚此行，因为它让父母在对日本原有单一认知之外，增加一个新的维度。尽管现在它们可能依然不够丰富，但已经是向前走了一大步。
诚然，排斥“他者”是人性的一部分，尤其是排斥那些与我们有历史冲突，利益相悖，文化相异的他者。而这种排斥往往源于冲突所带来的“偏见”，而在我看来，单一的偏见最大的毒素是关闭了近一步了解认知对方的大门，从而让大家各自困守于自己的阵营和领地之中，不断加固自己原有的认知，忽略了对方的复杂性，也扼杀了整个世界的包容度和可能性。
当然，认识和理解“他者”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个国家、民族所拥有的政治环境、经济发展阶段、历史人文、语言……这些东西帮助我们构建了自己的身份，也成为了我们和“他者”之间天然的隔阂。
人类历史上，每当全球性的灾难发生时，这些“不同”总是演进的更加剧烈，让那些往日藏于深处的分歧，渗透于地表，并快速蔓延出各式各样的沟渠甚至峡谷。
疫情期间，薄薄的口罩就成为了东亚与西方世界最尖锐的那层隔阂。在西方世界，戴口罩的亚洲人特别是华人被欧美人视作患者，被旁人暗暗排斥甚至公然伤害，这类情况在近期关于海外的报道中已看到不少。
而在中国，我们一边惊骇于西方国家的疫情趋势和确诊数据，一边在不经意间用带着嘲讽的口吻指摘外国人不戴口罩，不重视疫情。前两天看到一篇文章，指出东西方国家口罩冲突的背后，不仅仅是种族文化的问题，也有政治、资源的考量因素，例如口罩资源有限也可能影响着政府和权威医疗机构在口罩上的宣传倾向，最终导致了两个环境中的民众对待口罩的态度大相径庭。当然，口罩冲突背后的事实也可能比这个更为复杂，或许依然绕不开更多深层次的政治文化因素（例如，也许在崇尚个人主义的西方人民的眼里，全民戴口罩也是一种集体主义、象征着服从的符号。）
我对国际局势或全球关系这类议题都毫不擅长，也没有太多认知积累和个人见解，只是作为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一个普通人，或者说是人类之一，我渴望在这个交通、通讯都如此便捷和发达的时代里，国家民族之间的融合远多过隔阂，更加多维度的了解可以代替单一的认知，去真正倾听不同的声音和观点来能够对抗越发显著的“回声室效应”……而不是像当下现实所呈现的危险趋势那样，国家以及族群之间的关系越发紧张，彼此越发封闭，看待对方的眼光里也越发增加了“傲慢与偏见”。
每个人的身份认同都来自于那些几乎与生俱来的标签，而在全世界互动交流的界面中，国家无疑是人们最重要的那个标签，“中国人”“美国人”“日本人”“意大利人”……这当然无可厚非，但如果有一天，我们以诋毁对方来强化自己身份认同的风气悄然盛行并愈演愈烈时，或许我们每个人都值得为之警惕，并且提醒自己我们彼此都有一个更重要却也更容易被忽略的一个共同身份。
那是古巴医疗援助队进入意大利时，一家医院外的围栏标语所提醒的那样：“我们的祖国是全人类。”
我在深圳的家里，努力做一个世界公民的方式就是每天关注全球疫情的各种讯息，它们包括媒体的新闻报道也包括普通人（主要是海外华人）写下的疫情日记。看到在海外，不论是欧美还是在非洲，越来越多人开始更为严格的居家隔离生活，社会也开始面对失业、物资紧缺、贫穷等一系列问题，一些产业也受到程度不同的经济冲击。但最让人沉重和关心的还是生命。
这个月月初，美国特朗普发言表示下一周将是美国最艰难的一周，hardest and saddest。而在英国，女王罕见的在电视上进行公开演讲感谢和鼓励国民勇敢面对疫情，并且必将迎来胜利。而在女王发表完演讲的一个小时后，此前确诊的英国总统约翰逊进入医院接收治疗。新冠病毒，这肉眼无法所见的人类公敌正在也它强大的威力，摧毁人类世界中的骄傲和光辉。喧嚣璀璨的城市纷纷进入沉寂的无人模式，而那些曾经在我们眼里意味着现代化、文明化的发达国际和地区正在苦苦挣扎，艰难呼吸。而崇尚自由、热衷社交和户外活动的人们也开始闭门不出，抑或在出门时选择戴上口罩。
四月的第一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媒体上称，
接下来的一周将是美国最艰难的一周。
带来这一切改变的是越来越具象的灾难，它正在从一种趋势一种统计学上的模型和一些官方公布的数字而演变成身边一个个亲切熟悉的邻里亲朋。
越是在黑暗笼罩的时期，人们越需要希望和光明，在很多普通人眼里，这光明来自于身边那些细小而仍在散发光亮的事物。邻居悄悄搁置在门口赠予的花，方舱医院里摆置在每张病床旁的绿植，回到故乡和妈妈一起的烘焙时光，每晚八点阳台上与邻里共同鼓掌歌唱的约定，还有街头超市决定在早上营业前的第一个小时专门服务年长居民的公告……面对来势汹汹的对手，人们在竭尽所能。
住在美国的演员陈冲提到最近困在家里于是想起来重读《鼠疫》这本书。她说书里的主人公Rieux医生在鼠疫爆发后不分昼夜地工作，拯救患者，但他坚持说，这不是什么英雄主义。而是他相信，与这场瘟疫斗争的唯一方法是decency。这个词在英文字典里对应的涵义是：体面、合乎礼仪。有人问他，什么是decency，Rieux医生回答说，做好我的工作。
我也和Rieux医生一样相信做好自己的工作就是当下尚且健康无恙的普通人能为人类这个家庭所做的贡献。而我们都知道疫情蔓延至如今现状，就是因为一部分人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或至少做的不充分、不及时。而做好自己的工作，在未来一段时间或许也将变得奢侈，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失去自己的工作，或即使尚且拥有工作，但也正在承担工作收入大幅减少的局面。
“没办法啊，还是要生活”这是我最近常常听到的一句话，电视上武汉疫情期间仍坚守开餐饮店的老板娘这么说，生活中，订单大幅缩水的网约车司机也这么说，还有许多在疫情暴风眼中仍然出门谋求生计的人也一定在心里苦笑着这样自言。
挣扎，坚守，在不断传来的坏消息中保持镇定，并心怀希望，将成为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类共同的状态。而打破各种行政界线猖狂肆掠的病毒，也会将同一种心境带给不同地区相距遥远的人们。正如今天的纽约人和两个月前的武汉人，感受着同一份苦楚。
当恐惧和担忧越来越多的填充人们的内心时，与之相反的，是越来越空落的城市空间。纽约时报一组名为「世界进入无人模式」的摄影作品呈现了那些著名城市的街头景象，纽约时代广场上彩色的霓虹灯光映照着雨水打湿的地面上，但街头空无一人；巴黎的协和广场上，高耸伫立的方尖碑只有一旁低矮的路灯们在仰望它。巴塞罗那的街道、伦敦街头、威尼斯往日熙攘的水道，现在都已空寂，只有偶尔优雅散步的鸽子们。
在世界地图上，我亲自涉足过的坐标还少之又少，大部分国家、城市，都只在影视剧、文学作品中认识过，对前往目的地旅行生活的向往自不必说。最近读了E·B怀特的《这就是纽约》，那是这位著名的纽约客撰稿人在1948年写下的纽约风貌，文章中的纽约丰富混杂，五光十色，同时也充满了繁华大都市所专属的诱惑力及距离感。这个汇聚着人类最先进文明和现代化系统的城市依然令无数人趋之若鹜，在穿过近七十年的时光之后，这也令我好奇。
当病毒退去，街道再次恢复生机，车流的灯光重新点亮城市的风采时，我们是否还可以成为那里的一个普通游客，用轻松而好奇的心情，打量它、走进它、真正认识它？
疫情让许多带有享乐色彩的部分被剥离出生活之外，人们不再旅行，也不再购买那些显现社交价值的东西，比如精致的服装、奢侈包包，转而加购起日常最基本的物资，然后抱着它们缩回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窝在沙发上，透过窗户和手机或电脑屏幕来了解这个正在剧烈震动的世界。
那个曾经开放共融的世界，如今正在快速冷却，并各自回缩。
在外地工作的人们，在灾难之下都生出一种本能，想要回到自己的故乡，回到父母家人身边。不论是在经济发达的美国，还是在相对落后的印度。前者的人民大多可以顺利从纽约、华盛顿等都市的公寓返回家乡的house，在自己儿时的房间远程办公，闲暇时和妈妈一起享受难得的烘焙时光。但是后者的回乡之路，却要艰难得多。
在印度德里这些工业发达城市的务工人员在三月工厂纷纷关停之后都在大批返乡，但是交通的切断，城市的管制却让大量劳工只能流浪街头。他们无法回到工厂，也无法回到家乡，新闻照片上，密密麻麻的工人摩肩擦踵的几乎挤满了整条道路，他们被通知等待政府派遣车辆来接送，但在图片里上万的人流一旁，只有一辆黄色的巴士车。街头其中一位中年印度大叔甚至表示，如果这种情况继续持续，他决定步行2000公里回到自己的家乡，在地图上那是一段从北至南跨越印度的漫长路线。
事实上，相比于对病毒的担忧，离他们更近的是饥饿、贫穷和无家可归。这是印度工人的处境，但工厂主所要面对的恐怕又是另一种难吧。
这段期间，不论是在海外、香港，还是在中国大陆。不论你的生意是街角的点心店，还是一家颇具规模的外贸工厂，几乎老板们都发出同样的感叹：xx年了，从没见过生意这么差。做外贸服装出口生意的工厂，订单被大批取消，一些厂商正在考虑是否紧急调转去生产防护服。在香港卖花胶鹿茸的老店销量寥寥，大家不再奢侈的购买这些高价的补品，于是捎带着卖起了鸡蛋和粮油。忽然间，人类的所有行为都指向一个单纯的目标：活下去。
大家都在挣扎求生，在这种气氛下，我能感受到自己的消费欲望也不自觉放低了很多。对我而言，目前最大的消费开支就集中在家庭伙食上，另一头则是文教资讯，网上付费课程或是订阅账户。除此之外，就鲜少有其他开销了。
我相信，消费欲望降低是当下人们的普遍心态。一方面，疫情之下活动范围缩小，消费需求减少。另一方面，对未来经济环境的悲观态度和个人收入状况的恶化，也会促使大家更多的捂紧钱包。也是在这种时候我也会对“消费主义”生出一点好感，因为现在看来，那是社会活力的重要体现。
前几天晚上，我又阅读到一位来自美国的中国学者写下的疫情观察，这位从事电影和大众文化研究的学者说，电影院关闭了，所有的公共娱乐空间也关闭了，他失去了学术研究的物理场所，现在也只能蜗居在家，通过新闻来了解当地正在发生的一切。
这和一二月份身处湖北的我处境一样。似乎身处“震中”会有更特别的感受和观察，但事实上，每日宅在家，活动范围仅限家里的几间房间，所有对外界的了解和认知几乎都是通过媒体完成的。这是危险的，这也是不得已的。漫天的没有尽头的信息，它们都在谈论同一件事，作为信息的接收者常常会产生很强的无力感。
两个月前作为湖北人民，感受如此，两个月后作为“世界公民”，感受依旧如此。
正如这位中国学者所感慨的，“那些需要如僧侣般每日研读的思想、理论与方法，面对突然降临的世界性灾难，多数都失去了理解和解释的效力。”
在这个时刻，全体人类的防线只能依赖少数人去守护，在一线与病毒肉搏的医护人员，以及那些全球各国的政客领导人。作为普通人，我们只能祈祷，关心，或尽绵薄之力，剩下的就是照顾好自己和家人。但仅仅能做的这些相对大家心中的波澜和震动是不够的。于是，无数人开始书写，一如你我。开始记录，用自己的口吻、观察和个体的感受，去描述我们所正在经历的一切、正在发生的一切。人们用文字、影像或者其他个体创作方式，将流动的剧变和跳动的情感凝固下来，去看见它，安抚它。
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呢？
纽约时报有一篇打动我的专栏，作者Roger Cohen，标题是《This is no way out but through》NYT中文网上也有中译版——《面对灾难，我们唯一的出路》。作者分享了他和妹妹的以及母亲的一张旧照，照片在经年累月后已经模糊，照片中的母亲也已去世。不止母亲，他们的父亲、叔叔婶婶、祖父母，“还有那个世界，都消失了”。但是他写道：“现在，离世的人以及他们生命中的经历——大萧条、战争、禁闭——感觉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罗杰·科恩在纽约时报发表专栏文章《面对灾难唯一的出路》，
讲述了疫情期间翻看家族里的老照片，
回忆起父母那一代人曾经面对的灾难。
祖辈父辈经历过的历史，现在改头换面，闯入了我们的时代。
一个人的一生，总会撞上几个历史性的节点吧。对于我爷爷那一辈人，是抗日战争，是新中国成立，对于父母那一辈人，是文化大革命，是改革开放，而现在，轮到我们直面历史时刻了。不论此刻我们觉得压抑、恐惧还是沮丧，这时刻终将过去，成为历史。而我们，每个经历过这段时间的人，希望给它留下怎样的注脚或者记录？或许这就是个体书写的意义。就像我们今天去了解一战、二战，我们不会只去看教科书上的描述，我们不会只去看百度、维基百科上的解释，我们会去看《巨人的陨落》，会去看《二战回忆录》《最长的一天》……我们甚至会去看爷爷寄回的家书、写下的日记。
在新冠病毒席卷全球的历史中，或远或近，我们都是亲历者，有一天，当我们的下一代，追问这一段历史时，我们希望讲述什么？
这就是书写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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