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届政府“在任期内削减1700多项审批权三分之一”的承诺已经提前兑现，可谓动作快，力度大。

在获得肯定的同时，一些企业也表示，某些“怪现象”令他们如鲠在喉：

——“走了大婆婆，来了二婆婆”。

北京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曾在去年底公开吐槽：水果干制品企业标准2009年经质监部门审查批准备案。2013年6月，食药监局检查组要求企业向新的食品标准管理机构卫计委重新申报干果企标，提出的唯一修改建议是增加“硫残余”指标检测增项。

“为了这一个检测增项，从申报到批准备案，企业派专人一年内前后跑了48次，耗时一年多，企业投资上千万的生产线停产两年多，损失以千万元计。”这位董事长说。

——“‘吃拿要’少了，‘卡’还在”。

陈先生去年底在上海开了一家规模较大的餐厅。他说：“‘吃拿要’是少了，但是该放的还是没有放，不该管的却更多了。”

——“该减没减”。

一位民企老总感到，含金量比较大的、可能影响企业发展的、牵扯企业太多精力的审批事项还是太多，有待真正减下来。比如相关部门评定测绘资质，除了设备、专业人员等常规要求之外、还需要该公司在几个协会中获过奖。没有这些获奖，就没法拿到测绘资质，无法从事专业测绘。

——“二审批”泛滥。

在中央政府多次严厉批评和规范之下，中介、协会“二政府”的手正在往回缩，但由于多数和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仍或明或暗的存在，评价大多带有一定的垄断性，给钱就通过，给高的就快通过。去年6月，审计署公布的报告就显示：13个中央部门主管的35个社会组织和61个所属事业单位利用所在部门影响，采取违规收费等方式取得收入近30亿元。

简政放权给市场带来非常大的活力，同时也面临挑战。

国家行政学院进行的“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激发企业和市场活力”政策落实情况调研仍显：

一些放权部门对权力非常迷恋，该放的不舍得放，甚至将已经快作废的拿出来凑数；

即使是放开的，地方政府也可能“截流”，看到有点肉谁都想咬一口，权力没有顺畅地流下去。

相关专家认为，随着国家简政放权力度加大，一些地方和部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把权力向与自己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协会和中介组织转移。协会原应让行业良性发展，现在反而约束行业发展。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王满传认为，行政审批有十几种不同的名称，统计口径也不统一，有的算大项，有的算小项，有的一个大项里面包括十几项，甚至二十几项小项。在取消下放的时候是按小项计算的，保留的时候就按大项算。

“显性审批多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但隐性的呢？”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张春晓说，要让权力和利益彻彻底底分开，监督必须到位，否则简政放权推下去也没有用，因为利益还在权力这卡着，市场还得找权力。

张春晓说：“简政放权改革目前面临三个问题，‘第一公里’、‘中梗阻’和‘最后一公里’，中央层面要梳理清楚政府职能有哪些，否则国家权力将会部门化。”

专家建议，打通“第一公里”需要政府从中央层面厘清自身职责，打通“中梗阻”和“最后一公里”需要整顿吏治、加大推进反腐，并充分发挥社会、人大监督的作用。

王满传认为，削减“土审批”需明确公布权力和责任清单的时间表，加快推进，倒逼政府职能转变和监管方式改革。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说，下一步行政审批下放过程中，需进一步检查前期下放落实情况、各地各部门放权清单，充分考量纵向联动、横向打通。省一级接收国务院下放的项目，要在省内常委层面系统统筹，再逐级推行。

全国政协委员、广西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刘慕仁认为，应逐渐并拢部门内部权力体制，解决程序链条过长和范围过宽的问题，提高办事效率。为防止审批项目滥发，权力审批项目只管发放不管废止情况的发生，建议一年核查审批一次，权力清单的审查权力由立法机关负责，授权行政许可，清单目录统一由政府按年份分级公布。

“不少中介、协会的负责人都是退二线老干部或者与政府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主体，建议禁止退休官员担任中介、协会领导职务，政府还应加大事业单位改革，收费接受社会监督，实现中介服务的完全市场化。”张春晓说。■

记者|李惊亚 关桂峰 秦华江。

新媒体编辑|唐朵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