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举办，本身就可视为“一带一路”倡议取得重要成果的一个体现。“一带一路”倡议为何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很高认可？主要原因是什么？

　　林毅夫：应当说，除了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外，一些国家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比如，有关国家曾提出“印度-太平洋经济走廊”和“新丝绸之路”，但都未能取得实际成效。

　　为什么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能够得到这么多的响应，而一些国家提出的相似倡议在国际上无声无息呢？主要是中国有三个优势：

　　其一，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的钢材、水泥和电解铝等生产能力占到全球一半以上。中国的基建施工能力在国际招标中具备比较优势。

　　其二，在资金方面，中国拥有大约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能够支持必要的投入。同时，中国经常账户盈余能够提供源源不断的外汇来源。再者，中国的储蓄率较高，国内储蓄大约占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一半，也可以成为投资的重要支撑。

　　其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可以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业。这些国家平均收入水平大约相当于中国的一半。而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经验，能够帮助沿线各国发挥比较优势，复制“中国奇迹”。

　　张燕生：这得从“一带一路”倡议的意义、定位和本质说起。历史上，兴盛期和开放期往往是重合的。因此，我们应当树立全球视野，以更积极更主动的姿态走向世界。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推动更高水平的双向开放，就是为了把全球化往前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共商、共建、共享，可以给全球发展带来新机遇。

　　从意义上看，越是新科技革命时期，全球化的意义越重大。IT革命带来的变化是，哪里有需求资本就在哪里安家。因此，“一带一路”倡议与新科技革命契合，它能够在全球满足碎片化需求、分散化需求、个性化需求、本地化需求。

　　过去的全球化过程中，没有处理好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地球村”与“地球村良治”之间的关系，没有全面惠及全球社会各阶层的普通民众。而“一带一路”倡议是以平等、包容和合作为基础，因此，它能够受到老百姓欢迎。这是其又一重大意义。

　　从定位来看，“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内容，是中国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也是未来一个相当长时期内管总的规划，还是中国参与完善全球治理的主动作为。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将中国的对外开放深度延伸扩展到对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的开放，将推动中国和世界更加平衡、协调、可持续发展。

　　从本质上看，“一带一路”倡议是通过提高有效供给来催生新的需求，有利于全球经济发展的再平衡。

　　“一带一路”倡议强调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它是构建一条文明之路、合作之路、多彩之路的纽带，可惠及沿线相关国家和域外国家，共同实现发展梦、和平梦、合作梦，最终构建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

到底能为沿线国家带来什么好处？

　　《瞭望》：谈及“一带一路”倡议，国内外的学者都很关注其带来的发展潜力和发展机遇。

　　林毅夫：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说，这是它们实现工业化、现代化难得的机遇。相比以往的产业转移，这一次最大的不同是转移的规模不一样。

• 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时，整个制造业雇佣人数是970万人；韩国上世纪80年代，整个制造业雇佣人数是230万人；新加坡是50万人；我国的台湾雇佣人数是150万人，香港是100万人；

• 而根据第三次工业普查，中国大陆整个制造业雇佣的人数是1.25亿人，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就有8500万人。

　　也就是说，劳动密集型加工业转移的规模远超以往，基本上足够让“一带一路”沿线工资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从农业经济转变为现代化的经济。

如果能抓住这个窗口期，这些国家也可以像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或是亚洲四小龙在上世纪60年代以后一样，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从低收入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甚至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

　　王海峰：从需求端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都有一个发展梦、和平梦和富裕梦。实现这样的梦想，从中国经验来讲，就是需要改革开放，也就是需要全球化来支撑。但近几年来，全球化处于低谷期，甚至出现了逆全球化的倾向。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为发展中国家注入了发展新动力，也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机遇。

　　需要强调一点，“一带一路”沿线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这些地区软硬件基础条件都不太具备优势。在这种情况下，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需要注意风险预警。风险控制与管理做好了，项目建设就能成功。全球最好的企业也是那些风险管控最好的企业。我们之所以强调防范风险，决不是要扯“一带一路”的后腿，而是正视风险、控制风险，为“一带一路”建设保驾护航。

　　张燕生：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将我国的技术、资金和管理与沿线市场的需求、劳动力、资源要素有效结合起来。在“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的重点领域中，如何保证钢铁、有色金属、化工、铁路、轻纺、汽车等行业的合作是低碳、绿色、节能减排的，对我们来说，既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

　　另外，聚焦重点地区、重点国家、重点项目，就会涉及到“一带一路”的规划和沿线国家战略和规划的对接，就会涉及到怎么能够使沿线的老百姓、年轻人、小企业有机会参与、有机会共享。这是需要花大力气去做的工作。

　　对中国的企业来讲，“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也是促进企业转型的过程。相比较而言，“一带一路”沿线往往是全球竞争最薄弱的地方，这恰恰给中国企业完成自身转型提供了机遇。也就是说，中国企业应在“一带一路”沿线完成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自主营销渠道的转型。

中国义利观的意义是什么？

　　《瞭望》：共商、共建、共享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重要原则，中国最高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合作共赢。如何看待“一带一路”倡议所蕴含的理念？

　　李向阳：过去20年，中国与绝大多数周边国家的经贸联系越来越紧密，已经成为绝大多数周边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出口市场来源地，甚至是最大贸易顺差国。但也需承认，有的周边国家对中国和平崛起理念尚缺足够认同，近而不亲现象客观存在。也就是说，我们过去依靠与周边国家经贸联系来创造一个良好周边环境的目标，仍需要改进。

　　国外也有人提出，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前与沿线国家和周边国家就有很紧密的经贸往来，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仍然加紧联系，前后区别到底是什么？

现在研究界总提到的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投资增长非常快。这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但仅以此来衡量“一带一路”倡议就太过简单了。照此推理，是不是我们开足马力把同非“一带一路”国家的经贸联系挪到“一带一路”国家，“一带一路”的目标就实现了？

　　这些问题的背后，涉及的深层次内容实际上是义利观。企业投资有两种外部性，一种是正外部性，一种是负外部性，义利观就是要解决负外部性的问题。只有建构起正外部性，中国与这些国家合作的同时，才能够使我们和平崛起、和平发展的最终目标得以实现。“一带一路”倡议体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实现这些目标的重要依托。

　　践行中国的义利观，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时就需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市场关系是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国内解决的问题，而现在要在国际范围内协调政府与企业的关系。

• 一方面，“一带一路”如果没有以市场为基础，不以企业为主体，最终就会演化为一个对外援助项目。一旦演化为对外援助项目，那就不可持续。

• 另一方面，市场又必须由政府主导，没有政府主导，那就跟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前的国际经济合作没什么区别。

　　同时，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既要获得正常的投资收益，又要获得好的名声、好的口碑，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让相关国家与中国经贸合作加强的同时也更加友好。

“一带一路”，与以往的全球化有何异同？

　　《瞭望》：从提出初期沿线国家积极响应，到现在越来越成为全球共识，“一带一路”倡议与过去的全球化有何异同？其为全球化注入了什么样的新内涵？

　　刘卫东：“一带一路”是战后唯一一个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国际合作倡议，且得到了这么多国家响应，并正在成为全球共识。

　　这个倡议里，我们强调的是政府和市场有机结合，倡导的是包容性。过去仅仅是以推动经济增长为主，现在既要推动经济增长，又要考虑到基层老百姓和工薪阶层在增长里能分享到成果。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让更多的人得到好处，让更多的地区分享成果，这是与以往最大的不同。

　　在全球共识下，如何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如果我们还像过去一样理解为这是少数国家，或是沿线国家的事情，就不合时宜了。

　　从此次参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情况看，29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这29个国家不都是过去传统意义上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另外还有130多个国家要派政府高官参与，还有70多个国际组织也要参与。此种情况下，“一带一路”倡议体现的是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化理念。

　　“一带一路”倡议被写入联合国决议，里面提到，“一带一路”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平台，帮助国际社会实现地区和平与发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此前也表示，“一带一路”建设非常重要，能够把世界团结起来，促进全球化朝着更公平的方向发展。

　　在这些背景下，更需要准确理解“一带一路”的内涵。

　　首先，“一带一路”倡议所传承和发扬的是丝路精神。所谓丝路精神，就是千百年来在丝绸之路上薪火相传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精神。

　　其次，提到丝绸之路时不能把中国人放在唯一的位置上。丝绸之路实际上是欧亚大陆很多国家共享的一个历史文化遗产。我们的倡议之所以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获得如此广泛的响应，恰恰是因为它唤醒了很多国家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

　　需要注意到的是，发达国家在过去300年里，从殖民开始，它们对世界就有一个最基本的构想，即核心—边缘结构。它们自己是核心，其他的是边缘。我们现在要倡导的，则是包容性全球化。

　　这其实是“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里提出的内容，即“促进经济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后面还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这就是我们和以往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既追求要素的流动、高效的配置、市场的融合，但更加追求的是开放、包容、均衡、普惠。

　　围绕这一目标要多方面努力。

• 一是政府要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作用。要有一个有为的政府，维护市场公平，特别是要解决贫困的问题。在这方面，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做得更好；

• 二是要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拥有良好的基础及发展机会；

• 三是尊重道路选择的多元性，实现不同发展道路和模式的对接。“一带一路”倡议一个突出的理念就是，大家都有道路选择的权利，相互之间有对接的可能性。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落地，代表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适应这一新时代的需要，我们要有全球视野，要在全球范围内想问题。

　　李向阳：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无论是多边还是区域合作平台，规则导向都是其重要特征。无论是WTO还是像区域合作的TPP等，都是先制定准入门槛，规定每个成员的权利义务，然后设计出一整套的机制。

　　而“一带一路”倡议更多的是一个发展导向。借用中国的一句俗语，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我们为实现共同发展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国际版，就是要探讨共同发展过程中新的合作路径和平台。LW

刊于《瞭望》2017年第20期，原题《全球化治理：“一带一路”倡导新型义利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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