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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2020年7月22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5期

文/周琪，同济大学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院长

　  付随鑫，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随着人工智能（AI）在各领域应用的规模不断扩大、复杂性不断增强，美国政界越来越多地关注这一领域的国际竞争，其中最受其重视的是，防止中国取得对人工智能的全球领导权。

早在2016年美国国会首次就人工智能议题召开听证会时，参议员特德·克鲁兹就警告说，“把开发人工智能的领导权让与中国、俄罗斯和其他外国政府，不仅会使美国处于技术劣势，还可能对国家安全产生严重影响。”

美国国会研究局2019年的报告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这一观点：“人工智能市场的潜在国际竞争对手正在给美国制造压力，迫使其在军事人工智能的创新应用方面展开竞争⋯⋯迄今，中国是美国在国际人工智能市场上最雄心勃勃的竞争对手。”

美国政府在制定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时，一直把中国当作首要的比较和防范对象，把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里的竞争视为争夺世界领导权的战略竞争，严密关注中国在发展人工智能方面的动向，竭力防止中国获得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

在美国眼中，只有中国有能力在不久的将来与美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相抗衡。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一份得到广泛引用的研究报告认为，到2030年，在人工智能为全球经济带来的15.7万亿美元的财富中，美国和中国将占70%。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独特优势将推动这两个国家的发展，而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这些优势包括世界一流的专业研究知识、充实的资金池、丰富的数据、支持性的政策环境以及竞争激烈的创新生态系统。

根据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6月24日发布的报告，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世界人工智能企业共有5386家，其中美国有2169家，排名第一，中国有797家，排名第二。

虽然俄罗斯也是人工智能领域里的一个重要参与者，但其发展明显落后于美中两国。2017年，俄罗斯人工智能市场的估值为1200万美元。2018年，该国人工智能初创企业数量仅排名世界第20位。

美方研究认为，与其相比，中国在发展人工智能方面具有两个重要优势。

一是，中国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管理体制与美国截然不同。在美国看来，中国的商业公司、大学研究室等机构能够得到政府部门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指导，并获取相关技术。

二是，中国的数据收集壁垒和数据标注成本较低，更容易创建大型数据库，而这是人工智能系统运作必不可少的基础。根据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技术和国家安全项目在2017年1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到2020年，中国有望拥有全球20%的数据份额；到2030年，中国拥有的全球数据份额将可能超过30%。

此外，根据2018年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2010~2017年间中国对美国人工智能公司的风险投资，总额约为13亿美元。

一种令人担忧的情形是，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正在被美国演化为一场争夺世界领导权的战略竞争。

在白宫官员们的推波助澜之下，大国竞争已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关键词，这导致美国国内有更多的人用“冷战”来描述中美之间的竞争，用“军备竞赛”来类比双方在包括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在内的先进技术竞争。

美国信息技术工业委员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迪安·加菲尔德表示：“美国正在失去对中国的创新优势。这令美国人感到格外担忧。”

到目前为止，美国做出的回应是企图减缓中国发展速度，包括对外国对美国核心技术的投资进行更严格的筛选，严密审查中国的学术交流，实施有针对性的关税以降低中国在关键部门的竞争力，加大对美国认定的参与经济间谍活动的中国公民的起诉，并在反情报行动中投入更多的资源。

当前，一些美国对华强硬派打算用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的方法来处理中美贸易关系，使美国经济与中国经济彻底脱钩，把投资和贸易转移出中国，对中国经济进行打压，特别是在高科技方面对中国进行封锁。在特朗普政府扩大并不断加压对中国科技公司制裁的情况下，“美中科技冷战开打”“美国拉开科技冷战帷幕”“贸易战已经演变为科技冷战”等成为一些国际媒体常用的报道标题。

综合分析，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中美在三个领域的矛盾正在逐步加深。

第一，军事与安全方面。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两名学者认为，在军事领域存在大的误判风险。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越来越多地集成至武器系统中，这种误判风险和安全困境可能会变得更加明显。

第二，贸易方面。更多的美国人担心，中美之间日益激烈的技术竞争可能导致技术领域的分离，最后导致欧洲、北美、南美和澳大利亚主要采用美国的技术和标准，亚洲、非洲和中东则采用中国的技术和标准。一些人议论，美中之间在5G标准方面的全球竞争可能是这种脱钩的早期迹象。

美国和中国将通过引入5G网络来影响下一代移动标准、频谱分配以及在关键市场和地区的部署。如果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加剧，双方都想要限制对方的市场，将可能形成两个不可兼容的5G生态系统：一个系统可能由美国领导，并由硅谷开发的技术支持，而另一个系统可能由中国领导，并由其强大的数字平台公司提供支持。

在这种场景下，双方的扩张潜力都有可能受限：中国的市场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国家的技术建设资源有限；美国公司将主要在竞争激烈的发达国家市场开展业务。《华盛顿邮报》刊登的一篇文章甚至提出了这样一种预测：在未来的某一天，在世界的一端，一半人使用百度公司研发的无人驾驶汽车，用着华为的5G网络，并在淘宝上购物，在微信中贴自拍；而在另一半世界，这些活动主要由亚马逊、谷歌、脸书、特斯拉和爱立信主导。

第三，政治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具有破坏美国和中国之间政治关系的可能性。比如，有美国机构、专家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可能成为加剧中美意识形态竞争的工具。美方的担忧是，人工智能技术可能会进一步被用来干扰选举，包括提高对对手的针对性和说服特定投票群体的能力。如果外部干预变得越来越普遍，全球选举结果的合法性会越来越受到质疑，“民主”的吸引力就会降低，非西方民主模式就可能变得更具吸引力。

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鉴于中美两个人工智能研究群体之间存在着深深的相互依存关系，要确定美国在人权和国家安全的哪些方面必须减少或限制与中国的合作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在经济与安全利益之间，在保持开放性与保护创新经济免受战略竞争者的损害之间，在商业目标与战略目标之间，面临艰难的抉择，同时要兼顾短期和长期考虑。”也就是说，美国面临着两难的政策选择。

在美国，也有许多认同全球化和良好中美关系对美国至关重要的有识之士，他们认为中美之间的科技冷战和经济脱钩是不可能的，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并延缓人类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不过，中美之间的技术竞争是否会导致技术领域的分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政府的实际政策。鉴此，中国在推进自身的人工智能发展时，必须认清形势，在各方面准备好相应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