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双修”特指“生态修复”和“城市修补”，是二者的总称。住建部为治理“城市病”、改善人居环境、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增强城市可持续发展韧性、提高人居环境宜居品质，从2015年海南三亚试点开始，陆续组织实施“城市双修”工作，并在全国22个省市先后设立了3批共59个试点城市(2019年)。2015年12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强城市设计工作，提倡城市修补，并提出要大力开展生态修复，让城市再现绿水青山。2017年3月12日，住建部专门印发《关于加强生态修复城市修补工作的指导意见》。

城市修补与生态修复在语境上有点区别，但总的目标都是让我们的城市生活在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前提下更加美好、更加可持续。如果把城市看成是一个生命有机体，它就会经历从萌芽、成长、成熟到壮大或衰退的新陈代谢过程。与一般自然界完全依靠遗传进化的有机体不同，城市可以通过自身“学习”设计出自身的生长方式和进化路径，同时还可增加外部“负熵”输入来维系活力，医治或重或轻的“城市病”，激活城市代谢并使其“延年益寿”。笔者把这个过程称之为“愈创活城”。

生态修复一般通过技术层面去理解，多与生态学、地质学、土壤学、植物学、动物学等自然资源的科学领域相关，不易有歧义。广义的生态修复也可包含社会生态、文化生态、人类社区等意蕴，但一般人们不会随意扩大其超出自然生态的讨论边界。城市修补就不一样了，因为明显与城市形态、街区结构、建筑肌理和城市社区人群生活等相关，所以常常与城市更新、城市改造、历史保护，甚至城市风貌塑造等杂糅一体，不易厘清。

关于中国的“城市双修”，不妨引介一些学者的观点和讨论，可能会理解认识得更加深刻而全面。2017年11月，在中国工程院“国际城市设计发展前沿高端论坛——国际工程科技发展战略高端论坛”上，笔者提出命题并主持了城市设计与城市双修的圆桌论坛。其中，李晓江、张勤、韩冬青、朱子瑜、王富海分别从城市发展转型、城市规划和建筑等方面提出了非常富有启发的观点。李晓江亲历了2015年“城市双修”概念在三亚首先提出的场景，他认为，城市双修概念中很关键的一个字是“修”。为什么是“修”，而不是“建”或是“改”？因为城市在发展过程中由于人为的原因出现了问题，生态被破坏了，所以要进行修复和修补。“城市双修”提出和实施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于社会的进步，是人的需求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李晓江还认为，设计变得越来越重要，规划师、建筑师要有能力去满足人们的需求，“城市双修”传递了一种信息，就是中国未来的城市，越来越需要精致的设计、越来越需要空间品质的提升。王富海认为，“城市双修”符合我国城市规划从过去的目标导向向渐进导向的转变，所以这项工作应该保持年度常态化的方式进行。张勤认为“城市双修”可能会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我们常说的生态修复；另外一个方面是面向人的经济社会活动去创造空间，并按照新的功能需要进行不断地优化调整，这就是城市修补。韩冬青通过现今已经成为全国城市更新示范案例的南京小西湖地区城市修补和渐进改造，说明了城市双修的社会价值及其在建筑教育补缺中的需要。朱子瑜则认为，为什么是“双修”，而不是“两修”，是因为它们是一体的两面，要一起推进。如果一件事情可以重整自然生境、重获文化认同、重整经济活力、重理社会善治、重育场所精神、重塑空间品质，从这些方面看，这项任务自然落到了城市设计的肩上。而城市设计也比较适应这个工作的需要，它可以用调理的办法将生态修复、将城市修补，这与笔者的观察和认识非常相近。

总体而言，“城市双修”推动了工业时代对自然过度索取留下的开发创伤的治愈，推进了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和生态建设，提供了广受欢迎的公共开放空间和休闲空间，显著提升了城市人居环境的品质。在这一方面，国内的三亚、北京、上海、南京、福州、景德镇、南宁、徐州等城市开展了一系列成功的实践探索，我曾在一次讲演中将其总结为“愈创活城、自然同行”。

早先的城市发展囿于人类改造自然能力及全球人口和资源流动的有限性，必须在城市生活工作所在的一定地域内做到人类活动与生态足迹和环境容量的匹配。人类应该与自然环境和睦相处并在一定界域内形成正和博弈、适配共赢。这一朴素的理念在前工业时代几乎就是一条不证自明的公理，无论是中国古训中的“天人合一”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还是北京古城至今犹存的日月天地祭坛及先农坛等，都表达了前工业时代人与环境和谐共生、敬畏自然的基本信念。

从古至今，城市设计和规划建设顺应自然和特定的生物气候条件是最为基本的准则。在前工业时代，城镇的缓慢渐进发展和多元意象“拼贴”在很多历史城镇中留下了鲜明的物质印痕，城市和街区建筑形态建构中的织补缝合、试错-反馈-调适-优化-进阶在历史上是一种常态化的工作。众多世界历史名城的发展都经历了一个从“自然中的城市”到“城市中的自然”的规模扩展过程，城市发展因科技发展和城市功能转型引发的城市改造和改建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如巴黎、维也纳、巴塞罗那等欧洲城市近现代的内城改建和新区扩张、美国城市化和城市公园发展(图1)。

因此，生态修复与城市修补是世界城市化进程中的常态现象，并非今天特有。工业化、机动化和经济主导的快速城市化引发了城市生长发展和承载能力的失调。在工业革命前，战争、瘟疫和饥荒等不确定因素干扰频仍，城市增长速度和规模十分受限，城市生活并非一定是最理想的选择，中国古代的“以农立国”“解甲归田”和“衣锦还乡”也说明了这一点。伴随科技进步的工业革命迅速突破了城市人口集聚的规模边界，预防医学、疫苗接种、抗生素发明和城市公共卫生水平的迅速提升，化肥和农药的使用和育种改良引发的农业生产大面积增效，使得人类的平均预期寿命和丰衣足食水平有了极大提升，城市化随之快速发展，今天的全球城镇人口比例已经超过54%。

中国提出“城市修补”的社会背景与历史上有所不同。1980年代以来，我国经历了一个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快速城市化进程，2021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超过64%。但是，疾风暴雨式的城市发展失之粗放，暴露出令人担忧的严重问题：一是建筑形态紊乱、坊街乡愁失忆、城镇风貌雷同；二是城市越来越不宜居，旧区建设格式化操作、新区建设规模尺度失控；三是资本主导、文化失范、原创缺位。这些“城市病”深层原因很多，但主要是资本逻辑、权力逻辑和市场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

2013年，中央城镇工作会议针对城市建设乱象丛生且愈演愈烈的现象，第一次提出城市建设要“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又进一步全面阐述了“城市双修”工作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城市化进程必然会对自然产生人为干预，人类一直没有停止过因自身发展壮大而引发的改造自然的活动，整山造田、引水改道、修坝理水等，但前工业时代改造自然的基本理念主要还是顺应自然和顺势而为，懂得自然的正负反馈与人类活动的边界。如果人们的价值观只放在可见的经济效益计算测度方面，建设过程就会出现自然为经济让路的情形，因为阳光、空气、生态环境无法简单以货币方式计量，新近才有了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ross Ecosystem Product，GEP)的概念。于是，我们今天看到了大量弃置的山体开矿采石留下的宕口、废弃的工业用地、专为工业生产服务的仓储用地、对外交通用地和市政公用设施用地，以及大量采掘沉陷区用地、废弃露天采场用地、工业废弃物堆场用地等。

城市修补在基于社会生活和建筑的建成环境维度，主要与“寻觅”“呈现”及“再现”乡愁相关。乡愁关乎特定地域、特定文化圈人们的“集体记忆”，关乎“原真性”。不过，深究乡愁却是一个复杂问题，我愿意将其理解为以各个时代的典型居住建筑为代表的建筑精华与时俱进的一种呈现。城市修补就是要医治过去粗放建设留下的创伤，让大多数人感受到现代城市社会同样具有亲和力和包容性，同样可以保留视觉上和行为上可辨识关联的“公共性”，并可触发“原乡”经历情感的城市场景。乡愁并不属于某个特定年龄段的人群，也不属于回归到哪个特定的年代。无论是农耕时代的民居建筑匠作、近现代杂糅西洋风和金属、玻璃等新材料的“摩登”建筑，还是1950和1960年代的砖混公房住宅建筑，只要是能代表并见证当时主流建筑精品价值的，都可成为某一年龄段人们由于“共同经历”触景生情而引发的乡愁。这两年长沙出现的杂糅1980-1990年代城乡各类生活场景的“文和友”(图2)和位于重庆九街47楼的“小香港”大排档屋顶餐厅的最初构思或许就是如此。因此，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应该通过城市修补重新找回这种丰富多元的和不同年代建筑共存的社会生活空间，用琳琅满目的年代“藏品”，呈现城市作为博物馆的海纳百川。

“城市双修”通常具有长期性、持续性和局地性的特点，城市发展中需要不断调适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关系，同时顺应并把握好有序的新陈代谢修补过程。在保有历史城市基本结构、脉络和典型街区肌理的前提下，当代的积极创造、活力再生和局地生态重启的过程同样也是必要的。19世纪欧洲城市转型中很多大城市都经历了街巷拓宽改造、世博会催化下的城市更新，如伦敦、巴黎、布鲁塞尔、巴塞罗那、阿姆斯特丹等。今天中国提出“城市双修”，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以“日新月异”“旧貌新颜”为目标的激进城市改造的价值观，提倡更加精细化和人性化的城市渐进优化的发展方式，更多尊重自下而上的社会诉求和活力萌生机会，从而改善十九大报告指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现在检索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城市双修”相关学术论文共953条信息，发文数高峰在2017-2019年，作者背景多为风景园林、城市规划、生态及社会人文专业，鲜有建筑师在“城市双修”方面总结发声，对此笔者多少感到有些意外。

笔者认为，在生态修复方面，建筑师主要是需要重新认识“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的生态伦理，与生态领域的专家合作，对那些曾经被工业化摧残破坏的环境进行项目性的生态修复和生态复育，以期重新开启正向健康的生态过程。在城市修补方面，建筑师则主要关注的是承载集体记忆的典型建筑类型如何在当代再生、城市社区宜居空间环境的设计，及多元社会生活活动的载体设计，并应“注意保护旧城(尤其是居住区)历史上形成的、目前仍维系完好的社区生态结构，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的延续性”。前些年，居住过钱学森等40多位顶尖科学家的北京中关村“特楼”(13、14、15号楼)的去留曾经引发过讨论，2019年被确定为“北京历史建筑”。

通常，建筑师在“城市双修”工作中的“生态位”并不十分明确：是直接介入政府对修补对象的遴选确定，结合利益相关方的诉求，寻求对社会系统的认知理解去做优化改善的应然设计，得到环境反馈后再不断优化设计；还是先有业主方的明确命题，然后建筑师接受委托或通过竞赛获得设计权，二者都有可能。对此，笔者有两点建议：一是尽可能介入“城市修补”的前期工作，从项目的建议谋划、目标设定、内容策划和资金计划等环节就主动参与，把握并贡献建筑学视角的专业观察和建议，这样才能确保修补后视觉层面的城市人居环境品质，保证不同年代的城市、街道和建筑场景的“年代感”和谐并存。二是如果在项目前期没有机会介入，建筑师则应在获得设计干预机会时尽可能以人文情怀的真诚去展现心目中的“当代乡土”，发挥设计创意，场所创造价值，用真情实感的作品改善社会，赢得最大交集的共情。总的说，建筑师群体应该更加积极有为地主动参与“城市双修”的实践工作。

多年来，很多建筑师及合作团队完成了不少“城市双修”实践案例并取得瞩目成果，如北京冬奥会系列项目中的首钢改造就与城市双修相关，延庆和崇礼的冬奥工程项目则与生态修复密切相关。第11届江苏省园博园也是一个典型的生态修复和城市修补双重价值兼具的工程项目。2021年，中国建筑学会评选出一批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创新项目，汇聚了近年国内这方面最重要的城市修补项目，包括首钢西十冬奥广场、三坊七巷历史建筑及街区保护利用、海口骑楼老街保护再生、南京老城南小西湖街区保护再生、蜀山古南街历史文化街区建筑保护更新等，其中很多是建筑师为主完成的(图3、4)。以下将围绕笔者团队参与完成的南京汤山矿坑公园及第11届江苏省园博园等城市双修项目的设计工作简要介绍建筑师发挥的作用。

▲ 3  南京小西湖街区保护再生

汤山矿坑公园是2017年南京成为国家“城市双修”试点城市后的首个启动建设项目。位于南京郊区的汤山自古因独特的温泉和山水环境而闻名。1960年代，汤山为发展经济，开办了很多采石采矿企业，原先郁郁葱葱的山体也因此形成了一个个采石宕口，遍体鳞伤。矿坑公园位于汤山南麓，原为江宁县龙泉采石场，主要从事石灰石露天开采，2004年采石场停采废弃。2017年，笔者团队完成了汤山温泉度假区核心区城市设计，计划将该采石场及周边场地规划为城市休闲公园并进行生态修复。项目实施期间，专业团队对破损宕口进行了工程地质整治、周边荒地复绿、生态水系联通等工作。笔者全程参与了矿坑公园的规划和设计团队的遴选和组织。张唐团队应邀规划设计了公园整体景观，孟建民、韩冬青、李飚、唐芃、杨志疆等建筑师与笔者参与了公园的配套建筑的设计或改造，形成了设计创意主导的生态修复模式。2019年，汤山矿坑公园建成开放，公园因其自然宜人、充满艺术创意的景观环境和公共休闲属性，成为南京市新的人气休闲场所和“网红打卡地”。汤山矿坑公园入选2020年南京市“十三五”十大优秀公共建筑工程。2020年7月，矿坑公园先后3次被央视《新闻联播》《央视财经》和《朝闻天下》报道。汤山矿坑公园开园两年时间里，已经成为大众点评“南京逛公园人气榜”第一名，也成为全国矿坑修复的示范，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典型案例(图5)。

第11届江苏省园博园选址在距离矿坑公园不远的孔山地区，面积3.45k㎡。笔者有幸参与了这次园博园中后期的规划和设计工作。概括来说，这届园博园项目的实施特点和成效可以从4个过程去理解。一是产业重构过程：原先的工矿业态终结涅槃，取而代之的是园博会重要节事、高起点的项目策划和具有独特景观观光价值的旅游目的地打造；二是生态重启过程：开山采矿宕口的生态修复、工业采矿和工厂设施的部分利用、通过各种园林景观、大地景观和地形地貌整理，重新开启了新的生态过程；三是触媒催化和场所营造过程：园博会的事件催化，城市展园再现的江苏城市发展史中曾经辉煌过的“消逝的园林”，体现了江苏省13个市域的园林精华，从中高端旅游市场的层面催生了资源集聚；四是创意激发过程：众多院士、国内外风景园林大师、一线新锐建筑师的联袂设计，和而不同，各美其美，设计催生创意、设计催生园艺、设计创造价值。在规划设计和工程建设过程中，崔愷、陈薇、袁烽、柳亦春和笔者等建筑师团队紧紧抓住场地中巨大的宕口挖填地形和水泥厂工业遗迹的改造利用潜力，研磨分析设计策略并将其融合到园博园整体景区规划中，最终完成了主展馆、城市展园、未来花园，配套的威斯汀、傲途格、丽笙、悦榕庄等酒店，及多个出入口游客中心、驿站、车站等配套建筑，保证了园区环境最后的高品质。园博园场地生态修复工作中，将城市展园的一方4h㎡的泥潭在原位固结的基础上蓄水，种植水生植物构建完整的水生态；将崖壁和矿坑保留，原先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种群只有香樟、榉树和水杉3种，建完后园区内乔灌木和草本植物种群达到了约320种，生态修复取得成功。江苏省园博园于2021年4月16日开园迎客。人们对建设成果保持了持续的热度，园区配套酒店受到客户的广泛好评，节假日甚至一房难求。本届园博会具备了公认最有价值的三大旅游资源：自然风光、娱乐消遣和历史地段建筑，真正成为一个“永不落幕的园博会”。2021年7月，央视财经频道(CCTV-2)播出了系列纪录片《大国建造》，其中第六集重点推介了江苏省园博园的项目(图6~8)。

▲ 6  保留的原水泥厂遗迹

▲ 7  生态修复与崖壁剧场

总体来说，建筑师参与“城市双修”工作主要具有两方面的专业优势：一是善于把握地形地貌、生物气候、历史进程等条件赋予的场地特征，并将其妥善利用形成创意设计；二是建筑师具有较强的社会共情能力和同理心，在与建筑设计相关的“城市双修”中会较多考虑作品的社会价值、生态善意和公众意愿，是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的“留住地域环境、文化特色、建筑风格”等基因的直接贡献者。因此，建筑师完全可以成为“城市修补”的重要专业支撑力量。

结语和讨论

城市发展史中的城市修补拼贴、渐进优化、生态趋利避害案例不胜枚举。今天的“城市双修”事关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要对工业时代犯下的“竭泽而渔”和“唯利(经济)是图”错误进行彻底反思并汲取教训，只有这样，中国城市化“下半程”才能行稳走好。今天的中国城市发展仍然有很多新区和新项目的建设，中等发达和欠发达地区的城市仍有旺盛的发展和建设需求，此时，正确的发展观就变得极其重要。我们不能再犯“建设性破坏”的错误，而是“应审慎考虑能不能做(可能性)、值不值得做(经济性)、可不可以做(合法性)、应不应该做(趋利避害和可持续性)的问题，完成若干有形的建设目标相对较易且有目共睹，但若发展观不正确，其实际效果和长远收益就会受到很大影响，甚至得不偿失。”

在很多情况下，生态修复与城市修补具有强相关性特征：修补是为了更好地修复，修补多为城市局地性的，而生态修复更多的是区域乃至全球尺度意义上的，整体优先和生态优先是两者共通的基本准则。城市修复同时也肩负着在全球化和数字化发展进程中重建城市社区人文场所的使命，数字虚拟世界虽然可能会部分重构人类的社会关系，但那些沐浴在真实的空气、阳光和绿荫环境中，饱含历史信息、岁月包浆的城区、街道和建筑对于人们具身在场的城市人居环境的品质保证仍然是不可替代的。城市修补也不仅是物质形态、空间、风貌和建筑拼贴织补，而且应有助于建立与时俱进的新型社交网络、互信系统、具身相处与虚拟结合的社会人群关系。

从双修绩效测度方面看，生态修复相对容易：污染治理、清淤活水、植被复绿、崖壁整治、地质灾害治理及生物多样性都可以用指标数据来衡量效果，虽然有时修复治理的代价很大、费时很长、技术复杂，但毕竟可以测度和感知到眼见为实的成效，如江苏省园博园的未来花园面对的巨硕采矿崖壁和城市展园中保留的大片地表岩石肌理的整治处理。相比而言，城市修补的绩效却比较难测度，因为它部分属于城市社区和城市治理系统的一部分，不仅需要多方合力共济，更重要的是设计带来的环境改善和社会亲和性预判经常呈现为一种灰箱和黑箱状态，只能通过使用后评估才能验证，设计时只能通过相关案例类比和过去积累的经验来研判成功的概率，与社会交流有时不易形成共识。

事实证明，建筑师群体是“城市双修”工作的主力军，建筑师的职业素质兼具社会人文和工程技术的特点，对社会人文关怀和自然环境场地的职业敏感可以帮助他们构思形成设计创意，从而有可能将颓败异质的“城市修补”对象重新营造成一个“精品微量”的城市宜居生活场所，乃至贡献出建筑艺术臻品。即使在生态修复这样具有较强跨学科跨专业领域的工作中，建筑师也可以帮助“生态修复”项目在设计创意和人文属性提升方面产生更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甚至成为今天的流量关注热点，正向传播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和价值。

来源：建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