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Avner Greif在1994年出了一篇题为《文化信仰和社会的制度结构：从历史和理论的角度看集体主义社会和个人主义社会》的论文，这篇论文从中世纪两个经济体文化信仰和组织结构的差异出发系统分析了他们的不同发展轨迹，给我们思考经济问题提供了独特新颖的角度。

故事一是对论文的简要概述，故事二是应用论文的角度思考温州经济的衰落原因。

一、中世纪两群商人的故事

——为什么曾经辉煌一世的伊斯兰文明会走向衰弱

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文明与伟大的中华文明并驾齐驱，名列世界文明的前茅，她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非常发达，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卓越贡献。伊斯兰文化辉煌一世的时候欧洲大陆还是大片的荒蛮之地，为何现在却沦落成为欧洲难民？

海外贸易时面临的同样问题——代理问题

中世纪11世纪前期穆斯林世界中的马格里布商人是穆斯林繁华商业群体的一支，这些犹太商人涉足遍布穆斯林的地中海地区的大规模远程贸易。而11世纪后期意大利的各个城邦是罗马时代之后经济繁荣的先驱，当时远程的对外贸易以热那亚为中心。马格里布和热那亚人面临着相似的环境，使用相似的航海技术，经销相似的物品。他们贸易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调和与特定交易相关的组织问题的能力，也就是，为处理商人海外的货物提供服务。雇佣代理是有效率的，因为能够节约时间和旅途的风险，以及在贸易中心之间进行多样化销售等。

选择代理人时商人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选择平民作为代理者，另一种是选择其他商人作为代理。最终这两个群体选择什么样的代理结构决定了后来他们的社会组织结构不同方向的演化。

不同的文化信仰——集体主义VS个人主义

马格里布人是来自于强调集体主义的穆斯林世界，在犹太社会中存在一著名的理念：“所有的以色列人对每一个成员负责。”而热那亚人来自基督社会，强调个人主义，那一时期的基督徒把个人而不是社会团体置于宗教的核心位置，它提出的信条是“一个新社会是建立在个人而非家庭之上的，个人的救赎，就像他的最初的纯洁丧失一样，是个人隐私”。

在集体主义的穆斯林社会中，人们只和特定的群体有着密切的社交和经济的往来，比如相同宗教，家族成员之间，因此社会成员之间相对是“分割的”，不同群体之间很难合作；他们之间的契约执行力是通过“非正规的”组织来实现的，因为信息在群体内传播迅速，群体个人进行欺骗行为的隐形成本巨大，集体内部的舆论和无形的规则就足以对个人行为形成约束。而在个人主义社会中，社交和经济往来在不同的群体之间发生，社会结构是整合的，需要特定的组织对个人行为进行约束，契约的执行力需要特定的组织来实现的，比如法庭，所以法制体系很早在社会中形成。

代理决策的选择——商人OR平民

在集体主义文化信仰中，商人的资本作为一种保证金降 45 32823 45 14987 0 0 4280 0 0:00:07 0:00:03 0:00:04 4280了他作为代理时保持诚实的最优工资额。如果商人在作为代理人的期间存在欺骗的行为，在集体惩罚的威胁下，他就不能再被雇佣代理，也危害到与他人的商业合作。因此，商人在作为代理人期间的欺骗行为降低了商人未来资本的回报率，这就意味着在作为代理人期间有过欺骗行为的商人必须承担更高的成本。从而，只要一个更低的工资就能确保商人保持诚实，商人们则纷纷选择雇佣商人作为他们的代理，这样平民就很难参与到商人阶层的贸易中，最终形成一个水平的社会结构。

然而，在个人主义文化信仰下，情况并不是这样的。过去的欺骗行为不会降低商人将来的的资本回报率。而相对于平民，拥有一定可投资资本的商人的保留效用更高，从而雇佣富裕的商人并使其保持诚实的成本高于雇佣平民，商人们不愿意雇佣其他的商人作为他们的代理。热那亚有关代理关系的最早历史资料契约登记簿(1155—1164)中显示，只有5.3％是不经过代理关系的，并且在通过代理销往海外的商品总量中，只有6.54％是委托家族成员进行的，而马格里布商人的这一数据超过50%。

不同决策的影响——社会发展的逆向

马格里布拒绝平民参与代理，宏观三要素(资本、劳动力、生产要素)不能在阶层之间很好的流动，产生分割的水平的社会结构；而热那亚的商业模式，使得平民阶层和商人阶层之间有更多的资本、劳动力和生产要素的流动，资源配置更加灵活，产生的是垂直的社会结构。热那亚的历史资料中表明，贸易投资的集中度逐渐下降，平民的贸易投资日益增加。而一个团体财富值的增长导致他们在政治事务上要求更多的话语权，最终导致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热那亚13世纪就发生了针对贵族的反抗，改变了他们的政治结构，保护了他们的财富。

故事的最后，由于可以在另一个商业中心雇佣一个当地人做代理，热那亚商人将贸易扩张到海外各地，扩展了自己的贸易范围，延续了经济的辉煌，这也为十三世纪发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打造了经济基础；而马格里布人受限于代理效率的低下，在海外贸易的竞争中渐渐处于劣势，12世纪末期，他们受迫于埃及统治者的统治而停止了贸易，从历史舞台上消失。集体主义的模式在贸易发展的初期具有先发优势，能够迅速集结人力、资本等资源；但是等到贸易和生产扩张到一定程度，资源的全社会流动和配置具有更高的效率。

二、温州衰落的故事

——为什么最先起跑，却越跑越慢

土豪的面具后的真相

温州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温州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借着改革开放的红利之风迅速崛起，家族式小作坊以家族为集体，一家带一家的迅速发展，为中国提供了大部分的小商品来源，后来由这些家族企业家衍生出的财团各地炒作，风光无限，比如杭州炒房团、新疆炒棉团、山西炒媒团、云南炒矿团。最后的“辉煌”是民间金融的发展，给温州带来“最美金融城”的美誉。

虽然温州经常以一种高大上且土豪的感觉出现在人们视野，可现实是，如果你去到温州，让你影响深刻的必然是脏乱差的市容市貌，落后的基础建设；居高不下的物价房价与中等偏低的工资水平会让你困惑；极大的贫富差距，树立的高楼与旁边一大片破旧不堪的瓦房，形成鲜明的对比；生产总值排浙江省内第三，人均GDP却是省内倒数第一。

多米诺骨牌式悲剧

温州最近几年的热点是各种企业破产，引发互联互保企业相继破产，然后就是不断发生的民间资金链相继断裂，大佬跳楼。家族企业之间互联互保，一兴俱兴，一亡俱亡，甚至导致很多有意接手的企业因其错综复杂的债务关系无法接手。

12、13年温州金融危机事件中，有一个小细节值得挖掘。当时全国各地资金链出问题的企业很多，大多数老板选择跑路，自杀不多，而不多的自杀事件中很多都发生在了温州。这是为什么？

两类契约的相同解

那两年的自杀事件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农民工为讨薪自杀，另一类是温州商人资金链锻炼自杀。

先从农民工自杀说起。根据契约理论，在拖欠薪水这一事件纠纷中，农民工、地产商和当地政府形成契约三角关系，农民工找到政府求助，然而地产商和当地政府之间常常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所以契约解得不到实现，农民工拿不到薪水。农民工没有资源，走投无路，无奈自杀，然而自杀并不能得到契约的解，聪明的农民工会借助媒体（第四方），在假自杀时借助媒体制造舆论，来给形成利益共同体的两方形成压力，最终实现契约的解。

迫使农民工无奈自杀的原因在于中国法制体系建设的滞后。

而温州的情况，融资、担保经常发生于一个亲近的集团组织内部，一兴俱兴，一亡俱亡。在这一契约当中，因为他们懂得也能够运用法律手段，所以契约三角是借贷双方和法律体系，但当借贷双方来源于一个集体时，借贷双方形成了利益共同体，而且借助法律手段并不是一个集体组织处理内部问题的首选。对于违约方，违约的结果是被动的，但是一旦他们跑路，就会变成主动的欺诈行为，这对于一个集体来说是更加不可原谅的。而且这一契约难题中，你的对手方是你的利益共同体，跑路的行为伤害的是集体内部的利益，并没有多大意义，只有当你的对手方是陌生人时，才更可能会选择跑路。或许只有自杀，是实现契约的唯一方式，至少，能够得到集体的谅解。

集体主义组织结构促使了他们的自杀行为选择。

衰落的原因？

浙江大学史晋川教授研究认为，在温州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当一个时期中，由于温州人率先突破计划经济体制从事市场交换活动，同时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对应的法律制度尚未完全建立，因此在经济转型的起步和发展阶段，通过人格化交易方式（在亲戚朋友等熟人间的交易方式）比较容易保障交易的顺利进行。一旦这一方式被确立，就会产生惯性和路径依赖，造成“代际锁定”，即一代又一代产业格局与交易方式的固化。史晋川教授还指出，温州市政府跟当地民营企业走得比较近，使得外来企业特别是外资企业跟当地民营企业竞争处在不平等的位置，外来的企业就更加难以进入温州。

集体抱团的商业模式在贸易发展的初期具有先发优势，能够迅速集结人力、资本等资源，集体的发展也为社会初期的发展提供动力。但是集体和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更大规模的社会化大生产、社会化贸易对要素的充分流动，资源的合理配置有了更大的需求，资源在集体内部配置的结果必然会对经济的向前发展形成阻碍，产生瓶颈。

文化信仰和组织结构的研究角度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经济的很新颖、很特别的角度。从整体上看，它们两者必然对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影响。但经济学不是科学，经济问题的错综复杂和变幻莫测并不能用特定公式、理论来窥探，（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曾指出，南美洲国家采用美国宪法并没有获得民主），但确实可以为人们研究经济问题扩展更多的视角。

作者：张文成

来源：经管之家（人大经济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