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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瑜:讬金石之不朽,庶德音之长烛

2015-12-04 赵世瑜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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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改造、农田建设、房地产开发,许多原来的坟地被挖开,墓志被掘出甚至毁坏,散落得非常厉害,保管者也非常多样,更大批流入文物市场。


本文的标题出自北魏《冯邕妻元氏墓志》,意思是说,凭借着金石材料的记录,墓主的美好声誉可以传之永久。出于这样的动机,中国古代的贵族士人往往在死后将生平事迹铭刻在石碑上,埋入墓室,成为一个重要的传统。也正因此,历代留存下来大量的墓志,成为后世了解前人生活史、艺术史的宝贵资料


北魏《冯邕妻元氏墓志》印本


20世纪初,民国元老张钫在河南洛阳铁门镇建立了千唐志斋,搜集了1400多件墓志,其中唐代墓志达1100多件,故有是称。后来所藏墓志被整理出版,为治隋唐史者重视。按《隋唐五代墓志汇编》的估计,该时期的墓志原石和拓片总计在5000-7000之间。事实上,现实中存在的墓志数量要远远超过这个数量,即使像唐代这样比较早期的墓志也仍大量存在于地方博物馆、文保所、古玩店和民间。

2013年,因计划在山西晋城举办海峡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我与高平县委宣传部有所联系,并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结识了一位墓志的业余爱好者和收藏者。我由于多次到晋东南地区做社会历史调查,知道这一地区保存着非常丰富的地方民间文献,特别是碑刻,所以也很希望了解这位先生的收藏。

我先看了几十张拓片,不久后,又见到他们编制成两巨册的《随弘斋碑志原拓精辑》,精选了部分唐代墓志原拓。同时,他们也在准备将搜集到的唐宋时期的墓志400余方整理成书,其墓志除附图版外,还要做录文。作为本地的企业家,能以自己的力量搜集、整理、保存本地的历史资料,是值得大力表彰的。

说到本地的历史资料,过去因中古时期的资料不多,因此以研究明清时期为主的区域研究很少能实践于更早的时期,这也是许多同行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当然,地方文献大大少于明清乃至以后时期,区域性的研究无法那么细致和系统,这是肯定的,但绝不是完全不能做。比如我看到的这批墓志,大多出土于晋东南的长治地区,其中必然反映了不少区域历史的信息。所以,确定墓志的出土地点是十分重要的。

如《唐故渤海郡吴府君墓志铭》中记:“龙纪二载,岁当庚戌,忽天降□,□□台地哉入潞川。九月闰初,全城陷没,哀煞号天,或遭□□之中,或没井泉之下。”唐昭宗龙纪二年(890年)于正月改元大顺元年,已是唐朝风雨飘摇之际。是时,泽潞地区为朱全忠与李克用拉锯争夺的焦点地区,六月时拉着朝廷大旗的朱全忠占据潞州,而墓志中所说九月“全城陷没”,记录了李存孝在此大败朱全忠、百姓遭受极大损失的境况。


《唐故渤海郡吴府君墓志铭》


这些墓志可以使我们对中古时期这一地区县以下的行政区划有更细节的认识。如《大宋故李府君墓志铭》,“……李府君因官逐任,到于潞州上党县戡黎乡田恭公村人也”;又如《大宋故任府君墓志铭并序》,“……因官土潞州上党县太平乡下郝村人也”;再如《大宋故王府君墓志铭》,“厥有王公者,本贯太原郡人也。因官流派住于潞州上党县五龙乡内董村”,等等。这种情况在本地区的唐代墓志中是不多见的,而这些乡、村地名在后世所编地方志中也通常是缺载的。在墓志中将居家所在,甚至本贯为何清晰写出,在当时已成为惯例,说明北宋时的基层管理程度要大大高于唐代,这种状况当与北宋和税收直接相关的户籍制度的建立有着因果关系。

墓志中反映出的北宋县以下的乡-村制度,与唐代是不一样的。虽然唐代一些典章制度的记载说唐代系乡-里两级制,学界认为里这一级比较实,而乡这一级比较虚。但在墓志中,偶尔出现的居住地名称则两者都有,如《唐太原故郭公墓志铭并序》,“……其年冬十二月告终于上党皇后里之私第”;而《唐故处士秦府君墓志铭并序》,“……因官潞州上党郡雄山乡别业”;又《唐故李府君及夫人合府墓志铭并序》,“贯居上党县祥鹿乡依善坊……咸通九年正月十四日己酉岁合祔于太平乡冯村西北一里”。从其中比较规范的书写来看,本地区乡制存在的痕迹还是比较明显的。

上党地区的唐代墓志具有基本的模板,先讲郡望何处,现居何方,祖、父为何人;然后讲墓主何时去世,寿几何,葬于何处;最后是四言的墓铭,内容多是描述葬地的风水。如果墓主生前位高势大,可在讲去世时间之前讲一些个人的生平功绩,但这些墓志中这部分或极简略模糊,或干脆付诸阙如,可见大多是普通人的墓志,又可见当时于墓葬中置墓志为比较普遍之事。

这一地区的宋代墓志与唐代风格大体相近,但有些地方还是值得注意。《大宋故王府君墓志铭并序》记,“厥有太原郡王府君者,本住河阳人也。……高祖,曾祖,祖讳训,父讳煦……”;同名《大宋故王府君墓志铭并序》记,“因官逐任,流派于潞府长子门外店上,子孙兴矣。高祖,曾祖,祖讳,府君讳”;《大宋故江夏黄府君墓志铭并序》记,“曾祖讳,皇祖讳,府君讳。……府君者,本贯潞府怀义坊人也”。据此,在对亲属制度的描述上,时人多追至四代祖先,而高祖、曾祖的名字已多不知。这就是其后欧阳修和苏洵,特别是苏洵倡导的“小宗谱法”的社会基础。


《大宋故王府君墓志铭并序》



▲《大宋故江夏黄府君墓志铭并序》


当然,从这些墓志中,我们还能获得许多有价值的历史信息,此处限于篇幅,无法一一论及。像光绪《潞城县志》中专门收录了姓申或姓申屠的北朝的墓志,而从眼前这些墓志中,我们也能发现唐代申屠氏或申氏的墓志。一直到相当晚近,这都是当地的著姓,光绪志中还提到该家族的家谱。此类长期在地方上的权势力量,是值得认真关注的。

最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各地文物部门近年来开始重视墓志,甚至编辑出版了《新中国出土墓志》,但在民间散落的墓志还是大量的。我在陕西韩城老城的一家古董店前,看到数十上百方墓志就在沿街摆靠着;在著名的党家村,一家院落中的小桌就是用一方墓志做的。随着城市改造、农田建设、房地产开发,许多原来的坟地被挖开,墓志被掘出甚至毁坏,散落得非常厉害,保管者也非常多样,更大批流入文物市场。政府文物部门除了自己收集的以外,很少可能去购买这些文物价值不是很高、又很占保管空间的墓志。所以,我们真诚地希望有更多的热心人士,出自对乡土文化传统和祖国文物的珍惜和热爱,为此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者:赵世瑜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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