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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行业基础设施:助力“资源-能力-社会影响力”形成良性循环

张帆 南都公益基金会 2023-12-18


为了支持公益行业可持续发展,更好地实现其社会价值,南都公益基金会、敦和基金会、资助者圆桌论坛(CDR)共同发起中国公益行业基础设施图谱研究项目。在2019年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19年会“开聊行业基础设施,不止听还有行”平行论坛上,资助者圆桌论坛副秘书长张帆分享了阶段性成果,希望与更多同行交流探讨这一重要话题。读者可以点击“阅读原文”下载图谱的意见征集版本。

 

基础设施的目的是贡献于公益价值链形成良性循环


对于公益一个比较简洁的定义是私人资源用于公共利益,但是资源不能直接实现公共利益,需要经由能力转化为表现或者说是社会影响力,进而实现公共利益,这可以看作是公益价值链。因此,公益行业可持续发展指的就是资源流向有能力的组织、个人或行动,产生好的表现和更大的社会影响力,进而吸引更多的资源进入,即价值链形成良性循环。

 

公益价值链

 

然而当前我们常常听到的抱怨是,资源不够,所以我们招不到更好的人,也没有钱投入在能力建设上,所以我们表现不好,进而导致已经投入的资源也因为效果不佳而撤退,整个行业是否能够担负起实现公共利益的重任成为一个巨大的问号,即在行业层面没有实现良性循环。


不可否认,一些机构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了个体或者小范围的良性循环,但是如果整体行业环境长期不发生变化,这些表现出色的机构也很难持续地独善其身。所以我们想探讨的是,在公益价值链形成良性循环的过程中,有哪些需求是仅凭个体努力无法突破的、需要更具有公共品属性的解决方案的呢?这些解决方案,我们称为公益行业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是一个动态变化的非穷尽清单


基础设施是个比喻,我们认为这正是它有吸引力的地方。提到基础设施我们会想到它的一些特点,例如:


  • 可能每家机构自己做不划算,或大多数人都受益,但投入成本太高,因而没人愿意做;

  • 可能单家机构想做也做不了,需要形成代表或集体行动;

  • 可能是其他活动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

  • 可能是一种结构,在其上可以生发很多可能性,等等......


大家都能举出一些例子,而且每人心里也有一杆秤,会判断一个事情的基础设施属性有多强。同时,我们研究的目的也不是列出一个穷尽的清单,告诉大家哪些是基础设施,哪些不是。因此,我们的思路是,看中国公益行业价值链形成良性循环的过程中,有哪些需求特别具有基础设施属性,像一个漏斗筛选出一些基础设施举措以从不同角度进行示例,形成了一张图谱。

 


我们用了举措这个词,是想更强调具体的事情、具体的功能,它可能以一家机构的形式存在,也可能不是,或者一家机构中一部分工作更具有基础设施属性,而不是说整个机构就是基础设施。


中国公益行业基础设施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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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谱内容比较多,本文选取价值链三环中一些特别想强调的基础设施功能进行解读。

 

“资源”环节需要重视“代表性”和“机制性沟通传播”功能的基础设施

 


在分析公益价值链中“资源”这一环节需要哪些基础设施时,我们先将资源来源分为政府、企业、高净值人士、普通公众这四类,因为他们的决策方式和受影响因素是有很大区别的。但是尽管不一样,每种资源进入的时候,大致都会经历四个阶段,即产生好感—产生行动意愿—产生行动—持续行动。这个过程好像一个大漏斗,我们说增加资源,一个是增加每个阶段的基数,一个是增加每个阶段的转化率。以这样的思路形成了一个4×4的矩阵,每个格里都有无数的卡点。

 


我们看到很多个体机构在向企业筹资、增加公众捐赠的持续性等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是在行业层面,有没有一些动作或机制来帮助大家共同打开这些卡点呢?


图谱中有不同的示例,在这里特别强调跟“资源”这一环节特点相关的两类基础设施。资源是偏向外的因素,意味着需要跟各行各业打交道,因此特别需要“代表性”这种功能的基础设施。以99公益日为例,每年结束后大家都在不同的场合进行各种吐槽,尽管我们还有很多不满,但不可否认它已经成为普通公众认识和参与公益的重要入口,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腾讯有意愿把它做得更好。那么当腾讯愿意派代表出来沟通时,谁能代表千千万万参与99公益日的公益伙伴们去沟通呢?我们能不能提出专业的解决方案,帮助我们大家一起把99公益日的价值放大,而不是说帮助腾讯。这只是一个小例子,还有很多方面需要具有专业性的“代表”站出来,在行业层面为大家打开卡口。

 

“资源”环节还特别需要具有“机制性的沟通传播”功能的基础设施。从资源进入的四个阶段可以看到,产生好感是基础,这个基数越大,后面就算不增加转化率,也会贡献于资源增量。然而目前更普遍的情况是,大家根本不知道有公益这回事儿,这不是大家平时会关心的问题。但是社会热点事件频频发生,之所以被称作“热点”,是因为公众关心,而几乎每个热点事件都会与公益行业产生联系。目前已有不少机构或个人在发出声音,但是我们没有建立行业层面的、机制性的、针对社会热点事件提供公益视角声音的基础设施。


我理解“南都观察”是在做这方面的尝试,但是我们也知道普通公众更多的是从头条、抖音、澎湃等渠道获取信息,我们整个行业怎么以更主动的姿态,更具机制性地向对不同受众以及有影响力的媒体发声,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

 

“能力”环节需要重视“法律”和“理论”这些看似“无用”的基础设施

 


能力是偏向内的因素,我们把它分为从业者、组织、行业三个层面来梳理所需的基础设施。这一环里有大家很多共同的痛点,尤其是那些“实用型”的需求,比如人才招聘和培养,财务、IT等专业技术支持,知识生产与共享等等。因此这里特别强调那些看起来“无用”的基础设施,例如法律和理论。

 

政策法律不是无用,尤其在中国,大家认为特别重要。但问题是大家普遍觉得参与政策法律制定没有用,参与不参与都一样。首先与整个公益行业行动空间、利益相关的政策法律,如果我们自己都不动,没有任何人更有动力去做了,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其次,政策法律的结果很重要,但是整个行业建立起持续参与的机制更重要,参与政策法律并不是要政府按我们想的改,这是不可能的,参与本来就是多方沟通的机会,逐步形成共识的过程。


我们看到一个参与的高潮是在《慈善法》制定过程中,但参与不是法律颁布就结束了,对《慈善法》实际效果的追踪研究,在行业层面形成代表参与重要配套条例的制定,在各省市组织起来积极参与地方实施办法的制定等等都是需要持续进行的。目前更多是学者跑在前面单打独斗,行业其他主体参与的少,没有建立起持续性的机制或平台协同学者发挥更大作用。

 

理论方面,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三个部门的理论,但是这个理论是怎么来的呢?在20世纪后半期的美国,随着慈善组织数量的增加,由于其免税身份,受到社会更多关注,尤其是基金会,常常是一浪又一浪公众舆论的批评和国会质询的对象。早在1969年税法改革之前,洛克菲勒三世等慈善家就开始致力于成立能代表慈善领域的行业协会,经过各种尝试,在1973年成立了法勒小组(Filer Commission),对全国私人基金会每年超过1000亿美元的活动进行调查分析,于1977年出版了7卷本的报告(Giving in America),其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出享受免税的慈善组织构成了美国在政府和私人企业之外的“第三部门”(the Third Sector)。


这一理论对于全球的公益慈善行业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它并没有告诉我们要做什么事情,而是启发我们思考我们是谁。大家都说三个部门的理论不适合中国,是的,那么适合中国的理论是什么呢?也许现在还不紧急,但是我们能说十年后不紧急吗?十年后紧急,十年后再做还来得及吗?

 

“表现/影响力”是打通良性循环的关键

 

公益行业的特点是给钱的人不受益,受益的人不交钱,不能仅靠个体自觉来提升能力,必须让表现来驱动资源选择,才能建立起机制上的优胜劣汰。比如美国的GuideStar,以自动抓取990表格为主,收录了270万家组织的信息,同时为每家组织提供展示页面,有近6万家组织自愿披露更多信息,GuideStar结合两者信息颁发四个级别的勋章。在中国,基金会中心网、易善数据等都在做相关的尝试。

 

“表现”这一环节还有一个特别需要重视的基础设施功能,就是应对行业性公关危机的反应机制。之前说到大众对于公益行业不知道、不了解,但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一旦有相关丑闻,传播速度和产生影响有时甚至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任何行业中都有表现不好的个体,避免出现“耗子”是不可能的,而把“那只耗子”和“一锅汤”区分开来的机制是我们需要去探索的。郭美美事件已经过去十年,如果现在再出现这样的事情,我们有信心说比十年前在行业层面有更好的准备了吗?

 

中国公益行业基础设施建设对资助者提出了更高要求


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也参考了美国、印度、拉美、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相关研究,总结出三点相同、三点不同。

 

一是从整体来看,要形成公益价值链的良性循环,这中间大部分的需求是一致的,不同点是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起点不同、环境不同,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不能照抄别人具体机构的样子或做法,而要考虑在中国实现这些需求的方式、结构、形态可以是怎样的。

 

二是全球公益慈善行业对于基础设施的价值普遍认识不足。对于中国而言,由于基础设施机构的能力还有很大提升空间,确实还没有发挥出很重要的作用,因此价值更不容易被资助者和公益同行所认同,亟需一批基础设施机构先做出来,用成效说话,而不仅仅是凭借“价值定位”来获得支持。

 

三是中国公益慈善行业基础设施需要战略性、创造性和耐心投入。全球公益慈善行业对基础设施的投资都不足够,中国又面临着资助机构少、资助资金少的情况,这对于已经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的资助方提出了更高要求,考验大家的战略性、创造性和耐性,因为我们可能需要用更少的资金、更长的时间办更大的事。

 

具体到资源、能力和表现三个环节,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资源”是个体机构非常重视,但是在行业层面没有集体动作。“能力”是在行业层面最先重视起来的,目前大部分投资也集中在这里,也许可以考虑将那些“实用型”需求更多消化在不同类型的基金会中,比如在现有单笔资助中增加一定比例的专业技术服务购买或能力建设费用,或者分配一些钱资助本议题共同知识的生产、引入和传播等等,这样才能把那些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战略目标的资助方的钱解放出来,去支持那些看起来“无用”的基础设施。“表现”是最不受重视的,个体机构做的少,行业层面也没什么投入,而如果能通过评估、沟通,帮助资源方择优等方式打通良性循环,尽管它不直接贡献于增加资源和能力,但却是机制性地“倒逼”大家提升能力,为资源持续进入打下基础。

 

在研究过程中受到很多专家学者和基础设施同行的启发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图谱仍在绘制过程中,尚有很多不完善之处,如您有任何建议或补充,欢迎联系张帆(zhangfan@cdr4impact.org)。


张  帆   资助者圆桌论坛副秘书长

专注于资助理念与方法的研究,资助机构战略与策略的协作,以及公益行业细分领域扫描,联合著有《资助通识》、《成效导向的资助计划设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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