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芸榕 李洪涛｜官员特征、更替压力对再教育经历获取的影响
官员特征、更替压力对再教育
经历获取的影响
杨芸榕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李洪涛
(大连理工大学)
引文参考：杨芸榕 李洪涛. 2022. 官员特征、更替压力对再教育经历获取的影响[J]. 公共管理评论,4(1):网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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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发展进入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日益复杂,这对党和政府的治理能力、 治理模式、治理效率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各级政府官员执政能力形成巨大考验。改革开放后一系列中央文件、会议精神提出领导干部要不断强化学习,要提升干部的领导能力专业化水平。目前研究多聚焦于官员学历对晋升选拔的作用,本文则从官员再教育学习的内生机制入手,对官员再教育经历获取的驱动因素及作用逻辑展开系统分析。本研究基于政治精英选拔理论与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由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两个层面对官员特征、更替压力与再教育经历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本研究通过对我国 281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市长信息数据的手工收集整理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并进一步通过空间计量模型对官员特征、更替压力对再教育经历获取的空间关联效应展开分析。研究发现:第一,官员的年龄与其再教育经历之间呈现负向关系,年轻官员更倾向于再教育经历的获取;第二,官员在外部更替压力较弱时会倾向于通过再教育获取的方式提升自身竞争力;第三,地区更替压力趋同、其他城市市长具备再教育经历优势时,官员也会倾向于在任期内积极获取再教育经历。
关键词
官员特征;更替压力;官员教育经历;政治精英选拔;官员晋升锦标赛
投稿时间：2021/10/18
送外审时间：2021/10/25
首轮外审完时间: 2021/11/12
录用时间：2022/2/10
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发展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官员在地方招商引资、投资建设、产业升级、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王贤彬和徐现祥,2014)。与此同时,为保障改革开放顺利推进、优化领导干部队伍结构、确保政府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提升,在党的十二大上,“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被写进新党章。我国发展进入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日益复杂, 这对党和政府的治理能力、治理模式、治理效率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各级政府官员执政能力形成巨大考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不断强化学习,要提升干部的领导能力专业化水平。① 结合晋升锦标赛理论与高阶理论,现有文献已经较为系统地论证了官员个体能力差异会影响其治理能力与政策偏好(文雁兵等,2020),进而学历水平成为政府任用选拔官员的重要因素(Chai et al. ,2020)。
① 相关内容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9 年 11 月 5 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2021 年 3 月 13 日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2021 年 11 月 11 日发布)。
这些实证发现自然引申出一个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官员为什么要获取更高学历? 目前主要的解释是从官员选拔任用制度的角度,由选拔、培养和激励三个维度分析官员为何以及如何实现个人能力的提升(姚洋等,2020)。一方面,在官员选拔与晋升激励过程中,选拔制度呈现出选贤任能的作用,具备高学历的官员更容易脱颖而出,这对官员提升学历水平起到激励作用。另一方面,政府的培养机制使得官员能够通过积极的再教育经历提高学历,满足党中央对干部不断学习、提升专业化能力的要求。即从政府选拔培养官员的角度出发,官员通过再教育经历提高学历是政府实现选贤任能与推进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唐皇凤,2016)。
官员通过再教育经历提高学历不仅是出于遵循上级指示精神而产生的行为,同时也是由官员内生动力推动而形成的普遍现象。由官员自身维度展开分析,再教育经历是晋升提拔过程中衡量个人能力的重要标准。官员在职业生涯中期望能够不断晋升,赢得晋升锦标赛的胜利( Li et al. ,2005;周黎安, 2007),政治绩效、个人能力、资历地位都是晋升锦标赛中的重要环节(冯芸和吴冲锋,2013)。官员的再教育经历获取正是基于晋升锦标赛治理模式下提升个人能力的重要实现路径。官员通过再教育经历的获取实现可量化的个人能力提升,从而在晋升锦标赛中不断增加被提拔的机会。
目前研究主要聚焦于官员学历对晋升选拔的作用,缺乏围绕官员再教育经历的系统性分析,未将官员的再教育经历与其个人经历、外部环境相联系。本研究基于政治精英选拔理论与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认为官员的再教育经历与其个人特征、 外部更替压力存在直接联系,官员的个人特征会影响其再教育经历的选择,外部更替压力也会对再教育经历的获取造成挤压。本研究由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两个维度,对官员特征、更替压力与再教育经历之间的关系展开分析。
相较以往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在研究问题上,以内部影响与外部影响两个维度探讨官员再教育经历获取的驱动因素及作用逻辑,分析个人特征、更替压力与官员再教育经历的关系,研究进一步丰富拓展了政治精英选拔理论与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的研究视角及内涵;第二,在理论上,研究基于政治精英选拔理论与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的分析框架,分析官员年龄、外部更替对其再教育经历获取的影响机制,以及官员再教育经历选择决策的运行逻辑;第三,在实证上,研究通过手工收集整理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市长个人信息数据,并匹配宏观经济数据, 构建形成面板数据模型,提升模型与数据分析质量。
二、 文献综述
目前研究主要由政府的政治精英选拔与官员晋升锦标赛两个维度,就中国官员及其学历问题展开研究分析。由政治精英选拔的维度进行分析,官员的个人能力、 专业化与治理水平是政府进行评估选拔关注的重点,年轻有为、能力更强的官员会在二元精英选拔中胜出( Jia et al. ,2015)。围绕着政治精英选拔条件,余绪鹏 (2014)、孙明(2011)等人提出我国政治精英选拔包括 5 种模式,即政绩成果、关系网络、学历背景、路径依赖、个人特征,在绩效选拔过程中,学历优势是领导干部选拔的重要衡量标准。Fisman et al. (2020) 进一步将社会网络关系与政治精英选拔相联系,发现官员的出生背景、教育背景是同侪竞争中政治筛选的关键指标因素。
由官员晋升锦标赛的维度进行分析,官员晋升是上级政府对地方官员的激励手段,能够促使地方官员不断满足中央及上级政府的需求(刘剑雄,2008)。已有大量研究论证了官员的学历水平与其选拔晋升之间存在着显著关联(曹春方和马连福, 2012;乔坤元,2013a;乐云等,2016;陈硕等,2019;Chai et al. ,2020)。姚洋等(2020) 进一步系统性地对我国官员的选拔、培养与激励的内在逻辑展开分析,发现官员的教育水平在晋升中具备明显优势,我国政府治理水平与官员专业化程度呈现紧密联系。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学者由政治精英选拔、官员晋升锦标赛等理论出发,对我国官员与其学历的关系,由不同维度进行了丰富的研究,但其视角主要集中于官员个人的教育经历、学历背景与晋升选拔之间的紧密联系,而对于官员获取再教育经历的内生机制关注不足,尚未探明官员通过获取再教育经历提升个人能力的驱动因素和作用逻辑。现有文献一方面忽视了地区竞争环境对官员获取再教育经历意愿的影响,另一方面对于官员个人特征与其再教育经历之间关系的系统研究也不充分。因此,本研究将官员特征、更替压力与再教育经历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手工收集整理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市长信息数据,进而展开实证分析。
三、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官员在职业生涯中需要不断满足政府需求,从而提高其提拔和晋升的概率。研究由政府需求和官员晋升两个维度对官员再教育经历的获取动机展开分析。
首先,研究由政府需求视角,基于政治精英选拔理论,对官员的再教育经历获取动机展开分析。官员选拔模式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政府对于官员的需求存在阶段性变化,其选拔标准会随着国家发展需求出现调整(王炳权和李海洋,2016;刘伟和刘丁如,2017)。我国在改革开放后进入经济和科技高速发展阶段,国家对于科学研究、专业技术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各级官员中技术型、专家型官员的数量不断增加 (陈天祥和徐雅倩,2020)。通过增加技术型、专家型官员实现政府对国家经济、社会 及科技发展的把握和掌控是这一阶段官员选拔的重要方向。同时,将国家重点工程项目的高学历人员纳入政府体系中,一方面可以拓宽科技人员表达政治诉求的渠道,另一方面对于保持国家科技事业的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Landry et al. ,2018)。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全球化与数字化对政府治理形成新的挑战等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下,政府对于官员的需求出现转变,具备更高水平管理能力和治理能力的官员更容易得到晋升和提拔。具有经济管理、人文社会科学等学科背景的官员会受到组织部门的重视,能够采取有效措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官员更容易得到政府的提拔。经济社会发展形式的动态变化使得不同时期政府对官员的需求也不断调整更新,官员可以通过获取再教育经历使自身具备可量化的、直观的优势条件,从而满足不同时期政府对官员的需求。
其次,研究由官员晋升视角,基于晋升锦标赛理论,对官员的再教育经历获取动机展开分析。为在晋升锦标赛中脱颖而出,官员需要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提升自身竞争力,政治绩效、学历背景等可量化评估的公开指标和公开信息均是进行晋升锦标赛评估的重要依据(皮建才,2012;杜兴强等,2012;罗党论等,2015)。其中,官员的政治绩效是影响其晋升提拔的最重要的因素(冯芸和吴冲锋,2013)。由于政治绩效的量化评估适用于全体官员,在选拔官员时最具备合理性,因此,官员在提升自身竞争力时往往优先考虑提升政绩。相较而言,官员获取再教育经历是其完全自主下的能力提升方式,相较于政绩、从政经历等其他指标,获取再教育经历的模式和路径都较为简单,外界干扰也最少。因此,通过接受再教育提升能力也是官员在晋升锦标赛中重要的路径选择。
通过由政府需求和官员晋升两个维度对官员再教育经历的获取动机进行分析, 可以看到,官员通过再教育经历的获取不断提升自身的学历水平,达到知识能力的量化评估标准,满足政府选拔干部的要求,从而在干部选拔过程中获得优势。由于官员的再教育经历与其实现选拔晋升之间存在着显著关系,因此其再教育的获取也存在非能力提升的投机性行为:通过不断获取再教育经历,实现其能力范围的扩大, 以适应政府选拔人才标准的变动。
基于上述分析,研究进一步从内部驱动因素(个人特征)和外部驱动因素(竞争环境)的角度,对官员再教育经历获取的驱动因素及作用逻辑展开探寻并提出研究假设。
第一,年轻官员的再教育经历获取更为频繁,通过再教育经历可以强化自身竞争力。由政治精英选拔理论进行分析,一方面,政府选拔官员时,关注官员的个人能力、专业化与治理水平(Zeng and Wong,2021)。由于年轻官员在政治资历、历练程度上均不具备优势,因此能够获得晋升的往往在个人能力上具备突出优势,该优势可量化为教育经历的丰富程度以及学历程度,基于此,官员年龄与再教育之间呈现负向关系。另一方面,政府在选拔官员时往往具备显著的阶段特性,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加速,素质高、专业化、学习能力强的官员被选拔的可能性更大(张三保和熊雅,2017),而年轻官员的学习能力更强、受教育程度更高,因此年轻官员得到政府培养、提拔的可能性提高,年轻官员倾向于通过丰富再教育经历提升个人能力,以进一步获取晋升机会。再由晋升锦标赛理论进行分析,一方面,年轻官员的政治资历、工作绩效、个人能力在晋升锦标赛过程中不具备说服力(赵源等,2015),因此他们更期望通过丰富再教育经历提升脱颖而出的概率。另一方面,官员晋升锦标赛模式的关键在于官员倾向于获取政治激励(陈潭和刘兴云,2011)、得到晋升。但大量的研究发现,年龄越大的官员在获取政治激励、得到晋升方面的期望越低。官员就任市长时越年轻,其获取晋升机会的可能性越大,因此其需要通过再教育经历提升个人能力,以应对更为严峻的考验与竞争(Li et al. ,2019)。就任市长时年纪越大的官员获取晋升机会的可能性越小,就任市长成为其政治生涯中最终的“政治奖励” (姚洋和张牧扬,2013),其获取再教育经历、提升个人能力的意愿较低。据此提出假设 1:
H1: 官员的年龄越小,其获取再教育经历的积极性越高。
第二,官员会在外部更替压力较弱时更为积极地获取再教育经历,官员面临的政治压力会显著挤压其再教育经历的获取意愿。由政治精英选拔理论进行分析,一 方面,政府在选拔官员时会综合考虑其治理水平、民意导向、个人能力、组织关系等多方面因素(Yan and Yuan,2020),官员积极获取再教育经历可以满足个人能力提升的需求,但获取再教育经历的重要前提是这一行为选择不会对政府的其他选拔指标形成干扰。外部更替压力过大,说明地区内人事变动频繁,对期望晋升的官员而言既是机遇又是危机,因此官员更倾向于积极提升工作绩效以应对挑战(乔坤元 b, 2013)。再教育经历的获取相较于工作绩效而言,优先级与时效性较低。另一方面, 地区内的官员频繁更替通常发生在换届年份,地区内更替压力的变化具备一定的阶段性特征,从而促使官员可以动态化地选择获取再教育经历的时机,避免在换届年份外出获取再教育经历。再由晋升锦标赛理论进行分析,一方面,官员需要在政治资历、工作绩效、个人能力上同时具备优势才能够获得晋升(Zhang et al. ,2018),而地区内的更替压力出现变化则意味着大量的人事变动,在这一阶段获取再教育经历的时间成本过高并且时效性较差,官员难以在短时间内有效提升学历水平,因此他们更倾向于通过提升政绩脱颖而出。另一方面,当外部更替压力较小、地区短时间内人事调动频率降低时,官员更倾向于通过获取再教育经历这一长期方式提升个人能力。官员必须合理处理个人能力提升与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而我国的地区官员更替、人事变动往往受到党委与政府换届的影响,具备显著的阶段性(王芳和陈硕, 2020),因此官员获取再教育经历往往选择顺应这一规律:在外部更替压力较小的时期通过获取再教育经历提升个人能力,而在外部更替压力较大的时期则从个人能力与工作绩效两个方面做好充足准备,通过这一模式有效提高晋升的概率。据此提出假设 2:
H2: 官员在外部更替压力较小时倾向于选择获取再教育经历以提升自身竞争力。
第三,官员的再教育经历获取受到空间关联效应的影响,同一地区的官员所面临的更替压力程度较为接近,因此获取再教育经历的决策也趋于相同。由政治精英选拔理论进行分析,政府对官员的选拔依据制度化的标准(何智美和王敬云,2007)。一方面,当地区更替压力较大时,频繁的人事变动对地区官员整体都形成了更替压力,期望被选拔的官员需要通过政绩优势脱颖而出,对选拔期望较低的官员也趋向于优化政绩以保证现阶段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当地区更替压力较小时,官员普遍处于较为宽松的政治考核环境,希望得到选拔升迁的官员倾向于在这一时期通过获取再教育经历等方式提升个人能力,从而为日后晋升积累优势。再由晋升锦标赛理论进行分析,一方面,官员要在晋升锦标赛中获胜,往往需要在同一地区内的官员中胜出,这使得官员的比拼具有地区效应(周黎安等,2015)。因此,地区的更替压力水平对官员获取再教育经历的决策产生了显著的空间效应,同一地区不同城市的官员在更替压力的驱动下形成了相似的再教育经历获取决策( 钟灵娜和庞保庆, 2016)。另一方面,官员在晋升锦标赛中的区位情况不仅取决于自身的能力水平,也取决于地区内的比较,即并非绝对指标的比较,而是相对指标的比较。在同一地区内,特征相同的官员间的竞争更为激烈(Chen et al. ,2017),他们通过获取再教育经历来提升个人能力及学历的意愿更为强烈,因此地区更替压力对官员获取再教育经历的影响具备空间关联效应。据此提出假设 3:
H3: 地区的更替压力对官员再教育经历获取的影响存在空间关联效应。
四、 研究设计
(一) 样本与数据
本研究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网站对我国 281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2003—2015 年的市长(副部级、正厅级)个人信息数据进行归纳整理。为了确保研究的准确性,研究选取了 2003—2015 年行政级别没有发生变化的 281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并且考虑到直辖市、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的特殊性,并未将这些省份纳入研究范围。官员个人信息数据收集整理自政府信息公开网站,并以百度百科数据进行补充完善;宏观经济数据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二) 模型设定
结合理论分析,本研究建立了官员特征、更替压力与再教育经历的实证模型,通过式(1)对假设 H1 进行验证,通过式(2)对假设 H2 进行验证:
其中,education 表示包含市长任期在内的全部再教育经历次数,majoreducation 表示官员就任市长期间的再教育经历次数,age 为官员的年龄,pressure 为官员的外部更替压力,control 为其余控制变量,cityi、yeart 分别表示城市、时间固定效应,uit 为干扰项。
为进一步验证假设 H3,本研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通过构建基于地理距离、经济地理的空间矩阵,来验证官员的再教育经历获取、地区的更替压力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式(2)进行改造,得到空间计量模型式(3):
其中,prioreducation 表示就任市长前的再教育次数,Wij 为空间矩阵元素。参考严雅雪和齐绍洲(2017)的研究成果,分别通过地理空间权重矩阵 W1 与经济地理权重矩 阵 W2 建立空间矩阵模型。空间矩阵 W1、W2 的构造原则如式(4)、式(5)所示:
其中,d 为两城市间的欧氏距离,参考曾鹏和李洪涛(2018)研究成果计算,yi、yj 为 i 城市与 j 城市在评估时间段内的人均 GDP 的均值。
(三) 变量测量
本研究变量分为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分别为官员包含市长任期在内的全部再教育经历次数与就任市长期间的再教育经历次数。① 主要解释变量包括官员的年龄(age)、外部更替压力(pressure)。本研究参考刘佳等(2012)的研究成果,对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官员外部更替压力进行计算,如式(6)所示:
① 本研究对官员再教育经历次数的定义为其结束第一学历、开始第一份工作后所获取的全部教育经历, 包括本科及研究生教育、党校培训、中青班与干部培训、函授学习等。
控制变量包括性别(gender)、专业类型(profession)、受教育类型(type)、“空降” 强度(central)、受教育年限(academic)、任期长度(tenure)、就任市长前的再教育经历 次数(prioreducation)。其中对性别、专业类型、受教育类型、“空降”强度通过虚拟变量进行表征。
(1) 性别。男性赋值为1,女性赋值为0。不同性别的官员的再教育经历获取意愿存在差异。
(2) 专业类型。人文社会科学类专业赋值为1,自然科学类专业赋值为0。官员获取再教育经历往往集中在经济类、管理类专业,而官员第一学历的专业类型会对其获取再教育经历产生影响。
(3) 受教育类型。脱产获取再教育经历赋值为2,在职获取再教育经历赋值为 1。通过加入受教育类型变量,可以进一步控制官员再教育经历获取方式对其意愿形成的影响。
(4) “空降”强度。“空降”指官员由中央直接调至地方任职。正厅级赋值为5, 副厅级赋值为4,正处级赋值为3,副处级赋值为2,未“空降”赋值为1。官员由中央调至地方任职往往出于对其培养、历练的目的,其未来的晋升空间更大,因此将“空 降”强度纳入对其再教育经历获取意愿的分析。
(5) 受教育年限。以其最终学历获取年数换算,再取对数得到。初中学历设为 9年,高中及中专学历设为12年,大专学历设为15年,本科学历设为16年,研究生学历(硕士)设为19年,研究生学历(博士)设为22年。官员的学历是其获取晋升机会的条件之一,因此官员会积极接受再教育以获取更高学历。
(6) 任期长度。官员于上半年发生更替,则统计任期不包含此年度;官员于下半年(包含6月)发生更替,则统计任期包含此年度。官员的任期越长意味着其晋升的可能性越小,获取再教育经历说明其在其他晋升指标上不具备优势,因此官员的任期长度和再教育经历之间存在紧密关系。
(7) 就任市长前的再教育经历次数。该指标是指官员在获得第一学历后到就任市长前接受再教育的次数。期望在晋升锦标赛中获胜的官员在继续接受教育方面往往具有连贯性。
本研究对官员的年龄、受教育年限、任期长度这3个连续性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一方面是考虑到这3个变量的数据绝对值相对于其他变量较大,可能导致数据平稳性与敏感性较差;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两个变量不存在非0取值,具备对数化处理条件。表1为281个城市面板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五、 实证分析
(一) 官员特征与再教育经历获取分析
官员的再教育经历获取受其个人特征的影响。本研究以我国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作为全样本,对官员特征与其再教育经历之间关系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由于再教育经历次数为计数变量,因此分别通过泊松固定效应模型(xtpoisson)、 固定效应模型(xtreg)进行估计,并对城市、时间固定效应进行控制,再以城市进行标准误聚类,以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干扰。具体结果见表2。
由表2的回归结果对假设H1进行验证,官员年龄与其再教育经历之间呈现负向相关性,说明年轻的官员更倾向于获取再教育经历,以提升自身在晋升锦标赛中的获胜机会。
进一步对控制变量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官员性别、受教育类型、“空降”强度与再教育经历之间呈现负向关系,说明:女性官员由于在晋升锦标赛中处于劣势,因此更期望通过获取再教育经历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在职学习的官员由于其第一学历在晋升锦标赛中不具备优势,因此更倾向于继续获取再教育经历;“空降”官员级别越高, 往往在中央政府工作时间越长,其本身就处于晋升锦标赛中的优势地位,因此获取再教育经历的意愿越低。官员的专业类型、受教育年限与再教育经历之间呈现正向关系,说明:人文社会科学类专业的官员、高学历的官员继续获取再教育经历的意愿更强。对比通过泊松固定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分析的回归结果,发现其估计系数基本相同,说明构建的模型具备一定的稳健性。
(二) 官员特征、更替压力与市长任职期间再教育经历获取分析
以官员就任市长期间的再教育经历次数为被解释变量,以分析官员特征、地区更替压力对其再教育经历获取的影响,具体结果见表3。
由表3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地区更替压力与官员就任市长期间的再教育经历获取呈现负向关系,说明城市的更替压力越大,其官员获取再教育经历的意愿越弱, 假设H2基本得到了验证。
通过对比表2、表3中官员年龄与再教育经历获取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官员的年龄主要在其就任市长前对其再教育经历获取产生显著影响,对其就任市长期间的再教育经历获取的影响显著性降低但保持负向关系。这一现象可以理解为在控制更替压力的情况下,年轻官员更积极地获取再教育经历,同时越年轻的官员越倾向于在职业生涯早期积极获取再教育经历。这说明,一方面,年轻官员更受到组织的重视和培养,但其政绩、资历相较年长官员可能不具备优势,因此其倾向于通过获取再教育经历体现个人能力;另一方面,年长官员的晋升机会边际递减,同时年龄劣势也使其获取再教育经历的动机与能力下降。综上可知,年轻官员在就任市长前会更加积极地获取再教育经历。
其余变量中,任期长度与其再教育经历之间呈现正向关系,说明官员任期越长, 其获取再教育经历的积极性越高,越期望通过个人能力的提升为自己在官员晋升锦标赛中取得优势。官员在就任市长前的再教育经历与其就任市长期间的再教育经历获取呈现正向关系,说明再教育经历的获取具有持续性、连贯性。人文社会科学类专业背景的官员更倾向于在市长任职期间获取再教育经历。
官员的性别、受教育类型、“空降”强度、受教育年限在固定效应模型下均与官员就任市长期间的再教育经历获取呈现不显著的关系,这说明官员在市长任期内获取再教育经历的动机与约束条件不是由其个人特征决定的,而是取决于晋升锦标赛的竞争环境。
(三) 空间计量模型分析
首先根据式(2)进行基准回归,然后提取模型(8)残差项、官员再教育经历次数、 更替压力、官员就任市长前的再教育次数等变量展开Moran's I、Greay's C检验,以判 断其空间相关性。① 结果表明,模型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说明具备展开空间计量分析的可行性与必要性。针对式(2)所构建的空间计量模型,进一步对选用的模型展开研究,通过最大拟然比检验(LR检验)与Wald检验,判定在地理空间权重矩阵 (W1)、经济地理加权矩阵(W2)下,空间杜宾模型(SDM)都不能退化为空间滞后模型(SLM)、空间误差模型(SEM),结果拒绝原假设,表明应当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展开空间计量分析。因此,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对式(2)所构建的空间计量模型进行评估分析,具体结果见表4。
① 具体结果受篇幅限制在此省略,感兴趣的读者可联系作者获取。
分析表4可以发现,主要解释变量的系数也与基本模型所得结论一致。从空间相关性上分析,地区更替压力、官员就任市长前的再教育经历次数在地理空间权重矩阵、经济地理加权矩阵模型中均保持显著,说明地区更替压力、官员就任市长前的再教育经历次数对就任市长期间的再教育经历获取存在着空间关联效应,表3的回归结果基本验证了假设H3。
由于表4显示地区更替压力、官员就任市长前的再教育经历次数对就任市长期间的再教育经历获取的作用存在空间溢出,因此需要进一步对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分解,即对空间杜宾模型下地区更替压力、官员就任市长前的再教育经历次数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展开分析,结果见表5。
由表5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在地区更替压力、官员就任市长前的再教育经历次数对就任市长期间的再教育经历获取的直接效应下,依旧呈现出更替压力越低、就任市长前越积极获取再教育经历的官员更倾向于在就任市长期间获取再教育经历, 研究结论与表3的结果保持一致。在间接效应中,地区更替压力、官员就任市长前的再教育经历次数对就任市长期间的再教育经历获取均起到显著正向作用,说明当地区更替压力趋同、其他城市市长具备再教育经历优势时,官员也会倾向于积极获取再教育经历。
六、 研究发现与讨论
(一) 研究发现
通过对我国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官员特征、更替压力与再教育经历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第一,官员的年龄与其再教育经历之间呈现负向关系,年轻官员更倾向于获取再教育经历。第二,官员在外部更替压力较弱时会倾向于通过获取再教育经历提升自身竞争力。第三,在地区更替压力趋同、其他城市市长具备再教育经历优势时,官员也会倾向于在任期内积极获取再教育经历。
(二) 讨论
第一,年轻官员更倾向于通过获取再教育经历提高学历,进而在晋升过程中积累可量化的优势条件。研究发现,官员的个人特征(年龄)会显著影响其获取再教育经历的行为选择。一方面,由于政治资历、历练程度等晋升条件都与年龄直接相关, 因此年轻官员能获得晋升机会,除了必备的政绩,还需要具备能够明显反映其个人能力的优势，而通过获取再教育经历提高学历水平作为可量化的反映个人能力的评价依据,能够促使年轻官员积极获取再教育经历。另一方面,政府在选拔任用官员时强调学习能力与专业化水平,而年轻官员由于在学习能力上具有年龄优势,因而更容易兼顾工作和再教育学习。不仅如此,官员年龄还决定了今后的晋升空间, 年轻官员在就任市长后具备更大的晋升空间,因此会更积极地通过接受再教育提升个人能力,以满足选拔条件;而年长官员就任市长可能是其最终的“政治奖励”(姚洋和张牧扬,2013),其进一步获取再教育经历的意愿较弱。
第二,官员通过获取再教育经历提高学历存在投机行为,使得将学历作为量化标准之一的官员选拔制度存在局限性。研究发现,官员会在外部更替压力较小时积 极获取再教育经历,并且这一行为受到同一地区相同特征官员行为的影响。中央政府期望官员强化学习与提升个人能力,一方面,在选拔官员过程中青睐高学历官员, 这对官员获取再教育经历形成了激励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培养机制的建立为官员提供接受再教育的机会。但由于官员获取再教育经历的内生与外生动机都以晋升为核心,因此官员接受再教育后个人能力的提升效果存在局限性。这一现象反映出官员作为“理性经济人”的个体特征。以学历水平作为量化标准之一的官员选拔任用制度难以有效促使官员强化学习与提升个人能力,无法有效满足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的目标要求。
参考文献 略
文章已于中国知网网络首发，经授权由《公共管理评论》公众号转载。建议到中国知网下载原文阅读，尊重版权，尊重学术。
编辑 | 常远 李舒敏
排版 | 王书铭
核发 | 梅赐琪
微信推送：2022年第2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