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中政府信任如何影响公众风险感知? 

——媒介依赖的调节作用

祝哲

（暨南大学）

张楠 张静

（清华大学）

华晓梅

（河北省档案馆）

引文参考：祝哲、张楠、张静、华晓梅. 2022.新冠肺炎疫情中政府信任如何影响公众风险感知?——媒介依赖的调节作用[J]. 公共管理评论,4(3):网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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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把握公众风险感知的规律并进行合理引导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至关重要。以往研究发现,政府信任是风险感知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却未有定论。在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事件情境下,政府信任如何影响公众风险感知? 媒介依赖会加剧或削弱这种影响吗? 本文从挤压效应和遵从效应两个角度来解释政府信任对风险感知的作用机制,基于2020 年 3 月在全国范围开展的配额抽样与便利抽样相结合的问卷调查,使用有序逻辑回归模型对 2432 份有效问卷分析发现:公众的政府信任负向影响其风险感知水平,公众的媒介依赖发挥调节效应。本文提出的影响机制解释了现有研究对政府信任和风险感知关系的争论,研究结论可以为我国各级政府制定有效的风险沟通策略提供实证支撑。

关键词

公众风险感知;政府信任;媒介依赖;新冠肺炎疫情;疫情防控

投稿时间：2022/2/21

送外审时间：2022/2/23

首轮外审完成时间:2022/3/11

录用时间：2022/5/30

一、 引言

2019 年年底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并迅速在全球蔓延,对国家应急管理和风险治理形成巨大挑战(文军, 2020)。其中,如何有效引导公众的风险感知,进而影响公众的防护行为,是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的重要问题之一(Jiang and Tang, 2022)。风险感知(risk perception)指个体对周围环境中影响自身安全因素的直觉性的、内在的反应(Slovic and Peters, 2006)。公众风险感知水平过低固然会导致疏于应对,而过高则可能导致过度反应,这都会给疫情防控带来压力(Rogers, 1975)。比如,风险感知过低的公众可能不重视戴口罩,而风险感知过高的公众则过度保守,不愿意复工复产等,甚至做出非理性行为(Gigerenzer, 2004)。对公众进行适时的风险沟通引导,使其保持合理的风险感知水平,对于常态化疫情防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政府风险沟通过程中,政府信任是影响沟通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张璇和伍麟, 2013)。一般而言,公众会通过建立对政府机构的信任体系来评估相关风险对自身及其家庭的负面影响,进而决定个人行为(黄懿慧等, 2019)。但是,目前关于政府信任与风险感知二者之间的关系还存在争论:第一,一些学者对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核电站等领域的风险研究发现,政府信任与风险感知之间是正相关关系,政府信任程度越高,个人的风险感知水平越高(Dong et al. , 2018; Fridman et al. , 2020;Gong et al. , 2020; Roh and Geong, 2021);第二,一些学者对核电站、纳米技术、飓风灾害等领域的风险研究发现,高水平的政府信任会降低公众的风险感知( Basoloet al. , 2009; Whitfield et al. , 2009; Kamarulzaman et al. , 2020);第三,还有学者基于洪灾风险的研究结果发现,二者的影响关系并不显著,比如,政府信任水平都比较低的两个地区,公众的风险感知水平却呈现显著差异(Mahdavian et al. , 2020)。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政府信任同样是影响公共部门疫情防控绩效的关键因素之一(Balog-Way and McComas, 2020; Bian et al. , 2021)。但是,政府信任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机制仍未厘清,在实际风险沟通中,缺乏研究支持可能会导致政府沟通策略选择失误。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媒介在政府和公众沟通过程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政府可以通过多媒介的风险沟通调节政府信任水平和公众风险感知,进而引导其防护行为(孙梦如等, 2020; Reddy et al. , 2020; 李宗亚等, 2021)。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响应期间,新媒体的使用分别正向影响公众的风险感知和政府信任(李宗亚等,2021)。现阶段,公众的媒介依赖和媒介偏好正在发生变化,开始从包括新媒体在内的多元媒介渠道获取危机事件相关信息(Tai and Sun, 2007; Lee and Choi, 2018)。多元媒介背景下,杨旎(2019)引入政府公共关系以解释政府信任互动过程,强调政府作为政民互动关系的主体,可以充分使用信息宣传和关系互动策略,实现由“专家决策”向“公众认知”的风险管理范式转移。在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中国政府已经建立包括新媒体、传统媒体、人际沟通等在内的多渠道风险沟通体系。常态化疫情防控中的跨媒介风险沟通为理解政府信任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机制提供了管理情境和实证证据。然而,目前对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情境下政府信任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机制,以及新媒体的使用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的研究,尚显不足。

本研究使用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阶段的调查问卷数据,检验公众的政府信任对其风险感知的影响机制,以及媒介依赖对公众的政府信任与其风险感知关系的调节作用。本研究可能的贡献在于:(1)建构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情境下政府信任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机制;(2)从风险沟通角度出发,检验媒介依赖对政府信任和公众风险感知关系的调节作用;(3)为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防控提供切实可行的风险沟通政策建议。本文内容安排如下:首先,在综述以往研究基础上,结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具体情境进行理论建构,并提出假设;其次,介绍问卷数据的收集过程,并根据数据结构选择分析方法;再次,汇报数据分析结果;最后,对研究结论进行讨论、总结,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一) 公众风险感知

风险感知可以有效调节个人的风险应对行为,Rogers(1975)梳理了个体采取保护行为的过程以及触发因素,提出了保护动机理论(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简称PMT)。PMT 主要包括以下三个要素:信息源、个体认知因素、个体保护行为。信息源传递的信息使个人感知到环境中的威胁,继而引发个体的风险感知和后续的行为改变。PMT 被广泛应用于地震、洪灾等自然灾害(Mulilis and Lippa, 1990; Bubecket al. , 2012)以及网络安全保护行为(Vance et al. , 2012)、个人健康行为(Grindleyet al. , 2008)等领域的风险感知和保护行为研究,近来也被应用于新冠肺炎疫情情境,来解释个人威胁因素的风险感知对其采取保护行为的影响(齐云飞等, 2020;Rad et al. , 2021)。

PMT 理论及其后续研究提出,对环境威胁因素的风险感知主要包括对威胁发生概率认知的概率风险感知和对威胁发生可能引发不良后果的后果风险感知(Bubecket al. , 2012; Lindell and Perry, 2012)。对于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特定情境来说,概率风险感知指个人感染新冠病毒的概率(感染风险感知),后果风险感知指对个人来说一旦感染对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威胁(生命风险感知)。关于概率风险感知引发的风险投保行为的研究显示,在面临洪水、飓风和化学污染泄漏等灾害时,公众对危机发生的概率感知将有效提升其采取相应防护措施的力度( Lindell and Hwang,2008);后果风险感知的相关研究显示,较之财产等损失,对生命安全威胁的感知能够更大程度提升个人的防护意愿(Knocke and Kolivras, 2007)。新冠肺炎疫情情境和以上关于个人健康风险、自然灾害等的情境不同,以上情境注重在危机未发生时期个人对威胁的风险感知,本研究的开展正处于新冠肺炎疫情危机进行时。因此,除以上两种对于威胁的风险感知之外,公众也会对周围环境中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程度进行判断(环境风险感知),进而调节自身保护行为。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对风险感知作如下划分:感染风险感知,即公众对感染新冠病毒概率的感知;生命风险感知,即感染新冠病毒并对自己生命安全威胁的感知;环境风险感知,即公众对周围环境中新冠肺炎疫情严重程度的感知。

(二)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政府信任与公众风险感知

政府信任来自政府绩效能否满足公众期待以及能否与公众信念保持一致(Grimmelikhuijsen et al. , 2013)。一般来说,如果人们对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满意度较高,他们更倾向于对当地政府表现出高水平的信任(Li, 2004; Kim, 2005)。在中国,公众对不同级别政府的信任水平存在差异,呈现“差序格局”特征,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高于地方政府( Li, 2004, 2016; Su et al. , 2016; Wu and Wilkes,2018)。研究发现,公众的政府信任来源于公众对政府保护公众安全的绩效、疫情防控绩效等方面的认知(Chanley et al. , 2000)。因此,在新冠肺炎疫情情境下,公众的政府信任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政府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绩效。

回顾以往研究对政府信任和风险感知的研究成果,一些研究显示,政府信任和公众风险感知呈现负相关。时勘等(200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对公共卫生事件防范措施的效果会负向影响公众的风险感知水平,公众对政府的高信任反而降低了公众的个人风险感知水平和行动意愿。关于其他类型风险的研究也有类似发现,洛杉矶地震灾害、新奥尔良飓风灾害和地震风险的相关数据分析同样揭示了公众对地方政府应对灾难的高度信任会降低其风险感知水平和备灾行为能力(Basolo et al. ,2009; Han et al. , 2017)。Whitfield et al. (2009)也发现,公众的政府信任度低,其对核电站的风险感知水平更高,更倾向于反对建造核电站;公众的政府信任度高,其对核电站的风险感知水平较低,采取反对行为的倾向更弱。

然而关于政府信任和风险感知关系的研究发现并不一致。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关于二者关系的研究发现,对政府信任程度越高的人,风险感知程度越高,并且遵守社会隔离管控要求的比例要高于不信任政府的人( Fridman et al. ,2020)。这一结论可能与政府通过各种沟通渠道说服公众遵从政府的要求有关。

为了能够对以上不一致的发现进行理论解释,本研究将二者的影响机制总结为两种效应。第一是挤压效应,指两种或者多种因素表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在经济学中挤压效应指一种资源的投入可能会阻碍或者降低另一种功能类似的资源的投入,比如数字经济可能会挤压实体经济的生存空间(周小亮和宝哲, 2021)。在风险管理过程中,挤压效应呈现为公众会由于对政府的信任和依赖降低自身的风险感知和防护准备。第二是遵从效应,指公众根据政府的要求调节自身的风险感知,因此政府信任和公众风险感知的关系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面对危机下的不确定情境,公众将综合考虑政府和自身的价值取向、政府的风险应对能力及政府可信度来决定对政府要求的遵从程度(Earle, 2010)。

以上两种效应的交叉会出现以下两类结果。第一,两种效应同时存在。当挤压效应和遵从效应对风险感知的方向一致时,政府信任将负向影响公众的风险感知;当二者影响方向不一致时,公众的风险感知水平将服从影响效用比较强势的一方;或者由于两种效应势均力敌,将可能出现政府信任对公众风险感知影响不显著的情况。第二,只存在一种效应。当只存在挤压效应时,也即政府对公众态度引导相对不足时,政府信任将负向影响公众风险感知;当公众对政府的备灾、响应行为暂不知情时,遵从效应占主导地位,政府信任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方向与政府风险沟通目标要求方向一致。

从 2020 年 2 月中旬开始,我国逐渐进入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在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第一,从挤压效应来看,高水平的政府信任将挤压公众的风险感知,降低公众的风险感知水平。中国政府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疫情防控措施,由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全国的疫情防控工作,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任组长。在中央的高度重视下,政府在具体行动上采取全民动员策略,集中社会力量确保应急效果(杨帆, 2021),有效提升了公众对政府疫情应对能力的信任水平(王化起和龙书芹, 2020)。因此,公众的风险感知水平可能因受到高水平政府信任的挤压而降低。

第二,从遵从效应来看,对于政府的信任有助于公众迅速认同政府的观点(Tormala and Petty, 2004; Tormala, 2016; Maglio and Reich, 2019),公众风险感知水平的高低取决于政府的风险沟通目标。政府是公众获取疫情信息的重要来源,在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阶段,政府风险沟通的主要目标在于稳定和降低公众的风险感知,促进复工复产和社会秩序恢复(祝哲和彭宗超, 2020)。沟通内容主要包括如下几点。一是传播科学防护信息。需要告知公众疫情的扩散过程,及时对公众发出警告;也需要向公众宣讲感染病毒后的发病特征、治疗手段和防护措施(Ulmer and Sellnow, 2000)。二是传播危机事实信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个人更倾向于关注疫情相关信息(闫岩和温婧, 2020),政府向公众公开确诊、治愈、死亡人数等相关信息。三是引导公众情绪和认知。环境威胁的不确定性可能引发较高水平的风险感知,个体的决策具有感情化和情绪化特征,呈现非理性的心理状态 ( Daase and Kessler, 2007)。政府大力推进复工复产使公众坚定信心,营造积极的抗疫氛围。前两类信息有助于打击谣言、消除恐慌,提升个人应对疫情的效能感,稳定公众情绪;第三类信息将直接激发公众的正面情绪,降低其风险感知,进而促进公众遵从政策要求(徐彪等, 2020)。而在常态化疫情防控情境下,公众对政府越信任,越倾向于认同政府在风险沟通中的观点,从而环境威胁引发的风险感知水平也降低了。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1:

假设 1a: 公众对政府信任程度越高,感染风险感知程度越低。

假设 1b:公众对政府信任程度越高,生命风险感知程度越低。 

假设 1c:公众对政府信任程度越高,环境风险感知程度越低。

(三) 媒介依赖的调节作用

媒介依赖意味着个人风险信息的来源主要是某类媒介。过往研究多采用单个或多个媒介平台的使用频率来测量媒体使用情况(Morton and Duck, 2001),而从媒介依赖视角出发的研究则更倾向于了解个体在其相对依赖的媒介上的收获(Ho et al. ,2015; Kim et al. , 2019)。还有学者将媒介依赖分为社会依赖(social dependency)和信息依赖 ( informational dependency), 并分别考察了二者的作用 ( Lee and Choi,2018)。但上述测量方式均无法表征媒介依赖的替代效应和挤占效应,即对新媒介的依赖是相对于传统媒介和人际媒介而言的,一个人相对更多地使用新媒体来获取信息,将被划分为新媒体媒介依赖型(莫森和张悦, 2013)。

媒介为观察政府信任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机制提供了具体场景。媒介发挥着向公众传达当前政府运作状况相关信息的作用,是沟通政治系统和社会公众的桥梁(Siebert et al. , 1963)。媒介可以促进公众学习专业知识 ( Briñol and Petty,2006)、影响公众政治态度(Petty et al. , 2002)等。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新媒体在引导公众风险感知方面的作用日渐凸显(Lin and Lagoe, 2013; Palen and Anderson,2016; 祝哲等, 2018; Zhu et al. , 2020)。媒介依赖理论特别指出,社会的变动越剧烈,公众的不确定感越强,其对大众传媒的依赖越深,受到的影响越大(Ball-Rokeach,1985),突发公共卫生危机情境更会加剧公众的媒介依赖对象从传统媒介向新媒介的转变程度(Tai and Sun, 2007)。

从挤压效应和遵从效应来看,公众对传统媒介和人际媒介的依赖将增强政府信任对公众风险感知的作用,而公众对新媒体的媒介依赖将削弱政府信任对公众风险感知的作用。在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政府的风险沟通目标在于宣传抗疫成果,降低公众风险感知,树立复工复产信心。一方面,公众虽然更多地使用新媒体作为信息获取渠道,但公众对传统媒体的信任程度更高(闫岩和温婧, 2020),而来自电视、社区、政府人员的信息与政府要求高度一致。所以,从挤压效应来看,对传统媒介和人际媒介的依赖可能导致公众的风险感知降低;对传统媒介和人际媒介的依赖将会进一步加强遵从效应,增强政府信任对公众风险感知的作用。

另一方面,与传统媒介和人际媒介不同的是,一些自媒体平台为了吸引流量,传播信息庞杂,内容夸张(李希光等, 2020),扰乱政府与公众的风险沟通过程(薛可等, 2017)。对新媒体依赖水平较高的公众面对短时间内形成的舆论风暴和海量互相矛盾的信息,其不确定性和恐慌感将会增强(Naeem, 2021)。比如,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间,马来西亚政府一再强调新冠肺炎疫情的高风险特征,这导致公众的政府信任和风险感知水平正相关,并且新媒体依赖会加强二者之间的正向关系(Hassan et al. , 2021)。针对疫情期间中国新媒体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结论,即新媒体的使用可能引发公众的恐慌情绪(解庆锋, 2021)。因此,从挤压效应来看,对新媒体存在媒介依赖的公众可能更多接触到内容夸张、与官方不一致的信息,从而政府信任的挤压效应被削弱,公众的风险感知被提升;从遵从效应来看,这些信息可能导致公众接触到与政府截然相反的观点,使得公众对政府目标的认知出现偏差,进而降低政府信任的遵从效应,公众的风险感知被提升。由此,提出假设 2:

假设 2a: 对新媒体的媒介依赖可以削弱政府信任对于感染风险感知的负向作用。 

假设 2b:对新媒体的媒介依赖可以削弱政府信任对于生命风险感知的负向作用。 

假设 2c:对新媒体的媒介依赖可以削弱政府信任对于环境风险感知的负向作用。

整体研究框架如图 1 所示。此框架图的实线部分包含政府信任、媒介依赖和风险感知的关系,说明政府信任对风险感知的直接影响和媒介依赖的调节作用;虚线部分用以阐释变量之间的影响机制,即挤压效应和遵从效应。

三、 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和分析方法

本文数据来源于清华大学研究小组于 2020 年 3 月 2 日至 3 月 31 日进行的全国性的线上问卷调查。为了保证问卷的有效性,首先,课题组结合已有研究选取可能影响疫情风险感知的相关变量,形成初步问卷;接着,在 2 月进行了一次预调研,根据反馈意见修改了题目表述和题目数量;最后,研究者使用便利抽样和配额抽样方法,在考虑到年龄、地域、性别等因素的基础上进行线上问卷发放。便利抽样阶段共收回了有效问卷 932 份。此外,课题组委托调查公司通过配额抽样在全国范围内收集了 1500 份有效问卷。配额的原则如下:依据国家统计局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应的年龄结构比例,确定了各种年龄组人员的分配比例;按照全国各省份的地域进行均衡分布式样本数据收集,内蒙古、新疆、西藏、广西和宁夏等疫情少发地区发放 10 份问卷,湖北、广东、北京、天津等疫情严重地区发放 80 份问卷,其余省级地区均发放 50 份问卷。最后,共回收有效问卷 2432 份。问卷由受访者自行填写。为了保障问卷质量,根据以下标准剔除无效问卷:删除同一数值、未成年、答题时间过短(小于 4 分钟)、注意力检测题未通过(同样题目前后分值差距大于 1)等样本。此外,为了降低社会期望偏差的影响,问卷引言部分向受访者说明这是一次匿名调查,且数据仅会被用于学术研究。

(二) 变量测量

本文通过李克特 7 分量表( Likert Scale)进行感知类、使用频率类变量测量,见表 1。

1. 因变量: 风险感知

风险感知是指在应急情况下个人对周围环境威胁人身安全的直觉( Slovic and Peters, 2006)。在新冠肺炎疫情情境下,风险感知包括感染风险感知、生命风险感知和环境风险感知。本文设置 3 道测量题目,采用李克特 7 分量表分别测量以上风险感知,1 代表风险感知很低,7 代表风险感知很高。

2. 解释变量

政府信任。本文中的政府信任主要指公众对政府的新冠肺炎疫情响应能力的信任程度。政府信任包括对多层级政府的信任(Li, 2004),但无论中央政府信任还是地方政府信任,对公众风险感知都存在着显著的随机斜率效应,即影响效果相似(赵成和王思琦, 2019)。所以本文采用李克特 7 分量表分别测量公众对所在县市区政府、省级政府、中央政府三级政府控制新冠肺炎疫情能力的信任度,使用三道题的加总分值测量政府信任。1 代表非常不信任,7 代表非常信任。

媒介依赖。为了考察这种强调偏好的媒介依赖,本研究多次使用德尔菲法,邀请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上海交通大学、暨南大学的专家组开发了一种融合方向和权重的混合测度来测量媒介依赖,类似的综合测度设计在过往的网络连接度( internet connectedness)测量中得到过应用( Jung et al. , 2001)。测度基于调查中的八个相关题项(见表 1),分别包含 4 道与具有社交属性的新媒体使用相关的题项、3 道传统人际传播相关题项和 1 道传统媒体相关题项。考虑到疫情期间的非接触原则,未纳入传统纸媒的题项。测度主要考虑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设置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人际媒介的正负极性考察相对依赖;另一方面,通过差值赋权缓解挤占效应的影响,重点考察个体对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人际媒介的依赖差异,而不是不同新媒体间的依赖差异。因此,经过与专家组的多次讨论,确定了媒介依赖水平的计算公式:媒介依赖水平 = 1×排名第一新媒体+0. 8×排名第二新媒体+0. 2×排名第三新媒体-0. 5×传统媒体-1×排名第一人际媒介-0. 5×排名第二人际媒介。

3. 控制变量

王甫勤(2010)发现,公众的风险意识主要受个人认知能力、城乡分割和社会阶层地位的影响。具体说来,受教育程度越高、阶层地位越高的人,风险意识越强。性别也是学者关注的一个因素,应纳入风险感知的评估研究中(Khan et al. , 2020)。因此,本研究将年龄、性别、学历、职业、收入等人口统计学因素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此外,本研究还将个人对治愈病例的关注度、被访者所在省份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等列为控制变量。

年龄:18~23 岁赋值为 1,24 ~ 30 岁赋值为 2,31 ~ 40 岁赋值为 3,41 ~ 50 岁赋值为 4,51~60 岁赋值为 5,61 岁及以上赋值为 6。性别:男性赋值为 1,女性赋值为 2。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赋值为 1,初中赋值为 2,高中、中专赋值为 3,专科赋值为 4,本科赋值为 5,研究生及以上赋值为 6。职业:事业单位、公务员、教师等公共部门供职人员赋值为 1,其他赋值为 0。年收入:3 万元以下赋值为 1,3 万~5 万元赋值为 2,6 万~10 万元赋值为 3,11 万 ~ 15 万元赋值为 4,16 万 ~ 20 万元赋值为 5,21 万 ~25 万元赋值为 6,26 万~40 万元赋值为 7,40 万元以上赋值为 8。确诊病例数:当天被访者所在省份的新增确诊病例数。治愈病例关注度:被访者对所在省份治愈病例的关注程度。

四、 分析结果

(一)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本文选用 Stata16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1. 关键变量统计

表 2 展示了一些关键变量,其描述性统计分析如下。

风险感知:公众的感染风险感知水平较低(均值为 2. 94),环境风险感知水平中等(均值为 3. 50),生命风险感知水平较低(均值为 2. 39)。

政府信任:公众对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和县市区政府的信任度平均值分别为 6. 36、6. 01 和 5. 78。虽然呈现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的差序信任,但总体处于较高水平。研究将使用三级政府信任度的累加值测量公众对政府的新冠肺炎疫情响应能力的信任度(均值为 18. 16)。

媒介依赖:在媒介依赖方面,公众整体对新媒体有微弱偏好(平均值为 0. 24),标准差显示公众媒介依赖比较多样化,各原始题项表和媒介依赖测度的均值和标准差见表 2。具体来说,新媒体方面,有 1363 位(占比为 56. 04%)被访者将微信作为最常用的获取信息的渠道,有 782 位(占比为 32. 15%)被访者将微博作为最常用渠道,有1107 位(占比为 45. 52%)被访者选择新闻客户端作为最常用渠道,有 845 位(占比为34. 75%)被访者将支付宝等平台作为最常用渠道①。

① 使用频率排名并列第一的各自被计算为第一顺序。

2. 人口统计学因素统计

性别分布较均匀,男性和女性分别占 47. 94%和 52. 06%。总体来看,样本覆盖了各个年龄层的公众,其中 24 ~ 30 岁、31 ~ 40 岁的受访者最多,分别占比 20. 45%、21. 55%,18~23 岁的占比为 13. 7%,41 ~ 50 岁的占比为 14. 6%,51 ~ 60 岁的占比为12. 9%,61 岁及以上的占比为 16. 8%。各阶段学历基本均有涉及,本科人数占比最大,为 42. 43%。受访者职业分布均匀,其中农民占比 1. 64%,个体工商业占比者 4. 77%,公司企业职员占比 33. 63%,事业单位职员占比 9. 09%,公务员占比 10. 73%,教师占比4. 40%,离退休人员占比 14. 51%,自由职业者占比 3. 45%,无业者占比 1. 40,失业者占比 0. 37%,学生占比 15. 30%,其他占比 0. 04%,医护工作者 0. 66%。年收入方面,20 万元以下的受访者最多,占比 93. 67%。

(二) 回归分析结果

由于因变量是定序变量,文章使用有序 logistic 模型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见表 3。

在表 3 中,模型 1、模型 3、模型 5 显示假设 1a、假设 1b、假设 1c 通过检验,政府信任和三类风险感知呈负相关关系。在控制其他变量情况下,公众对政府防控疫情的信任程度与三类风险感知程度均在 p<0. 01 的水平上显著,相关系数分别为-0. 13、-0. 23、-0. 10。因此,在新冠肺炎疫情情境下,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越高,其感染风险感知、生命风险感知、环境风险感知水平越低。

模型 2、模型 4、模型 6 显示假设 2a、假设 2c 通过检验,假设 2b 未通过检验。模型 2a、模型 2c 结果显示,公众的政府信任与媒介依赖的交互项回归系数在 p<0. 0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在新冠肺炎疫情情境下,媒介依赖会削弱政府信任对感染风险感知、环境风险感知的负向影响,而对政府信任与生命风险感知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使用逐步回归法、分样本回归(将便利抽样样本和配额抽样样本分别回归)对数据分析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发现,假设 1a、假设 1b、假设 1c 结果稳定,政府信任和公众的感染风险感知、生命风险感知在逐步回归过程中始终负向显著相关;假设 2a、假设 2c 结果稳定,媒介依赖在逐步回归过程中始终正向调节政府信任对感染风险感知、环境风险感知的负向影响;假设 2b 结果稳定,没有通过检验,交互项的系数始终不显著。

五、 讨论和结论

本研究结合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具体情境,分析政府信任、媒介依赖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第一,公众对政府信任程度越高,自身风险感知水平越低。第二,部分证实了媒介依赖调节政府信任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新媒体的使用削弱了政府信任对于公众感染风险感知、环境风险感知的负向影响,而新媒体对政府信任和生命风险感知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未得到证实。本文从风险沟通的角度对现有政府信任和公众风险感知的研究争论进行了理论解释,并且引入媒介依赖因素进一步阐释了二者之间的关系。

理论上,第一,与以往研究对比,研究发现,在公共卫生事件常态化防控过程中,政府信任和风险感知之间呈现负向关系,该结论与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Whitfield et al. ,2009; Hu et al. , 2020)一致,与另一些学者的研究结论(Dong et al. , 2018; Fridman et al. , 2020)则存在一定分歧。并且,公众对新媒体的媒介依赖会削弱政府信任对公众风险感知的负向影响,这与新冠肺炎疫情下对新媒体的研究结论一致(Hassan et al. ,2021; 解庆锋, 2021)。

第二,此研究可以对政府信任和风险感知关系的争论做出解释。以往研究结论出现分歧的关键点在于未厘清政府信任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机制。本研究在总结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两种影响机制:挤压效应和遵从效应。在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这两种效应均有可能起作用。就挤压效应而言,其导致政府信任和公众风险感知水平负相关(时勘等, 2003; Basolo et al. , 2009; Han et al. , 2017; Hu et al. ,2020)。中国政府对疫情风险的有效回应显著提升了公众对政府防控能力的信任水平,进而公众的风险感知降低了。就遵从效应而言,其意味着政府信任对公众的风险感知有影响,且影响方向是高度情境化的,及在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政府信任和公众风险感知水平负相关(Earle, 2010; Whitfield et al. , 2009)。一方面,在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政府想要降低公众的风险感知,推动企业复工复产,恢复社会正常的运行秩序。另一方面,在局部暴发疫情时,政府也需要提升一部分公众的风险感知,进而提升其防护行为水平,尽快控制疫情,保障社会安全(Fridman et al. , 2020);同时,政府希望降低另一部分引发公众非理性情绪的过高水平的风险感知,防止网络舆情危机,维持社会安定(祝哲和彭宗超, 2020)。因此,结合具体疫情防控情境,这两种机制可以更好地解释以往研究的矛盾之处。比如,虽然一些研究发现疫情期间政府信任和公众风险感知水平是正相关关系,但此研究的情境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此时遵从效应占主导,政府希望提升公众的风险感知,进而促进其遵从政府政策,提升个人防护水平,以阻断疫情传播(Fridman et al. , 2020)。

第三,结合媒体环境特征和危机个体决策特征,从挤压效应和遵从效应角度分析发现,公众的新媒体依赖对政府信任和感染风险感知、环境风险感知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凸显(Lin and Lagoe, 2013; Palen and Anderson, 2016)。一些研究发现,公众正在越来越多地使用新媒体获取疫情相关信息(闫岩和温婧, 2020)。疫情期间,一方面,包括数量众多的自媒体在内的新媒体追求流量,会报道一些关于疫情防控的负面新闻(李希光等, 2020),引发公众对政府疫情防控能力的怀疑,降低政府信任的挤压效应。另一方面,与官方媒体观点相冲突的虚假信息在新媒体平台传播,导致公众产生恐慌情绪(解庆锋, 2021),进而引发公众的高风险感知,降低政府信任的遵从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公众的新媒体依赖对政府信任和生命威胁感知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个人对可能给自己带来生命损失的小概率事件的发生概率存在决策偏差。一方面,当使用大数字呈现小概率事件的时候,公众会进一步低估小概率事件的发生概率(Yamagishi, 1997)。新冠肺炎在世界范围内感染人数很多,可能会导致个体低估自己的感染死亡概率。另一方面,个人的决策呈现过度自信偏差,个人对一些小概率的影响自己生命安全的疾病和意外的感知概率要小于客观实际的概率(高楠等, 2019)。因此,即使一些抓眼球的流量新闻可能引发公众对新冠肺炎无法治愈的担忧,但是概率估计偏差效应和过度自信偏差效应可能会抵消这种担忧。

实践中,从政府在风险沟通实践中引导公众风险感知的实际需求出发,本研究从政府信任和新媒体角度提出以下建议。一是政府应系统性提升政府公信力。各级政府应继续加大政务信息公开的范围和力度,及时、准确回应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同时,完善公民参与渠道,重视公众的意见和建议,保证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与公众生活相关的重要议题被及时纳入政府议事日程中,提升政府的公信力。

二是把握媒介传播趋势,加强新媒体管理,深度提升政务服务水平。首先,灵活运用微信、微博、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充分结合传统媒体的专业性、权威性与新媒体的灵活性、便捷性,打造矩阵组合优势,促进各级机构、各类媒体发布客观公正、科学权威的信息,引导提高公众对谣言的辨识能力,消除谣言传播的环境。其次,政府风险沟通相关部门需要通过区分不同人群接收信息的偏好,确保各类人群都能及时接收到政府推送的准确信息。最后,注重发挥媒介的信息汇总、监督和反馈等作用,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促进社会良性治理。

本研究仍有以下不足之处,第一,囿于疫情环境限制,课题组只能通过网络形式获取问卷,并且只能在特定的时间段收集问卷,这可能导致样本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如无法接触网络的群体、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群体被排除在调查外,也导致无法观测到 2020 年 3 月之后常态化疫情防控管理情境下公众态度的变化。第二,本文提出了挤压效应和遵从效应,但是定量数据很难描述这两种机制的作用过程,对这两种机制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检验。因此,本文也提出了研究展望,第一,在后续研究中,可以再次发放问卷,并且结合疫情防控要求,使用电子版问卷和纸质版问卷相结合的方式收集数据,以获取更加具有代表性的样本。第二,开展定性研究,补充访谈等定性研究数据,以证实和比较挤压效应和遵从效应的影响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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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常远  李舒敏

排版 | 王书铭

核发 | 梅赐琪

微信推送：2022年第1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