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理论导向的个案研究: 

过程追踪与一致性分析的混合设计

陈 超

（上海交通大学）

游 宇

（厦门大学）

引文参考：陈超、游宇.2022.迈向理论导向的个案研究:过程追踪与一致性分析的混合设计[J]. 公共管理评论,4(4):网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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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案例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在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领域,采用案例研究方法的文章又以个案研究居多。这些研究都有“重叙述、轻因果”的共同特点,即把案例作为一种描述性工具,试图在一系列事实的基础上创造一些看似新的概念来作出贡献。尽管这类个案研究的价值毋庸置疑,但是它们掩盖了个案研究在因果推断方面的重要功能。为了弥补现有文献的这一局限,本文提出,将过程追踪法与一致性分析法相结合的混合研究设计是一种在个案中开展因果推断的有效途径。过程追踪法旨在通过识别机制进行因果推断,而一致性分析法则更有助于排除其他竞争性解释,因此,整合二者的混合方法设计将会助益以因果关系与因果机制为中心的解释性个案研究。本文在讨论了过程追踪法与一致性分析法的基本思路基础上,为这一混合研究设计提供了一份清晰的操作清单。此外,本文也通过与少案例比较法和定性比较分析法等案例导向方法对比,以揭示过程追踪法和一致性分析法的鲜明特点,从而阐明这一混合方法设计的优势与潜在局限。最后,正是在这种强调“因果”与“解释”的意义上,我们呼吁未来出现更多以理论为导向的个案研究。

关键词

个案研究;过程追踪法;一致性分析法;因果机制

投稿时间：2022/1/13

送外审时间：2022/1/15

首轮外审完成时间:2022/3/9

录用时间：2022/7/7

一、引言

习近平(2016)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要求,“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从而“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根据这一要求,立足我国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个案研究,已经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相关成果层出不穷。

然而,纵观近年来在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等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发表的个案研究,其中虽然不乏真知灼见,但是却常常呈现出“重叙述、轻因果”的典型特征。其主要原因很可能来自两个层面。其一,在案例研究认识论层面,对案例研究究竟要做什么,中国学界尚缺少系统的标准,这也导致案例研究的水准参差不齐,成果很难相互联系,无法形成新知识的理论积累(张静, 2018)。无论是对于经济学等长于计量分析的学科,还是对于定性研究者本身而言,案例研究“在何种意义下是一项专业性的社会科学研究,而不是一种个人理解”? 换言之,案例分析应当摆脱“重复碎片式的孤立故事”,使得相关成果“建立相互的系统关联”(张静, 2018)。其二,在案例研究方法论层面,当前学术界进行案例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自我循环式案例研究大行其道,即研究者往往基于特定个案提炼出一套理论框架,然后将这个框架置于文章开头,再用同一个案例来验证这个框架(蒙克和李朔严, 2019)。类似的案例研究也最终会陷入一种循环论证、同义反复的困境,而读者也难以看到其逻辑严谨的推断过程,也无从判断文章观点与既有文献在解释力上的差异(耿曙和王颖颖,2022)。

因此,在我国当前的个案研究①中,一方面既要明确案例研究进行理论建构与因果推断的核心目标,另一方面也亟待引入科学的研究方法,从而既能提高逻辑推断的严谨性,又能辨析不同观点之间的解释力,最终真正实现理论上的创新与积累。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本文首先介绍两种适用于个案研究的方法,即过程追踪法与一致性分析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将两种研究方法相结合的个案研究设计。本文指出,过程追踪法能够帮助研究者有效地识别机制过程,而一致性分析法则便于区分不同观点之间的优劣。因此,二者结合使用将大大增强文章论证的内部效度,从而提高理论增量的可能性。

①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是社会研究的两大哲学传统。从科学主义传统出发,社会研究旨在探索因果关系与开展因果推断;而从人文主义传统出发,学者研究的目的在于阐释人类行为与社会现象背后的意义系统。本文特指在科学主义传统下关于“个案研究”的探讨,并不涉及人文主义传统下“个案研究”的相关内容。

尽管现有研究对过程追踪法与一致性分析法的设计思路与变体进行了较多的讨论,但是正如汪卫华在《过程追踪法:基本原理与指导方针》(比奇和佩德森,2020)一书的译者后记中所言,该书以及现有相关研究的介绍均长于研究设计,而短于具体应用。因此,本文的主要意义在于,不仅要梳理过程追踪法与一致性分析法的设计与整合思路,还要介绍如何有效地将其应用到具体研究中。通过一项具体的研究,本文为读者未来将两种方法结合使用的研究设计提供了一份清晰的操作清单。此外,我们还通过与其他方法在多维度上的对比,充分展示了过程追踪法与一致性分析法的特征,从而使大家不仅能够了解两种方法的具体使用方案,更能理解不同方法各自的优劣与根本性差异。

二、 个案中的理论建构: 过程追踪法

过程追踪法是一种通过识别因果机制从而检验因果关系的研究方法。在个案研究中,研究者可以使用该方法检验新提出的理论框架,因此它是一种具有理论建构功能的研究方法(孙婧婧和和经纬, 2020)。为什么过程追踪法可以利用个案检验因果关系? 我们又该如何使用这一方法展开因果推断?

(一) 过程追踪法为什么可以在个案中检验因果关系?

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通过个案研究是否能够开展因果推断与检验? 从常见的几种方法来看,例如实验法、比较案例分析、计量分析等,答案是否定的。然而,过程追踪法的方法却让这一看似不可能的情况变成了可能。这主要是因为,过程追踪法是一种旨在识别因果机制的方法,这种方法通过识别因果机制存在与否,进而确认因果关系得以建立的可能性。进一步来说,传统方法通过变量控制的方式得以检验因果关系建立的可能性,注重的是因果效应的大小,而过程追踪法则是通过考察因果的中间过程反观因果关系的可能性,反映的是一种“机制世界观” ( mechanism worldview) (Gerring, 2008; Beach, 2013; 张长东,2018)。

那么,究竟什么是因果机制? 对于这一定义,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五花八门的定义。如果仅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一个能够被广泛接受的定义是:因果机制是原因(X)如何影响结果(Y)的过程。Beach and Pedersen(2013)进一步将这一过程拆解为由两个要素组成的不同步骤。其中一个要素是主体(entity),另一个要素是行动(activities)。这样一来,嫁接在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因果机制就变成由不同主体通过发生具体行动所产生的一连串的步骤集合。

在一项关于某省新版医疗服务价格目录修订为何“难产”的研究中,作者以 F 省基本医疗服务价格目录修订过程为案例,发现政府部门间的政策协调深受“碎片”的制度化过程影响(吴文强, 2021)。图 1 展现了这一具体的因果机制:基于从案例研究中得出的经验见解并将其理论化,从而连接原因条件和结果这两部分组成①。

① 需要指出的是,以该文为实例,并不意味着该文是使用该研究方法的一个范本,而仅仅是因为其研究问题和基本内容可以帮助我们对因果机制和过程追踪进行展示。

实际上,如此理解因果机制可以在两个方面帮助我们进行理论建构:第一,因果机制是由各个部件组成的逻辑严谨的链条,并包含了客观实体的具体行动;第二,为研究者后续的个案研究指明了方向,即研究者应该系统地追踪是否有证据表明存在这一机制的可供观察的证据。

(二) 过程追踪法如何在个案中检验因果机制?

从过程追踪法识别因果机制这一核心要义出发,可以推知,研究者在搜集证据的过程中应当紧紧围绕“主体” 与“行动” 这两大要素展开。这恰恰正是布雷迪等(Brady et al. , 2010)提出的“因果过程观察”(Causal-Process Observations, CPOs)。

正如布雷迪等所强调的那样,定量传统是数据集观察(Data-Set Observations,DSOs)模式,而质性传统则是因果过程观察模式:在前一种模式中,观察结果按照指定样本的特定变量的数值数组来收集,同时,数据集观察不仅在定量研究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在基于跨案例分析的定性研究中也同样重要;后一种观察模式则主要基于背景、过程或机制的深入分析。这些观察提供了另一种洞察解释变量以及这些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关系的来源——因果过程观察的优势不在于覆盖面的广度,而在于洞察力的深度(Brady et al. , 2010)。

那么,基于因果过程的观察在过程追踪法中又有怎样的用处呢? Van Evera(1997)从两个维度将基于因果过程的观察所获得的证据划分为四种类型,从而为过程追踪法检验因果机制奠定了基础。第一个维度涉及预测的独特性,即如果我们以高度独特的方式提出假设,并且找到了预测的证据,那么我们在机制存在的可能概率上就会增强信心。与之对应的另一个维度称作“必要预测”,即预测是明确且必须遵守的,否则该理论就无法通过实证检验。由此可见,在检验因果机制时,独特性证据的获得具有高度确证效力,而必要性证据的丧失具有高度的否定效力。表 1 则是关于上述两种维度的四种区分与举例。

结合以上四种证据,Van Evera 提出了四种检验的类型:风吹稻草型( straw-inthe-wind)、环箍型(hoop),枪口冒烟型(smoking gun)、双重决定型(doubly decisive)。证据类型与检验类型的对应关系参见表 2。

具体而言,通过环箍型检验相当于找到了对于给定假设的必要但非充分的条件,通过枪口冒烟型检验则意味着找到了充分但非必要的条件(Mahoney, 2012)。这两种检验类型也是研究者最常使用的。居于这两种检验有效性光谱两端的则是风吹稻草型检验和双重决定型检验。前者属于具有低水平独特性和低水平必要性的经验预测,通过与否对我们更新特定假说的信息几乎没有太大影响。而后者则完全相反,是一种理想型的检验,通过便意味着找到了充分且必要的条件证明假设,反之则排除假设。但正因为其过于理想,在现实之中研究者也很难找到这类证据,因而往往停留在理论层面。这四种检验及其对验证假设的影响可以通过表 3 概括总结。

由此可见,使用过程追踪法所需要的证据是建立在因果过程观察基础上的。证据根据独特性与必要性可以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型,基于这四种不同类型的证据,产生了四种对应的检验方式。对于这四种检验,我们可以通俗地理解:环箍型检验是寻找必要但不充分的证据;枪口冒烟型检验是寻找充分但不必要的证据;双重决定型检验是寻找充分且必要的证据(双保险);风吹稻草型检验则类似于寻找一些蛛丝马迹式的证据,其重要性相对最低。

三、 个案中的理论检验: 一致性分析法

(一) 在与过程追踪法的比较中理解一致性分析法

为了更好地理解一致性分析法,我们通过将该方法与过程追踪法进行比较,来展示这一方法的关键特征与作用。在介绍过程追踪法时,比奇与佩德森(Beach and Pedersen)特别提出了过程追踪法在应用时的一个变体——“理论验证型”过程追踪法。这一变体看似与一致性分析法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二者在推断过程与基本功能上都存在显著差异。

从推断过程来看,如图 2 所示,同样是基于个案内分析,使用一致性分析法在理论之间的比较往往着力于对关键部分的对比,而无需将因果机制的每个部分展开。相比之下,过程追踪法则要求研究者通过打开 X 和 Y 之间行为与互动的完整链条反复追问“这一机制的确存在吗”,并在对这一问题的持续肯定与否定的回答中完成对理论的检验过程。

从基本功能上来说,过程追踪法通过对机制的每一步检验,最终得到能否建立某种因果关系的结论;而在一致性分析法中,研究者无法对不同理论(因果关系)本身的对错得出结论,而是要确定不同理论对于同一特定事件的相对解释强度(Wauters and Beach, 2018)。换言之,过程追踪法着力于具体理论的内部效度,而一致性分析法则更像是从外部效度的意义上考察不同理论对具体个案的相对解释力。因此,在混合研究中使用一致性分析法进行变量的“剔除”,并非证伪了被剔除理论的因果假说,而仅仅表明被剔除的理论对研究案例而言并不具有较高的解释力。

对于一致性分析法在基本功能上的这一特征,我们可以从反事实框架来理解。通常,在没有证据表明 X 和 Y 之间存在连贯因果链条的情况下,研究者难以对二者的关联程度做出强有力的因果推断。而且,无论观察到多强的规律性联系, 我们也很难完全排除 X 和 Y 的关联不是因为其他因素(Z)的影响,而这也是因果推断的基本难题(Holland, 1986)。一致性分析法的作用在于,在没有可以测试的反事实的情况下,研究者仍然可以比较对结果 Y 的不同解释在证据与分析有效性上的强度。然而,由于毕竟没有进行系统性的因果过程分析,因此,一致性分析法通常不能明确地“排除”或“实证”竞争性理论,而仅仅是为一个或多个理论证据的相对强度做出判断(Blatter and Haverland, 2012)。

综上,一致性分析法的本质在于,研究者要在不同理论与具体案例中寻找理论与案例之间的映射关系。虽然同样是案例内推断的研究方法,但过程追踪法是以检验某个理论的因果内在效度为主,而一致性分析法则是在对具体案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以不同理论的相对解释力作为比较对象。

(二) 一致性分析法如何在个案中检验理论?

关于一致性分析法的主要功能,研究者们给出了基本相似的观点。例如,Blatterand Haverland(2012)认为,一致性分析法的主要目标在于探讨“哪种解释方法提供了更多或(和) 更新的见解”,以及“ 比较不同理论的描述性和解释性的优点”。George and Bennett(2005)同样认为,一致性分析法的基本特征是研究者从一个理论开始,然后尝试评估它在特定案例中解释或预测结果的能力。他们甚至还给出了一种操作化较强的观点:在一致性研究中,研究者使用演绎理论或经验概括生成对因变量结果的预测或解释——如果实际结果与预测一致,那么就可以初步判断理论的解释力度。

由此可见,使用一致性分析法的基本思路是:通过观察抽象的理论预测与具体案例中实际发生情况的一致性程度,辨析何种理论具备更强的解释力度。沿着这一思路, Blatter and Blume(2008)概括出一致性分析法的四个特征。第一,一致性分析法的推断方式并非仅限于原因(组合)与结果之间的预期共变,还包括从理论框架中推导出的广泛的预测或期望范围。第二,一致性分析法通过考察文献中关于案例发展与概念形成的见解,分析客观或外部世界与抽象的有意义的概念之间是否有点对点的关系。第三,研究者需要在抽象概念和具体观察之间进行演绎和迭代,这使得研究者可以充分利用与经验案例相关的丰富信息来推断理论解释的效力。第四,当研究人员从预测和经验观察的非一致性或一致性中得出推论时,需要考虑如何针对特定预测进行权重赋值的问题①。

① 对于如何赋权,Blatter and Haverland(2012)大致区分了三种不同的赋权重方法:第一种是对预测和观察之间的每个匹配和每个不匹配进行计数和平均加权;第二种是考虑给予某些(关键)预测更大的权重;第三种是将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可预测的共变(predicted co-variation)协变作为一致性分析法的关键观察结果。

事实上,除了利用一致性分析法在不同理论之间进行检验与辨析以外,有些学者还试图利用这一方法呈现不同理论视角在同一个案例不同时间线或不同历史切面上解释的互补性。在这一点上,最具代表性的示例便是 Allison and Zelikow(1999)对于古巴导弹危机的研究。这也是在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领域被奉为经典的一部著作。

在这部著作中,两位作者区分了决策制定的三种理论路径:理性行为体模型、组织行为模式以及政府政治模式。在不同的理论视角下,作者分别关注了三个问题:在理性行为体模式下,作者试图回答“为什么苏联决定在古巴部署进攻型导弹”的问题;在组织行为模式下,作者则关注“为什么美国实施封锁”这一问题;在政府政治模式下,作者又将焦点转向“苏联为什么撤出导弹”这一结局。通过不同视角的切换,作者展示了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对这些关键问题的不同理解:理性行为模式主要从两个超级大国的关键利益来回答为何苏联会铤而走险;组织行为模式下的解释则呈现了美苏两国中那些影响和延迟决策(比如进行毁灭性打击)的例行程序和组织流程;政府政治解释则表明,不同派别的决策者之间的权力斗争也影响了事件的最终走向。在整个研究中,作者并未通过可供观察的证据比较哪一种理论对于古巴导弹危机更具解释力,而是从不同的问题“截面”来呈现不同理论解释下可能存在的矛盾,并以具体的理论模式来相互修补这些矛盾(Allison and Zelikow, 1999)。

通过以上对一致性分析法基本思路与功能的概述,可以看出,在个案研究中,提升理论内部效度的最好方式就是将一致性分析法与过程追踪法相结合,充分发挥两者的优势。就一致性分析法来说,正如上文所言,虽然它能够帮助研究者在不同解释之间进行甄别,但是由于在个案中缺乏变量的控制,因此它并不能进行从因到果的严谨推断。换言之,在个案研究中,如果研究者仅仅使用一致性分析法,那么只能得到从“因”到“果”在观察层面的相关性。就过程追踪法来说,其最大优势在于通过对机制的探索揭示因果关系的存在,然而却无法高效地在不同解释之间进行比较与甄别。因此,在个案研究中,将过程追踪法与一致性分析法结合使用,是提升个案研究内部效度的一种理想的研究设计。

四、 理论导向的个案研究: 

结合两种方法的设计思路

如上所述,过程追踪法与一致性分析法在关注点和设计优势方面均呈现不同的关键特征,因此,我们也尝试将二者结合起来,以探讨一种基于二者的混合方法研究设计。

这种混合的研究设计又该如何展开? 我们认为,从理论建构的过程来看①,研究者需要首先对新理论的内部效度进行检验,继而对新理论的解释力进行判断。因此,一个合理的研究设计应当从过程追踪法开始,以一致性分析法结束。沿着这样的思路,研究者可以通过五个步骤展开个案研究。下文将通过一个具体的示例,简要介绍这一混合研究设计的操作过程。

① 从一项研究的进程上来看,我们可以将其大致分为理论形成与理论论证两个阶段。理论形成阶段指的是,研究者在获得研究问题之后,初步找到回答问题的原因的阶段。理论论证阶段指的是,研究者将问题、论点与证据通过结构化的方式进行写作与呈现的阶段。任何一项研究的理论形成阶段都是研究者进行不断试错性探索的阶段,而在这一阶段,研究者往往会对归纳与演绎两种思维进行并用。在这里,“理论建构过程”并非指的是理论形成阶段,而特指理论论证阶段。感谢匿名评审人对这一点补充说明的建议。

在《全球化的时机与次国家福利供给》一文中,笔者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全球化在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福利体系( 陈超和蒙克,2019)? 该文将少案例比较法与个案内分析相结合,出于本文内容的需要,在此仅着重探讨其中有关昆山的个案研究部分。在这一案例中,笔者的核心关注点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认为,后发国家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常常形成效率型供给模式,而为什么在我国昆山地区却形成了保护型的福利供给体系? 为回答这一问题,作者通过五个步骤展开论证。

操作步骤 1: 将原因与结果进行概念化界定。根据作者的理论分析与文献回顾,作者将机制“发生端”的原因界定为“融入全球化时机背后的政治机遇空间”,即地方开始大规模主动进行招商引资所嵌入的政治机遇结构特征;而机制“结果端” 则是“保护型的福利供给模式”,这一模式突出表现在无论是在经济衰退时期还是向好时期,地方的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都实现持续增长。

操作步骤 2: 将因果机制各个部件进行概念化界定。这一步实际是要将因果关系内部的因果机制打开,即将因果过程分解为由一系列部件连贯而成的分析框架(见图 3)。在研究中,笔者将“开放共识”界定为地方政府(县市一级政府)政治精英在对外开放、招商引资方面的一致性态度,“合作主义政商关系”则指在政府与商业集团之间建立起制度化的沟通渠道,“面向产业的福利政策”指的是地方政府在制定社会保障支出等政策时主要考量的是产业发展而非个别企业的优惠。

操作步骤 3 与 4: 检验因果关系与机制。作者在这一部分的关键是寻找特定案例层面的证据,而其中枪口冒烟型和环箍型检验则是最为重要的类型。其中,通过环箍型检验意味着我们找到了对于给定假设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而通过枪口冒烟型检验则表示找到了充分但非必要条件。表 4 总结了作者对因果机制各部件进行的假设验证。

操作步骤 5: 使用一致性分析法尝试剔除替代性假说。这一步是要应对部分替代性假说的挑战。如表 5 所示,作者列举了“工人力量”与“工业化程度”两大替代性假说,并通过一致性分析法检验的基本证据予以排除。

最后,作者基于上述过程追踪法与一致性分析法的结合得出结论:昆山市台协(产业协会)正是依托与昆山市政府建立起的合作主义关系,得以与政府进行实质性的沟通,促使昆山政府在推动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性与帮助性的政策,包括提高福利待遇、增加教育支出、改善当地医疗环境等公共福利政策,最终形成了昆山保护型的福利供给模式。

通过上述研究示例,我们可以充分看到过程追踪法与一致性分析法结合使用的巨大优势。通过两种方法的结合,个案研究不仅能够提供深描式的叙述,而且可以展开逻辑严谨的论证,从而为理论的积累与发展提供可能。

五、 因果推断路径的比较: 

       案例研究有何优势?

本文已经向读者充分展示,过程追踪法与一致性分析法是个案研究中进行理论建构与检验的两种重要方法。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在琳琅满目的方法工具箱中,它们二者与当前常见的其他研究方法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异? 我们又该如何从方法论的角度区分这些差异? 下文将从因果本体、数学逻辑基础、观察类型与推断目标四个角度对计量量化研究法、少案例比较法、定性比较分析法(QCA)、一致性分析法、过程追踪法这五种方法进行简要的比较。

在因果本体方面,以统计计量为代表的量化研究法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是以追求“相关”代替“因果”。近年来,随着双重差分、断点回归等方法的引入,量化研究越来越接近形式上的因果推断,尽最大可能满足有关因果三要素的要求。在这一点上,一致性分析法与量化研究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正如前文所述,一致性分析法聚焦于理论预测与实际发生值之间的差异性,并不进行从因到果中间过程的分析论证,因此其结果只能展示条件与结果之间的相关性程度。与这两种方法截然不同的是,过程追踪法是一种基于机制的因果推断法,强调原因对结果产生影响的全过程;而少案例比较法与定性比较分析法则是着重挖掘因果关系,而忽视对于机制过程的系统检验(游宇和陈超, 2020)。

上述五种方法在数学逻辑基础方面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量化研究建立于线性代数与概率统计的数学思想基础之上,定性比较分析法是以布尔代数为基础的,执行逻辑运算与集合运算,而非线性计算(陈超和李响, 2019)。过程追踪法则是建立在贝叶斯定理基础之上,服从条件概率的基本逻辑。由此出发,五种方法在最终推断目标上也就产生了相应的差异。对于统计量化研究者而言,他们最终关注的是自变量之于因变量的平均因果效应大小;定性比较分析法与少案例比较法挖掘的是导致结果 Y 的必要或充分条件或条件组合;过程追踪法的目标是检验机制各个部件存在的可能性;一致性分析法关注的是预测与证据之间的匹配情况。

从布莱迪等人对于观察类型划分的角度来看,除过程追踪法所使用的证据属于因果过程观察以外,其他四种方法所使用的证据均属于数据集观察类型。在这一点上,或许有人会产生疑惑:为什么少案例比较法、一致性分析法、定性比较分析法的证据类型会与量化研究法的完全相同呢? 事实上,如果我们对这三种方法的使用过程稍加回顾,就不难理解这一问题。无论是在少案例的控制性比较中,还是在定性比较分析法抑或是一致性分析法研究中,研究者在深挖资料之后,几乎都要完成的一个基本工作便是将这些翔实的资料按照变量(或条件) 的不同变化进行转译赋值。在这一过程中,一切深描的资料都会被研究者编码成介于 0 至 1之间的数字。因此,从最终的结果来看,这三种定性研究方法在资料的处理与使用上与统计量化方法并没有太大区别。表 6 对五种方法在四个维度上的异同进行了概要的总结。

① 具体而言,对于难以观察的理论假设,我们可以从理论上的因果关系(并不是核心因果链)中观察其中潜在的现象或结果(案例),从而提供关键性的实证或证伪性证据(Mahoney,2000)。这些现象或结果(implication)通常是伴随因果关系而来的现象,比如彗星撞地球导致恐龙灭绝,那这一方法就是去寻找那个年代的彗星化石等。

六、 小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新华社,2021)在这一指示下,案例研究尤其是个案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然而,如果将“讲好中国故事”仅仅简化为“讲中国故事”,那么,这不仅是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的误解,更是歪曲了学术工作者的职能与本分。鉴于当前国内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领域案例研究中出现的“重叙述、轻因果”的问题,本文指出,未来应当深化一种理论导向的个案研究。在开展这一类型的研究时,过程追踪法与一致性分析法尤其值得借鉴并加以应用。

过程追踪法是一种以识别因果机制为基础在案例内进行因果推断的方法,而一致性分析法是一种通过在预测与证据之间进行匹配从而判断因果解释力的方法。前者有助于研究者进行新理论的建构,而后者则能够有效帮助研究者在不同理论间进行比较。因此,在理论导向的个案研究中,研究者应当将两种方法结合使用,从而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当然,这样一种研究设计并非适用于所有种类的个案研究。具体来说,其主要的适用范围可以通过两个方面来加以界定。一方面,从社会研究的两大传统出发,这种研究主要针对的是在科学主义传统下,以探索与发现具有一定适用性的因果律为主要目标的个案研究,而并不涉及那些延续人文主义传统、旨在追求意义阐释的个案研究。另一方面,根据 Lijphart(1971)的分类,在科学主义传统下,案例研究又可以分为假说生成型研究、理论确认型研究、理论削弱型研究、异常案例研究。根据这一分类,本文所提出的研究设计尤其适用于后三者,因为这三类案例研究都需要在案例内部完成有效的因果推断,而这正是过程追踪法与一致性分析法可以大显身手之处。相反,就假说生成型案例研究而言,其主要形式是通过对一个案例经验与事实的描绘与基本论证,提出一种有待后续研究进行推断与检验的假说,而这就大大偏离了过程追踪法与一致性分析法的目的。

本文的核心观点与主要内容是对中文学界关于案例研究方法的一个有益补充。近年来,中国改革的巨大成就逐渐催生了研究者的学术使命感。在这一使命感的激励之下,学者开始深入思考以中国为案例的研究对于普适性理论的价值与贡献,并由此发表了一系列反思案例研究的学术成果。在这些成果中,学者们总结了过去案例研究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蒙克和李朔严,2019;于文轩,2020),并通过在本体论与认识论层面的反思(陈超和李响,2019;侯志阳和张翔,2021),为未来中国公共管理的案例研究提供了多种思路。然而遗憾的是,虽然读者能够从这些研究中获得思维上的启发,但是依然无从知晓如何开展一项案例研究。本文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遗憾。如果说既有文献回答了“为什么要反思中国的案例研究”这一问题,那么本文则从过程追踪与一致性分析两种方法的角度着重回答了“应该如何开展中国的案例研究”这一问题。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同步思考与发展,才能为中文学界案例研究的发展铺开一条平坦大道。

多数社会行动与结果均是由一系列因素(组合)辅以特定的机制而导致的,这要求社会科学研究者从识别因果关系与厘清因果机制两方面来进行探索(唐世平,2018)。而观点鲜明、结构严谨与逻辑自洽的研究的关键还在于方法的选择与运用。作为一种方法论体系,案例研究在概念挖掘、理论建构与机制明晰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并不局限于在某个学科中使用,或仅仅为某种目标而使用(张静, 2018)。然而,尽管当下存在向经验研究转向的趋势,但无论是在部分学科的发表趋势中,还是在本科生与研究生教学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方法论层面的“重定量、轻质性”、案例研究比较不规范的情况(耿曙和陈玮,2013)。因此,国内社会科学领域在个案分析与跨案例比较研究方面亟须“补课”。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尝试通过介绍并讨论过程追踪法与一致性分析法等案例导向研究路径,鼓励研究者深入理解案例导向研究的价值、规范与设计原理,从而科学、严谨地开展相关的案例导向研究。

编辑 | 常远  李舒敏

排版 | 王书铭

核发 | 梅赐琪

微信推送：2022年第17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