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同志”不可欺

（下图为小振）

中国第一例同性恋扭转治疗案胜诉了，在这背后，原告同性恋者小振的爱与悲伤，你知道吗？

作者：苑苏文、王若遥

实习生：孙云帆

和不少有着相同经历的同性恋者一样，今年初，在父母的坚持下，小振离开广东的家乡后，走进了重庆一家号称能“治疗同性恋”的心理治疗中心。

但和其他人不同的是，接受“治疗”之前，小振提前和在重庆的朋友打了招呼：“如果2小时后不出来就来解救”，他还在口袋里放了一台开着录音功能的手机，“为了发生事情有保障”。

这次治疗更像是一次“卧底”，具有一定医学常识的小振并不认为同性恋需要治疗，另外，这所心理治疗中心的“电击疗法”已经被多次举报，并且被电视台曝光。

在医学界，“同性恋不需要治疗”已经获得公认。2001年，中华医学会修改《精神障碍诊断与分类标准》时，就没有把同性恋简单地归为精神障碍，而早在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正式把“同性恋”从疾病名册中移除。

但在更大范围的人群中，同性恋者“不正常”的观念依旧肆虐，尤其扎根在期盼子女能早日结婚生子延续香火的父母心中，这导致不少号称能够以治疗手段改变性向的心理机构趁虚而入。

花费了500元接受了一次“现在想起来都会抖”的电击后，小振在今年5月把这所心理机构告上法庭。几天前，法院判决涉事心理机构对他进行道歉和赔偿。

开庭当天，“同志”组织在法庭外的行为艺术

这是我国首例同性恋扭转治疗案，作为第一个把非法同性恋“治疗”机构告上法庭的同性恋者，小振认为自己背后站着数不清的被治疗的“同志”。

接受“我报道”记者采访时，小振表示，去尝试电击之前并没有想起诉心理机构，但被电击了一下后，他“意识到了事情的重要性”。而他一位深圳的朋友，每周被电击治疗两三次，持续了一个月后留下了后遗症，直到现在仍然无法正常工作。

“电击无法把人变成异性恋，只会让人精神失常。”小振说，在所接触的同志群体中，尚没有通过心理治疗改变性取向的例子。

在公益组织“同性恋亲友会”执行主任阿强看来，与老一辈同性恋者躲藏起来不敢维权相比，以小振为代表的新一代同性恋者法律意识更强，并且胜诉会让越来越多的同志更相信法制，“这或许能为同性恋群体带来更多改变”。

31岁的小振确实想要更多的改变，在艰难寻找自我认同的人生前27年，他经受的压力和困惑，丝毫不比几次电击来得轻松。

“玫瑰少年”叶永志

“不一样”的童年秘密

嘲笑给小振的童年抹上了一层灰影，他形容自己小时候“乖巧内向”，总被别的同学叫做“娘娘腔”，而更残酷的事情发生在男厕所，小学六年，因为害怕同学的嘲笑，他一次都没有在学校上过厕所。

他把自己的“不一样”深深隐藏起来。“谁都不敢说，谁都不知道。”他语气有些无奈地说：“也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不一样就是不正常，不正常就要被嘲笑。”

在小振看来，这是单一的性别教育对一些特殊的孩子造成的普遍伤害。“为什么乖巧的男生和强壮的女生就要被嘲笑？”他突然从回忆中抽离开，反问到。

小学生中的暴力有多值得重视？小振提到了另外同样因为被嘲笑太“女性化”，而不敢在学校上厕所的台湾小学生叶永志，2000年的一个早上，他被发现死于校园的厕所中，在案件的调查与民众的抗议中，他被称为“玫瑰少年”，进而推动了台湾多元性别教育的立法。

“现在宝岛台湾已经开始推进同性恋婚姻的立法，但是大陆这边大多数人还没弄清楚同性恋是不是一种病。”小振说。

除了不敢上厕所，对同性懵懂的感情也让小振感到不知所措。他的初恋出现在小学六年级，他被班里某位开朗活泼——和自己性格截然不同的男同学所吸引。他坦言当时并不明白那是什么感情，“只是特别想接近”。

尽管最后他们只是成为了“好朋友”，但直到现在，小振每每仍能回忆起坐在对方的自行车后坐上，一起跟着流行歌曲的卡带唱歌的情景。

到了初中，小振对男生的感情愈加强烈，他开始明显感觉到“那不是友谊”。“初一的时候，喜欢前排的一个男同学，有一次和他握了下手，我的心就快跳爆掉了。”小振夸张地捂起胸口，“感觉他的手很暖，和他握手和别人不一样。”

不过对方并没有用特殊的眼光看待他，这让小振的青春期陷入了长久的失落。由于不能和女生走太近，和男生在一起“心里又别扭”，中学那几年，小振形容自己“很孤单，课间就一直坐在座位上，从来没有出去玩过。”

“到后来，他们叫我姐，我也就习惯了。”小振说，下意识地决定深深隐藏自己的“不正常”后，他后来就“随波逐流”了。

这样的经历孕育了他“成为一名心理老师”的梦想，而如果梦想成真，他最希望能够穿越时空，帮助当时被孤独和疑惑笼罩的自己。

“那时候，我特别希望有个心理老师能帮帮我，听我倾诉，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非常希望有这样的人，但没有。”他说。

中国性向少数群体走上街头

父母无法认同的“自我认同”

一次志愿活动中，小振曾画出一条河流代表自己的过去的人生，在他笔下，那条小河由两条截然不同河段组成，中间的分水岭是27岁。

之前，河道狭窄弯曲，布满灰黄的泥沙，之后，河道豁然开朗，水面也变成了明亮的蓝绿色。

27岁是小振作为一名男同性恋者“出柜”的年纪，那时是2010年，他认为自己才“终于艰难地完成了自我认同”。

而直到2002年，小振离开家乡进入大学，他才在网络上搜到了有关“同性恋”的信息，而当他“偷偷摸摸”地在图书馆的心理学教课书上进行查询时，却赫然发现同性恋被归于“性变态”的范畴。

“那个时候虽然认为自己可能有问题，但还是不能接受自己，然后我在心里默念了好几遍‘我不是同性恋，我只是没有朋友而已’才能继续面对自己。”小振回忆，那是他“人生最大的一次打击”。

实际上，在一年前的2001年4月，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就将“自我和谐型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剔除。

对同性恋的科学认知即使在高知识群体中也尚未得到完全普及。性学专家张北川接触过一名名校毕业的医学硕士，这是一位“同妻”（同性恋者的妻子），由于无法忍受丈夫的冷漠，又搞不清真相，这位同妻才向他打去电话。

“她直接就在电话里向我喊出来，质问为什么在学校里没讲过这些。”张北川回忆，当得知自己的丈夫可能是一名“无法治疗”的同性恋者后，这位“同妻”激动得情绪久久无法平静。

2011年，小振在电话里向父母坦白后，得到的反应丝毫不比这位“同妻”更加宽容。“当时电话那边就安静了，没有任何声音传过来。”小振形容当时“就好像时间凝住了一样”，而在那片安静的尴尬之后，电话直接被挂断。

“邻居、亲戚的眼光都无法回避，我也明白他们很痛苦。”小振说，向父母坦白之后，每年回家乡，父母一定会提及的女朋友的问题就变成了“治疗”的问题。

小振不知道父母什么时候学会了上网，当他们在搜索引擎中输入“同性恋治疗”时，琳琅满目的号称“能治好同性恋”的心理机构广告就蹦了出来。

“同性恋不需要治疗已经获得了学界的认同，但这些诊所以治疗手段试图改变性向，其核心是利用社会性向歧视的压迫来搞钱。这是市场经济无序状态时的必然产物。”张北川如此评价这些机构的产生。

“我其实是不相信的，而且我也会认为我的生活还蛮好的，为什么要去改呢？但是如果不去，真的会觉得自己不孝顺，父母都那么老了，还让他们去承受这种压力痛苦难过，所以就去试一下吧，也好让他们死心。”小振如此形容最终“治疗”前的心路历程。

不过，从决定起诉直到宣判，他都没有告诉父母。

国外性向少数群体（LGBT）的“彩虹游行”

爱真的需要勇气

2010年，参加一次行走百公里的公益活动时，小振在山上走了60公里后，突然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出柜”的勇气。

“我终于知道村上春树为什么那么推崇跑步了，跑步就是和自我对话的过程，能让人变强大，充满了信心。”小振并不认为出柜是源于冲动，而是“勇气达到了，我觉得我终于可以面对了”。

还没下山，他就给自己喜欢的一名男性朋友打了电话。

而这位异性恋朋友得知这个消息后，并没有正面回应他，而是和他聊起了一部金·凯瑞主演的美国同性恋题材的电影。

“我特别感谢他。”朋友的态度让小振备受鼓励，“我不奢望他能接受我的感情，他当时没有谴责我，反而能接纳同性恋让我有了勇气告诉更多人。”

从1991年公安部强调不能把同性恋者纳入流氓罪，到1997年我国刑法中流氓罪取消，再到2001年，中华医学会修改《精神障碍诊断与分类标准》时指明不能把同性恋简单地归于精神障碍，进入新世纪，中国社会对待同性恋等性向少数群体愈发包容。

不过，与世界卫生组织正式把“同性恋”从疾病名册中移除相比，在《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中，将“自我不和谐型同性恋”仍属于精神疾病。

“这是2001年学界修改《标准》时留下的一条大尾巴。”张北川说，这仍旧使得一部分同性恋者用法律维权苦难重重。

但对于小振来说，如今是一个有勇气就能获得更多接纳的时代。“我认为梁静茹的那首《勇气》就是写给我们同性恋的，爱真的需要勇气。”他耸耸肩，调皮地笑了笑。

法院在判决中虽然并没有支持小振要求的精神损失费，以及来自搜索引擎的道歉，但却白纸黑字地否认了心理机构对同性恋者进行非法治疗的乱象，让小振认为“足够拿去和各位父母交代”。

这份判决书不止能给小振的父母一个交代，还能帮助其他成千上万的男同性恋者。判决下来的那天晚上，小振和100多位被家人要求治疗的同性恋者在微信上进行了交流。

不过，小振的男朋友并不在其中，他的父母更加年轻和有知识，对于同性恋的儿子能够给予更多包容。

“现在我们很幸福，我很感恩能够在对的时间认识他，如果是在我完成自我认同之前，我们或许能够认识，但不一定会在一起。”小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