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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求是:爱命运带来的所有欢喜和不幸│百花奖历届获奖作品回顾

2016-12-26 钟求是 小说月报

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评选即将拉开帷幕。本届评选办法、选票与《小说月报》2015—2016年候选篇目,已刊载于《小说月报》2016年第12期。月报君将陆续与您共同回顾历届百花奖获奖作品,今晚分享的是第十五届百花奖获奖作品《两个人的电影》精彩片段与作者钟求是创作谈《爱命运》。同时推荐《小说月报》2017年1期选载的夏天敏小说《酒摊》。





爱命运

——关于《两个人的电影》



文│钟求是



除夕之夜,我得到《两个人的电影》被转载的消息,这给节日的晚上添了一些高兴。


大年初一,我的高兴换成了悲痛。八旬母亲在辞掉旧岁之后,突然告别了人世。此前一些天,母亲胃口不好,又患了感冒,力气似乎在一天天减少。不过母亲一直是坚持的,在大年三十,母亲白天上街买了东西,傍晚还穿上了新衣服,所以我放松了警惕。事后才明白,母亲已经在收拾着离别的心情。


母亲是以安睡的方式去世的,没有痛苦,脸上平静。


但母亲的一生是不平静的,她年轻时是一位思想活络的倔强女子,在市公安局工作不到两年,便因为政治事件下放到了一个叫昆阳的镇子(后来这个镇子成了我小说中的昆城),从此一辈子没有消停,收受了许多的苦难。以母亲的经验,她对这个世界是不满意的,甚至是怨的,但她又知道这个世界不少的好,心里是不舍的,也是爱的。


我对着母亲安睡一般的脸,回想着母亲受难劳苦的一生,泪水一次次地滑落下来。我知道,无论是谁,都有属于自己的命运。命运伴着每个人走过该走的路,所以得爱命运,爱命运带来的所有欢喜和所有不幸。


这种对待命运的态度也始终贯穿于小说《两个人的电影》中。两个最普通的人,过着最普通的日子,但他们的生活比别人多了一点点东西,这就是每年两个人见一次面,看一部电影。因为有这么一天在前头等着,他们的心里就有了一道秘密的亮光。这道亮光打在岁月里,岁月便不再平淡,不再难熬。他们就这样走过了一生。命运真是大气又公平的,命运给了他们苦难,同时给了他们安慰;命运给了他们最普通的生活,同时给了他们最独特的快乐。


我有时候想,在眼下这个世俗的社会,有二奶小三,有闪婚离婚,但也必须有最干净的爱情。很多人不看小说了,但总有一些人在看小说的。很多人不看电影了,但总有一些人在看电影的。很多人不讲爱情了,但总有一些人坚持着爱情的。这种爱情与婚姻无关,与时间无关,它只是一种特别舒服的东西,让人安静和安心。


这个小说的发酵点是十几年前我听到的一个真实的小故事。经过许多年的等待,生活中的这段谈资走进了我的小说。小说发表以后,我接到很多的电话和短信,说被小说感动催泪了。一位作家跟我说,一天傍晚他回家见妻子不做饭,坐在那儿哭,他恼火又奇怪,一问才知道在看《两个人的电影》。有趣的是,这部讲述电影的小说还让很多阅读者想到了别的电影,他们联想的电影有《廊桥遗梦》、《山楂树之恋》、《两个人的车站》等,还有一部最新的美国电影《情约一天》。我想,他们的感动和想象能够帮助这篇小说滑行得更远。


同时我深信,文字会形成生命,一篇小说诞生之后也有独特的命运,《两个人的电影》正走着属于自己的岁月轨迹。



中篇小说《两个人的电影》,作者钟求是,原刊《收获》2012年第1期,责编王彪,《小说月报》2012年第4期选载,获《小说月报》第十五届百花奖


作品与创作谈收入《小说月报第十五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集》





钟求是,1964年生于浙江平阳。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经济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大学毕业后从事涉外工作多年,1999年调入温州市文联工作,2009年开始供职于《江南》杂志。1985年开始小说创作,一度辍笔,九十年代中期再度发力。著有小说集《零年代》《谢雨的大学》《两个人的电影》《给我一个借口》《我的逃亡日子》等。作品多次入选各种选刊、年度选本和年度小说排行榜。曾获浙江省优秀文学奖、《当代》“文学拉力赛”站冠军等奖项。有作品被改编为电影和电视剧。现居杭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钟求是《两个人的电影》(精彩摘录)





我是个平淡的人,周围的人都这么认为。记得儿子刚上高中时在作文里说过这样的话:跟许多过气的人一样,爸爸对日子没有狼子野心,每天所干的都是对昨天的重复,他身上几乎没有故事。时间过得快,现在离儿子说这句话已经有不少年头了。我知道,儿子可能忘了自己的话,但他对我的看法没啥改变。


如今,儿子已到了拎着野心到处晃荡的年龄,而我不仅过气,还一天天往老里走了。有时静下心来想一想,自己这大半辈子的确过得粗糙,既没有攒下可以说得出口的产业,也没能把自己的身份弄得有派头一些。我的所有经历往履历表上一放,只能变成简单的两行,一行是小学教师,一行是报亭店主。小学教师是五十岁以前干的事,到了五十岁,我已拿不出精力去对付一教室的孩子,就提前退了休。我找了份不费心思的活儿,卖起了报纸和杂志。我整天安静地坐在一间小屋子里,看着周围摆着的报纸杂志被别人一份一份取走。我觉得,过去教书也好,眼下守着报亭也好,都算是跟书本文字打着交道。因为这个,我好歹给自己拣回一点安慰。


不过,再没出息的人也是攒着年头的,有了年头就有了历史。用书上的一句话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收藏着一部自己的历史。有时我坐在报亭里,看着某个路人平静地买走一份报纸或者一份杂志,正常得什么事儿也没有。可我偏偏想,别看这个人一声不吭,也许心里装着许多事呢,只是不说出来而已。


现在我攒了一大把的年龄,不需要一声不吭了,我愿意把有些话说出来。这些话不是说给儿子或者别的什么人,而是掏给自己听的。我挺乐意对自己说:老昆生呀,你知道你并不像儿子说的那样,身上找不到一点儿故事的。我还乐意对自己说:老昆生呀,你的事一截一截地接起来,得往前伸出去很远呢。



得从三十六年前说起。三十六年前,我二十二岁,生活在一个叫昆城的镇子里。镇子不小也不大,往街上一走,很难遇到什么稀奇事儿,容易遇到的倒是一些不认识的熟脸。那时候我在镇子上的一所小学做代课老师,教孩子们认字儿。每天上午,我得在上课铃声响起之前赶到学校。到了下午,我的脚步会闲下来,松着身子慢慢回家。


我家住在镇子西门外的一个院子里。院子上了点年纪,搁着一堆还算干净的木瓦房,住了十多户人家。因为近着郊区,住在院子里的人物就比较杂,拎开我不算,有做工的,有干农活的,还有当兵的,拿当时好听的话说,工农兵全齐了。


当兵的是大奎。大奎曾是院子里令人头疼的小子,喜欢到处串门蹭东西吃,还喜欢梗着脖子骂人。他初中毕业晃了两年,因为捏着贫农的成分,被送到了部队上。以后遇着过年什么的,都会有人上门跟大奎他爸妈握手,再把“光荣之家”的红纸贴在木门上方。这样过了好几年,突然传来消息说,大奎踩到大运了,提干当了排长。排长显然是个了不起的角色,《奇袭白虎团》里的严伟才是排长,《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也是排长,他们背着驳壳枪,脑袋里净是智慧。大奎的智慧全扒拉出来,可能还不够他们的零头,但拿别的一比,大奎却多了一样东西,那便是女人。杨子荣严伟才到电影结束还没娶上媳妇,大奎在一年半前便拿着假条回家迎了亲。


大奎结婚那天是个星期日,院子里摆满了宴桌,大人小孩发出的各种声音停不下来。中午时分,一群姑娘伴着新娘过来了,院子门口响起鞭炮,又燃起一堆稻草。按着习俗,新娘从稻火上跨过,算是踏进了红火的日子。然后新娘往空中撒了两把糖果花生,那些糖果花生落下来,引得孩子们在地上扑来扑去,闹成一团。在新娘就要走进新房时,她的衣角被一个小孩紧紧攥住了。那小孩挺小,没抢到地上的吃物比较苦恼。新娘回过脸轻轻笑一下,再次往空中扬了一把,又弯了身子把两颗糖果塞到那小孩手里。


我得承认,新娘的回脸一笑让我心里多跳了几下。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若梅。很多年过去,每回我去想若梅时,第一个抢着跳出的总是这个镜头。那天她穿着粉红色的上衣,脸上也是粉红色的。就在这粉红色中,她咧嘴轻轻乐了一下。


结过婚,大奎在家没待几天,又回了部队。新娘新郎有啥话没说够,只能在信纸上说了。接下来的日子,若梅除了学着如何跟公公婆婆相处外,常做的一件要紧事儿便是琢磨写信。看得出来,若梅是个念过几年书还喜欢讲究的人,她很想把信写好,或者说,她很想把日常话儿变成好听的词句放到信纸上。这样一来,隔上几天若梅就会走到我跟前,拿一些疑难的词儿来问我。


若梅看中我,不是因为我有啥学问。我的学问全掏出来赶在一起,也就是一小堆儿。我跟别人不同的是,我有一张纸物,就是镇图书馆的借书证。过个十天半月,我会从图书馆借回两本书来看。我说的书是小说,《金光大道》、《大刀记》、《矿山风云》什么的。那会儿我家人丁多,屋子不够用,我的睡床被升到了楼阁上。楼阁虽有一扇小窗户,但不是宽敞地方,待久了会觉得憋,所以只要不是大冷天,得了空儿我喜欢拎一把竹椅坐到院子的砖墙旁看书。我看书的样子不光进入邻居们的眼睛,有时也会进入他们的嘴里。邻居们说,你瞧瞧,外头那么乱,咱这院子还是好的。邻居们又说,毕竟是当老师的,总还知道读书的好处。


现在,新邻居若梅用着了我。好些次我刚在竹椅上捧起书,她就轻着脚步走过来,把脑子里恍惚的词儿拣出来问我怎么写,譬如说“尴尬”啦、春意盎然的“盎”呀、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茬”啦。我也没有谦虚,合上书本,把封面当作黑板,用手指在上面画来画去。开始时若梅还有些不好意思,问了几回,慢慢就随便了。随便了以后,她问的词儿似乎浪漫起来,譬如“邂逅”、“憧憬”什么的,有时还会要去一句毛主席的语录。


说实在的,我喜欢若梅的出现,喜欢她站在我的跟前看我写字儿。当我手指准备在书本上走动时,若梅的脑袋会贴过来,脸上带着认真。待我一撇一捺写明白了,她就发出“噢”的一声,然后给我一个表扬的目光。有时我写完一个词儿,顺便送出一句解释,那解释要是幼稚或者有趣,若梅会开心地“咯咯”笑起来。在笑声中,我能闻到她身上跑出来的淡淡香气。这香气不仅让我鼻子受用,也让我心里快活。


又过些日子,若梅向我提出借本书看。若梅是另一个镇子上的人,嫁过来后暂时没地方上班,平常除了做家务、织毛衣,就是半个月写一封信,一个月去邮局领一笔大奎寄回来的汇款。这样一算,她空余的时间还是不少。我反正每回借两本书,一本看着另一本就闲着。我把闲着的那本匀给若梅,不过定了归还的时间。两天后,若梅按时把书还给我,说看了一小半,不好看。那是一本《向阳院的故事》,的确不好看。


我对自己有些不满意。那时候我的阁楼上除了一张床,还有一只小木箱。木箱里躲着几本私家书,一般不肯也不能出去见人的。我想了一想,又想了一想,决定这回破个例。第二天,我拿出一本《林海雪原》借给了若梅。我想大奎是部队里的人,《林海雪原》讲的是部队里的事,若梅应该不会说不好看的。只是这本书比较宝贝,离开了自己,我心里不太踏实。


几天后的傍晚,我坐在竹椅上一边翻书,一边在心里猜想若梅会不会过来还书。这时若梅的家突然热闹了起来,那门里先出来一团声音,再出来一团人——原来是大奎他爸和大奎他妈一边叫骂着一边扭打在了一起。大奎他爸虽出身贫农,个子却比较小,平常受大奎他妈管理。有时大奎他爸喝了点酒,就不服管理。不服管理便容易拌嘴,拌嘴多了,免不了也会打个架摔点东西。若梅有一次跟我提起过公公婆婆,意思是他们人还不错,就是力气太多了没地方用。


现在大奎他爸又把多出的力气用来捶打大奎他妈的身体,大奎他妈也不甘示弱,拿两只手揪住大奎他爸的头发。若梅站在旁边使劲拉扯,哪里拉扯得动。吵闹声引来了好几位邻居,我也赶紧凑上去,大家用一用劲,分开了两人。不想大奎他爸一见这么多邻居,觉得不应该马上歇下来,又往前蹿了几次,同时把拳头胡乱送出去。当时我正站在大奎他妈跟前,突然脸上一热,已挨了一拳。我用手摸一摸鼻子,摸到一巴掌的血。我这个人有点怕血,见手掌全湿了,身子一矮,软到了地上。周围的邻居一下子愣住,大奎他爸他妈也傻了。若梅先反应过来,急忙蹲下身抱住我的脑袋,用手一下一下拍打我的额头。接着有人取了水来,用嘴吸一口喷到我脸上。我流的只是鼻血,被水一惊,很快止住了。


这天晚上,我躺在楼阁的小床上,鼻子里塞着一块棉花,脑子里却使劲去回想若梅抱住我脑袋的情景。要知道,她是把我的脑袋抱在她胸前呀,就是说,我的脑袋是靠在她身体最突出最柔软的地方呀。此时我觉得,自己全身最幸运的地方便是后脑勺了。我闭上眼睛,在回想中一点点还原后脑勺和那胸部接触的感觉,那感觉慢慢由虚到实,变成了电影里的近镜头。在近镜头里,后脑勺贴着的是一件碎花衬衣,衬衣里边是一件背心,背心里边是雪白的乳房。这么想着,我身子抖一下,鼻息变粗了。又因为一只鼻子堵着棉花,我不得不张开了嘴巴。


我的脑子停不下来,东拐西弯又想到了《林海雪原》。《林海雪原》里人物不少,但最重要的是少剑波、杨子荣和白茹三个人。如果把这三个人搁在眼下日子里做个落实,不用说,若梅最靠着白茹;大奎跟杨子荣不像,可因为都是排长,可以沾点边;至于少剑波嘛是团参谋长,自己够不着,可我现在愿意把他安在自己身上。一想到若梅是白茹,自己是少剑波,我的鼻息又粗了。


那个晚上,我伴着楼阁里那只昏黄的电灯,乱乱地想了很多。


第二天起床,我突然有点害怕见到若梅了。我担心对着若梅时,自己说话做不到镇定。说话一不镇定,心里藏着的不好念头便容易被瞧出来。接下来的几天,我不再拎着竹椅到院子里看书。进出院子遇着若梅时,也只是潦草地打个招呼。我为自己的匆忙样子找了个借口——马上期末考试了,当老师的当然不能闲着。


又过几日,期末考试结束,学校放了假。刚放假的日子,最躲不过的是热天气。每天吃过晚饭,最有耐性的人在屋子里也待不住,于是院子里乘凉的木凳竹椅多了起来,大家一边晃着蒲扇一边闲话。有人还搬出竹床,躺在上面跷着腿听收音机。收音机的主人喜欢听样板戏,尤其喜欢听李铁梅,所以调出的唱词经常是《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什么的。我对样板戏沾不住兴趣,但我愿意坐在那儿摆出爱听的样子,其实是让耳朵替眼睛打掩护。就是说,我耳朵听的是铁梅,眼睛瞧的是若梅。这时的若梅一般坐在自己家门口,因为没有灯光,她的脸面并不清晰,但我能觉出她的动作和她的神情。她的动作是不停地织着毛衣,她的神情则闲闲的,像是安静中又有些懒散。


当然,日子不会老这么淡着,有时会插进来一点事儿。一天晚上,我照常来到院子里坐下,眼睛里却少了好几个人,若梅也迟迟不肯出现。拐着弯儿一打听,原来邻近的一个村子今晚放电影,若梅伴着两个邻居女人一块儿去看了。那时候近郊一些村子的晒谷场时常放露天电影,但放来放去都是那几部打仗的老片子,算不上稀奇。我心里奇怪一下,问什么电影,有人说是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卖花姑娘》我听说过,知道是哭哭啼啼的电影,挺适合女人看的,怪不得若梅肯去钻黑夜凑这份热闹。我坐在那儿想稳住自己,没有稳住。我起身回屋拿上手电筒,出了院子往放电影的村子奔去。村子不算远,也不怕找不着,因为路上遇到不少赶电影的男女,他们中的一些人肩上还扛着凳子。到了那村子的晒谷场,电影还没放,一只灯泡亮着,满满一场子人一边喧闹着一边听一个人大声说话。那个人在说明为啥放这场电影,还讲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什么的。我提一口气,使劲往人堆里挤,同时让眼睛跑来跑去想捉住若梅的脸。但场子里的脸太多了,若梅的脸搁在里头,就像一本书塞到图书室的哪个书架上,一时不容易找到。这时那讲话的人把话刹住,电影开始了。


我站在人群中静了心看银幕上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声很好听,可卖花姑娘花妮太苦了,她妈妈生着病在地主家做工,妹妹被地主家的药汤烫瞎了。当妹妹抚着烫伤的眼睛大哭时,我的身边响起一些抽泣声。接着哥哥被警察带走,花妮和妹妹跑过去扑到哥哥身上,我周围的哭泣声更多了。正伤心着,我脸上凉了一下,用手一摸,摸到一滴水。我以为自己也哭了,刚悄悄擦去,脸上又凉了几下,这才知道是下雨了。雨滴先是疏的,一粒一粒散着下。人群里一阵晃动,但还能扎住。再过一会儿,雨忽地变猛了,带着刷刷的声响,下得又密又冲。


其实那只是夏天的浪雨,下一阵便会收住。往日一般在傍晚时下,这天拖后了。再说大热天里浇浇雨水也没啥关系,起码还能赚个凉快。但人呀有一习惯,遇上雨就想躲。有人发一声喊,场子便炸了营,所有的人都跑动起来,都不想让雨打着。可晒谷场周边是空旷的稻田,哪有躲雨的地方。场面一下子大乱,有人往回去的路上奔,有人跑向远处的一棵树,还有人在田埂上乱窜。


我就是在这时候担心起若梅的。我怕她迷路怕她跌跤怕她一不留神跑进稻田,我冲到场子中间,用电筒的光柱朝四周溃散的人群划了几下,然后大喊一声“若梅”,觉得不够,又连着喊了两声“若梅若梅”。但混乱中我的声音没有劲道,飘出去几米便被雨水打趴在地上了。我没了办法,只好傻乎乎地站在那儿,站了好一会儿。


那天晚上湿着身子回到家,我冲个澡就上了阁楼。睡过一夜我睁开眼睛,竟觉得昨晚的情形有些虚。站在雨中大声喊叫一个女人的名字,这对我来说真的有点不真实。这种不真实又让我相信,至少若梅不会知道这事儿。


这样忐忑着到了下午,我挑着两只木桶去院子后面的水井,却见若梅蹲在井台上洗衣裳。我没吱声,把水打满了准备把扁担放在肩上。若梅叫住我,让我帮她打桶水,我只好把木桶里的水倒进若梅的木盆里。若梅抬起头看着我说:“昨晚去看电影啦?”我点点头。若梅说:“我也去看了,看不到一半天就下雨了。”我又点点头。若梅说:“你说卖花姑娘后来会怎么样?老那么苦着?”我摇摇头,表示不知道。若梅见我不怎么接话,就收回脑袋开始搓衣裳,搓了几下突然说:“昨天下雨的时候,我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我慌一下,脸上的肉一阵抖动。若梅自顾自说:“也许不是喊我,我听错了。雨那么大,谁这么傻站在那儿练嗓子呀。”若梅还说了几句什么,我乱乱地没听进去。好在这时又来了一位挑水的人,把若梅的话止住。


接下来的两天,我使劲让自己的心静着,但静着的时候,我仍有一个预感,好像要出点什么事儿。这天傍晚,我喝过一碗稀粥,便坐到院子砖墙旁看书。这时若梅从屋里出来,一步步走到我跟前,递给我一样东西,是《林海雪原》。我收了书,没有吱声。若梅也不说话,却指了指书。我翻开《林海雪原》,见里面夹着一张纸条。我大了眼睛,看上面的一行字:我想去一个远的地方看电影,你肯陪姐去吗?


我身子一热,觉得脸上渗出了一层汗。我合上书本,在封面写了两个字:哪里?若梅弯下身子,用手指写道:温州城。我又写:啥时?她写:明天。我刚要点头,她在我耳朵边悄声说了一句:“我打听过了,那里的电影院在放《卖花姑娘》。”





很多个年头过去,我仍要说一句话,若梅那天向我掏出的是个勇敢的主意。那时候一个女人出远门去看一场电影本来就不平常,而让一个不是丈夫的小伙子陪着去显然是件危险的事儿。


当天夜里,我躺在阁楼上又睡不好觉了。我远远近近地想,想明白了一点,若梅去看电影不光是为了看电影,她还乐意跟我待一块儿说说话。从这一点想开来,我又肯定了两点,一是我平日里藏着的心思若梅早就瞧出来了,二是她跟家里的那位排长找不着话。这后一点我心里早有些明白。大奎如果脱掉军装,其实是个粗心又粗俗的人,身上没有太多若梅喜欢的东西。结婚一年半时间里,大奎回来探亲过一次,若梅似乎也没显出特别的高兴。对平常的通信,若梅的兴致也渐渐地淡下去。有一次她跟我说,自己花心思写了很长的文字,大奎寄回来的却是没香没味儿的几句话。我心想这不是大奎不肯说好话,而是肚子里缺着墨水,但这层意思我没说出来。


那晚在阁楼上我还一遍遍翻开《林海雪原》,看那张只有一行字的纸条。我一个字一个字看过去,又一个字一个字看回来。后来我注意到“姐”字。那年若梅二十四岁,大我两岁,不过平时她在我跟前从不自称姐的。我想,她在纸条上用了这个字,是想事先定下姐弟的关系,这样能让两个人心里都轻松些。


依着约定,第二天我起个早一个人先出院子,直奔北门轮船码头。那时候昆城通向外界有汽车和轮船,坐轮船比坐汽车省钱,但花时间。从镇子到温州城,得先坐两个小时的河船,下船后乘江轮渡过一条江,再换一条河船坐三个小时,也就是说,从早饭的时间出发,到城里得是下午了。


我上了船等着,不一会儿船舱里的人多起来。人一多,声音也跟着多了。大家好像都在动嘴巴,一些人讲着话,一些人吃着东西,一些人吐着烟圈,还有一个小孩在哇哇大哭。嘈杂声中,我看到若梅走进来坐在船舱的那一头。今天她穿着白色短袖衬衫和碎花裙子,显得挺素净。我知道我不能走过去跟她坐在一起。一堆人装在船舱里,免不了有眼熟的脸,我们不能不小心些。


船开动了,船舱里慢慢静下来。一个戴着墨镜的瞎子词师敲一通琴鼓,拉开嗓子唱起鼓词。他在唱一个明朝故事,故事里有男女情爱。唱到调皮处,瞎子的声音里透出一些快乐。我远远望一眼若梅,发现她正扭头看着窗外,样子挺安定。我转过身,也开始靠在船窗边看河岸。河岸上有树,有刚插上禾苗的稻田,还有挑着担子或拎着篮子的人。他们的身子慢慢向后退去,越退越远,越退越小。我心里有了逃奔成功似的轻快。


那一刻我哪里知道,自己的轻快是不可靠的。我离镇子越来越远,可离灾难却越来越近了。



到达温州城已是下午两点多,这是个阳光挺猛的时辰,街上的人却不少,自行车的铃声和三轮车的喇叭声响成一片。我和若梅一路上一同上船又下船,下船又上船,不敢挨在一起。现在往陌生又热闹的地方一钻,才凑在了一块儿。我们先进一间饮食店吃阳春面,吃完了顺便向服务员问电影院。服务员说前边就有一家,叫五马电影院。走过去一瞧,那电影院挺气派,一幅很大的宣传画躺在墙上,正是《卖花姑娘》。不好的是买票的队伍特别长,像草绳一样扭摆出去。我们站在队伍里一点点往前挪,挪了大半个小时才挨近售票窗口。买了票一看,两张中竟搭着一张站票,时间是晚上六时整。


此时离晚上看电影还差着一截时间。说实话,我对温州城一点儿不熟,小时候跟大人来过一次,早忘没了。现在既然有时间,就想到街上逛逛,只是太阳烤人,又怕被什么熟人撞见,一时有些茫然。若梅以前也只来过一次,不过挨得近,对城里还存着记忆。她使劲想一想,想到了一个去处,说:“咱们去中山公园吧。”


我们拦下一辆三轮车,说好价钱坐了上去。三轮车的座位比较窄,两只身子放进去便贴在了一起。先前吃面条、走路、排队买票,似乎都在忙碌之中,不觉得有什么。现在静着身子靠在一块儿,我手脚便有些硬,心里压不住地多跳了许多下。好在三轮车夫比较有趣,嘴里吹着口哨,又不时按下怪叫似的喇叭,分走了我和若梅的注意力。


到了中山公园,我们走一圈,看到一些树木、游船和长椅。长椅都不空着,有的坐着人,有的躺着呼呼酣睡的汉子。当然,空气中还少不了蝉叫声和卖冰棍儿的吆喝声。吆喝声提醒了我们的口渴,我们买了冰棍,一边吃着一边去爬公园里的小山。小山真是小,沿着石阶走上去,冰棍儿还没吃尽,已到了山脖子。正要歇一下脚,忽然听到一声招呼,扭头去看,见树荫里坐着一个戴墨镜的瞎子,模样跟轮船上的瞎子词师差不多。我们走近了一瞧,瞎子并非瞎子,墨镜里面有一双打量别人的眼睛,原来是算命先生。那年头到处破除迷信,街面上已见不着算命先生,想不到这里倒躲着一位。算命先生说:“你们两位,嘿嘿,撞见我是缘分也是福分。”未等我们开口,算命先生又说:“你们两位很快会遇着一件难事,若信,坐下来听,若不信,请随便。”不用说,这是算命先生并不高明的开场白,若梅拽一下我的衣角,我们俩撤回石阶继续往上爬。爬了一截,便瞧见山顶的一个亭子。


我们在亭子里坐下。从这里望下去,能看见城里一片接着一片的房子,一眼都看不到边。西落的阳光变得有些黄,铺在所有的房子上面。我心里豪迈起来,很想做点儿什么,譬如将若梅的手抓在自己手里。正走着神儿,听见若梅讲了句什么。我没听明白,拿追问的眼睛看若梅。若梅说:“我是觉得,那算命先生说的其实没错,咱们接下来马上会遇着一件困难的事。”我说:“什么困难的事?”若梅说:“睡觉的地方。咱们不一定能找到睡觉的地方。”我赶紧从豪迈中出来,慌一慌脸说:“咱们住旅馆,开……开两间房。”若梅忸怩一下说:“我说的不是这个,我是说咱们没有介绍信,只怕不让住呢。”若梅这么一提,我才记起衣兜里确实少了介绍信,事先没有想到哩。即使想到了,因学校放了假,一时也开不出来。我想一想说:“咱们就说介绍信丢了。丢钱是常事,介绍信为什么就不能丢?”若梅说:“如果我是服务员,我才不信呢。”我说:“那咱们多给点钱,钱是纸,介绍信也是纸,没准儿能顶上的。”若梅说:“这话只有不出门的人才说得出来,幼稚呢。”我说:“我就不信,人家卖花姑娘那么苦都能挺过去,咱们有钱还找不到办法。”这话把若梅说乐了。她点点头说:“大不了睡澡堂,我知道澡堂不用介绍信的。”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出了公园去看电影。那电影院挺好,不仅干净,屋顶还挂下来许多吊扇,吹得满场子都是风。不好的是我们,只有一张票有座位。我让若梅坐了座位,自己站在旁边的走道上。过了一会儿,我才知道自己用不着沮丧的,因为卖出去的站票真是不少,站着的人差不多把两旁走道占满了。


灯光暗下来,电影开始了。随着银幕上苦难的展开,周围响起一些抽泣声,有人还用手帕使劲擤鼻子。看来这部电影在哪儿都是招人泪水的,只不过不包括眼下的我。我看过电影的前半部分,注意力就有些散。我的目光时不时从银幕上挪开,跑到若梅的座位上。淡光中若梅的脸一会儿暗一会儿亮,亮着时能依稀看见她专注盯着前方的样子。有那么一刻,我脑子里长出一个想法——走过去将她旁边的人一把拎开,让自己坐进去,然后悄悄捏住她的手直到把电影看完。这想法让我高兴又不高兴。我不高兴是因为这想法虽像电影里的镜头,却只能在脑子里放映。


电影快过去一半,我松闲的脑子才慢慢收拢,银幕上开始出现我还未看过的情节。就在这时,座位上站起一个身子走出来,近了一看是若梅。我以为她上厕所,刚要让身,却被她拽一下衣服,说:“你去坐。”我悟过来,摇摇头表示不用。若梅说:“你得去坐。”我还想摇头,旁边有人不满地嘟囔了一句。我只好横着身子走过一排大腿,坐到若梅刚才的座位上。


坐下后我马上觉得,这不是我喜欢的情形。我怎么能自己坐着而让若梅站着。即使若梅为了我愿意站着,那我也应该走过去待在她的身边。两个人站在一起看电影,比一个人坐着一个人站着要好许多。这么想着,我真的让自己离开座位,重新走过一排大腿来到若梅跟前。若梅在暗色中奇怪地瞧着我。我没吭声,迈一步站在她的身后。若梅明白了,也不吭声。过一会儿,她一只手往后伸过来,攥住了我的手。


这是我和若梅第一次拉手。先前我好些次在脑子里握过她的手,但只有现在这一次才是真的。我还知道,她的手一旦到了我手里,我会久久不放的。


那天晚上,我和若梅握着手看完了电影。


电影散场后,我们赶紧去找旅馆,还准备了要两个房间的话。我们先走进一家有点派头的国营旅馆,那服务员一听没有介绍信,脸立即变了,像一块用了很久的手帕。第二家旅馆显得老旧,服务员的态度倒不错,笑眯眯地跟我们聊了几句,又笑眯眯地拒绝了我们。到了第三家旅馆,我们抢先说介绍信丢了,那服务员便怀疑着脸,问没有介绍信有结婚证吗?介绍信丢了结婚证也丢了吗?两句问话便让我们紧着身子逃出了门。


接着我们去找澡堂。澡堂也是要介绍信的,只是似乎可以商量。商量了一会儿,服务员勉强同意了,让我们每人领一张草席去睡觉的地方。所谓睡觉的地方便是歇了业的洗澡堂子,一片水泥地上铺着两长溜儿草席,草席上坐着或躺着一批赤裸上身的男人。见我们进来,许多目光扑过来,落在若梅身上。一个穿着裤衩的矮胖男子大约刚方便回来,一边提着裤子一边扭过头瞪着若梅看。若梅愣了几秒钟,给我一个眼色,我们转身走了出去。


我们到了街上,茫然着不知该往哪儿走。若梅突然说:“要不咱们去中山公园吧,那儿的长椅可以睡人。”我愣一下,马上觉得这是个不错的主意,至少比睡澡堂子好。我说:“其实公园小山上的亭子也挺好,能睡觉还能看城里的灯光。”若梅就笑了,“你这时候还想着掏些诗意。”我说:“掏什么诗意呀,我琢磨着公园晚上到点儿肯定清人,待在山上就能躲过去了。”又说,“只是山上那么黑,怕你害怕呢。”若梅说:“不怕,在澡堂一堆男人中躺着才慌心哩。”


定了主意,我们急忙往公园方向走。到了公园门口买票,售票窗口里的女人提示说,再过半个多小时就关门了。她的话让我们加快了动作。我们走进公园按白天的记忆靠近小山,找着石阶往上爬。夜色暗淡着,但石阶仍是清晰的,爬了一刻钟便抵达山顶的亭子。


这时看看亭子还真是不错,围成一圈的木椅是有靠背的,躺下会觉着踏实。山上蚊子自然不少,但被风一吹,在我们身上应该停不住的。我们松了心,站在那儿看城里的夜色。白天一片片的房子现在变成了散乱的点点灯光,灯光里躲着看不见的内容,造出混沌的安静。这种安静到了天上,就显了干净,一眼望去,都是水洗过似的星星,还有半只月亮。我心里软软的,又跳跳的,像有什么东西要溢出胸口。轻轻看若梅,在暗色中没一点儿声响。我走到她身后,双臂一绕箍住了她。


若梅静着,一动不动。这不动不是空白,而是一种准备,准备着拒绝或者接受。我鼻子不够用了,从嘴里跑出一股股热气,喷到她的脖子上。若梅猛地一转身,双手扒住我的肩膀,用嘴堵了我的嘴。我的身体抖一下稳住。我的舌头一阵没头没脑地忙碌,忙碌中只觉得嘴里的热气出不去了,灌回到了身体内。我的双手开始迷了路似的到处乱窜,从她的后背到她的腰部再到她的胸前。她的胸前虽然柔软,但隔着一层衬衫,这让我双手傻傻的不知所措。很快我的双手醒悟了,解开一只纽扣,再解开一只纽扣,怯怯地按住她的双乳。若梅轻哼一声,身子硬住,硬了几秒钟,身子软了,后退一步跌坐在木椅上。我被她的身体一带,双手脱离乳房,跪在了地上。


现在,我的脑袋停在她的前面,离她的胸部很近。她分开的衬衫回去一些,只露出半只圆溜溜的乳房。半只圆溜溜的乳房颤颤地起伏着,像是要从衣服里挣出来。我双手一捋,让她的衬衫从肩膀两旁滑下,两只乳房跑了出来。我的嘴巴愣了愣,像是在两只乳房之间犹豫一下,然后扑住了左边的那只。若梅身子向前一弓,双手抱紧了我的脑袋。很快我感觉到了她身子的扭动,她的手将我的嘴巴向右边的乳房推去,在那儿停留片刻,又缓缓向下推去。我的嘴巴经过她扁平的肚子,到达了腹部。虽说隔着裙子,但我能闻到湿润的青草气味。我被那特别的气味差不多弄晕了,就闭上了眼睛。眼睛一闭上,若梅的喘息声明显响了,急急乱乱的,还带点儿颤动。


突然,若梅惊叫一声,喘息声停住。


我奇怪一下,睁开眼睛往上看。我瞧见若梅双臂使劲护住胸部,几团光柱同时在她的脸上晃动。我的眼睛一下子变大,猛地调过身子,见亭子外站着三四个人,他们的手里都拿着手电筒。





人是有命的,以前不信,现在我信。


许多年以后,我仍会记起公园小山上那位算命先生说的话。他挺直接,说我们很快会遇着一件难事。当时我和若梅都以为难事的“难”是指“困难”,不久才明白说的是“灾难”。那是个看上去有些窘迫的男人,眼睛躲在墨镜后面,不像是一位智者。但事后想想,他说得挺有准头。


遇着灾难的日子从此成了我一生中最特别的日子。把那个日子放在日历上,是一九七五年七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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