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湾区：开启湾区经济跨越发展新征程|企鹅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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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人口增长强劲，空间分布呈核心-边缘结构

人口是湾区经济活力最重要的要素，也是最核心的资源。截至2020年，数据显示粤港澳大湾区人口总量已经达到8584.9万人，占全国人口的6%，占东部地区人口的15.23%，保持逾3%的年均增长率。人口密度从1999年的577人/平方公里，增长至2020年的1535人/平方公里，增长近3倍，以深圳、香港为主的珠三角核心区仍是人口集中区。从人口年龄结构来看，大湾区内除香港65岁以上人口比重达18%，超过全国平均水平（13.5%）外，其他城市均低于全国水平，并且，深圳、广州、东莞、珠海、佛山、澳门等15-64岁的人口比重都超出全国平均水平（72.5%），劳动力要素较为丰富。

2 / 经济发展规模与效率持续提高，产业结构差异较大

从粤港澳大湾区的地区生产总值、人均量以及劳动生产效率来看，湾区经济呈现持续稳健的增长趋势。2000-2020年均GDP增速达8.39%，尤其是2006-2015十年间增长最为迅速，近五年来增速放缓。湾区核心区域的发展水平最高，并且港澳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显著高于内地九市。

从产业结构来看，截至2019年，湾区整体的产业结构比例已经达到1.25:33.35:66.40，已经形成了“三二一”的产业结构，但从各市的分布来看，港澳两地的第三产业占比均高达90%以上，而珠三角九市2019年的三产结构比例为1.64:41.26:57.10。港澳与内地的产业结构存在较大差异，内地城市的第三产业仍有较大的上升空间。大湾区在高新技术产业和企业发展方面遥遥领先，尤其是在电子信息行业和计算机行业。作为中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粤港澳大湾区汇聚了众多领先的数字经济企业。

3 / 科技创新实力位居全国领先水平

科技创新是湾区发展的核心动能。从研发投入资金、科研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人才队伍以及科研产出情况、企业的科研创新以及政府政策扶持方面综合考察，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创新实力不仅位居全国领先水平，全球范围来看也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在资金投入方面，粤港澳大湾区的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的投入强度在2017年已达到2.9%（不含港澳），远超过全国水平的2.19%，同时也超过美国的2.8%，达到世界上排名前列的发达国家水平。

4 /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高地

2020年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全球前25的港口中，中国占据9席，其中3席位于粤港澳大湾区，占据1/3，依次为深圳港、广州港和香港，且排名位居前列。从进出口额来看，大湾区外贸增长显著，包括2000-2008、2010-2014、2016-2018三段增速高峰。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外贸下降。2020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值达46462.60亿美元，其中湾区占比高达44.14%，进出口占比分别为45.91%和42.73%。

1 / 经济总量、结构与效率

湾区经济体量占所在国家比重较高，美国两大湾区占据美国经济比重14%，日本的经济更是有高达39%来自东京湾，粤港澳大湾区占据中国的经济比重也超过10%，达到12%。

在经济总量方面，粤港澳大湾区位列第三，并且与东京湾、纽约湾的差距较小。增速上看，粤港澳大湾区位居第一。但人均量来看，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远远低于世界其他主要湾区，约为东京湾的1/2，不足纽约湾的1/4和旧金山湾1/5。

在产业结构方面，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东京湾区的第三产业比重均显著高于粤港澳大湾区，三大湾区的第三产业占比都超过75%，处于向服务经济和创新经济的转型升级阶段，而粤港澳大湾区的第三产业占比为66%左右，并且港澳地区与内地城市之间的产业结构差异显著。在数字经济领域，全球主要城市数字经济竞争力TOP10中，纽约湾、东京湾、旧金山湾的核心城市分别排名第1、第5和第6，而粤港澳大湾区未有城市上榜。

2 / 科技创新水平与质量

粤港澳大湾区发明专利总量从2015年起开始居于四大湾区之首，并与另外三大湾区逐年拉大差距，截至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明专利数量分别是东京湾区的2.38倍、旧金山湾区的5.72倍、纽约湾区的8.16倍。粤港澳大湾区PCT专利总量（106424件）在四大湾区中位居第二，仅次于东京湾区（145173件）。但是大湾区发明专利的施引率仅0.75，PCT施引率仅0.34，均处于四大湾区尾部。

3 / 基础设施与开放度

在港口、机场、网速等开放性基础设施以及经济指标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居于前列。从机场客运量、机场货运及航空邮件量以及港口货柜吞吐量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居于四大湾区之首，远远超出其他三大湾区，分别是超出第二名2.49倍、第三名2.81倍和第四名9.77倍。但在人口等核心关键的流动要素方面，粤港澳的国际性和开放度与其他三大湾区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1 / 面向全球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

湾区的一大核心特征就是开放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格局也是建设发展国际大湾区的必备条件之一。尤其是涉及人口、资金等要素流动方面，湾区越开放，要素流动越频繁，越容易产生集聚效益、降低成本。世界主要湾区均具备开放发展的地理优势和社会经济优势。世界主要湾区都具备众多深水良港，形成了沿海港口群，利于发展外向型经济，也成为全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以全球的资源要素为自身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数字技术能够超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一方面极大程度提升湾区的开放水平，如基于互联网、云平台的数字贸易扩大了生产、产品、消费的市场范围，数字经济创造的新技术、新业态、新平台也拓展了开放的空间，提升了服务运输、数据传输、物流配送的效率。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精准、实时、海量等特征也对湾区在更大程度上的开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 创新成为湾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创新是国家在经济转型驱动时期的关键，也是湾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比如，旧金山湾区以大学师生、科研机构人员、企业家和风投家为创新核心圈层，在科技-创业-创新之间形成密切关联，并依托教育科研资源培养并聚集全球人才，培育了如苹果、甲骨文、脸书等全球知名品牌。东京湾区同样重视创新的力量，如京滨工业带依托自身独有的产学研体系成为湾区内的产业研发中心，研究型高校众多，既为产业输送了高素质人才，又为产业的创新提质提供了巨大的驱动。

3 / 突破行政边界构建跨界协调机制

世界主要湾区的跨界协调机制发展均较为成熟，统一的顶层设计和规划管理是实现湾区内各城市、各部门协调发展的基础，这一经验值得粤港澳大湾区借鉴。比如，纽约湾区通过顶层设计和统一规划推动湾区内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一体化发展，包括宏观层面的顶层规划以及各城市短期规划与长期规划的动态跟踪与修订。数字化也推动了纽约的城市规划与治理。2013年，纽约成立了数据分析市长办公室（MODA）负责搭建纽约市的数据管理和共享平台，打破各部门的数据壁垒，可以实时、精准、高效地整合各类资源，提高城市管理和治理的水平与效率。

4 / 构筑科技驱动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世界主要湾区的第三产业占比都显示出较高的水平。现代产业体系的构筑上可以利用高科技成果，尤其是依托数字经济，数字化赋能传统产业，实现工业智能化，将传统产业转变为未来产业，促进传统产业的升级。如利用数字经济下的工业互联网，将传统云平台与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结合，精准、实时、高效地采集、分析数据，打通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更灵活地响应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减少时空距离导致的生产决策滞后带来的生产成本。

5 / 利用数字科技推动公共服务质量提升与均等化

公共服务与民生关联最为密切，也是城市服务的焦点。比如，旧金山湾区凭借其有序分层的高等教育机构，联结高度发达的科技型产业系统产生了产业聚集和经济辐射效应。线上教育、远程教育迅速发展，如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大学联合提供了一系列的网课以及相应的虚拟大学学历，推动区域性、甚至是世界性的学习型群体的形成。

1 / 数字技术助力大湾区实现战略定位

自地理大发现和大航海时代以来，在工业化、全球产业链分工和跨国贸易的驱动下，以开放和创新为主要特征的传统湾区经济得到迅猛发展。当前，以数字技术为主要内容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迎面而来，数字技术“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未来湾区经济的发展方向一定是打造面向更高水平开放和更深维度创新的数字湾区，即数字技术在湾区经济的发展中起到基础性和引领性作用，数字经济成为湾区经济的主导形态。

数字湾区一方面依托互联网结构开放的特征，另一方面能够发挥湾区地理开放的优势，最大限度实现信息、人才、资本、资源流通的便利，是我国湾区建设的现实需要[4]。根据国务院印发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是“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这五大战略定位指明了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发展的方向和基调。而通过打造数字湾区，可以为实现这五大定位提供强大助力。

未来数字湾区应当包括如下十方面基本特征：数字组织高度活跃、数字技术前沿领先、数字产业生态繁荣、数据要素充分流动、数字贸易高度发达、数字创新持续涌现、数字人才层出不穷、数字素养不断提高、数字设施全面普及、数字服务精准高效。其中，数字贸易高度发达是数字湾区区别于的重要因素。

2 / 以数字技术提升产业发展质量

一是推进数字产业化。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发达的信息产业、通信产业、计算机以及软件行业的规模优势和技术优势，发展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经济重点产业。尤其要发挥好粤港澳大湾区本身具备的产业优势，如电子信息制造、软件与信息服务、半导体与集成电路、智能机器人、区块链与量子通信等数字产业集群。借鉴世界主要湾区高度集群发展产业的经验，以广州、深圳、佛山、东莞、肇庆为核心，协作分工、优势互补，共同构建门类齐全、链条完整、辐射力强、面向全球的数字产业集群。

二是发展产业数字化。利用数字技术赋能已有的产业。如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新一代信息技术，打造电商平台，挖掘零售业、制造业新的发展突破点，扩大生产、销售、消费等市场。对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实行智慧化管理和控制，加速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新技术在如金融、医疗等现代化服务业领域的应用，实现传统产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

三是重视相关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以高校为阵地实现数字技术相关专业的集群式发展，尤其要利用好香港的优势教育资源，并积极吸引海外科研人员、以香港为枢纽联通内地与全球，聚集世界人才。同时利用好内地如广州、深圳的数字产业优势，构建内地与港澳一体联动的产学研体系。

3 / 建设大湾区公共服务云平台

建设统一、高效的湾区大数据公共服务云平台，推进互联网+和政务创新。其中，利用数字技术推进城市的数据感知网络、云计算支撑平台和智能服务门户的搭建，以及覆盖金融、交通、安全等领域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城市数据库建设，形成“全域覆盖、一体统筹，资源共享”的粤港澳综合治理平台，新一代信息技术手段广泛运用于监管治理各环节。推进智慧城市群的建设，围绕“城市大脑”，加快推进智慧教育、智慧交通、智慧医疗等智慧应用建设。实现城市服务、管理和社会治理的有机统一，缩小公共服务质量的区域差异，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利用数字技术推动公共服务资源，尤其是与民生关联最为紧密的教育和医疗资源的共享，基于物联网和大数据技术搭建的远程医疗服务、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发展线上教育、远程医疗、AR医疗、完善分级诊疗机制等，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医疗教育资源，提高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运用数字技术，拓展社会主体、市场主体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渠道，减少因信息壁垒导致的公共服务效率低下的问题[5]。

4 / 完善数字基础设施

数字经济时代，云计算、大数据、数字化、5G、区块链是发展的重点，以新基建为代表的数字基础设施为湾区的数字化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公共事业和公共服务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如对传统的公路、铁路等物理基础设施进行智能化升级。二是建设以数字中心、基站等为代表的信息化设备。加快宽带网络、5G网络等建设，同时加强对传统铁路、机场等地的智能化设备配置，为后续技术发展提供数据收集、传输、沟通、分析的硬件基础。大力建设绿色数据中心，加快推进边缘计算中心、超算中心等多元协同发展，为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算力资源[6]。

5 / 数字技术助力推进建立跨界协调机制

粤港澳三地不仅存在行政区界限，也存在巨大的制度差异。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发展需要构建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来打破行政边界和制度差异带来的壁垒。香港中文大学肖耿教授（2021）[7]创造性地提出“特区中的特区”的创新思路，允许香港和深圳的合资格企业或分支机构可以进入彼此区域内，并按当地（进入地）的法律、监管与货币来运行，建立一个双体系可以在同一个物理空间并行的试验区（即“特区中的特区”），以此来发挥两个体系的优势，促进要素资源的充分流动与高效配置，但又不会冲击彼此的制度体制。这一创新思路为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利用数字技术推进经济方面的一体化市场与公共治理方面的互联网+智慧政务服务发展，促进城市经济与公共治理水平的提高，提供了借鉴。

要素市场方面，通过三地数据跨境开放共享及安全管理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资金、商贸物流等跨境流动，利用数字资产证券化手段，促进无形的创新要素的价值流通，形成开放有序的数据要素交易市场，破除数据自由流动障碍瓶颈，以此为依托打通三地桎梏，形成统一开放、高效透明的一体化市场。

6 / 数字技术为扩大开放提供新途径

世界主要湾区无一例外是世界经济发展、要素集聚的高地，是全球瞩目的焦点，具有强大的国际影响力和全球话语权。粤港澳大湾区同样需要提升对外开放程度和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影响力，这也是信息社会背景下发展数字经济的必然要求，数字技术也为扩大对外开放、提升国际影响力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思路。数字技术支持下的信息数据共享平台有助于汇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两种资源，并将国家和地区的影响范围扩张至全世界。

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优势，立足湾区，面向全球，推广数字经济相关技术、产品以及标准。利用数字经济加速金融开放，将湾区作为扩大数字人民币的试点区域，探索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应用从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建立“数字丝绸之路”等平台，利用数字技术进一步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与协同发展。推动数字技术在广东自贸区的广泛应用，打造“数据自贸区”，推进“智慧码头”建设，加强5G、区块链赋能，AI智能理货、AR智能远程查验等功能的完善、建立基于区块链技术基础上的智慧港口群，构建涉及金融、物流等多业态的港口开放协作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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