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总书记的向忠发当然不会再做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他很快将代表工作交待给新的中共代表瞿秋白和张国焘，然后与新的政治局委员蔡和森、政治局候补委员李立三先行转道欧洲回国工作。

8月底，向忠发到达上海，并于9月2日开始正式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上台伊始，向忠发就做了几件颇值一提的事情。一件事是开除了刚刚选出的新的政治局常委蔡和森的政治局常委和委员的职务。开除的原因是因为蔡和森出席六大前曾一度接手顺直省委工作，因思想“左”倾且经验欠缺，造成顺直党盲动主义问题严重，而省内又出现极端民主化倾向和对中央的严重不满情绪。根据刘少奇和陈潭秋9月10日的调查报告，蔡和森于15日正式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主动申请免除自己的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职务。尽管与会者在蔡和森等人的处分问题上均表示了看法，但大主意显然要向忠发来拿。对此，向忠发毫不客气，断言顺直党的错误大部分应由蔡和森负责，主张“对他的处罚同意本人的意见，即公布错误，退出政治局”。同时认为：“此事不好好解决，新中央的生命就要断送一半”。会议当即根据向忠发的意见做出了一系列有关的决议。

另一件事就是指示秘书潘问友起草和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在这份根据向忠发意见起草的长达九千字之多的文件中，他一方面强调应当反对种种不正确的观念，包括过于重视合法运动，或者害怕群众产生幻想，反对一切合法斗争；忽视农民的革命作用，或者专注乡村工作，受农民意识所支配；轻视反帝运动，或者把发动群众的工作纯粹寄托在反帝运动上，主张以反帝运动来掩护阶级斗争，等等。另一方面，他也突出强调了必须坚决反对党内小资产阶级意识的问题。他所列举的党内小资产阶级意识的表现有：极端民主化倾向，小组织倾向，以个人意气、个人攻击代替反机会主义斗争的倾向，雇佣革命的倾向，消极怠工的倾向，以及机械地规定指导机关工人成分的比例，甚至盲目反对一切知识分子的倾向，等等。其意显然在宣示自己的施政纲领。

还有一件事就是提议中央兼江苏省委的工作。在逐渐熟悉了中共中央各方面的工作之后，向忠发明显地希望能够尽快地做出成绩来。为此，他大胆地提出了一系列组织上变革的设想。像总工会并工委、宣传部并农委、军部取消并组织部，政治局下设军事委员会，甚至中央兼江苏省委的工作，等等。这些建议基本上都得到了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赞同，然而以中共中央来兼江苏省委的工作，在国民党严密统治的上海毕竟具有极大的冒险性，因此受到一些中共领导人的怀疑，尤其是受到中共六大前负责江苏工作的项英的反对。但向忠发声称：“我们受了六次大会的重大委托，我们如何来实行？新中央工作至数月但有多少成绩呢？我们深深感到组织上是一个问题，的确感到工作方式之错误。我们每天都要喊中心工作，全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是上海，……中央兼江苏可给一般同志以很好的影响，同时群众的情绪可以很快的反映到中央来。”因此，他一意坚持，根本不听项英的意见，并当面指责项英对江苏的问题总是带有感情色彩，断言江苏的工作要有起色，“中央兼江苏才是唯一的办法”。由于向忠发的这一提议，江苏省委与中共中央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以至中共中央不得不接连开了十几次大小会议加以解决。而向忠发的意见，也只是在周恩来从外地回来后提出了极为充分的反对理由，并得到几乎所有领导人的支持之后，才极不情愿地放弃了。不过，他仍旧相当固执地表示：“放弃我的主张是可以的，但并不是豪（即周恩来—引者注）说服了我”。

显然，从处理这些事情可以看出向忠发的工作作风和政治局成员对向忠发的态度。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向忠发并不是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只会人云亦云的人。这个人脾气暴躁、思想方法简单，不大能够听得进他人意见，远不是那种可以轻易做别人傀儡、当挂名总书记的人。不仅如此，他也确有一定的政治观察力，有相当程度的语言表达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做事决断，很想做出点成绩来。因此，政治局多数领导成员虽然是知识分子出身，对他也还是比较尊重的。就是同样工人出身，同样脾气暴躁的项英，事实上也得让他三分。即使是对被后人通常视为向忠发的主心骨的李立三，他也一样不客气。如1929年1月底李立三起草过一个中央通告，说明当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主要任务，公开提出了他几个月来一直宣传的一个观点，即认为，南京政府所代表的是民族资产阶级，而美国因为与英、日两国有矛盾，正在极力支持南京政府保持和平与稳定，因此中国资产阶级的统治正趋于暂时稳定，军阀战争不会马上到来，在这种情况下，目前党必须把如何战胜改良主义的问题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对于李立三的这种看法，向忠发一直持有异议，因此当即宣称：李立三的说法有很大的毛病，美国同样是帝国主义，不能说它与英、日有什么区别，中国资产阶级虽然有稳定的企图，却绝没有稳定的可能，即使暂时的稳定也不可能。虽然此一通告因其他领导人基本赞同而向忠发不能不批准下发，但他实际上并不服气。结果，两个月后，共产国际2月的指示信中对中共党内的这种观点提出了明确的批评，向忠发立即大翻其案，批评李立三过高估计美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右倾的危险”，并且声称中国同志在政治分析上普遍存在一种缺点，就是往往因为统治阶级修了一条马路，就对统治阶级作过高的估计，认为改良主义很厉害。不难看出，说向忠发是李立三的傀儡，完全不着边际。

当然，李立三在向忠发作总书记期间确实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只是，李立三之所以有如此机会，也是向忠发的原因。原来，李立三在六大时不仅不是政治局常委，而且不是政治局委员，他只是政治局的候补委员。是向忠发开除了蔡和森的政治局常委和委员职务的决定，才为李立三的迅速晋升开辟了道路。并且，当1928年10月4日政治局会议正式追认9月15日常委会关于解除蔡和森的职务的决定后，又是向忠发提议由李立三递补因蔡和森退出政治局常委及委员的缺额。于是，在周恩来等政治局委员回国后，李立三就正式接替蔡和森成了中国党内举足轻重的4位常委之一，担任宣传部长兼党报委员会主任。

李立三早年留学法国，政治活跃，思想敏锐，文字及讲话能力均较强。他从1922年起就长期从事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担任过各种党和群众组织的领导工作，有相当的实际工作经验。但李立三一向较为偏激，1925年“五卅”运动中作为上海总工会负责人的他，就曾因激烈地主张发动武装起义而受到过指责。1927年12月广州暴动失败之后，他作为中央代表，在处理暴动善后工作中又因严厉打击知识分子干部，不顾事实地坚持要搞第二次广州起义而受到批评，影响了他在六大中当选中委。基于这些情况，李立三在初任政治局常委职务时，还比较注意务实。他之所以能够得出诸如美国对华政策与英、日不同，南京政府代表民族资产阶级，而民族资产阶级一年多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正在取得明显进展之类的观点，正是观察问题比较实际的结果。但想不到又被总书记批评为过高地估计统治阶级，因而带有右倾的危险。共产国际对向忠发的看法是事实上的肯定，又促使他重新走向偏激，认为：中共六大所强调的反对盲动主义的任务已经完结，中国党的盲动主义客观上已经失去其存在的基础，已经到了不动的程度，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是“如何消灭右倾危险”，甚至“不能既反左又反右”了。

共产国际在1929年也提出了“反右倾”的任务，但那是7月份的事了，正式传达到中共更是4个月之后的事了。而向忠发提出必须把“反右倾”当作唯一的任务，则是在1929年3月间，可算是有先见之明。作为党的总书记，极力反对所谓党内的右倾危险，甚至宣布说“左”倾盲动倾向已经不复存在，其结果自然只能使党的领导层日益左转。说李立三是在这种条件下日益“左”倾，当不为过。当然，所谓“立三路线”的形成，向忠发还有更直接的作用。

向忠发率先提出反右倾，这本来可以成为一种政治资本。却不料，当11月底共产国际关于“反右倾”的决定传达到中国之后，共产国际驻上海的远东局竟通过了一个决议，指责中共中央还“左”得不够，因此犯了右倾的错误。这真是天大的冤枉。向忠发知道后，立即强烈地批评远东局“是一贯的右倾的错误，吹毛求疵来指责中央，掩饰他们的错误”。在与远东局接连三次面对面的争论不得结果之后，中共中央当即提出了书面的抗议，并上报共产国际控告远东局。但在处理与远东局争论的问题上，向忠发自知不仅自身能力不及李立三，即使周恩来也不如李立三能言善辩。于是，中共政治局作出决定，将一切有关与远东局争论的问题统统委托李立三去处理。紧接着，因政治局确信“国际对中国的情况有些隔膜”，又派周恩来于1930年2月底前往莫斯科汇报工作，组织部工作亦交给李立三代管，从而使李立三有了充分展现其才能的条件。

当然，“立三路线”要想形成，还需要共产国际的“批准”。向忠发一心想做出点儿石破天惊的大事业来，因此他早就在主张尽快地“动”起来了。共产国际关于“反右倾”的决定，正合向忠发的口味。正在中共中央讨论如何贯彻“反右倾”精神之际，共产国际1929年10月指示信又到了。这封信中关于中国革命已经开始进入高潮，“已经可以而且应当”立即开始准备实行夺取政权的革命行动的说法，确实更使人热血沸腾。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不进则退，不左则右。中共中央迅速通过决议，表示完全拥护。而后，李立三又很快提出了一整套令人眼花缭乱的关于中国革命进程的设想。这一套革命设想的基本内容就是，中国革命已经到了通过一省数省的首先暴动再夺取全国胜利的阶段，而中国革命的胜利必然紧接着世界革命的爆发。因此，不仅共产国际应当批准中共立即开始发动夺取武汉的总暴动，而且苏联和共产国际也要准备采取进攻路线，配合中国革命。

不过，如果说李立三提出的这一整套进攻路线的要害是“左”的话，那么这时最“左”的却未必是李立三。因为事情很清楚，至少最早在中央里面主张消灭右倾危险的，并不是李立三，而是向忠发。尽管在构建革命宏伟蓝图方面，向忠发的想象力与李立三相比确实相形见绌，但在过高估计革命力量而不是过高估计敌人力量方面，向忠发毕竟从不后人。当李立三还在那里含糊其辞地说什么：“革命高潮一天一天接近来到我们面前”时，向忠发则直截了当：“如果明天有几万人上街，就可说是革命高潮到了”；当李立三还在那里主张要在文件上肯定存在着革命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以免下级发生“左”倾时，向忠发则明确主张：“取消‘斗争发展不平衡’一句”，事实上到处都有胜利可能；当李立三强调现在实际上只是农村存在明显的革命高潮时，向忠发更是表示“我绝对不同意”，称“这样说足以使一般同志观念动摇，将革命分作两个东西，忽略城市无产阶级领导，只简单看见了几个枪杆子、赤卫队”。中国革命早已不是李自成、张献忠和洪秀全的时代，“如果特别看重农村，那和洪秀全时代有何区别？”必须指出：“农村与城市不是两个东西”，由于无产阶级斗争之兴起并正在发挥领导作用，因此城市斗争更尖锐。

向忠发和李立三究竟谁走得更远，不是一目了然吗？

（节选自杨奎松著《民国人物过眼录》，四川人民出版社，2013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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