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古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分布面积12平方千米，距今已有5000至3000年历史，是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现有保存最完整的东、西、南城墙和月亮湾内城墙。三星堆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昭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
其中出土的文物是宝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在中国的文物群体中，属最具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和最富观赏性的文物群体之一。在这批古蜀秘宝中，有高2.62米的青铜大立人、有宽1.38米的青铜面具、更有高达3.95米的青铜神树等，均堪称独一无二的旷世神品。而以金杖为代表的金器，以满饰图案的边璋为代表的玉石器，亦多属前所未见的稀世之珍。
2021年3月20日，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中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已出土了500多件重要文物，其中3个坑中发现有象牙。3月21日，三星堆考古“上新”继续进行中，4号坑一根重达100多斤的象牙被完整提取。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大量重要文物，保存完整的东、西、南城墙和月亮湾内城墙，但目前已发掘的面积只占遗址总面积的2%左右。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四川广汉县发现器物埋葬坑，挖出大量玉石器，从而揭开了三星堆神秘面纱的一角。三星堆遗址真正大规模发掘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其内涵丰富的器物埋葬坑吸引了世人的目光，向人们展示着一个独特的古蜀国文化的遗存。2001年金沙遗址的发现为我们进一步解读三星堆文化提供了可能。《天赐王国》叙述了四川广汉三星堆文化发现、发掘始末以及近年来与三星堆文化密切相关的金沙遗址的发现与发掘过程。
我真正接触和了解三星堆文化，是在1996年遗址内两个著名的祭祀坑发现、发掘之后。由于这两个坑出土文物的特殊性与重要性，当时在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引起了极大震动。此后不久，四川有关方面在广汉召开了一个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我有幸被邀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之后几年中，又受四川省文物考古部门之邀，前往三星堆发掘工地和博物馆参观考察过几次，对遗址与出土文物的面貌、性质以及发生发展的源流等等，有了进一步了解。围绕这个文化主题，我也曾做过一点专门的研究。岳南先生在这部书稿中所涉及的一些人与事，特别是对三星堆遗址历史源流与文化方面的描述，我不但不感到陌生，应该说还比较熟悉，并有些亲近感与亲切感。正是由于这部作品活灵活现的描述，引发了我的思绪再次向三星堆和曾在那里工作过的朋友们飞去。记得在1997年那个炎热的夏天，我曾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写的名著《三星堆·祭祀坑》写了一篇简短的序文。这篇序文和1986年在广汉召开的那次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基本上代表了我的观点和心声。我曾这样说过：根据三星堆这个地方所出的陶器、陶片来看，它们的最早期肯定已经到了相当于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时期，至少可以到龙山文化的晚期。因为有些陶片同中原龙山文化陶器口沿上的作风完全一样。从现场观察和从图上看，三星堆遗址很有可能是一个古城遗址，它的规模比之于在中原发现的其他商城也毫不逊色，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是值得特别重视的。如果三星堆真的是个城址，首先碰到的就是时代问题，讲到时代就同遗址的文化期有关系。所以，文化分期是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前一个时期，以四川学术界为首的众多学者把三星堆文化分为四期是可以的，但是否还可以再细分或合并呢？我就不敢说了。谈分期一般总是以地层为依据，而地层又是不能与分期画等号的。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要有一个较长时间的实践与研究才能够下最后结论。如果不把分期的问题解决，那么，关于其学术价值等一系列的问题就不好定下来，例如城址的问题、遗址的性质问题、祭祀坑的问题以及铜器问题等等，都不好解决。三星堆遗址的绝对年代究竟为公元前多少年？这是个说不准的事情。但是，在这一个地方发现就证明有它的延续性。所以，这个遗址的发现、发掘对于探讨这一个地方的文明起源，或者国家起源等问题，都是很重要的。我曾对四川考古界的朋友们说过，只能从三星堆遗址这个地方来考虑，不必更多地同中原去联系。就是说，我们已经发现了很重要的遗址，工作就从解剖这个遗址开始。我看了几次之后，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有很大的可能性，而这一问题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自然是很重要的。从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可以追溯巴文化、蜀文化的起源，探索它是怎么形成和发展的。从全国来讲，这么大的一个城址的发现是相当重要的，即在中国考古学领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绝不可轻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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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岳南先生是在1996年国家组织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学术讨论会上才真正相识的，当时他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办公室所批准允许的唯一一位全程采访并执笔写作这一“工程”的记者兼作家。在“工程”研究论证的五年多来，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们相识相知并在心灵上有所沟通。其间陆续读过岳南本人或他和他的朋友合写的、在社会上流传甚广并好评如潮的《风雪定陵》、《万世法门》、《复活的军团》等描写考古发现、发掘的纪实文学作品，让我感触良多。通过交谈得知，岳南并不是学历史或考古出身，他在大学攻读的专业是文艺学。但由于自小对历史、考古有很大的兴趣，加上后来在北京求学有了一些条件和机遇，他自1990年便开始有意识地接触历史文物考古界，并试着地把历史文物考古与文学结合起来开始写作，结果取得了较大的成功。这种走史学、考古学、文学相结合的路子创作出来的精神作品，被国内外评论界命名为一种新的“考古文学”，而岳南和与他合著这一批作品的朋友，也自然地成为中国开“考古文学”先河的第一批作家。从他初次尝试到现在已逾十几年，现仍在考古与历史这个园地和这方沃土里乐此不疲地来回奔波，并一直笔耕不辍。从岳南的创作体裁、创作方向与矢志不移的创作精神以及所取得的累累硕果来看，我得到一个体会，即古人所说的学贵有继，学贵有恒，学贵有志。而重要的是志，但志在人，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作为人，必须有志，必须是一个有志于将整个身心投入事业的人，才能耿耿忠心结出丰硕的成果。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凡有心志的人必然能成就一番大事业，创造出一番大辉煌来，这部作品的出版，或许就是有志者事竟成的再次印证和权威诠释吧。